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转型初期经济政治目标关系对比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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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济转型初期经济政治目标关系对比分析
中俄经济转型初期经济政治目标关系对比分析
王永志
2013-2-2011:
53:
51 来源：
《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
[摘要]任何一场改革都要牵涉到政治和经济等重大领域。
在经济转型初期，中国和俄罗斯在处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俄罗斯以政治目标为主要目标，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政治目标服务。
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进行改革，偏重经济目标的实现，从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
不同政治权力的这种安排取决于目标内容的差异。
正确认识这种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还有利于认识不同国家民主化与市场化的次序安排，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政治目标；人本经济；物本经济；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do：
i10.3969/.jissn.1003-7411.2011.04.008
[文章编号]1003-7411（2011）04-0063-（8）
[作者简介]王永志（196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天津300387）
由于中俄两国所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俄罗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之后，其政治权力对改革目标的选择必然不同于中国。
一、中俄改革主要目标的差异
1985年之前，中苏的改革在主要目标上没有原则上的差异。
两国基本上都是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奉行社会主义原则。
1985~1992年，中苏两国的改革在经济上没有形成明确的市场经济目标，基本上还是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中孕育市场化思想。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声势浩大，但改革的方向和目的并不明确”，[1]但是在政治上苏联已经开始了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但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俄两国改革的目标性质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经济上，在所有制层面，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俄罗斯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在体制层面，中国建立有社会主义特征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俄国经历了从对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向往与破灭到现代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过程。
政治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共产党领导方面毫不含糊。
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实践。
俄国放弃社会主义，建立多党制、议会制，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全面转变社会制度。
二、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关系的差异
在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内容出现本质不同的情况下，两国在处理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关系上，侧重有所不同。
俄罗斯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目标，而中国主要是经济目标。
在俄罗斯，政治目标主导经济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目标为政治目标服务。
而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侧重经济目标，以经济目标的实现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
俄罗斯政治制度转轨从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开始。
叶利钦是推动这种转轨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当选人民代表之后，在1989年5月苏联首届人代会上，提出了政权从党的手里转交给人代会的建议。
并强调，推进改革必须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公开性。
他在1989年12月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
改革尝试已空转到第五个年头，没有改变人民的生活。
于是他反对政府的计划。
1990年时，叶利钦意识到，尽管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很多，但他们在实现改革最终目标方面的意见有一致性。
他长期等待一种时机：
就是“戈尔巴乔夫会向左、向中派哪怕是迈出半步，恰恰能产生进行根本改革的那种力量。
”[2]他谈到的根本改革就是多党制、议会制，不要民主集中制，不要马列主义。
他说：
“我想指出，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多党制。
”[2]1990年7月12日，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而在此前一个月，在《鲍里斯·叶利钦：
斗争背景下的肖像》的首映式上，当有人问及他为何不退党时，他还说：
“我不主张这种激烈步骤。
应当利用推行激进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二十八大上作斗争。
如二十八大上不通过激进改革步骤，就应当另立新党。
”[2]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改革，都是系统的工程。
这个工程的启动必然要求首先设定目标，即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会是没有目标就前行，而是指前行中的经验和措施有些不足。
成功的改革一般来说在改革之初是要把目标条文化。
根据这样的目标来确定多方面的要素，并且确定要素的功能。
最后确定时间程序和实施步骤，来实现目标，创造新制度的各种要素发挥功能的条件。
最后是一种改革者的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
当叶利钦作为独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后，他与自己的领导班子首先考虑的是改革目标的确定。
俄罗斯在改革之初的目标是政治目标，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化还是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都是政治目标。
前者认为在苏联没有存在过社会主义，有的只是集权体制，因此要把苏联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后者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来激活这个社会，因此希望通过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方式挽救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目标：
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
丘拜斯十分清楚地讲到，“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
叶利钦也在1991年表示，“俄国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
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3]
在政治改革目标确定之后，俄罗斯所列出的未来体制中的要素和实现目标的时间程序及实施步骤自然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
它决定了俄罗斯的改革必然是激进的，必然把经济体制的转型同社会制度的转轨联结在一起。
因此，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措施是为政治改革目标服务的。
