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创新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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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创新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

广州创新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一直秉承着“敢为人先”的发展理念，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状态，所以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赢得并担当了“排头兵”的领先地位。

可以说，“敢想会干”是对广州人创新精神的最好总结，也是广州在迎接亚运会、承办亚运会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充满活力的创新品格，它体现了岭南文化精髓在当下的继承与弘扬。

从这一意义上看，广州的创新文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了深厚的积累，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还将不断展现出其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潜在优势。

但是，站在广州改革开放处于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又应当清醒地看到广州的创新文化建设还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从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推动广州科学发展上新水平和新台阶的新思路，明确当下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当前广州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论是汉唐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清代的“十三行”，也不论是近代的“西学东渐”和民族工业的率先兴起还是当代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广州始终保持着海纳百川的开放品格。

这里既有岭南文化的历史传承，又有大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还有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会融通。

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升华，使广州人更有条件获得各种文化的熏陶，并在借鉴、吸收各种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包容、开放、务实、创新的性格。

从昨天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到今天璀璨辉煌的华丽巨变，是广州人用智慧和勇气谱写了岭南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精彩传奇，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谱写了具有创新文化魅力的恢弘诗篇。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改革开放，给全国提供的示范效应就是以观念创新为先导的文化引领，广州人用自己对创新理念的独到理解和自觉实践，让“改革创新”从这里升华为当今被广泛认同的时代精神。

然而，从广州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进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而言，广州的创新文化建设也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走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进步路线。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是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的方式，大量把香港的传统制造业转移过来。

其特点是外商出资金、设备、技术及来料、来样、来件并组织生产加工，属于“前厂后店”的发展模式。

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投资少、见效快，但是缺乏自主性，更没有自主创新可言。

90年代以后，日、美、欧的跨国制造企业和韩、台企业以产业链整体化、企业组团化的模式向广州及珠三角地区转移IT零部件企业和IT装配企业，其中主要是以OEM方式，还有少量的ODM方式。

这种大量接受国际产业、资金、技术、设备转移的以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对推动广州经济发展，迅速提升产业水平，缩短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具有巨大作用。

但是，这种科技发展模式的弊端也非常明显：

其一，是对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度高，会使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受到许多限制，处理得不好还有可能陷入技术依附的困境。

其二，居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末端，以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和技术参与竞争，不仅缺乏后发优势，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

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主要依靠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容易形成“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技”的思维惯性，不仅会造成创新意识的严重缺失，而且会使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结果导致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升。

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并约束着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当然，广州近年来在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发明专利申请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市受理专利申请量28087件，增长35.0%（其中发明专利量8172件，增长25.7%，占申请量的29.1%）。

专利授权量18339件，增长21.5%（其中发明专利授权3146件，增长58.2%）。

[1]但总的来讲，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2011年，北京市的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77955件和4088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45057件和15880件）[2]。

2011年，上海市共取得科技成果2388项（其中属于国际领先的有211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598项），全年的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80215件和47959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32142件和9160件）[3]。

这样的差距对于广州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变，那么广州不论是建设创新型城市还是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都将很难实现。

图12011年广州市与北京、上海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比较

（二）创新的人文氛围不浓

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一项需要高度自由的精神活动。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两种自由：

一种是“内心的自由”，另一种是“外在的自由”。

所谓内心的自由，主要是指“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

所谓外在的自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人们有发表和交流科学思想的自由；二是人们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科学活动。

[4]“内心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都是创新文化之魂。

[5]前者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人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

后者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它的获得同科学研究之外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如果说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那么内因作为“种子”要焕发出创新的活力就迫切需要外因支持才能萌芽和生长。

而这种创新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就是创新文化所营造的环境和氛围，它推动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广州以丰厚的岭南文化作为自己的人文基础，素有“求真务实”“开放包容”“思想灵活”“敢想会干”等独具岭南特色的优秀品格，既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也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为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

但是，岭南文化具有很强的平民性和世俗性，它更多的是关注一个普通百姓如何在环境变化过程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及如何保全自己并过上舒适、安逸和如意的生活。

