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人引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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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人引水

水上人引水

　　[编者按]自16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人和欧洲各国商人向东拓展，澳门作为广州甚至中国的唯一外港。

是外国商人涉足中国的第一块洋面与陆地。

历经数百年的华洋交易与交流，较诸中国绝大部分的地区，澳门可说是在很久以前就已被卷入全球化的体系中。

到底在这长时段里所发生的宏大而多向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对澳门及其所属的香山地区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本专题的四篇文章。

分别从负责带洋船入口的引水人的生计、个人的社会升迁与流动、地方社会的军事资源与动员能力、乡村里的民居与物质景观等几个方面，展现澳门及其邻近地区在这教百年全球化的过程中所经受的体验与冲击，如何细水长流具体而微地改变着本地民众的生活。

　　（本专题四篇文章皆为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主持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的子课题[项目批准号：

11200―4223188]的阶段性成果。

）

　　[摘要]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华南的洋面开始，澳门及广大珠三角地区的船民。

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而有所影响。

本文集中讨论16-19世纪间专门为欧美来华贸易船只担任“引水人”的船民的状况，探讨在这个长时段的华洋贸易的过程中，这些在中国社会的格局里往往被视为地位低下的船民，会接触到什么外国的事物，有怎样的交流机会，以及这些经验对本地社会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关键词]澳门　引水人　华洋贸易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14-08

　　曾几何时，珠江三角洲的洋面，很可能响起过这样的歌曲：

　　女唱：

门口有坡摩哆菜，兄哥，唔声唔盛走埋来；

　　男答：

壅菜落塘唔在引，姑妹，二家情愿使乜媒人。

　　女唱：

番鬼识当唐人坐落，兄哥，哥歪二字赶哥兄台；

　　男答：

番鬼花边唐人打印，姑妹，有心聊我莫向聊人。

　　女唱：

番鬼推车钱银世界，兄哥，无钱大缆搅唔埋：

　　男答：

番鬼膺中厘戥秤，姑妹，当初唔肯莫应承。

　　女唱：

番鬼洋烟唔可食，兄哥，食烟容易戒烟难：

　　男答：

番鬼洋烟从无炼，姑妹，丹心来共妹痴缠。

　　女唱：

番鬼月头四个礼拜，兄哥，但逢礼拜要哥开：

　　男答：

番鬼膺中未有打印，姑妹，送完番鬼去送唐人。

　　这类在书面上称为“咸水歌”，民间唱者也称为“姑妹歌”的调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珠江三角洲的船民中流行诵唱。

船民用对答的方式，循着一定的调子和格律，因应情景，即兴创作；也有一些是在艇上谋生的歌女或妓女演唱的所谓“时款”歌词。

尽管以上引用的这一段，乃出自一本印刷出版的曲本，但从歌词的用字和内容来看，似乎没有经过太多文人墨客的加工。

这段歌词。

除了表现出男女（可能是妓女与顾客）互相调戏的情景外，还反映了“番鬼”在船民的世界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似乎，这位歌女或妓女接待过的客人，既有“唐人”，也有“番鬼”。

铸有“花边”的“番鬼银”，对她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她自己和她的祖父辈，不知收过这种花边银多少个世代了。

她甚至懂得几句“鬼话”，所以她说“番鬼”“sitdown”（识当）之后，便要那位唐人兄台“goaway”（哥歪）。

那“有钱使得鬼推车”的华洋杂处的商业世界，与珠三角船民的海洋世界，不但不是“大缆搅唔埋”（毫无瓜葛），而且更是息息相关，存亡与共。

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这-片洋面开始，珠三角的船民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他们的生活，也因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官府因应中西贸易情况而订定的规例、中葡双方在海权方面的交涉而受到影响。

他们的世界与世界观，也随着澳门数百年来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

　　一

　　在16-19世纪华洋海上贸易的格局中，珠三角的船民担当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引水人”（英语称为“pilot”）。

有关珠三角洋面引水人担负的重任，PaulVanDyke在其TheCantonTrade一书，已专辟一章详述。

VanDyke指出，对于欧美船员来说，从澳门到虎门再进黄埔这一段航程是异常险要的，非有本地人作引水人不可。

早在一本1569年出版、以葡萄牙语著述有关当时中国情况的书籍中，便提到一个在澳门为葡萄牙人作“pilot”的中国人，在被中国官员盘问与其有涉的葡萄牙人有否进行海盗活动时，如何口不对心，见风驶舵。

这个“pilot”很可能就是“引水人”。

该书作者GaspardaCruz（?

