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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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摘要：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
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
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
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关键词：
郭绍虞；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3?
A174?
A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论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各种概念、术语迅速登陆并占领中国文论市场，学界惊呼“名词爆炸”，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论历程。
西方文学思想的引入与解冻的中国文学不谋而合，共同导演了一场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学科自律性加强，面对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国内学者发现中国文论日益被西方文论捆绑，离开西方文论便无法言说，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患上了“失语症”。
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一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进行研讨。
这一问题的争论跨越了两个世纪，至今仍然是古代文论研究的热点话题。
纵观这十多年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古代文论可不可以转换为中国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古代，一个是现代性。
现代文化与文学具有现代性，古代的文化与文学有其古典性，两者有一定的渊源，也相互排斥，这正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悖论所在。
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化、文学之间到底有没有通约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争论的焦点。
有的学者认为古今相通，可以进行转换，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怀疑，“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1]。
二是如何转换？
多数学者赞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转换的方法上。
童庆炳认为“转化”较“转换”更贴切，并提出了“转化”的三大原则：
历史优先、对话原则和自洽原则。
钱中文认为应当将古代文论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思想提炼出来，使之融入当代文论中，成为当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顾祖钊则认为当代文论的起点是现代性及理论与文艺实际的矛盾，因此应当用现代、世界的眼光来实现转换。
除了上述观点，其他学者也就“转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谈到古代文论现代性转换的时候，不管是赞同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往往是把中国古代文论视为一个固定的范畴，这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言志到缘情，到明清的个性解放，从文以传道到清代阮元等人的形式论，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这一发展与我们今天的“转换”具有同一性，古人的变化是在他们视野之内的变化，我们今天的变化是在现代性的视野内的变化。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西方的文化强势而过度担忧。
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
收稿日期：
2014?
A2㈢；修回日期：
2014?
A4㈢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50002）；玉林师范学院2012重点项目（2012YJZD06）
作者简介：
梁结玲（1972），男，广西大新人，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与诗学
中国。
这一划分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大体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
在中西文化交融频繁的历史语境下，世界的中国日趋明显，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创建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学科分类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其实，在学科创建时期，“转换”就已经开始，并在争论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目前，争论多于建设，笔者认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好好反思这门学科，在历史的追思中探讨未来的可行方案。
一、异质的濡涵与重构
濡涵是人类学的术语，指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接触过程中促使一方或双方发生变化的状况。
从晚清到当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他者”，西方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濡涵的结果也不一样。
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在“革命”口号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文学遭到重创，从旧阵营走出来的革命一派断然否定了传统文化的成就，茅盾“发誓不看古书”，鲁迅声称“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2]。
与极端西化的革命派相反，章太炎、胡适等人却提倡“整理国故”，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并不是简单地还原旧学，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和“批判精神”其实是借鉴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整理中国固有文化，是西方文化濡化中国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使中国学术文化具有了现代的形态。
20世纪20~40年代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正是西方文化濡涵的结果，最终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
从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人的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濡涵的痕迹。
陈中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序中说道：
“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3]（序页）郭绍虞也说道：
“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
”[4]正是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诗文评”的材料被按照学科建制的要求进行重新挖掘、整理和阐释，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诞生，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郭绍虞。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在清代趋于自觉，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总述中说道：
文章莫盛于西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
之可拘。
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则断自刘勰、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
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
孟?
ぁ侗臼率?
》，旁采故实；刘?
?
《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5]。
纪昀将“诗文评”从集部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类，并把诗歌批评理论相关著述列入“诗文评一”，文章批评理论著述列入“诗文评二”。
就其具体内容而言，纪昀认为有“五例”：
“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的诗话。
这一归纳基本符合中国传统“诗文评”的实际，分类的细化说明了学科意识的自觉和理论的相对成熟。
纪昀在四库中列出“诗文评”一目，其实只是为了便于书目的编排，并不是将这一目单列进行研究。
郭绍虞等人的“整理国故”并非只是像乾嘉学派那样辨伪、辑佚、校订文献，他们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引导，对诗文评进行了改造，使之具有现代形态，完成了学科的创建。
纪昀“诗文评”里的诗与我们今天认识的古典诗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文”差异甚大。
纪昀的“文”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它除了包含文艺性的散文，还包括铭、颂、箴、奏、论、八股文等实用文体。
郭绍虞等人在梳理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抛弃了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以纯文学的眼光重新梳理文学史，阐释核心的概念，论述文学思想的演变，将文学批评史带进了现代的形态。
在纯文学观念和学科建设思想的指引下，郭绍虞在撰写批评史的时候就不局限于《四库全书》诗文评类的材料，他还广泛地收集、阅读各种序、跋、评注、传记、笔记、选本等文献，使批评史更具学科自律性和完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在评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说道：
