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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案例
区域经济学案例
1949年,全国共有各类城市132个,市镇人口5700万人,其中70%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仅10.6%,比1900年世界平均水平13.6%还低3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当时中国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中未占主导地位。
解放后,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城市数量和布局都有了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到“四五”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加强和发展了一批资源开发型工矿城市和重工业加工业城市。
建设布局的西进,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区域布局。
到1978年,全国共有各类城市193个,其中东部地区69个,占35.8%;中部地区84个,占43.5%;西部地区40个,占20.7%。
全国市镇人口17245万人,其中东部地区6935.14万人,占40.2%;中部地区5739.76万人,占33.3%;西部地区2736.84万人,占15.9%。
与解放初期相比,城市和人口偏集于沿海地区的畸形格局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解放后我国城市的发展并没有给其所在区域带来应有的发展。
在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形成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样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关系。
由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中,在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国家所需要发展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政府不得不限制市场的作用,避免经济资源在逐利的过程中流向其他领域,从而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高强度的计划体制。
在城市建设方面则主要体现在:
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城市的功能偏重于工业,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三位一体等;以及政府通过种种政策的实施来割断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等。
经济学考研
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呈现出分割的特点。
在行政分割的区域经济格局下,城市与区域相互封闭发展,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被严重扭曲,从城市发展本身来看,城市功能严重萎缩;从城市与区域关系来看,二者由于行政分割,形成严重的二元结构。
城市功能萎缩,在此方面,上海具有典型性。
解放后,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思想支配下,城市内部大量压缩和抑制非生产性产业的发展,城市变为单纯的生产基地,其内部产业结构相当不合理,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极大萎缩。
在此方面,上海具有典型性。
自1843年开埠到1949年的100年间,上海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地区的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其城市地位和功能远胜于香港,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城市之一。
1949年,上海工业产值占到全国的1/4,城市人口约占全国的1/9,城市化水平达到83.32%。
解放后,由于计划体制和城市政策的影响,上海的综合经济中心功能迅速萎缩,仅成为全国制造业中心。
到1978年,上海市三次产业之比为4.03:
77.36:
18.61,第二产业(制造业)战绝对优势,第三产业严重不足。
市镇人口615.01万,占全国的3.57%,人口城市化水平为56%,较1949年下降了27.32个百分点。
在城市功能萎缩的同时,城市与区域二元结构日趋严重。
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国家通过一系列限制性制度,如户籍身份、粮食供给、社会福利等,保证农业以其原始积累来支持工业发展,同时限制城市与区域,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人口、资本、资源的合理流动,导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城市与区域经济的二元结构的进一步加深和固化,城市与区域的分割封闭发展。
这种分割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嵌入式城市化”。
解放后,国家在中西部建设了一批资源加工型工业,形成了一批资源型城市,如石油城、煤城、钢铁城、冶金城等。
但这些城市的建立,并没有融入当地区域的一体化之中,是嵌入其中的。
其结果是,城市不能带动区域的发展,区域也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响应的市场和产业关联支持,彼此孤立发展。
如兰州解放后经过国家的大力投资,成为全国后起的特大城市,但兰州的发展并未能带动当地的发展,其所在的区域年代初仍处于以农牧为主的贫困境地。
这种情况在我国的许多城市中均存在着。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始于1978年末的经济改革与以往的改革相比,则开始打破了传统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的内部完整性,而是逐步将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方面深化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为微观经营机制问题创造条件。
总的来说,这次改革在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逐步打破城市与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城市与区域由各自封闭发展逐步向开放互动发展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和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边区域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仅仅提供廉价原材料以牺牲自己发展的代价来支持城市发展的基地,城市也改变了其独自封闭发展的角色,两者之间进入了一个互动和协调发展的新关系阶段。
这种关系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区域经济学
1.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得到恢复和加强,在区域中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
经过改革以来20年的发展,城市已经改变了解放后长期作为生产基地的单一功能,成为区域工商业中心、交通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同时,城市功能开始分化,一批有特色功能的城市脱颖而出。
西安、洛阳、南京、长沙等城市因其历史文化内涵而被重新挖掘和开发成为为特色;湖南的张家界、安徽的黄山市等一批旅游城市迅速成长为独具特色的新兴城市等。
这些城市的崛起,使中国城市的风格趋于多样化。
随着区域调节手段由计划为主向以市场为主,城市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长。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全国城市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经占到全国相应指标量的68.63%、75.53%和70.21%,分别比80年代中期(1984)有重大提高。
2.城市结构和功能朝合理化方向演变发展。
1978年,中国大城市(含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级数量结构之比为20.7:
31.1:
48.2,大城市比重过高,中小城市发展不足。
改革开发后,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尤其是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数量结构有了可观的改善。
1997年,大、中,小三级城市数量之比为12.1:
30.7:
57.2。
改革前大城市过高的比重的调整,小城市发展得到加强,整个城市等级结构趋向合理化。
在城市结构改善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1996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0214.2平方公里,比1981年增长1.7倍;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和城市煤气普及率达到94.9%和73.2%,分别比1978年增长13.9和59.3个百分点;人均居住年级、人均生活用水、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汽车辆数等主要指标也有成倍增长。
区域经济学
3.城市周边区域经济发展迅速。
尽管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呈现出非均衡的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此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点在沿海表现的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借助国家政策、区位优势以及原有工商业基础和人才资源优势,较快地消除了城市与区域的行政分割和相互封闭,初步形成了区域一体化市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同时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进行,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同步增长,城市与区域发展互动呈现出持续的良性化趋势,历史上很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已得到了很大地改变,并正在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在中西部地区,尽管与东部地区相比,城乡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但与历史上相比,这种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兰州商学院》案例:
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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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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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由均衡布局到非均衡布局的特点。
下面介绍其演变历史、现状及趋势。
一、中国区域产业布局的演变
建国以来,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发生了4次大调整。
(一)20世纪50年代:
均衡布局
据统计,1952年中国沿海各省、市工业的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占30%左右。
钢铁工业有80%分布在沿海,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当时钢铁工业基础则很薄弱。
中国纺织工业有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及其附近,而在各主要产棉区,现代化的纺织工业很少。
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反映。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对如何正确处理沿海和内陆的关系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
“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的战略决策,那时对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控制较严,要求新建项目主要放在内地。
第一个5年计划重点是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区建设。
当时的设想是争取第二个5年计划在这些地区分别形成以包钢和武钢为中心的两个工业基地。
所以,“一五”期间开始建设的694个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中,绝大部分在内地,仅有较小的部分在沿海。
当时,中国对新建工业在地区上做这样的布局,是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资源因素。
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设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放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
第二,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
在落后地区搞大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
第三,军事上的需要。
开始编制计划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建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设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
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推进内陆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这次产业布局调整是合理的,是新中国沿海内陆产业布局的第一次大调整。
随着这次调整布局的展开,大大促进了内陆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发生了变化。
1952年,广大内陆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39,3%,沿海地区则占43.4%;到1957年,内地所占的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
内地投资比重在提高,一些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2年占29.2%,1957年上升到32.1%。
这些数据说明,内陆的工业有了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二)60-70年代:
向内地倾斜,支援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和前苏联两国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
为此,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些新开工程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住二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
从备战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不单是工业建设布局的调整。
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特别是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地区累计投资1300多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以上。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中国内陆8省1市(重庆市)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000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型工业城市30余座,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但是,向内地倾斜过度,就会以全国现有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沿海地带现有生产能力的萎缩和闲置为代价,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减缓。
同时,由于内陆各省区自身生产条件不配套,劳动者素质低等原因,造成向内地大量投资而效益低下。
据统计,1952——1985年间,东部沿海地区每百元基建投资实现国民收入1060元,而内陆地区为710元。
总之,不管当时的出发点如何,实质上是对中国沿海内陆产业布局的第二次大调整。
经过这一次调整,中国产业布局过分集中于沿海的畸形发展格局基本改变,部分内陆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内陆对沿海由过去的完全依赖关系改变为相互依存关系。
(三)80年代:
向沿海倾斜
由于沿海地区长期被视为前线,中苏论战后,东北也成为前线地带、广西沿边沿海战争状态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因而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建设投入很少,原有的工业设备、基础设施基本上没有更新,长期处于超期服役、超负荷运转之中,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下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沿海发展战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问题。
1979年7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4个城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
1988年,中央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决定建立海南省并将其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实践证明,兴办经济特区的路子走对了。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后指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就是随即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
1985年,中央又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8年,把沿海开放区扩大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样就形成了连成一片的沿海开放前沿阵地。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自“六五”计划开始,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带为发展重点,依次带动内陆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即所谓“梯度推进”战略,投资重心逐渐向沿海倾斜,至“七五”计划前期达到顶峰。
1986—1988年,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每一年的投资比重分别是51.89%、55.47%、57.6%,而内陆地区只有12.31%、11.9%、13.19%,维持在较低水平。
加之中央给予沿海省份、经济特区、开发区以财税、外汇、外贸等优惠性政策,“六五”和“七五”期间沿海各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内陆各省市(区)。
总之,国家提出沿海发展战咯、在资金和政策投放上对沿海实行倾斜,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对沿海内陆产业布局的大调整。
这次大调整是在全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环境下进行的,无论沿海和内陆,经济都有很大发展,居民收入都有很大提高,但是,从发展和提高的程度看,内陆则大大低于沿海,从而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沿海和内陆的差距。
(四)90年代:
向内陆地区倾斜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对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政策,使得内陆与沿海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国人以至世界的广泛关注,担心中国沿海内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对沿海与内陆生产力布局的原则作了调整。
调整后的原则是“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同时还指出:
“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把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结合起来。
地区倾斜的依据,是该地区的资源和产业优势以及对宏观经济的专业化贡献。
实行倾斜要适度,以避免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而引起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所以,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加快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步伐,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目标。
与此同时,国家把对外开放地区由沿海扩大到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与沿海开放地区同样的政策。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
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
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
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2000年的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
“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战略重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中国生产力布局的新的调整以及一些特殊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将出现一个新的契机。
二、中国区域产业布局现状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积极的方面看:
1.旧中国产业布局严重失衡状况已明显改观。
1953-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沿海地区占35.7%,内地占55.2%,内地比沿海高出19.5%,使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比重由1949年的7:
3变为6:
4。
尤其是西部地区1952年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4.3%,1987年则达到12.3%。
据1985年工业普查,全国固定资产原值为692557亿元,其中东部地区322585亿元,占46.6%,内地369972亿元,占53.4%。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内地均高于沿海,机械制造工业总产值中,内地已占40%。
这表明广大内陆地区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2.老工业基地改造已初见成效,同时形成了一批新的产业基地,“增长极”、“增长带”地域分布格局也获改善。
近十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三大传统工业区的改造力度,关闭了一大批萎缩矿区、纺织厂、耗能高和污染重的传统企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大力兴办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闽南三角洲,长江沿岸的武汉地区、成渝地区已经崛起为新的具有全国意义的产业聚集地区,从而奠定了沿海和沿江“T”字型产业密集带的基本框架。
此外,陇海——兰新沿线和黄河中上游地带也正在形成产业密集带,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从存在的问题看:
1.近年来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性又明显突出。
1978年以后,中国的产业布局政策由平衡布局向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地点倾斜方向改变。
国家增加了对东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
如“八五”期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67.4%,中部占20.4%,西部占12.2%。
由于国家给予的多方面优惠政策,东部地区吸收的外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50%以上。
这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开始扩大。
“八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东部在16%以上,中西部仅为9%。
2.地区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区域产业布局不协调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旧有的中央集中调控体制逐步打破,但相应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各级政府间的纵向横向协调机制紊乱,导致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包括布局政策)难以有效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明显。
在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盲目追求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盲目追求地区的综合发展,地域间自我保护,实施经济割据,小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布局加剧,造成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
1978年以来,彩电、冰箱、洗衣机、彩色胶卷、照相机、西服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大都过剩一半以上,数百亿元投资未能发挥作用。
这既影响了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也损害了地区分工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提高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区域产业布局趋势
1.产业布局政策取向的新转变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为标志,中国产业布局演变又处于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1978年改革之初同等意义的历史转折时期。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其必然性和可行性来自于中西部自身的强烈要求,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号召和相关优惠政策的导向,更来自于东部和国外资本寻求投资场所及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积极要求。
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正是这些要求推动的结果,其实施必然会有各方面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可行性强。
近期内,东、中、西部发展速度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大,但平均发展速度的差距会逐渐缩小,中西部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极”增加会更明显。
2.产业布局政策实施的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将进一步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市场调节机制深刻和广泛地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基础手段,发挥决定性作用。
同时,政府调控机制中的计划手段虽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政府调控格开始形成。
政府行为在产业空间的宏观指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将发挥强大的支撑作用,这些为今后中国产业布局演变保持平稳、协调,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防止市场调节的滞后、失效,使产业布局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3.产业布局中的生态建设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这与以往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造成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截然不同,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成为西部开发的一项优先考虑的独立目标。
因此,产业布局关心的内容要突破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传统意识,要一、二、三产业通盘考虑,粮食、森林、水利、旅游、野生动物保护、基础设施等项目应成为重要布局内容。
4.来自外国的投资与多方面参与将对中国今后产业布局演变产生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开放政策对东部沿海的崛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步伐加快,外国参与西部开发的障碍会变得越来越少,挟其巨大的资本、机制与全球化经营的优势,外资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将变得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