-1570年）神父属天主教道明会（OrderofSaintDominic，叉译作多明我会），约在1555至1556年间到印度西岸和马六甲设立传教团，于1556年在广州逗留了数周，其在广州所得的印象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见闻便成为他撰写这个“中国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及早通过民人对外商进行监控，亦属海防一大要务。

澳门同知印光任在乾隆九年（1744年）议曰：

“洋船进口，必得内地民人带引，水道最为紧要，请责县丞将能引水之人，详加甄别。

如果殷实良民，取具保甲、亲邻结状，县丞加结，申送查验无异，给发腰牌、执照准充，仍列册通报查考。

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给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驰禀报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文通报，并移行虎门协及南海、番禺，一体稽查防范。

其有私出接引者，照私渡关津律，从重治罪。

”未几。

由于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窦”，引水人需领牌才能执业的措施，又在嘉庆、道光年间屡屡重申。

　　从外国商人的角度出发，聘用引水人则是生死攸关之事，要知道，一旦触礁船毁，不但通商无望，更有性命之虞。

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在19世纪外国人出版的一本名为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粤语文选》）的学习粤语的工具书中，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许多日常用语外，还专辟一章名为《引水章程》。

较诸中国官方的记载，这份英文、汉字、拉丁化粤语拼音并列的《引水章程》，其内容更详尽也更具地方性。

该章程开宗明义便说：

　　各国客商来粤贸易，船到见岸，必请熟识水路之人，方敢进港，因山水口深浅不定，是以必请外洋带水，其带水之人，即今之渔艇是也。

　　据VanDyke研究，当欧式船只的承载量和吃水深度与日俱增时，珠江口沿岸和岛屿四周却由于沙泥冲积而变得越来越浅，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

每年从欧美来华的船只不但没有因为路途艰险而减少，更从18世纪60年代约20艘左右倍增至19世纪40年代约300艘。

在这种情况下，欧美船长更不得不依赖本地船民作引水人，而引水人也因为欧美船只数量日增而生意不绝。

这种局面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蒸汽轮船在珠江洋面上逐渐通行才出现变化。

　　二

　　18世纪英语世界出版的曾踏足中国的欧洲航海家游记，每当提到他们的船只打算先到澳门再进广州时，都会讲述如何在伶仃洋上物色本地船民作引水人的经历。

据1769年往广州的WilliamHickey所述，引水人有“seapilot”和“fiverpilot”之分。

所谓“seapilot”。

应该就是又称为“outsidepilots”（中文世界称为“鱼引人”）的引水人。

这类引水人引领洋船经“MacauRoad”（澳水路）进入澳门，是毋须向中国官府取得执照的。

因为没有牌照的缘故，他们也不能继续带领船只经虎门进入黄埔。

垄断这些引水业务的，无疑是熟悉水性、平日大多以捕鱼为生的水上人，他们在海上的群体组织力量，实不可小觑。

1742年10月，由GeorgeAnson船长领导的Centurion号从台湾以南出发，往澳门方向航行，在11月初临近澳门的某个夜半，正在守候至天明时，极目四望，皆为中国渔船，Anson才赫然发觉，Centurion号正身处在几近6000艘中国渔船当中，每艘渔船由3至5人操持。

