爱国之恨法西斯爱国主义的心理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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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恨法西斯爱国主义的心理分析

引言——爱国情感的崇高与复杂：

爱国情感因其强大的动员力，能够吸引从伟人到恶棍的广泛欣赏，释放从崇高到邪恶的各种欲望冲动，爱国情感背后的复杂心理动因亟待探讨。

...1

爱国与权力崇拜...2

自我的空洞、分裂所导致的同一性焦虑和存在性焦虑VS文化提供的看似稳固统一之群体化身份概念...2

附：

社会群体性身份的吸引力——以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受害者为例...5

爱国之恨...6

法西斯爱国主义与对（他）人的蔑视、憎恨、杀戮...8

余论...12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利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踏过如山的尸体建立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

——《异端的权利》【奥地利】茨威格

引言——爱国情感的崇高与复杂：

爱国情感因其强大的动员力，能够吸引从伟人到恶棍的广泛欣赏，释放从崇高到邪恶的各种欲望冲动，爱国情感背后的复杂心理动因亟待探讨。

当西方学界对“爱国”这一成因和作用极复杂之现象的心理学、哲学乃至语言学研究不断进展之际，多数国人仍视之为不证自明的高尚情感。

如果我们仅仅将“爱国”看成一座心灵高峰，视为一种超越功利而显纯粹的追求，便忽视了趋同表象背后的复杂基础。

爱国者的崇高形象与光辉业绩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片段，笔者无意否认其伟大，然而，当各色爱国者共同燃起这片夺目火焰时，作为燃料的绝不仅仅是高尚的情感，还有自我内心的挣扎冲突。

我们很难从美妙的火光中剥离出纯度不一的组成部分，就像心理医生无法用手术刀将人格中善恶参差的各部分分别解剖出来一样，但这种整体的诱人不妨碍（甚至可说需要）我们去分析助燃爱国的“化合”成分，唯有如此，才能将爱国心态建立在一种完整健康而非分裂偏执的人格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培养的不是那种在自我欣赏之中丧失了对生命真正尊重的纳粹分子或日本法西斯式的高浓度爱国者，不是固执于对异类人的刻板歧视中因而嗜好侵略与杀戮的人，而是具有了健康心态的个人与国家。

因此，对爱国者的情感共鸣、文学讴歌与对爱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人格运作结合产物——的（超）个体心理分析之间并不矛盾，而前者通常掩盖了后者的重要性，导致某些人士异化的爱国情感恶化（而非修复）了人格错位，乃至酿成法西斯主义的疯狂浩劫。

我们不要忘了，所有的军国主义者——从二战中日本和德国的军阀到古罗马统治者，都在爱国的美梦之中将无数生命推入了毁灭之门，这种对生命的憎恨与毁灭欲绝不仅限于那些被他们征服、迫害的民族，而且“惠及”他们口口声声热爱的同胞人民！

常被爱国主义光焰所遮蔽的一个事实是：

在激情四溢的爱国者中，既有理解他人痛苦，尊重并同情生命的个体性，也有很多渴望着战争、杀戮、征服的权力崇拜者。

笔者想要强调是，一个人自我感受的爱国热情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人格健康程度的参考值——这一点在举国民族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更易被忽视。

我们需要在一个更深的、诸如存在性焦虑、同一性焦虑、价值性焦虑等层次上去探求爱国对人的深度意蕴，不能将对爱国主义的心理学研究与“反对爱国”简单划等号。

爱国的热度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人格上优于他人的标志。

另一方面，读者也切不可误认笔者将爱国等同于人格疾病，笔者想要说明的是，爱国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但因其强大的动员力，能够吸引从伟人到恶棍的广泛欣赏，释放着从崇高到邪恶的各种欲望冲动。

再者，本文也力求剖析德意日法西斯这类残害人类之病态爱国主义背后的人格病灶。

[1]

爱国与权力崇拜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

“集权国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奴隶。

”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专制国家或独裁领袖更倾向于使用民族或国家的神圣性、一体性作标榜，以这种极易被各阶层人民普遍接受、既简明又崇高的观点来动员群众，并悄悄将之引向对统治者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并由此转移统治者遭受的社会内部抗力，将社会潜抑的愤怒、不满向外引流，指向一个真实或假想的敌人，与此同时，则常常抬高军人的地位、作用与荣誉感（这同样有利于巩固独裁统治），当条件成熟时，便积极推动国家、民族与被丑化的“敌人”之间的摩擦，制造外部紧张与仇外环境，以此吸引民众的视线，增加群体对于军事强人、民族领袖人物的凝聚力。