其所强调的“敢为天下先”，也往往是在改变生活境遇的层面去考虑如何进行自适性的“灵活变通”“择善而从”。

从这一意义上说，岭南文化所主张的“求真务实”“开放包容”“思想灵活”“敢想会干”其实都内含着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价值判断，体现着自我在生存方式选择上所具有的适应性和通达性。

这种“求生存”的思想理念虽然可以孕育出不怕困难、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但也很容易萌生“患得患失”“不愿出头”“小富即安”的惰性心理，缺乏“不甘落后”“做大做强”“唯我独尊”的英雄气概。

在这种文化心态的主导下，对引入先进的理念进行除旧式的变革是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而如果要探索一条超越自己、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往往就会非常困难。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广州在改革方面有很多的成功经验而在创新方面却相对不足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

这种文化心态的大量存在，不仅严重制约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也制约创新文化成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

所以，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州也一直强调要走自主创新道路并实施了科技强市战略，但是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却非常有限。

目前，产品技术水平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24.7%，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只占5.7%。

这其实与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

（三）创新的基础条件不足

迈克尔·波特等著名学者认为：

创新能力取决于共有创新基础设施的强度和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两者互动联系的强度，其中支持创新集群环境的条件包括产业R&D投资强度、大学R&D水平等诸多方面。

[6]其实，共有的“创新基础设施”和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就是创新文化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的重要内容。

因为文化虽然在本质上具有观念形态的性质，但是文化的具体存在总是通过各种物质性的外化形态来表现的，这种“外化”的结果也使得文化建设和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可以获得一种相对客观的测评。

创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而存在，也不例外。

所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创新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不能只看提出了多少创新理念和创新口号，更要看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多少基础条件，如研究机构、人才储备、设施设备和经费保障等。

如果这些物质性的基础条件很不充分，那么它所代表的创新文化建设和发展就很难说是高水平的。

如果说广州的创新文化建设还不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还存在许多明显不足。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机构和创新人才储备，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相比明显偏少。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全市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7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8人。

拥有国家工程实验室9家，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11家。

全市拥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245家（其中国家级15家，省级83家，市级147家）。

国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8个。

[7]在科技投入方面，2010年广州的R&D经费投入为192.4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79%，与同期北京的821.8亿元（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2%）、上海的481.7亿元（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81%）、深圳的333.31亿元（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48%）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在全国20个大城市的排名中处于第15位（如图2所示）。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要获得显著的提升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图22010年部分城市R&D经费投入情况

（四）创新的制度支持不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率先打破用人体制，吸引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到广东创业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

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安排方面，也能让人感到“风景这边独好”：

1987年发布《广东省放宽科技人员政策实施办法》等，就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入股等进行规范和完善；1999年制定《关于鼓励出国留学高级人才来粤创业的若干规定》；2003年制定并实施《广东省引进人才实行广东省居住证暂行办法》，开辟吸引国内、国际人才来粤发展的“绿色通道”；2011年1月13日，颁布《广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优先培养引进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等等。

[8]这些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广东特色，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无疑是最大的受惠者。

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及10个配套政策文件（简称“1+10”文件）、《广州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这对于引导创新资源集聚、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的热情、形成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发展环境无疑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从创新文化所要求的制度体系而言，广州在推动创新的制度环境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亟待健全和完善以市场人才价格为参考的薪酬分配制度，否则很难形成促进人才资本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长效机制。

第二，亟待健全和完善人才的评价和晋升制度，否则很难营造让各种创新才能竞相迸发的社会氛围。

第三，亟待健全和完善创新风险的免责评估和基本保障制度，否则很难鼓励创新人才尤其是成功人士继续在开拓创新的艰难旅途中前行。

因为这些制度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广州的创新文化环境一直得不到整体的优化和提升，结果不少曾被称为“孔雀”的从各地飞来广州创业的人才，又纷纷飞到北京、上海等地去谋发展了。

所以，广州要把制度建设放到首位，从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上做文章，才能把创新文化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