Anson说，此情此景并不稀奇，越往西走，就会发现沿岸几乎都布满渔船和船民。

他们最初也犹豫是否应该找一个船民当向导，未几因为越来越多渔船靠近Centurion号，便决定姑且一试。

Anson说：

　　我们决定试试给他们展示几个银元，引诱他们一下。

对于各阶层各行业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最具诱惑力的饵。

可是，我们无法引诱他们上船，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指引。

我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跟他们沟通，只能用手势，其实，我们已经不时说出Macao这个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之理解为另一个词了，因为他们有时会向我们提起一些鱼示意，我们后来知道，鱼的

　　中文读法跟Macao有点类似。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Anson只能靠自己继续航行。

到了11月5日半夜，Centur~n号终于靠近中国大陆沿岸了，这时候，Centurion号所在的洋面，仍然满布中国渔船。

到了凌晨2时左右。

Anson看见在Centurion号前方的一艘渔船有人在摇着红旗和吹号，最初他以为对方是向他们示意附近有浅滩或愿意提供导航服务，后来才发现这艘船是在发号施令，号召全体渔船回岸。

Centugon号在驶经LemmaIs-1and时，Anson他们尽管仍然无法请得一位中国渔民给他们任向导，但至少有一个人用手势告诉他们如何驶经LemmaIsland附近最深水处。

到了9日凌晨4点左右，情况终于有了转机，Anson说：

　　一个中国引水人登上我们的船，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跟我们说，他愿意给我们导航，收费30元，我们马上付他，并马上准备起航。

未几，好几个引水人陆续登上我们的船自荐，并且出示他们之前曾经提供过导航服务的船长的证明。

不过，我们还是请首位登船的那个中国人导航。

此时，我们知道已离澳门不远了。

　　在这名引水人的带领下，Centudon号终于在11月12日平安抵达澳门。

　　除了用手势与外国人沟通之外，引水人似乎也能看懂外国船员用火炮发出的信号。

1779年，Cap-tNnJ0hnGore领导的Resolution号在经过LemaIslands（应该就是LemmaIslands）后，认为当时的风向十分适合航行至澳门，就放了一炮，以炮火的颜色表示他们需要一个引水人。

这样的信号马上吸引了4艘中国船来争夺这宗生意，结果，他们的船长选择了第一个到达者，以30元的价钱，让他领航穿越?

胱?

（Typa，今写作Taipa）。

未几，居然有另一个引水人强行跳上Resolut~n号上，坚持要由他来领航，甚至马上掌起舵来，并对帆手发号施令。

扰攘一番后，两个引水人终于达成协议，把收入对分。

不过，当船只顺风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引水人便说海潮与船只正逆向而流，CaptainGore等人不久便觉得这个引水人有误导之嫌；翌日，这位引水人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离澳门不远时，引水人说无法前进，这很可能是他们作为讨价还价的借口，为免遭其胁迫，CaptainGore干脆把他们辞退，自己按照上文所述的GeorgeAnson船长和苏格兰地理学家AlexanderDMrymple（1737-1808年）等航海家记录的路程和绘画的比例有限的航海图行驶。

在当时前往中国的欧美航海人员的笔下，许多引水人都懂得要点讨价还价的伎俩，而他们也不愿意任人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记载、航海图、现场的勘察、实际的操作经验，以及运气，就成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欧美航海人员的依靠。

　　三

　　大海固然往往是波涛汹涌，珠三角许多河道与大海相连，且水网复杂，航行亦不容易。

到达澳门后，外国船长便需要向驻守前山的中国官员聘请一个领有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带领他们穿过虎门进入黄埔。

从香山县衙设在前山的军民府处取得执照的“澳门引水人”，有责任向中国官员报告他们登上的外国船只的船长的名字、其代表的国家、船只的武装情况、船员数以及货品情况等。

船只抵达虎门税馆后，官员会再亲自核对引水人呈报的资料是否属实。

上引《引水章程》有云：

　　既入了山水口，或寄泊鸡颈头或沙沥或伶仃，船已湾泊，即雇艇埋澳，或自驾三板到澳，叫带水请牌，报明商梢多少，火炮多少，各项乌枪剑刀火药弹子多少，或米或货，报明领牌，带水方能引船入虎门。