这一方法还有一个政治疗效，便是使那些关注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难以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

在这方面，希特勒带领德国走上反犹屠杀、战争甚至崩溃的历史便是一个由“成功”而致自灭的案例，法西斯德国经常宣扬的一句话就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

希特勒等法西斯政治家极擅长将民族一体感、崇高感引导向一种崇拜、服从领袖的政治体制，而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常常与邪恶的独裁统治以及崇拜权力的人格结构互为表里，此类政治家内心对权力的崇拜、对自我生命弱小性的憎恨在狂热的爱国文化中找到了为独裁统治辩护的理由。

而这类野心家也善于利用民族、国家之类的幌子为自己掌握绝对权力、杀害不同意见者和弱小者提供依据。

不论在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把服从国家等同于服从领袖。

意大利法西斯党便明确规定，领袖墨索里尼的意愿是“不容置疑的法律”。

“法西斯分子要永远牢记领袖的教导，‘忠诚、服从和战斗’”。

1933年，德国一名修道院长顶住政府的压力，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

“如果国家理智本身成为国家行动的最后准则和法律的源泉，那么国家的自我神化必然导致奴役人民，使人民成为国家机关的无权玩物。

”然而，随着德国民族情感狂热的升温和希特勒权力的无限膨胀，德国人民连这样的权利也没有了。

纳粹官方振振有辞道：

“有谁敢对德意志人民的胜利和战争权利说三道四，引发怀疑，必须马上抓起来。

”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极权人物，是习惯以祖国、人民、民族、种族之类共同体的名义来行使自己的独裁权力，将本国和世界人民拖入战争、死亡与苦难的深渊。

自我的空洞、分裂所导致的同一性焦虑和存在性焦虑VS文化提供的看似稳固统一之群体化身份概念

（这一部分的第一段文字可能大部分读者读不懂，笔者发誓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想来想去这段话放在其他地方不太合适，请大家不要担心，这段文字可以放在最后读几遍，达到哲学系或心理学系研究生水平的人应该能看懂）

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言，人通常在幼年的家庭生活中获得其社会化自我同一性焦虑的早期“形式”——对于某些人格缺陷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分裂的整体、空洞的实在，是一种在双重压抑中双重分裂的主体，随着个人社会生活的扩大与升级，幼儿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受文化意识形态支配的学校教育、宗教教育、聆听故事、以及其他渠道的信息接受，使自我在文化中再次被“结构”，由此社会化的主体获得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意义内容——成为了被文化赋予了某种属性的“我”（此“我”的意义在结构出此意义的特定“文化”语法中得到定位（按：

笔者将文化视为一种广义的语言[2]），在与其他意义（对立统一的）差别中获得自身），获得了文化整体语境下，由特定意识形态语言（即文化）所建构的身份外壳。

此时，主体仍然是空洞的、分裂的，但这种缺乏内核的自我却在不同的（包含历史、政治、宗教、世界观、经济等要素的）环境中获得了看似清晰真实的形式（外壳）——用社会化身份来表达的标签，这种貌似稳固的外在形式掩盖了“自我感”内在的空虚与混乱。

因为这是一种指向人之“类”的被语言和概念结构出的抽象身份——其意义并非内源性的，而是语言性的文化按一定的意义分配规则所指派。

在语言文化所熏陶的环境中，人把自己作为某种人“类”的承载体来认识，将自己辨认为本类身份的成员，通过共性的身份来解释自身：

如自己归属某一优等的种族；或属于更大群体中的上层人士（如贵族的身份）；或是某种“神圣”宗教的教徒（相对于异教徒）；或是某个（如印度的）种姓。

由此人在文化中讨到了掩盖自我空心化的身份招牌——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实存与统一——它掩盖了自我感之真实“内核”的缺失，并放纵其恶化。

相比于“人化”的自我在家庭中形成时的第一次异化[3]，其在文化熏陶中又接受了“正常性”异化——因为这种异化被其所处的文化推崇甚至强制，他通过异化的方式成为了文化认可的正常人。

