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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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

“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

　　常香玉作为豫剧的旗帜性人物和领军人物，她所创立的常派艺术的召唤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她为豫剧的繁荣和发展，为戏曲流派艺术的创立和创新，努力奋斗了一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省在郑州举行了豫剧流派汇报演出大会，明确确立了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五位表演艺术家为豫剧“五大名旦”，并命名为豫剧“五大流派”。

这是历史性的举措，对豫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戏曲流派艺术，包括常派艺术，有一个继承积累、独创发展、孕育形成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在一定历史阶段合力的结果。

常派艺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在什么地方形成的？

我认为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具体说就是在西安。

　　为了说明问题，以便从常香玉的艺术道路及戏路中看出常派艺术的形成过程，我把常派艺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开封时期（1935年――1938年：

常香玉13岁――16岁）为个性崭露，开始创新时期；西安时期（1938年一1955年；常香玉16岁――33岁）为独立领班，形成流派时期；1955年回河南以后，为再造辉煌，发扬光大时期。

　　任何一个流派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有一套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即基础技巧和武功功底。

常香玉自在河南密县9岁时登台演出，已会演十多个戏，多面应工，如青衣、花旦、闺门旦、泼旦、老旦、刀马旦及须生、武生，有时还能双应工。

学演传统戏，给她打下了以后艺术闪光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她才能在开封崭露头角。

　　常香玉在开封醒豫舞台演红后，名声大振，能和当时在狮吼剧团的“豫剧皇后”陈素真、在原豫声剧院唱得很红的司凤英分庭抗礼，形成了“河南梆子三鼎甲”之势，这主要在于常香玉已主演了30多出戏，显示出了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于剧作家张丙运给她创作了新戏《秦雪梅观文?

别府?

吊孝》，剧作家王镇南、史书明给她改编《西厢记》为《六部西厢》；在于融进豫东调，使豫西调和豫东调融合，开创了豫剧声腔艺术的新阶段。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常香玉还不能称派，一是因为她当时只是搭班主演，不是独立领班。

也不像当时的陈素真，樊粹庭和豫声剧院（后改名为狮吼剧团）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塑造陈素真。

常香玉成立的“中州戏曲研究社”，给她创流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二是她所主演的30多个戏，基本上还是以继承为主，在艺术上还没有破门而出。

三是在角色应工方面，仍是单工应行的多，还没有把青衣、花旦、刀马旦的唱、念、做、打的特点融于一身。

所以，严格说来，在开封几年，主要是继承积累，吸收借鉴，打好基础，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时期。

　　我之所以说常派艺术在陕西（西安）形成，有以下原因：

（一）陕西是常香玉艺术事业生根、开花、结果的基地，是常香玉艺术人生的落脚点，也是常派艺术的出发点。

正是在陕西，常香玉由平凡走向伟大，由成熟走向辉煌。

　　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

没有根据地，到处流动跑码头，是形成不了流派的。

陕西容纳了常香玉，成就了常派艺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常香玉人生机遇中的福地。

　　抗战时期，由于东北、华北沦陷，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随着数百万难民流向西安、宝鸡等地，北平、河北、山西、河南的很多戏曲班社和一大批名演员都相继云集在古城。

这时被称为大后方的西安成了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成了戏剧活动的中心。

尽管这里条件艰苦，也常遭日机轰炸和反动分子的捣乱，但他们毕竟有了个谋生之地和从事艺术事业的大本营。

西安这个大本营，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刚健昂扬的革命文化，还有厚道、淳朴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

正是这种文化、这种精神，保护了常香玉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名家，也给他们的艺术以滋养。

西安，在常派艺术形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以，常香玉不断地说：

“西安是我的娘家，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成长离不开西安的观众，我爱西安，这里有我的亲朋挚友和观众。

”

（二）自立班社，独立领班，打造以自己首席主演为主体的艺术创作群体，编演新戏，为流派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奠定基础。

　　常香玉到西安以后，以不同凡响的唱腔和惊人的文武兼备之技艺，赢得了西安观众的热烈欢迎，并从此在西安站稳了脚跟。

常香玉作为主演，才长心细，不断借鉴吸收，努力提高演戏水平自不必说，而她从河南带过来的一个班底，包括她的父亲张福仙及著名演员赵锡铭、马天德等也为常派艺术的打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由于这个班底无论从一度创作或二度创作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的艺术群体，加上当时艺人的流动性大，在以后的演出中常常处于不断组班的过程。

所以，还不能在艺术上进行全面推进和提高，她虽是主演，还不能完全自主、随心所欲地进行创新。

只有到了1943年在宝鸡结识陈宪章，并与其1944年在西安结为终身伴侣以后，直到1948年建立香玉剧社，常香玉才真正走进了艺术创造的自由王国，带着她的美学理想，迈向了创立流派之路。

香玉剧社是个高水平的豫剧班社，名家云集，实力雄厚。

有剧作家陈宪章、王景中，有著名演员赵义庭、赵锡铭、马天德、李兰菊、马兰香等，有著名京剧教练李三星等，有著名琴师王冠君、著名鼓师王福顺等，加上一班朝气蓬勃的学生演员，的确是一支强大的常派队伍。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默契和谐的合作集体，《拷红》一剧才能脱颖而出，而《拷红》的出现标志着常派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以后的《花木兰》、《白蛇传》两座高峰又起。

