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彭雪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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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彭雪枫
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彭雪枫
彭雪枫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之一。
他文武双全、军政兼优，深受毛泽东器重。
同时，他也敢于坚持原则，犯颜直陈。
为此，他曾同毛泽东发生了一次争执，并互相拍了桌子。
毛泽东不仅没有记恨，而且还屡委以重任，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一
1935年11月30日，彭雪枫率红一军团四师的干部，由驻地出发到鹿阝县（今富县）东村参加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
大会之后，四师干部返回驻地，但彭雪枫却接到一个要他留下来，中央首长要同他谈话的通知。
一家大户的宅院，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与彭雪枫的谈话，是从吴起镇战斗开始的。
提起那次战斗，彭雪枫满面春风，微笑浮在眉梢。
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最近听到一些关于二纵队不团结问题的反映，今天把你留下来，谈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恐怕这就是找彭雪枫谈话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问题对彭雪枫来说，是一道难解的问题。
二纵成立于1935年9月22日。
那天，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下辖一、二、三纵队。
二纵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谋长肖劲光。
这是彭雪枫政治军事生涯达到的第一次巅峰。
但他就任伊始，就遇到了难题。
一方面，纵队主要领导成员多来自原红一军团，引起了二纵（原红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与抵触；另一方面，纵队主要领导人，都是才华横溢而又锋芒毕露，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年轻将领，所以工作中出现分歧与矛盾在所难免。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一、三军团的团结问题，而且还牵扯到一些领导人的问题。
他早就想找毛泽东谈谈，但又顾虑谈话的后果，今天已到了非谈不行，不谈没有退路的地步，刚才谈论吴起镇战斗胜利喜悦的心情一下子不见了。
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表情严肃而冷静，停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自二纵组建之日起，矛盾就开始了。
当时，有部分干部战士对纵队主要领导成员的组成有意见，说：
除我之外，纵队主要领导都是由一军团派过来的，难道三军团就没人了?
问题出现后，经反复做工作，思想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
彭雪枫接着又说：
“前边的问题刚刚缓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
“主要问题有哪些?
你详细讲一讲。
”毛泽东插言道。
“从二纵组建到陕北会师，共一个月零一天。
此间发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批斗、处理了一批干部；二是杀了一些人。
”
“那些被杀、被斗的都是什么人?
什么原因?
”毛泽东严肃地问道。
“问题发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个别领导同志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引起群众的不满；二是少数干部、战士有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特别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亦是上下一致，官兵平等，过着同样的生活，领导干部和士兵伙食完全一样；但这次派到三军团工作的几位领导同志，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从而引起三军团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
他们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为此常发牢骚，讲怪话；另一方面，那时生活极其艰苦，伙食条件极差，有些同志饿得受不住了，偶尔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
“部队中发生这类情况，本属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有情可原的；但刚派过来的个别领导同志，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要在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实为搞肃反）。
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因而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从而激化了矛盾。
”
二
彭雪枫讲得条理贯通，滔滔不绝；且实实在在，入情入理。
毛泽东凝神细听。
“我听说黄克诚就带头反对整顿纪律，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直言探询道。
彭雪枫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有这回事，而且完全属实。
“当时他的确对这种作法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且态度坚决。
他不仅找我谈了他的看法，同时也找了提出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他说：
‘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
同时，有些领导干部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边有影响，不能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
’”
黄克诚还提出，下边的同志偶尔违犯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目前的情况仍然很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是很不合时宜的……
讲到这里，彭雪枫把目光投向悉心倾听的毛泽东，并用十分恳切的口吻问道：
“我想听听您对黄克诚同志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意见的看法与评价，他这样做，是也非也?
”
毛泽东并不回答彭雪枫的问话。
他站起身来，点着烟，来回踱着步子，房内一片寂静。
停了一会儿，他走到彭雪枫面前问道：
“那么你对黄克诚的意见持何态度呢?
”
彭雪枫直言不讳地说：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他的意见!
“但由于黄克诚同志提了上述意见，领导就认为他不可靠，不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并召开各种会议对他批判了几天……”
室内出现了令人窒息的短暂的沉寂。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扭转了话题：
“好了，我们暂不谈黄克诚同志的问题。
你把杀人的情况谈一谈，被杀人员的姓名、基本情况及被杀的原因，都谈谈。
”
彭雪枫风趣地说：
“不谈黄克诚的问题不行，因为要谈杀人问题，就避不开黄克诚，杀人的事总是和他搅和在一起，因为他是军事裁判所所长嘛。
”
毛泽东笑了。
他边做手势边说：
“好了!
