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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综述

屈原综述

摘要：

屈原的生年；屈原士履；屈原“流放江南”；屈原的爱国主义；屈原“否定论”；屈原的评价；关于研究现状的总结。

一、关于屈原的生年

生年。

关于屈原生年的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是公元前340年（郭沫若说）、公元前339年（浦江清说）、公元前340年左右（游国恩说）。

此外任有公元前353年（胡念贻说）、公元前342年（汤炳正说）、公元前341年（陈久金说）等。

在《屈原考》中，郭沫若引经据典，在驳斥胡廖的观点后，郭沫若为了进一步坚持他的立场，又开始对屈原的生卒年进行了一番考证，他根据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寅年正月庚寅日的观点，得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卒于公元前278年5月5日，享年62岁。

浦江清先生撰写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试图对屈原的观点进行修正。

他的结论是公元前341年岁星在星纪，太阴在寅，太岁在子;而公元前339年岁星在娵訾，太阴在辰而太岁在寅。

因此，他推断屈原的生辰应该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庚寅。

而这一时

间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述的屈原的事迹也很符合，因此，浦先生认为屈原的生辰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从而修正了郭沫若的说法。

继郭沫若和浦江清后，胡念贻先生对他们的观点都进行了否定。

他主要是依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驳。

认为公元前341年和339年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两年出生的话，那么与《史记》所记载的情况就有冲突。

因此，他认为屈原的生辰应该推迟12年，即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这样，就与史书和《离骚》中关于屈原的记述相符

合了。

胡先生的观点受到金开诚等人的支持。

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先生在他所撰写的《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探讨》中对屈原的生辰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摄提”“孟陬”“贞”“庚寅”的解释都是承袭王说，只是他对屈原具体的出生时间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

除了以上提到的关于屈原生辰的一些有影响的观点，还有许多其他的千奇百怪的说法。

这些说法虽然未能有大的影响，但也是屈原生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延陵在他的《屈原的生辰与离骚的著作时期》中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八年，即公元前362年正月初一。

钱贵成先生在《屈原生年考略》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

何幼琦先生在《屈原的生年和诞辰》一文中认同浦江清先生的观点，即屈原生于前339年正月十四日。

常健在《屈原生年的再探讨》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夏历正月庚寅日。

郭元兴先生在《屈原生年新考》中提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十月初一。

徐锡祺在《关于屈原的生日》一文中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九年正月庚寅，即公元前342年11月6日。

黄崇浩在《屈原生辰及相关问题》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1年夏历正月初五（周历三月初五），与周文康的观点相同。

……

屈原生辰研究，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屈原的崇敬和爱戴，也体现了中国学者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

虽说屈原的具体生辰还未尘埃落定，但这些研究对屈原生辰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成果，为后人继续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该相信，随着文物的不断发掘，科技的不断发展，历史的不断还原，屈原的生辰之谜最终必然会被揭开。

二、关于屈原士履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

一、谏官说。

唐代张守节《史记·屈原列传正义》日:

“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左徒对内得图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等等，那就负着国家重大的责任了”。

需要说明的是:

其一，张守节用一“盖”字，表示推测之意;其二，级别不对，左徒为卿级官员，而拾遗级别太低;其三，根据楚国官制，楚有谏官，如“溉尹”或“缄尹”。

二、令尹副职说。

关于左徒的职掌，文献只有一处记载: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

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

楚使左徒傅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

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史记·楚世家》）

三、莫敖说。

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推测，左徒“盖近内官，其职颇与汉制太常相似”，“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

其理由为，第一，莫敖亦卿阶，压建以莫敌为令尹，与春甲君以左徒为令尹事相合;第二，“莫敖为近内官，人则禁御左右，出则应对诸侯，主为盟会之事，与原传‘图议国事，接遇宾客’之语合，’;第三，“楚自鲁桓公十二年之后，始有莫敖之官，直至春秋末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七世相承为之，为莫敖者更无他姓人”，“楚无二屈，官制容有小变，不容有大更，则原世其官，本极可能”;第四，战国以来楚之为左徒者，仅原与春申君二人，按春申君亦本楚之近亲（《韩非子·奸劫轼臣》篇以春申君为楚庄王弟），则左徒必以亲族为之，与莫敖之制同。

