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笔记王宁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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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笔记王宁版
中国文化概论笔记——教材版本：
王宁主编
绪论
“文”的本义是“错画”，也就是花纹。
“化”的本义是改易。
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
广义文化：
它是指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因此，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
）广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
（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及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
（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
（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文化：
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
）
狭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
（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
（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关注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
文化产品：
广义的文化产品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提供给社会的可见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狭义的文化产品专指精神产品，纯粹实用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能源资材等，一般不称为文化产品。
文化内涵：
它是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凸现出来，称为事物的文化内涵。
文化现象：
指的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
文化事象：
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反复出现时，这种含有规律性的现象称为文化事象。
（文化事象的类型性、文化事象的变异性）
文化观念：
一个时期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人群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现的意识形态，诸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称作文化观念。
文化思潮：
某种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在一定的背景下，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多数人所赞同和奉行，形成一种潮流，称作文化思潮。
文化政策：
指在一定时代、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民族文化：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与特色是划分民族的标志之一，而民族又是文化划分的依据。
但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正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作为一种价值而言，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
国别文化：
它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即在统一的国家内民族共同体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性质：
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它属于国别文化。
）
两个文化层面——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
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文化传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
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文化传统。
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及其历史阶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其次，文化是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
因此，我们描写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只有在各阶段文化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探求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对民族和国别文化有清醒的认识。
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是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又在每一个时代产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形式特点；因此，它带有各时代的普遍特性，又综合了不同时代的多方面的内容。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前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错误态度的分析：
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
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四个类别：
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与中国文化史的区别：
中国文化史是以中国文化历时演变为主要内容的。
而中国文化概论虽然也有一定的篇幅来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但其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从而树立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念。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地势和地形特点：
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
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个落差显著的阶梯状：
第一个阶梯是西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第二个阶梯是青藏高原往东往北，海拔都在2000米至1000米以下，这里分布着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汾河谷地等。
第三个阶梯则是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平均海拔低于500米，滨海地带更低于50米。
（地势最高的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历史上，曾居住过吐蕃和羌人。
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
四川盆地——西南夷（南）；古巴人、氐人、羌人（北）；汉人（盆地中央）。
黄土高原地带——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蒙古高原——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
山西高原——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
作为亚欧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
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
首先是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系在一起。
其次是地理通道四通八达，形成了便利的交通。
气候变化大势：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气候，广大的东部地区又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等。
著名学者竺可桢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又暖变冷。
他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温暖期（前3000—前1100）、寒暖交错期（前1100—1400）、寒冷时期（1400—1900）、“仪器观测期”（1900—）
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显得十分重要。
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此地还有泾水、渭水流过，真可谓沃野千里，山河表里。
而且此地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
晋北地区坐落在山西高原上，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
而晋北地区又与蒙古高原相连接，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再加上太行山脉的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就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总之，正因为关中及晋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且又使便利的交通让各地域之间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广阔地域的人群众多：
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
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
在中国，战争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
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天下”观念：
“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
地缘特征与文化命运：
自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就一直存在着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人群是猃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等。
这些民族除满族外，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的。
在中原政治兴旺时，它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王朝政治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
在短暂的停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
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
虽然这样的反复，已经有许多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原文化在一直带动着各地域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地理的历史舞台与文化的悠久：
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姿回旋的舞台。
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
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
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了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
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
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国自然区域的现代地理学划分：
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
古代的“九州”：
冀州（西河以东，东河以西）、兖州（古济水、黄河之间）、青州（渤海、泰山之间）、徐州（黄海、泰山、淮河之间）、扬州（淮河以南、大海以西）、荆州（荆山以南、衡山以北）、豫州（荆山以北、黄河以南）、梁州（华山以南、怒江以东的汉中、四川盆地）、雍州（西河以西、黑水以东）。
[《尚书》之《禹贡》篇]
形成地域文化的几个因素：
（1）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状态；
（2）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3）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4）典范人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
先秦时期几个重要文化区域：
先秦时期，是区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
源于齐鲁的儒家文化，源于三晋的法家文化，源于南楚的道家与楚辞文化，后来经过汇集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
秦汉时期农业与农牧交错区的大致界线：
司马迁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
“山西”（关中）地区、山东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农牧交错地带、江南地区。
（《史记.货殖列传》）
唐初南方文化状况的概观：
唐朝初年，南方的情况已有较大的改观。
丹阳、毗陵、吴郡等地，已经属于开化之地。
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等荟萃一方的人文、物产的都会。
地域文化几方面的作用：
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
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