好了!
如实说就行了。
”
“部队由于在哈达铺休息的时间太短，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尚未得到恢复，所以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
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系，因此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对掉队人员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抓起来送军事裁判所审判处理；但裁判所又无实权，许多决定又是上边决定了由裁判所去执行。
黄克诚刚任裁判所长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卫生队长在行军途中掉了队，正赶上部队整顿纪律，硬是把他送到裁判所要枪毙。
黄克诚坚决不同意枪毙这个卫生队长，因为他在中央苏区有反AB团、反改组派错杀大批好同志的痛苦经历，对错杀好同志的惨状记忆犹新。
虽然上边作出了枪毙的决定，但他坚持不在枪毙卫生队长的布告上签字。
尽管他不签字，人还是给枪毙了。
“黄克诚一向律己很严，这件事虽然不是他决定的，而且还作了抵制，但他常常自责：
如果反对得再坚定一些呢?
如果再通过其他途径向中央反映呢?
一个同志的性命不就保住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但今后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
彭雪枫是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讲话不仅逻辑性强，而且条理清晰，从不拖泥带水。
他接着说：
“卫生队长的事情刚刚过去，又发生了阮平问题。
”
阮平是三军团第十一团的一个连长，因为他有一次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没给钱，便开会批判他，并要送军事裁判所审判。
黄克诚态度很明确，他不同意处理阮平。
他说：
“我们的同志转战万里，出生入死到了这里，我们还对他们不信任，对他们打击。
”
“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同志也不同意处理阮平，他认为：
这样一点小事要处理一个久经考验的同志是不应该的。
在黄克诚和王平同志的坚持下，阮平的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
接着，彭雪枫介绍了他能记住名字的被杀人员的有关情况：
周科长，二纵队某部管理科长，中共党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和中央红军长征，作战勇敢，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一只胳膊。
因为在过草地时他丢了几名伤员，被抓了起来送军事裁判所审判，上边下达了执行处死的决定。
关于周科长被杀的经过，彭雪枫介绍说：
“当处死周科长的命令下达后，黄克诚来找我说情。
他认为：
‘这种情况有情可原，不应处死’，但此时恰巧碰到政治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黄克诚正在为要处决的人讲情，就严厉训斥黄克诚说：
‘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拉出去枪毙了。
”
这样一来，黄克诚这个军事裁判所所长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也就不再找他。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
“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是个敢讲实话的人。
以后他做什么工作?
”
彭雪枫止不住笑了，并用那带有亲切而又风趣的口气说：
“你不是说暂不谈黄克诚同志的问题么?
这不你又叫谈黄克诚了……”
毛泽东大笑起来。
彭雪枫接着说：
“前次黄克诚因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他产生了不好的印象，这次他又不肯执行判处死刑的命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一位领导同志毫不客气地说：
‘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黄克诚听了这样的评语，便不再讲话，也没有了职务，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受处理。
”
其实，黄克诚是1902年生，时年仅33岁；吴溉之，1901年生，时年仅34岁。
他们均处在“而立”之年，怎么能说是年龄大了呢?
这显然是一种轻慢。
彭雪枫继续介绍着被杀人员的情况……
听着，听着，毛泽东表情又严肃起来：
“你们二纵队出了那么多问题，但从你所谈及的问题看，责任似乎都是对方的，你这个纵队司令员有没有责任?
有人讲二纵队的问题，是彭与刘、罗矛盾的结果，这话虽不够准确，但它说明双方都有责任嘛!
”
事情虽然发生在二纵队，但却牵扯到与上级的关系和一、三军团的团结问题，对彭雪枫来说，真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
如抵制不力，不了解实情的下层干部、战士则认为他站到领导一边，惩罚三军团的同志。
这使他承受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从而在思想上陷入了苦闷与矛盾之中。
此时，彭雪枫的心被复杂的感情缠绕着，他嘴唇两旁的深细的皱纹更明显了，像是在咬牙忍痛，又像是在苦楚地微笑。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纵队不仅杀人，而且还有人不明不白的失踪……”
彭雪枫坦然地回答：
“有两个干部失踪，一个叫胡正国，一个叫胡保全。
”
“什么原因，你调查了没有?
