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女也是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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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女也是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
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女，也是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
▲上世纪50年代，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及子女
许鹿希，“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1928年生于上海，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与核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劳君展的长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学部博士生导师。
1953年，许鹿希从北京医学院（现为北大医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与邓稼先结婚，婚后度过了5年宁静的幸福生活。
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她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全家团聚，已是28年之后。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多年前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但当时已不在世，我便希望能与他夫人许鹿希取得联系。
电话拨通却始终无人应答。
直到第三天，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
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
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并提出希望采访她，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
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
“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
”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
采访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
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上世纪80年代，“两弹元勋”邓稼先看上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
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访问了位于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
其前身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
得知我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
“可能难有结果。
”原来，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
有一些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
“这是个傻子，太傻了！
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
”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
“像他这样值吗？
”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
“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我们国家发展靠什么？
”
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
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她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
“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
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上世纪90年代，许鹿希在家中
相比之下，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
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也许是上天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说起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
她告诉我，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
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
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
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注册表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
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
许鹿希说：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
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
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
当时有两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他，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
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
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
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邓稼先侥幸得救。
“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安排，也许是上天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后来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
‘有这样的事？
’其实，他不仅救了邓稼先一个，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
”
1971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前排右五）等
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
”“京外”。
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
许鹿希说：
“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
后来他们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
”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
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
邓稼先为难地推说：
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
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
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
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
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
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
这时上海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
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
“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
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
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的合影那时他已被放射线摧垮了身体，右臂几乎只剩空空的袖管
她特别给我解释道：
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
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
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
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
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
邓稼先就亲自去了。
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
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
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主动要求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
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
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
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
“稼先他要亲自去找”。
许鹿希声调变得十分低沉，“我知道，他一去就完了……”“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
去北京实地拍摄前夜，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是想请她讲一段话。
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
”并且严肃质问我，“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
”
她说：
“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
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
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
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
”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
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
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
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邓稼先与许鹿希、杨振宁等合影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
“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
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
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
她表白说：
“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
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
”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
“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
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所以你最初来联系采访，我就不同意，因为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
”
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许鹿希，说着说着两人就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
”她回答：
“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
我不能容忍吹捧。
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
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
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
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一生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
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
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
以致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用邓稼先的照片遮住自己的脸
后来，我在谈家桢家见到几张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的照片。
在1994年和1995年的颁奖典礼上，获奖科学家行列中都有许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别，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举着一个装有邓稼先侧面照片的小镜框，严实地遮住自己的脸。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上，代邓稼先领奖的许鹿希始终用丈夫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由香港查济民家族出资设立，只颁给在世的有贡献的科学家。
但是1994年那一届，十个大奖得主中却有邓稼先这位多年前已去世的科学家，评委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核科学中，论功劳贡献，不颁给邓稼先很不合理，所以尽管他已去世，也要给他这个荣誉。
许鹿希是代邓稼先去领奖的。
我给许鹿希打了个问候致意的电话。
在话筒的那一端，她显然有些动情：
“那天我举照片得罪了好多记者。
他们非要我把照片放下来，说应当正面地显示自己。
我没有照办，所以有好多记者不高兴，拉我，要我放下来……宴会上，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坐在主桌，他们特意来找我，找了好久才见到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
意思是太边上了吧。
他们夫妻俩同敬了我一杯酒，杨振宁说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们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也是希望，这时候邓稼先如果自己能来……”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上世纪末，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
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
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坐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来。
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
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大会。
图为获得功勋奖章的部分科技专家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
“那是我。
”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
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
“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
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
同这个场很不合拍的，挺抱歉……”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她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
‘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
’我回答‘不是的。
’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
”从事原子弹研究的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损伤，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
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地提心吊胆着。
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
在世的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
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
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许鹿希是五四运动先锋、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的女儿，她的母亲劳君展早年求学于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
谈起父母，她不由感慨万分。
上世纪20年代，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合影
“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
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
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
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
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父亲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
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
之前，许德珩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上世纪50年代，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及家人合影后排左二、左一分别为邓稼先、许鹿希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
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了，由人去说。
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线，可以多活好多年。
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得了结核病后来还活到了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
“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说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苏联的百万军队，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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