“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6]（540）胡适认为郭绍虞“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象，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7]（237）。
以西方的学科思想整理中国零散的文献材料，这是文学批评史创建时期的共同点。
陈中凡的批评史也几乎照搬西方纯文学的观念：
“今以文章之内涵，莫要于想像、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则必藉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
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
‘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3]（5）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等人都自觉地以纯文学的观念进行择取。
在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影响下，文学批评史大量涌现，朱自清在反思这一问题时说道：
“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
”[8]（240）这正是中西文化互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等人虽然以西方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重新整理中国文论，但他们是尊重中国文学特性和语境的，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格中。
“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
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
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
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
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
”[9]
（2）深入历史语境，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构建，这是郭绍虞为学科建立作出的不朽贡献，虽然建国后在各种“主义”干扰下曾走了弯路，但严谨的治学仍然是其本色。
如果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诗文评论仍然是这些著作的主体，小说、戏曲等无意中被淡化了。
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仍然带有“诗文评”的痕迹，与后来完全按照西方学科分类来进行撰写的批评史是有区别的。
文化的濡涵有以我为主的濡涵，以他者为主的濡涵，我和他者互相濡涵等方式，上个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创建时期的濡涵应该是我和他者互相濡涵的方式。
西方的学术思想在“整理国故”中得到了体现，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得到了时代性的延伸，中学与西学在濡涵中携手完成了学科的创建。
与创建时期的学人相比，我们当前的“转换”不免显得有些浮躁，大家都急于完成“转换”，没有认识到转换是一个东西对话的漫长过程。
这个过程既需要认清西方文化的精华，也需要体认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并将两者融合，创造出既具有当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论话语方式。
部分学者因为过于看重东西方文化的异质而草率地否定了濡涵的可能性，其实，不仅西方文论的概念已被融入当代，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而且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也成了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如“意境”“感兴”等等。
这些概念在当代复活，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正是濡涵的结果。
二、“大文论”的视野
自1897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教育无论是体制还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在朝西方看齐，高等教育尤为明显。
在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下，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对各类学科的目标、课程设置、学制、人员聘用等做出了规定。
《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一门作出说明：
“记诵词章不足为学，恭行实践乃谓之学，五经四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
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岂仅富强云尔哉！
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
”[10]中国文学门的主要科目有文学研究法、论说文字、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与其他科相比，“古人论文要言”不免显得庞杂，“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
直到陈中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才摆脱了要言辑录的形式，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陈、郭等人之后，这门学科借助于主流话语在现代知识谱系中找到了合理的位置。
陈中凡说道：
“文学评论，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成独立之学科矣。
”[3]（9）1927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了这一学科的创立。
受陈中凡的影响，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纷纷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郭绍虞在回忆治学经历时说道：
“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
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
”[11]（530）由文学史、文学概论到文学批评史，借助于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文学批评史走上了自律的道路。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中国文学门虽然在学科模式和课程设置等形式上学习西方，但教学内容却是限于传统的知识，文史哲都是必修科目。
这种教学与学习的方式虽说与现代的学科体系不完全吻合，但却很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是不可以轻易否定的。
文学批评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世纪之交，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度成为热点问题，与初建时期的高度热情相比，当代学者对这一门学科不免忧心忡忡，甚至产生了焦虑的情绪。
在经过长时期的学科规训之后，文学批评史日益走向封闭，它不仅仅将自身局限于纯文学的领域，而且割断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成为“孤岛式”的研究。
在学科分类之下培养出来的现代学者失去了前辈开阔的学术视野，郭绍虞在总结研究经验时说道：
“学科是愈分愈细的。
细，才能显出它的特点，但是我们必须再看到未分时的迹象，前辈学者虽分经史子集因类，但学者却都要涉猎一些；虽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目，但学者也还是要把它沟通起来……所以强调窄而精的学者容易有成就，但成就往往是有限度的。
”[11]（541）分得过细，很容易让我们割断学科之间、学科与生活的联系，所取得的成就仅仅限于学科史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说道：
“只有严格的专门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
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12]这道出了现代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是应该引起我们好好反思的。
学科建制后经过不断的规训又很容易将学科僵硬化。
李春青在谈到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现状时说到：
学科原有的那些基本的或核心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渐渐失去了核心的地位，有的甚至不再成为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诸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文学究竟有什么功能、什么是创作原则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等等原来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很少有人研究了，即使有人论及，也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当然，这些问题也许还是大学中文系‘文艺概论’课讲授的主要内容，但这却恰恰说明这门课的僵化与滞后。
这种‘古怪’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
这只能说明这些问题本来就带有某种虚幻性（所谓虚幻性是指这些问题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任何所谓的确定性都只能是人为的规定）。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虚幻性在文学理论这一学科中超乎寻常地普遍存在的[13]。
学科的建立由粗而细，层层细化，学科的自足、自律不断被人为地强化，在现代大学学科体制规训下，隔行如隔山，学科封闭性不断增强。
学科核心问题一旦僵化，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很容易遭到质疑。
李春青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存在“虚幻性”，这其实是文学理论学科离开了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大传统、文学实践的结果。