驾船入虎门，此际带水出入口，工银六十元，以循照上日章程也。

　　若到虎门，必须寄泊，带水埋虎门炮台呈验船牌，验明何国船只，装何货物来粤，俟带水回船，方能进虎门。

　　某些例子更显示，引水人会向船员三番四次查问船上是否有外国妇女，以防她们越过虎门进入广州。

因此，这些“引水人”在以引水谋生的同时，也是粤海关控制外国船只进入珠江的一类把关人。

这类“澳门引水人”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WilliamHickey所说的“riverpilot”了。

1769年，WilliamHickey找到一位riverpilot后，用了大约30小时才平安抵达黄埔。

据VanDyke统计，18世纪60年代获军民府发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共8名，他们为所有的外国船只提供服务，到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则共有22名。

引水人是须要付牌照费的，据资料显示，某引水人在1823年所付的牌照费为西班牙元600元。

有些引水人在外国航海人员中甚至小有名气，据某外国船的航海日志记载，19世纪20年代“澳门最佳引水人”是一对分别名为“Assee”和“Attii”的孪生兄弟。

　　临近黄埔之时，欧美船长便需要通过引水人雇用一些在夜间挂满灯笼的本地舢板，发挥进一步的领航作用。

据VanDyke统计，18世纪60年代时，较大的欧美船只须雇用30至50只这类发挥拖行和浮标作用的舢板（towandbuoysampans），到了19世纪初期，已增至70至80只不等。

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这些舢板的收费均为每程西班牙元1元，因此它们叉被外国人称为“dollarboats”，这应该就是《引水章程》中提到的“笃水船”了。

《引水章程》谓：

　　入虎门一路亦有深浅，必须雇笃水船数只或十余只，每只价银一元，若到蚝墩浅口，笃水必先头竖立物件，以为暗号，洋船看见，便知浅处而过蚝墩。

　　已过蚝墩浅口，又到大蚝头，该处有鱼头石，亦要笃水先行竖立物件为号，以便于过石口也。

过了石口，才到黄埔，泊稳船只，带水方能离船，往各关口报明何国船只进口贸易。

　　这意味着除了引水人之外，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船民，驾驶着大小船只，在这中外贸易的浩瀚汗洋中分得一杯羹。

1828年12月，某外国船长聘用了一个引水人，在驶近黄埔时，该引水人提出要找6只小船负责标记礁石的位置，再找10只负责拖行洋船。

船长认为付后者4只船已经足够。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为安全和效率计，他还是跟引水人妥协，以每只l元的价格雇用这些小船，他认为，这个引水人是会从中剥削的。

为了雇用这些小船和舢板，引水人也逐渐发展出一套细致的信号系统，诸如运用锣鼓、火炬、火箭、不同颜色的旗帜等等，方便彼此沟通。

既有迎来，自有送走，“带水俟船开身回国，仍引船出口，一路过蚝墩，到虎门口，带水亦呈验红牌，然后放行”；“既出虎门到伶仃或鸡颈，带水返，然后扬帆回国也。

”

　　四

　　较诸欧美的航海人员来说，本地船民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自然处于上风。

他们不但对水路情况谙熟，更在语言上稍具“优势”。

当时，懂中文的欧美人士不多，但包括引水人在内的许多与外周人打交道的广东人，都多少懂得一点“外语”。

据VanDyke研究，“澳门引水人”是否必须懂得一点英语或葡萄牙语才能称职，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少资料显示，他们对欧美船只起帆收帆起锚放锚等相关术语都了如指掌。

时人认为，这些引水人“一般都是勤奋活跃的渔民，对自己的工作掌握自如，把船只打理得妥妥贴贴，懂得船上各种绳子的英文名称和如何用英文发号施令。

”又如上文提及的船长GeorgeAnson所述，引水人大抵都懂得一点“蹩脚的葡萄牙语”。

至于其他船民，包括在船上营生的歌女、妓女和皮条客，也多少懂一点“外语”。

另一外国船长CharlesNoble在其航海记AVoyagetotheEastIndiesin1747and1748中，提到两名英国水手在一名本地皮条客的带领下去“探险”，那名皮条客硬跟他们提出：

“Careigrandihola，pickeninih01a?