三座艺术高峰在香玉剧社耸立，标志着常派艺术的成熟。

　　（三）艺术竞争是流派产生的主要因素。

要生存，要发展，就要竞争。

没有竞争，就不会产生流派。

竞争也有合作、相互吸收和融合。

　　常香玉随周海水的戏班闯开封，由演垫戏的头三脚一炮打响，到演中轴戏、压轴戏的头牌主演。

在竞争中学会各名家之长，学祥符调和豫东调，学京戏剧目，请高水平的剧作家编戏。

她成立的中州戏曲研究社，实际上就是艺术争胜的产物。

因为当时的开封，祥符调一统天下，樊粹庭的豫声剧院如日中天，“豫剧皇后”陈素真倾倒全城，无人匹敌；名家马双枝、司凤英等也占一方，独领风骚。

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常香玉要想在开封的舞台上站住脚，谈何容易！

而结果她成功了，能和陈素真分庭抗礼。

　　当然，这次竞争，还是在河南本土上的竞争，是豫剧班社之间的竞争。

到西安以后的竞争，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里不仅有几个强大的豫剧班社，如狮吼剧团、兰光剧社和后来的民众剧社，还有从东北、华北来西安的京剧班社和几个评剧班社，从山西来的蒲剧、晋剧班社等，更重要的是西安几个著名的秦腔班社，如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等。

在这样的生存和演出环境中，常香玉靠什么取胜？

靠什么和西安观众结缘？

从史料中及从常香玉艺术人生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她靠的是“戏比天大”的艺术思想，独特的技艺优势，爱国济民的仁德之心，多剧目、多演出、多方面适应观众，才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常香玉来西安后，心里常记着她父亲给她说的几句话：

要唱戏就要唱个名角，要结好观众缘；戏比天大，造福天下；只会十几个戏、几十个戏，早晚会掏空。

要把一碗水变成一桶水、一缸水，然后再流到大海里，就永远不会晒干。

这些从艺真谛，也是她创立常派艺术的动力之一。

据报刊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常香玉在陕西18年，共演出了115个戏。

1938年12月、1939年几乎天天演出，而且多是早晚两场。

她为救灾、救民、办学、慰问一共义演了多少场，无法统计；她救济了多少难民、穷苦人，也无法统计；50年代初期捐献飞机、慰问志愿军、解放军更是伟大的壮举。

这些，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艺术竞争，无人可比，但正是这些，造就了常派艺术，确立了常香玉的崇高地位。

同时，西安艺术舞台、文艺团体相互学习、合作、借鉴，也为常派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艺术不纯粹是艺术，正是常香玉具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爱军的思想，才浇灌出了常派艺术的伟大魂魄来。

常派艺术的大境界、大眼界，正是来源于这个时期的大竞争、大交流和大贡献。

　　（四）学得多，会得多，才能突破。

只有精通传统戏，才能创新；只有由博返约，才能打造出流派代表剧目。

　　有几个或多个代表剧目出现，是流派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常香玉在开封时已会30多个戏，并由此成了名。

但从她主演的剧目如《六部西厢》《秦雪梅》《桃花庵》《大祭桩》等来看，还没有达到以后流派的代表剧目的水平。

在西安及在各地演出的一百多个剧目，也是在不断的演出中，根据观众的选择和时代的需要，不断加工、提高，才锤炼出了代表剧目。

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8年到1946年为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946年到1951年；第三个阶段为1951年到1955年。

在第一、二阶段中，最受欢迎、经常上演的剧目是《六部西厢》《秦雪梅》《蓝桥会》《抱琵琶》《蝴蝶杯》《香囊记》《贩马记》《齿痕记》《黄鹤楼》《桃花庵》等，基本上都是按传统路数演出，在剧本上只是作出小改动，基本框架未变。

只有到了1946年陈宪章把《六部西厢》精炼为《拷红》才使常香玉的舞台艺术风貌为之一新，加上第三阶段的《花木兰》、《白蛇传》，这三个代表剧目的出现，标志着以文武花衫行当为主体的表演艺术的成熟，声腔艺术的完美，也标志着常派艺术的诞生。

　　（五）高水平的剧作家是成就优秀演员和创造流派艺术的基石；陈宪章为常派艺术写下了光辉春秋，没有陈宪章就没有常派艺术的辉煌。

　　戏曲是活在舞台上的表演文学，这个表演文学的基础是剧作家创作出来的戏曲文学，这是根本。

有这个根本和没有这个根本，是不大一样的。

开封时期的剧作家王镇南、史书明、张丙运用《六部西厢》、《秦雪梅》把常香玉送上了个人艺术风格的闪光之路；西安时期的剧作家陈宪章、王景中用《拷红》《白蛇传》《花木兰》促使常派艺术形成。

《红》《白》《花》三大名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演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具有永久的魅力。

　　常香玉和陈宪章在患难中结伴，心心相印，生死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宪章的剧作为常香玉塑造出了新的艺术形象，提高、发展了常香玉的表演艺术水平，常香玉在舞台上实现了陈宪章剧作的价值。

由于陈宪章文化水平高，有进步的思想和戏剧文化观，能把握时代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趣味，喜欢并精通戏曲艺术，懂得如何写戏，如何抓住观众，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常香玉，知道如何发挥常香玉的特长。

所以，剧本一出手，再经常香玉一演，就反响强烈，众口称赞，观者如潮。

从常香玉和陈宪章的艺术合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演员和剧作家只有达到高水平的珠联璧合，才能实现同放光辉的艺术理想。

　　常派艺术的形成因素，除上述主要方面，还有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对常香玉的器重、培养教育和提携，社会主义新中国给她带来的新生和鼓舞，劳苦大众和广大观众对她的感激和热爱，陕西戏剧界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她的支持和帮助，等等。

常香玉在陕西的18年，不仅形成了常派艺术，也形成了常香玉精神。

没有常香玉精神，也不会有常派艺术，艺术是用精神浇灌而成，没有精神的艺术，早晚是会凋谢的。

这种精神，连同她的艺术，就是德艺双馨。

常香玉不是一个时期的德艺双馨，而是一辈子的德艺双馨，所以她是伟大的，不平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