其市场化改革变成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最好途径。
俄罗斯的市场化采用了休克疗法，从这个意义上看休克疗法有利于其政治目标的快速实现。
从休克疗法的内容上看，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稳定化的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关联。
价格自由化是为了达成市场化。
盖达尔政府希望通过物价的一次性放开，形成市场价格体制。
他们也预料到价格放开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并希望这种价格信号能引导企业投资生产，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达到供应量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物价回落。
[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价格信号被企业接受，企业及时做出决策。
但俄罗斯政府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认为私有制企业才能及时应对市场，因此私有化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三化中，私有化是核心”。
[5]但休克疗法的这一设计没有事先考虑到俄罗斯的国情。
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上看，工业中的军事工业占很大的比重，工业内部原料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也不合理，改革前的原料价格与世界价格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价格放开后没有出现私有企业投资的热潮，直接倒卖原料就可以获得可观利润的情况下，投资生产的热情自然不足。
加上稳定政策的实施和独联体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暂时瘫痪，使得休克疗法在完成其政治目标时十分有效，而实现物价稳定和发展生产却成了泡影，更谈不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在中国，社会主义方向是既定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关于所有制改革的争论始终没有间断过。
它一方面是改革实践不能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不能不面对的课题。
在理论方面，曾经有过所有制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有过重新解释公有制的探讨、也有过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主张公开有序私有化的声音。
这些研究和探讨都客观地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化研究。
改革以来，在实践层面上从个体经济的产生到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和理解的演变到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从国有企业原有股份限制流通到股权分置改革乃至大小非解禁，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始终没有间断过。
这一系列改革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要每一次改革都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只要每一次改革都能在经济层面得到解释，就不会引发意识形态角度对这个问题大的争议。
即便是理论界出现争议，政策层面的坚定和冷静也足以平息各方，改革可以在有序中进行。
所有制问题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一旦触及到所有制改革，都会显得十分谨慎。
俄罗斯院士阿巴尔金认为，“中国所有制领域改革的难度、深度、规模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将大大超过改革头20年”。
[6]在过渡时期，尽管一化三改的目标中只完成了三大改造，但我们仍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从1956年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在所有制进一步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因此，合理的所有制配置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不容忽视。
它强调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注重统筹兼顾。
在所有制改革中，应尽量化解因生产资料占有差别而带来的巨大收入差别。
在不限制并鼓励私有制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向，仍然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但必须努力做好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作。
目的在于让改革的成果能够通过这一制度被更广大人民共享，能够利用不断夯实的公有资本带来利益，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在公平教育体系中、在拓宽的就业渠道中获取共享的平台。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运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不断创新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使精神形态生产资料不断取代物质形态生产资料的作用，这为公有制发挥私有制所起不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可能。
”[7]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以与时俱进的气魄不断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所有制的改革既不会让制度僵化束缚了生产力，也不会使制度演变而改变了中国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政治改革仍然在有序进行，但没有作为改革的主战场，而是营造经济改革稳定的局面，合理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因此，可以说，经济目标是我国改革中的主要目标。
中国处理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关系的特点，决定中国的改革必然带有渐进性。
三、转型初期俄罗斯侧重政治目标的原因
1·俄联邦和地方的关系受到挑战。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内部各自治共和国有脱离俄罗斯的倾向。
有7个共和国宣布自己的宪法高于俄联邦宪法，并明确表示有权退出俄联邦。
这些地区要求宪法承认他们是主权国家，要求拥有外交权。
因此，在政治上尽快建立一个有力的权力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2·资本主义道路还未走稳。
在1992年，尽管共产党早已丧失政权，民主派夺取政权，但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有种种障碍。
俄罗斯国内对俄罗斯发展道路有不同的主张，产生了众多的党派、运动等。
启动激进式市场化以后，物价节节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滑。
议会虽然提不出更为有效的改革方案，但是却对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要求政府修改激进改革的方针。
社会各界对政府的政策展开激烈的批评。
一些社会学家建议走渐进方式的改革之路，一些共产党人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化。
中派主张加强国家干预。
也有人主张，在生产大滑坡的情况下，应恢复指令性计划和国家对现有财产、物力、人力资源的控制。
有人预言，没有国家调节是不可能走向市场的，迟早得对价格进行国家调节。
叶利钦为了缓和各方面的压力，没有改变激进改革思路。
他必须借助这种方式彻底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
因此，这种改革不会用心采取刺激实业界投资积极性的中国方式。
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下，叶利钦以政治改革为主线是自然而然的。
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是在体制上和制度上迅速“破旧”，防止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迅速产生支持新制度的阶级，因此，叶利钦已经无暇考虑社会公平问题。
3·巩固和加强总统权力的需要。
俄罗斯刚刚独立之时，叶利钦希望通过新宪法，改变俄罗斯联邦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国家权力体制，建立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权力体制。
因此，尽快消除作为俄罗斯政治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建立总统制民主共和国是叶利钦及民主派的追求。