反思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僵化和滞后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诗话、序、跋等主流的批评形式与作家、作品的评点紧密结合在一起，将理论从实践中抽空出来，并且将这些理论罗列为“史”，这就让理论走向了封闭，失去了现实的指向功能。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
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
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纯文学的批评难觅踪迹，经、史、文三者相依相生，难分彼此，郭绍虞说道：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
这两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
”[11]（46）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宗经色彩，经学不仅是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是理论的归宿。
建国后，作为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古代文论的研究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新时期以来，这种色彩虽然淡化了，但仍然没有完全驱除。
古代文论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总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盘活这门学科，笔者认为应该从大文化入手，将古代文论置身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重新进行思量，打破学科封闭的状态，使古代文论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形态，又具有现代学科的品性。
当前，国学热潮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是传统文化进入现代视野的迹象，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进入现代文化的视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把文学、文化从整体文化中割离开来进行转换，这种方法并不可取，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未足百年，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文论与文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把文论单独列出来进行转换，忽视了它生存的根基，这样的转换是很有限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各照隅隙”的治学精神
中国古代缺乏纯理论的、体系性的思维，古人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正如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六经皆器”。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像《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这样侧重于理论构建的著作是很少的，大量的文学思想是通过具体的批评而体现出来。
正是缺乏纯理论的思辨，古人在具体批评过程中并没有科学地界定相关的概念、范畴，批评文章的写作与文学创作如出一辙，感性的直觉与理性的分析并用，文章空灵而不易把握，如《文赋》、《文心雕龙》、论诗诗等等都是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批评，不少序、跋更是声情并茂。
这种混沌的批评方式、理论构建方式显然不符合现代的学科诉求，笔者认为，古代文论要想实现现代转换，必须用古人的方式进入古代的历史语境，同时，我们还要用现代理性的眼光分析这些问题。
郭绍虞将自己的治学方法称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以“照隅室”命名书斋。
郭老治学从细处发韧，仔细地辨析重要的概念范畴，把它们的内涵充分揭示出。
同时，他把文学理论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真实地还原理论的时代性。
“研究文学批评史者，首先的难题，就要辨析这些抽象名词的义界，不使它模糊，亦不使它混淆。
”[11]（46）郭老自称“照隅隙”，其实他的研究正是由“隅隙”走向“衢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神韵与格调》《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等等论述又哪里仅仅是“隅隙”呢？
从治学方法上看，郭绍虞虽然受西学影响不小，但他治文学批评史主要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式。
郭绍虞是新文化运动中“整理国故”的建设者，“整理国故”在治学上受乾嘉汉学影响很大，胡适认为乾嘉汉学是“科学方法”的体现，他说：
“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
这还是‘不自觉的’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
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于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
”所以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7]（418）。
乾嘉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其实就是章太炎所说的“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
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
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
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14]。
郭绍虞的“照隅隙”其实是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来治中国的学问，郭绍虞的成绩证明，这样的治学方法是可取的。
中国古代有“诗文评”一目，其实“诗文评”只是具有目录学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学科。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史”，这是学科分类的结果，也是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批评史这门学科具有习得性，习得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世界保持同步，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文论。
80年代以后，中国学习西方出现了热潮，西学的思维弥漫于学术界，“在他们看来，模仿西方出现的风格和技巧似乎是确立‘声望’的一种战略，一些不能这样做的人甚至会感到‘已经落后’。
他们认为西方最新的东西便是最好的东西，而不去考虑它们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一时间，似乎谁掌握了西方的新东西，谁就掌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权，也就最有力量。
”[15]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让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尴尬的境地，简单地以西格中的做法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这种做法日益显示出其弊病。
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季羡林认为：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西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一样，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基础不同。
”在文论上，中西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重实践轻理论，重整体性的感悟轻理论的细致分析，因此，简单地以西格中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这个问题在学科创建期其实便已显露出来，钱钟书对郭绍
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批评道：
“您所写书的第三页也明确地说，文学观念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渐归于明晰，可紧接着又出现逆流，一再复古。
第八页也说，复古和卫道观念阻碍了纯文学的进行。
第十页还说，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为逆流，而此逆流未尝不可作为进化历程中应有的步骤。
藐视复古是极时髦的，我学不像时髦，是我的不幸，但我能分析一些事实，看能得到什么启示，是否可以对复古能采取和您一样的态度。
”[16]受新思潮、进化论的影响是五四时期的共同特征，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思想运用于批评史的研究中，既取得成就也存在问题。
朱自清对郭绍虞用“纯文学”观念厘定文学批评史也感到不满，他说：
“但进一步，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
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如真善美三分法（六三、一八九面），各类批评的名称（一零三面）偶尔涉及，无庸深论；只有纯文学、杂文学二分法，用得最多，却可商榷。
”[8]（236㈢37）郭绍虞借用西方术语的地方并不多，偶有借用便引争议，这就使得他更小心地“照隅隙”，避免研究失真。
郭绍虞“照隅隙”的精神在一定种程度上弥补借鉴以西格中带来的不足。
在西方文论成为强势理论话语的语境下，借用西方文论话语在中国已成常态，钱、朱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启示意义，要构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照隅隙”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方法，更是一种态度。
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当初的积极创建到当代的“失语”，经历了近百年漫长的过程，其间有得有失，弯路是不少的。
在学科建制完成后，学科开拓的复杂性和历史语境一直被隐蔽，以致在谈现代转换的时候口号声、批评声多于建设声、分析声。
在“转换”没有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多一点对学科的反思或许更能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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