”（意思是“你想要年纪较大的女孩?

还是要较小的?

”）。

Noble认为，这种“外语”其实是葡萄牙语和英语加上一些土话的混合体。

这类“代理人”，很可能是在“皮条开埋艇”上谋生的，他们要把客人带到装潢精美的“老矩艇”（妓艇），方算完成任务。

　　随着贸易状况的变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船民也懂得变通，很快就学会一些“蹩脚的英语”。

PaulVanDyke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在18世纪头二三十年中，通事使用的往往还是葡萄牙语，但从H.B.Morse的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亦可知，早在1715年，有些广州商人已经可以使用“英语”；藏于比利时的OstendGeneralIndiaCompany（GIC）的记录。

也提到在18世纪20年代左右，Suqaa和Cudgen等商人已在使用“英语”。

至18世纪30年代左右，pidginEnglish取代了之前当道的葡萄牙语，成为中外交往的主要媒介，自此以后，通事运用的三种最重要的语言是pidginEnglisb、粤语和官话。

跟中国商人和通事一样，引水人等各色船民也逐渐采用英语，尽管他们的英语可能比商人和通事的更加蹩脚。

好些女性船民也懂得用一两句“蹩脚”的英语跟欧美船员打交道。

据WilliamHickey回忆，虎门附近的小船上，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见到他们，就说起一种“奇怪的术语（jargon）”，她们会对船上的军官喊日：

“HyyawMassa，youcomeagain，1washywashyforyoulastvoyage；washywashythreepiece，onemanonecatty；1washywashyyouthreepiece，”原来，她们是专门在港口为外国船员提供洗衣服务的。

特别是到了黄埔岛的时候，欧美船员们很快便发现他们的船只被无数由女人操持的舢板团团围着。

嚷着要给他们提供洗衣服务。

1789年时，这种洗衣服务大概是每人1元。

水手在黄埔岛上待上几个月后，往往跟这些船家女混熟，会被她们唆使偷窃船上的牛肉和饼干等外国食品，又会从她们那里购买当时外国人称为“samtchoo”或“samshoo”（即“三烧”）的中国米酒。

论者认为，这些中国酒有害外国船员的健康，幸好后来有一个之前住在槟榔屿的中国人在黄埔岛上酿造西式甜酒（rum）并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外国船员，情况才有好转。

因此，这些船家女都必须时刻紧盯着，以免出乱子。

据说，过去只有洗衣妇才容许上外国船只的，后来情况有所松弛，黄埔岛多少变成烟花之地，每到晚上，领有牌照的船只便满载女孩驶近外国船只，这些女孩跟洗衣妇一样，为谋生计。

都懂得几句英语、葡萄牙语，甚至印度斯坦语。

　　五

　　引水人的收费高低跟他们领航水道的风险程度挂钩，带进澳门的seapilot跟带到黄埔的fiverpilot收费自然不同。

《引水章程》有云：

“至于带水酬工，必须讲明银多少，或一二十元不定，或五十元不定，看其风之顺逆而取工价，必须船主与他讲明，免至争论。

”这个从一二十元至五十元不定的价位，似乎自18至19世纪沿用不衰。

1721年11月，CaptainGeorgeshelvock领导的船只，是以40个银元的代价聘得一名引水人而经黄埔进入广州的。

BenjaminHodges船长在1789年的经验是：

去澳门是15元，到黄埔则40元。

㈣（P22）VanDyke统计，1730-1740年间，澳门引水人（riverpilot）每程收费是25至32西班牙元，之后屡有提价，自1810年开始，每程定为60西班牙元。

下表是东印度公司在1825年前开销的各项与引水（pilotage）有关的费用（单位：

西班牙元）。

　　引水人从他们的外国雇主收到的西班牙银元，也就是本文一开始引用的那首“咸水歌”或“姑妹调”中提到的“番鬼花边”了。

长年与外国人做生意、打交道，花边银对澳门和广州的许多商民来说并不陌生。

1844年出版的《绘像银论秘书》，封面标榜“妇孺可晓，一见就明”，内容图文并茂，教人如何从“鬼头”（银元上的人像）、“鬼字”（字母，标以英语读音）和“花边”图案的样式和精粗，辨别真伪。