1993年9月初，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商讨的“1400号命令”，于9月21日晚在电视台公布，经过十几天的较量，俄罗斯完成了取消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斗争以流血的暴力方式结束，社会主义的痕迹进一步被铲除。
[3]总统制共和国以及两院制议会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
俄罗斯政治体制和制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是照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葫芦画成了自己的瓢。
但是，至此，政治目标高于经济目标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扭转，政府总理的不断轮换，表明叶利钦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政治布局。
“叶利钦耗费10年时间，在俄罗斯建立起一个大权独揽的超级总统制；议会权力非常弱小，无法形成真正的权力制衡；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叶利钦为了打击反对派和巩固手中的权力，经常发动政治斗争，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进程。
”[8]普京上台后，政治制度相对稳定，俄罗斯的目标开始转向经济目标。
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科赫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1999年，由于政治稳定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对俄国市场的信心已大为增强，这就导致俄国公司的资产有所增长，资本化有所增强。
”[9]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以经济目标带动政治目标，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从长远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更贴近人民的需要，对经济政治目标关系的处理更符合国情。
但政治改革的推进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进行了19年。
从总体上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物价、就业、社会保障、三农、环保、教育、医疗、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
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也有所增加。
我们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首先，要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
经济建设上不去，根本谈不上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不会有能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以人为本就会忽视人生存、发展、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创造活动，就会破坏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十分重要。
中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从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的过渡。
人本经济是指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
这种发展模式不是以经济发展速度为测量指标，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提高的最快速度为指标。
它重视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生存环境的美化。
因此，在社会道德、社会心理、自然环保、物质生活多样化、民主与自由的社会秩序、教育以及公民的平等等方面都同时给予强烈的重视。
物本经济是指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
这种发展模式以经济发展速度为测量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投资率、物价指数等等），重视物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因此在工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差距效应、有偿教育、享受教育投资回报、漠视社会不平等现象等方面给予支持或默认。
在物本经济社会，人才会成为“人才”，人在某种程度上被不同的物所利用。
当然，工业化会带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更多的物质享用。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给每一位生命有限的人类个体带来生活的单一化，给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如果一个社会重视人本经济的发展，那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会充分考虑这一损害。
物本经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比较艰难。
一方面，儿童期、少年期的学习成绩是决定其个人在将来的物本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在家庭教育中，物本经济使每一个成年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竞争中，无暇顾及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和多种素质的培养。
因此，素质教育更多地停留在口号上。
后发展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政治中获得平等的待遇，不得不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重视物本经济的发展，即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因此，从物本经济到人本经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提倡人本经济是不现实的。
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发展中一旦取得了相对优势，率先向人本经济过渡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再生优越性。
[10]
其次，要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理论创新的关系。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宝。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原则立场上、在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上、在理论品质和思想精髓上、在方法论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必须接受经过实践检验的阶段性成果，这样它也具有了发展性和创新性。
理论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仍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正确把握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民主化不等于多党制，不等于三权分立，不能把西方的民主政治看成是唯一的民主政治形式。
“民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11]有学者认为：
不同的民族在同一智力和道德阶段上所具有的真正的政治制度，会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基于这样一种事实：
人类毕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人类，人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会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样的方式。
俄罗斯正是接纳了这样的观点而在政治制度上做了新的选择。
这说明国家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一种形态都不仅仅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人为的因素，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映着人们的自觉要求。
现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并非总能够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相一致，经常出现某种程度的背离。