”
“调查了，毫无结果。
基层连队说：
胡正国、胡保全是被政治部的人给杀了，但他们又拿不出证据；我找负责执行死刑的纵队保卫局执行部主任杨奇清和在保卫局工作的李志民询问，他们说没有杀这两个人。
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件事在部队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至今仍然是个‘谜’。
”
毛泽东火了：
“平时都会讲：
要爱兵如子。
根据地人民把他们的子弟送到部队，交给你们，而你们却不明不白地把他们给丢了，这样如何向广大指战员交待!
”
彭雪枫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当谈到部队整编，恢复了一军团建制，撤销了三军团番号，并把三军团编为一军团的一个师——第四师，三军团广大干部、战士的情绪时，彭雪枫说：
“那时干部、战士的情绪很大，思想混乱。
但他们却不敢找彭德怀同志讲，而是纷纷责问我：
为什么只恢复一军团建制，而撤销三军团的建制呢?
为什么把三军团编为一军团的一个师呢?
三军团编成一个师后，原有的干部都用不完，为什么领导干部还要由一军团派过来呢?
”
……
毛泽东那从容不迫，镇静自若的神情不见了。
他皱起眉头，一股无名火从心头窜起，声色俱厉地说：
“干部、战士不了解情况，你们也不了解情况吗?
!
中央改编部队的决定，你们向指战员讲了吗?
解释了吗?
”
在任何急事面前都从不惊慌的彭雪枫，并没有因毛泽东发火而退缩，这时他倒显得格外平静，并低声慢语地说：
“我们不仅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而且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大部分同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但仍有部分干部、战士仍想不通。
思想工作是急不得的，只有慢慢来。
俗话说‘性急吃不了热米饭’，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总会有觉悟那一天……”
三
停了一会儿，彭雪枫用带有试探性的口气说：
“还有一个问题，不过这纯粹是对您个人的……”。
正在暗自生气的毛泽东一听则兴奋起来。
他走到彭雪枫面前问道：
“有句名言：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出自何处?
”
“不知道!
”彭雪枫回答说。
“这句话出自《毛诗序》，原文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还有与此句义近而字异的话如：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句，现在不正是你‘言’我‘闻’之时吗?
”
两人相顾而笑，笑得是那样自然，毫无做作。
尽管“闻”者有言在先，“言”者还是有所顾忌。
彭雪枫怯生生地说：
“关于照相问题，大家都有意见，问为什么您只和一军团合影不和三军团合影?
”
毛泽东沉下脸来，猛的将桌子一拍，用不容置辩的口气厉声说道：
“这是山头主义!
完全的山头主义!
”
彭雪枫一听“山头主义”，霍地站起身来，也把桌子一拍（不过他拍得没有毛泽东响，没有毛泽东拍得用力）说：
“不对，有山头，但没有主义!
”
正在气头上的毛泽东指着彭雪枫嚷道：
“那好，今天我要听听你关于有山头，没有主义的高论。
”
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正值此时，警卫员提了个茶壶进来送茶。
他边倒茶边说：
“这是当地的山菊花茶，清热、泻火……”
也许是山菊花的清热作用，毛泽东和彭雪枫那炽热的情绪终于冷却了下来。
“山头主义”对彭雪枫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于是他据理陈词，奋力反驳：
“1927年，您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同时，这也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山头。
我们建立自己的山头，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那个更强大的山头。
“以后，全国各地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建立了大大小小一批根据地，这每一块根据地都是一个山头。
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最终汇成了一个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山头，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
就国共两党而言，我们既有‘山头’也有‘主义’，那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就各个根据地而言，它们则没有各自的‘主义’。
它们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兄弟单位、部门之间有时也会有利益之争，充其量不过是单位‘主义’、部门‘主义’，而不应该叫‘山头主义’。
如动不动就给扣上‘山头主义’的帽子，那我们就不好说话了。
”
彭雪枫侃侃而谈，毛泽东仔细倾听，并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静静地思考着。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慢声慢调地说：
“你讲得有道理，也可能你是对的，但有些问题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这次谈论，只不过是毛泽东关于部队情况的一次调研。
它对二纵队所发生的杀人、批斗、处理干部及人员失踪问题的情况、原因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状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通过这场争论，毛泽东对黄克诚敢讲真话、实话，敢于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而改变了黄克诚在长征途中4次遭批判，3次被撤职，最后成了无任何军职一员大兵的命运。
就在这次争论后不久，黄克诚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接着又先后任四师政委、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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