该书其中一幅图示的“花边银”，应该就是1768年铸造的西班牙元。

1886年重刊的《新增银论》，除了刻印花边银图外，还用歌诀配图教人辨别“新老花边”日：

　　新旧花边两样分，看来各别贵认真。

旧花之心如榄核。

新花粒米必须匀。

　　叶嘴錾刀还是旧，叶圆含抱即是新。

旧者粗疏新带密，朵朵玲珑是真银。

　　据《绘像银论秘书》说，当时市面还流通着许多由本地“奸人”所造的伪银，其中一种名日“沙勾钱”，又名“澳门沙勾”，银面上的字母部分是“澳门土人请番奴写鬼字，取其写惯带方正齐整的”。

此外，又有用仿制外国铸银的钢模（中国人称之为“天师印”）来制造的伪银。

《绘像银论秘书》说：

　　中国所出之低伪银，俱是本国之伪匠用本地天师印击成的，因本地天师引用铁为皮、铜为心，更有全用铁者……其本地之天师印所击出银面之花草鬼字各物，带扁大披歪，朦暗不明，故有分别。

　　更讽刺的是，本来是民间用来制造伪银的本地“天师印”，在乾隆年间，竟然被官吏命银匠用来制作成一种时称“土铸”的银元。

《绘像银论秘书》说：

　　土铸：

此是前时本省官吏，见纹银本处不通用，而洋银通用，纹银乃十足之银，洋银乃九一之银，间有以纹银换洋银，反要补水与银银者（“银银”疑为“洋银”之误植――引者），故合本处银匠，将纹银每两除起八分，加八（“八”字疑为“入”字之误植――引者）白铜八分，较九二成式，?

F成光面银胚，用本地天师印打出花草击起其边如洋银样，出示令军民等通用。

但其天师印无夷人之巧，其洋银之高低，终始如一，鬼头之高九二（“九二”疑为“九一”之误植――引者），花边之高九二。

以鬼头论之，土铸更高也，此时亦渐通行，皆由后来越铸越低，由九二成低至八成，故又不能通行也。

　　由于伪银层出不穷，本地钱庄在接收洋银时，便有查验真伪的需要。

每家钱号查验完毕之后，都会在洋银上打上自家的戳印，洋银流经的钱号越多，银面上便越戳印累累，以致原来的图案字样无法辨认，最后只能以重量来计算其价值。

在英语文献中，这种打了印记的洋钱称为“stamped”或“choppeddollars”。

本文一开始引用的咸水歌“番鬼花边唐人打印”一句中“打印”二字，很可能就是指这种在洋钱上打上印记以示检验通过的做法。

除了花边银之外，引水人还会从他们的外国雇主处收到一些其他时称“camsm”或“cllnlshaw”的小恩小惠，诸如一两片咸牛肉、一瓶rum酒、甚至是一些玻璃酒杯。

月）这或多或少都给他们一些接触外国事物的机会。

　　总之，如果船民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外国银元和事物已习以为常的话，这类词汇是不可能这么自然地被镶嵌到他们的歌调之中的。

在这片华洋官民船只并存的汪洋上，船民运用自己的机智和专业知识，赚取生计。

他们一方面被官吏剥削，但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组织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

有些甚至由此致富，在岸上有一席之位。

尽管在各式文献中，他们仍然被认为是身份较低的“水上人”，但他们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最先碰到的中国人，而他们的见识，也许比许多陆上人要多要广。

　　（本文大部分英文材料，乃作者的研究助理莫冠婷同学帮忙收集；本文初稿于2009年9月在珠海召开的“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修订稿于2009年12月在江门召开的“西江下游侨乡研究工作坊”上宣读，其中有关外国银元“打印”的问题，得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等教授指正，谨在此一并致谢。

）

　　责任编辑：

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