而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应该到经济基础的相似性中去寻找，同一智力和道德阶段以及政治组织的相同目的不能成为政治制度相似性的必然原因。
这个问题应用发展的眼光看。
一定时期内，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相似性未必是由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相似性或经济基础的相似性引起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及生产力状况，但他们却主观地选择了具有相似性的政治制度。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历史会使这些曾经相似的政治制度变得千姿百态，分别适用本国的生产力状况及经济基础状况。
而那些生产力状况及经济基础状况在发展中不断趋于相似相近的国家，则可能在政治制度方面找到更多的相似性。
从长远看，任何一种国家制度以及政治制度只能在反映或大体反映生产力客观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下去；也可以说，人们对政治制度及经济制度的主观选择是否合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没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最终确定。
人类或许在比较和选择中促进社会发展方式的完善，人类历史的发展总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俄罗斯等国的政治选择，也可以深刻理解到中国在经济腾飞的进程中，绝对不可以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建设模式的意义。
戈尔巴乔夫在回应国内批评家的指责时，也认同“不存在对中国和对苏联同样适用的什么现成模式”。
[1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定位，使中国人能够立足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完成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同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三，正确看待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实在。
如何看待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主观辩证法符合客观辩证法是相当不容易的。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优秀的成果，从体制上看是因为它选择了一套较好的经济发展机制即市场经济。
这套经济发展机制的作用是客观的。
当我们对它的认识扭曲之时，它也在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把市场经济拿过来，说明主观认识在不断符合客观实际。
一个社会的发展，制约因素有很多，社会制度不是绝对的制约因素。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因为选择了某种社会制度就必然获得迅速的奇迹般的发展。
世界上选择资本主义的国家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同时也有进入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
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各国发展速度、水平也不尽相同。
因此，制度选择只是一个社会前进中的工具选择。
如何开发、利用、改造这个工具，如何根据国情选择本民族适用的工具，是决定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
这就要考验政治权力的理性程度。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在制度选择上的民族自尊，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人至今相信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完善要比转而选择资本主义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能在认识制度作用问题上走向极端。
一旦走向极端，政治权力所选择的制度就会背离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此政治权力需要理性。
如果今天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思考俄罗斯的变化，思考中国的现实，就不会因为俄罗斯抛弃社会主义而断定其发展必然走下坡路，即便俄罗斯的未来不乐观，社会主义者也不会用这样的结果来增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也不会因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而怀疑自己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得当。
社会主义者没必要因为俄罗斯的发展而忐忑不安。
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大趋势。
在这个趋势发展进程中，不可能不出现人类理性对各种制度的反复筛选，根据国情而选择现实的制度和体制。
人类不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做出的制度选择之所以能获取成功，成为现实的制度，是因为人类的理性捕捉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利用政治权力发展经济，必须强调政治权力的自我完善。
世界上不会有两条完全一样的路。
通过对中俄经济政治目标关系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即借助政治权力发展经济的方式取得了今天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治权力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为，并不在于政治权力本身的强制性特征，而在于政治权力在没有易手的前提下进行了自我完善。
这种自我完善初步体现在，政治权力更加注重对自身运行特点的创新，更加注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注重政治权力从转化到分化、从简化到深化、从强化到净化的自我完善过程。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中国人，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伴随着体制转型，各种矛盾会不断出现，一些与社会制度有关和无关的问题混杂在一起。
因此，在转型初期，政治权力不能淡出经济领域。
政治权力不能只充当助产婆或守夜人。
它一方面要随着新的环境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发挥着政治统治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在适当的时刻发挥自己的经济管理职能。
加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就不能过分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必须实现主动创新。
”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健康成长，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13]但是，政治权力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时，必须把自己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决策系统，这一系统一旦健全，对决策权限必然会产生制约，从而使政治权力的滥用受到制约，实现政治权力的净化。
政治权力进入合理的经济决策系统之后，就会实现政治权力部分职能的转化，通过决策分层原则，同时会实现政治权力的分化，从而避免权力的高度集中。
为了确保政治权力的自我完善，新时期必须做好三件事：
一是建立科学的经济决策系统；二是由于共产党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必须对党的建设进行创新；三是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政治权力运行的方向和目的上看，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既承担着维护公有制的历史任务，又承担着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任务。
“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隐含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以捍卫广大普通劳动者权益为己任的政治权力的存在。
”[14]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结，其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可以借助政治权力的作用降低市场经济自发作用的负面损失。
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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