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
古代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
（1）农忙季节，不征调百姓服役，以保证粮食的丰收；
（2）在大池塘捕鱼，不用过密的鱼网，以保护鱼类繁殖。
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都安排在秋季进行，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的繁殖；（3）砍伐树木要按一定的时候砍伐，朝廷甚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并把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4）皇家大量修建大规模的园囿和灵寝，也对保护环境起了相当的作用；（5）由政府提倡和领导的植树造林运动，使全国进行大面积绿化；（6）在西北地区广建牧马的场地，使唐朝中期以前的黄土高原地区有良好的植被状态。
古代利用自然的成就：
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
黄河、淮河由利变害的原因：
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被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
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湖泊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的泥沙。
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为害更加严重。
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
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更大的灾害。
长江、黄河以及淮河越来越大的为害，都与片面的重农思想有关。
黄河由母亲河变为灾难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方志时期：
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
所以，竺可桢把从公元1400到1900年的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称为“方志时期”。
方志时期又称寒冷时期。
仪器观测期：
因为自1900年以后直到现在，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所以，竺可桢把此一时期称为“仪器观测期”。
地缘：
此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
它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
通漕四渠：
指的是以宋都汴京为中心开凿的四条用于漕运的人工运河，即汴河（或称通济渠）、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第二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一节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新石器时代：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大约结束于距今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
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的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
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
其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大时期，即仰韶文化以前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是河南省滢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
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
以彩陶文化最为著名。
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
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
以黑陶文化最为著名。
三大文（明）化成就：
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明成就。
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
“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
“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他们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羲和敬顺昊天：
传说尧命羲和到四方去测量一年的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敬授民时：
在上古时期，人们是按着时节的序列敬奉上天的。
日月星辰运行中任何反常现象，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
然而正式在对“天序”的尊奉、恭敬之中，却有着古代天文学科学实践活动。
人们在虔诚的宗教心态下，包含着把握农时的努力。
这就是“敬授民时”的本质。
夏、商、周的年代：
夏，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五百年；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共历17世31王；周朝，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
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遵命”、“近人”而“远鬼神”。
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神”、“事鬼”，“先鬼后礼”。
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
它在一个广大的地域上，在众多的人群中，粘平了他们各自的族姓界限，在相互融合中“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分封制：
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分封制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和意义：
第一，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生存的权利。
第二，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三，分封制是一个激励历史创造力的制度。
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周人极端重视农业。
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时仅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某种“政道”的含义。
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
一是继承传统——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
然而，农耕作为一种政道，还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百家争鸣的特点：
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
（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
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
（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重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和各家思想的特征：
儒家：
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仁政”，他们提倡积极入世的观点。
道家：
重要人物有老子、庄子。
老子的“无为”、“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齐物”，他们提倡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观点。
法家：
在先秦明显分为前后两期。
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
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主张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下约民，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智力国家。
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
墨家：
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
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
它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阴阳家：
战国时期的邹衍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德终始”说。
他以此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
名家（又称刑名家）：
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
邓析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和公孙龙、惠施的“离坚白”、“合同异”的争辩，都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
它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一实际（即“名”和“实”）的关系问题。
第二节秦汉：
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
（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
（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
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
西域：
分狭义的西域和广义的西域两种。
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汉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
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
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
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
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
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
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
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
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
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
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
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
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
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
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
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
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文化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
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
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
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
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
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
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
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
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
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
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
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
长驱直入，攻城掠地，蹂躏中原。
晋永嘉二年（308年），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
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十六国：
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
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
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
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
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
西晋立国后，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郭象屈从于司马氏，著文否定嵇、阮的主张，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般若学：
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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