由此人在丧失了幼童期“前能指”[4]的混沌不清的存在感之后，不得不依赖形式的同一性而获得逃避“存在性焦虑”和“（自我）同一性焦虑”的“群体化”的个体身份，依彼此的差别而获得了自我可执著的社会文化性身份标签。

如此人在超主体的语言/文化所赋予的人之“类差别”中，可以向着意识经验的狂乱大海中“抛锚”——以便在经验中固定一个虚假的核心（主体）——这个主体处于海面/“意义”（它的形式是空洞的所指，它的质料是能指所必然设定的幻像性所指，能指与所指严格来讲既不相同，也不相异，而且这两者以及它们构成的整体也非静态的）之网的颠簸流转中，牢而不固，因为它将那根既拯救、又束缚了自我的铁锚抛向了水面下看不见的深渊。

它看不见自我的根基究竟在何方，也不需要看见！

因为这很可能需要付出摧毁性的代价：

或者以“自沉”的方式脱离意义之海看似清晰安全的表面，在一种宗教家、艺术家的高峰体验中、或者在精神异常状态中“体达”自我（超越了自我和他者、主观与客观、能指与所指等二元对立后的状态）；或者将自我之锚收回海面，接受意义之海中自我的漂泊命运。

将自己归入一个伟大的国家、民族或种族之类群体，使背对着虚无/死亡之绝壁的自我能暂时栖身于他急切寻找的存在感与确定性中——一种由文化提供的稳固的、自我同一的身份性概念，尤其是当此类身份被贴上自大的标签——如强大、优等、高贵等属性时。

不论在法西斯德国或意大利、还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古罗马共和国，对国家身份的自豪感与自我陶醉的国家沙文主义形影相随——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被吹捧为上等的精英群体，而其他劣等的群体则需要被征服乃至消灭。

由此，由自我空虚、分裂、压抑所导致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潜在需要：

自恋与自憎便从内外两个方向都得到了减压的管道。

笔者会在自己的其他文章中陆续谈到，人至少有两或三种比较基本的焦虑：

存在性焦虑、同一性焦虑、价值性焦虑（按：

其常被西方学家并入存在性焦虑），这三者[5]可以形成一种貌似一体，但又各有偏向的人格动力。

人在与他人互动的成长环境中，从他人那里获得对立统一的“自-他”结构中的自我同一性，这种类型的自我同一性成为许多人“人格自我”的基本结构。

这种人在自我之中寻找他人，通过他人来抓住自己的存在。

人很可能在其精神历史的早期就被撕裂，在面对撕裂物的疼痛与惊讶过程中，他撞见了本来无法撞见的自身。

依靠着“他人”的映照，许多人获得了自我确认过程中难能可贵的落锚点，然而，“他人”又以否定“前自我同一性焦虑时期”混沌未分感的方式威胁自我的存在，吞噬着“不属于”自我、但却似乎来自其源头的残存物。

而这些残存物也只能以缺失的方式表达自身，因为一旦它进入思维所依赖的符号概念世界，则既不真实，也不虚无。

有时，它令人恐惧，恰因为它也令人感受到不被允许的喜悦。

另一方面，已内在化的他人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他作为一个类而存在，为他所唤起（拯救？

）的那些空洞的自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固的共性身份，成为逃避内心焦虑、分裂的可怜依靠。

这种内在的“他人”既要使自我空洞化，却也无法丧失空洞的自我。

因此对此类人格特征者而言，自我在其深处便是破碎的，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破碎理解为几个事物之间明显的裂缝，毋宁说，分裂的双方依赖于空洞的对方而形成一种彼此“背返”的动力过程，将对立的空洞结构成似乎实在的整体。

人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了社会化自我的某些较原始的形式，成为了“初级社会化”主体。

但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述，对很多人来说，他发现自己作为人出现时只是一种象征着权力角逐关系的空洞形式，人发现了自己，但无法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

更危险的是，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空洞自我也不是稳定的、绝对自我同一的，相反是分裂矛盾的、内在他化的，人无法通过向低级生命的倒退来逃避发展中遭遇的此类异化，只能向着更复杂的领域积极寻觅内在缺失的自身。

这一过程在半主动、半被动的情况下展开：

孩子被家长带入学校、教堂、戏院乃至当代的电视、网络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