四、司徒或司徒副职说。

路百占以为，“左徒”即“左司徒”的省称。

段熙仲以为，“比例之令尹之下有左尹、右尹，司马之下有左右司马，司徒之下可能有左徒为其佐贰”。

此说亦难成立，理由为:

其一，“左徒”与“左司徒”之间的等同关系，没有文献与考古的依据;其二，楚国官制本来就比较复杂，左尹、右尹未必是令尹属官;左右司马更不是司马的属官;其三，楚本有“司徒”之官，《左传·宣公十一年》:

“令尹蔫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

”杜预注:

“艾猎，孙叔敖也。

司徒掌役。

”司徒之下是否有左右司徒。

则属于臆测。

五、左史说。

王汝弼提出，“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

何以知其然也?

《玉藻》云:

‘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王氏以为:

“徒当为史字的楚译”，“楚史谓之祷机，疾读之成徒。

’，。

案:

楚设左史之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记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能上下说于鬼神”，说明楚国左史除记载史实外，还能读古籍，道典，通鬼神，以其广博的专业知识，在一些问题上出谋划策。

六、太子傅说。

林庚则说:

“左徒所以是宫廷的亲信。

因为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吴郁芳说:

“屈子职为左徒，于史有载。

而楚人以左徒为太子之傅，于是亦有载。

《史记·楚世家》‘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然而《春申君传》中，秦人径称这位侍太子的左徒为‘楚太子之傅’。

”⑩黄歇担任过太子之傅是实，但不能据此推理:

黄歇担任过左徒，屈原也担任过左徒;担任过左徒的黄歇曾为太子之傅，担任过左徒的屈原也可能做过太子之傅;因此左徒的职掌为太子之傅。

七、登徒说。

汤炳正（“左徒”与“登徒”》一文，利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文字，提出“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

“左徒”即“左登徒”的省称，而“登徒”即为“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

“左徒”很可能是上大夫之职，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主要活动在外交方面。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三闾大夫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

一、“公族大夫”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前半而推论）。

王逸原文为:

“三阎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人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

”但一般学者仅取前半，即“三阁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如姜亮夫《屈原列传疏证》云:

“三间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宵子为主。

”其《楚辞通故》“制度部第六·三阎大夫”条云:

“按三阁之职，王逸以为掌昭、屈、景，则即列国之公族。

”次引米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公族大天”余“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子属焉”、“公族专主教诲也”、“就闲官”等，复云:

“举屈子一生事迹，教胃子固为其最重之职，则与晋之公族大夫，正相类矣。

且晋之公族，皆晋之同姓，则与屈氏为同姓之义亦合。

”

二、宗伯宗祝说。

吴永章《楚官考》提出，“三间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类”。

吴郁芳认为楚之三闾大夫即是《周礼》中的小宗伯,宗伯就是宗祝或谓祝宗;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是祝宗卜史。

其说亦不可信:

其一,周的宗伯、秦的宗正、汉的太常等,只是在职掌职能上与三闾大夫相近相类,但不能等同。

其二,宗伯与巫、祝、卜、史不是等同关系,它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其地位悬殊。

其三,巫、祝、卜、史在社会发展史上发挥过作用,但在屈原时代,已经逐步淡出政治中心,见于文献与考古的类似职务只有“太卜”一职。

三、多种职能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全部而推论）。

李诚提出,王逸《楚辞章句》明确了“三闾大夫”的职能,“以今天眼光看,屈原这一职务竟包含有教育、内政、监察、外交等多种职能,而‘序其谱属’更说明这一职务甚至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颇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只要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王逸的说法,应当有一定的来历而非凭想象虚构。

屈原先祖鬻熊曾任周文王之‘师’一职,其职主要为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措施;协同君王处理战争、祭祀、外交的等重大事宜;负责督促贵族子弟学习、修养等。

十分清楚,‘三闾大夫’正与‘师’有明显的继承性,故其职能颇多一致。

就此而言,‘三闾大夫’并非学术界所惯认的相当于北方‘公族大夫”。

“王逸多出司马迁的‘掌王族三姓’、‘监察群下’等几句话,正是最能与‘师’的职责相互发明”,“王逸《离骚序》对屈原职责的记载不是抄撮《史记》的结果,而是有自己的接受源流”。

“三闾一职具更多内涵,其职责涵盖左徒,而左徒职责更专施于外交领域”。

四、三闾为邑名说。

钱穆《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认为,“三闾乃邑名”,三闾大夫是“以公邑称大夫”;三闾即“丹析之三户,实楚人开国发祥之地”。

钱氏的根据是,应劭《风俗通》“三闾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闾氏”、《元和姓纂》称屈原后嗣以“屈南”、“三闾”为氏。

饶宗颐先生尝驳之,以为昭、屈、景,楚之三大公族,其始与楚之发迹无涉。

此三族皆芈姓之后,为楚王族之强者,故合称之曰“三闾”,掌此三姓之官,谓之“三闾大夫”。

而且通观古今记载,无有“屈南”、“三闾”二氏人物,《姓纂》之说,殊不可信。

故三闾非邑名,而屈原当无子嗣。

通过以上考释可知:

王逸关于“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的记叙是可信的,昭、屈、景三族的确是战国时期楚国王族的大姓;三闾大夫的职掌即为“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而“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一段文字,是王逸将前人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记载与《史记》关于屈原任左徒的记载杂糅在一起而造成的误解,应从“三闾大夫”的职掌中剔除出去;“三闾大夫”的职掌与中原的“公族大夫”的职掌是比较相近的。

“左徒”、“三闾大夫”关系

一、左徒、三闾大夫即莫敖说。

左言东认为,“为了更有利于君权的集中和行使,楚武王最后几年建了可随时任命与撤换的令尹制,令尹的权力在莫敖之上。

后来又有司马的设置,莫敖亦在其下。

随着君权的提高,莫敖的地位与权势日益削弱。

春秋前期尚可领兵作战,受王命参与会盟;后来成为只管王族事务”。

其后裔屈原曾继任为三闾大夫,管理王族屈、景、昭三大姓的门闾,“三闾大夫当是莫敖的俗称,与周族的宗伯相近”。

刘先枚也提出,莫敖即三闾大夫,官阶在卿位。

其区别仅仅是时代的差异:

“莫敖之称,盛行于春秋之世,至战国楚威王时尚称莫敖,至怀王时只见三闾大夫”。

左言东从而得出结论:

“楚国职官”有“莫敖”,其别称为“左徒、三闾大夫”,其“职掌”为“掌王族事务”,“任职人举例”为“屈原、黄歇”。

二、左徒、三闾大夫即祝史说。

吴郁芳以为“左徒”即“三闾”,三闾职掌即宗祝、祝宗、祝史;三闾当是楚人的俗称,左徒为官方职称,左徒是其全称;屈原终身职在三闾。

三、左徒、三闾大夫即左史说。

过常宝认为左史、“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掌相近,皆为王族宗族事务,那么,“三闾大夫”或者就是“左徒”的别称?

不管如何,屈原的职掌是王族宗族长官,类似于《周礼》中之“宗伯”;而“左史倚相”的职责也类似于周之“宗伯”,所以“屈原之职掌与左史倚相之职掌是相同的”。

总之,王逸“故官”说值得重视,屈原政治生涯的高峰是任“左徒”之职;而短暂的“辉煌”导致了屈原一生巨大的失落;而“三闾大夫”之职,则与屈原政治生涯相始终;屈原以“三闾大夫”而闻名。

这些看法,既与文献记载相合,亦有屈原作品之内证。

三、关于屈原“流放江南”

从贾谊《吊屈原斌》、刘安《离骚传》、东方朔《七谏》、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刘向《新序》、《九叹）、扬雄《反离骚）、王充（论衡）、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汉代学人论定了屈原遭受放逐的经历，在解释屈原作品时，总是跟屈原放逐联系在一起，总是局限于江南、沉湘一带。

黄文焕将屈原作品的作地分出了“汉北”与“江南”，并将“疏”与“放”区别开来;林云铭则将“疏”分出层次:

屈原在怀王时遭谗，结果只是被疏;再谏则被迁于汉北，但未遭拘禁，几年后又被召回;顷襄王朝被放江南，永不召回，不能自由行动。

蒋戮则将“放”分为三个阶段:

郑都至陵阳，陵阳至淑浦，淑浦至泪罗。

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

屈原的政治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疏”:

在那都任职、遭谗、被疏;第二阶段，“放”:

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迁”:

被流放江南。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

“王姜斋论《涉江》，又谓原于怀王时，退居汉北，至顷襄王而窜于江南，故有鄂诸之乘.夫怀王之末年，原以谏武关，与子兰交恶，其不在汉北审矣.顷襄即位，子兰之逐原，势不旋踵，安得从汉北而至江南耶?

原于怀世，虽迁汉北，然末年盖以召还，至顷襄之始窜原江南，当以《哀郧》之发郧都为正.”尽管蒋骥强调的整体路线不可取，即《哀郑灰从郧至陵阳也.《涉江灰从陵阳至淑浦也.但蒋氏论屈原流放从邹都开始，还是很有道理的.蒋骥之论可以明确两点:

第一，屈原在怀王末年已被召还，故有谏武关之举，说明屈原在郧都而不在汉北.第二，顷襄王时代屈原遭遇放逐“顷襄即位，子兰之逐原，势不旋踵，安得从汉北而至江南耶?

”由于屈原与子兰的尖锐矛盾，也不可能将屈原先放至汉北，再放至江南，而是将他直接放逐到目的地.因此，张氏所定的放逐路线，即“郭都—汉北—椒浦”，在宏观上并不可取.

姜氏《屈原事迹续考》以为:

怀王十五年被疏，屈原由“左徒”退守其世职“三间大夫”;怀王二十五年，屈原居汉北，怀王三十年南归;顷襄王二年，屈原迁之江南陵阳;顷襄王十二年，屈原自陵阳涉江入辰淑（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5一石3页）.而且姜氏以为屈原放逐江南的路线为:

郑都—陵阳—辰阳、淑浦—长沙—泪罗.而张氏以为屈原没有到过“陵阳”.姜氏《屈子游踪图》列出放逐路线是:

1.方仲春而东迁（《哀郧）））;2.去故都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哀郧》）;3.过夏首而西浮（《哀郊》）;4.将运舟而下浮（《哀郧》）;5.今逍遥而来东（《哀郑》）;6.森南渡之焉如（《哀郧扔;7.乘鄂清而反顾兮（《涉江》）;8.上洞庭而下江（《哀郧》）.案:

其一，第二句“故都”，《哀郧》原文为“故乡”，乃姜氏改，或误。

其二，姜氏所列线路较简，而且指向不清，而明确标出的线路只有五条:

1.方仲春而东迁;2.过夏首而西浮;3.今逍遥而来东;4.森南渡之焉如;5.乘部诸而反顾.可以说既不完整，又有缺漏，而且与姜氏的学术观点亦不吻合.对照两图，则有两点差别:

其一，张氏着眼于《哀郑》、《涉江》两篇，而姜氏似乎主要侧重于《哀邪》一篇，《涉江》仅点到为止.其二，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处，张氏标为“夏首”，姜氏标为“夏口”。

由此可见，由于对屈原放逐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屈原放逐路线、地点理解的差别.鉴于屈原生平记载的较多缺项，只好选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屈原的放逐路线作出界定:

1.《哀郭》“发那都而去间兮”;2.《哀郧》“遵江夏以流亡”;3.《哀郑》“过夏首而西浮

兮”;4.《哀邹》“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5.《姗江》“旦余济乎江、湘”;6.《涉江》“乘鄂诸而反顾堂”;7.《涉江》“乘能船余上沉兮”;8.《涉江》“朝发枉萝兮，夕宿辰阳”;9.《涉江》“入淑浦余释?

兮”。

通过屈原作品、历史记载、出土文献互证，可以证明，屈原《哀郧》、《涉江》记载的放逐路线是比较真实的，带有明显的“自传性”。

四、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

对屈原的爱国问题的审视，研究者有不同的角度。

从楚国与中原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待屈原的爱国问题。

楚国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东周时代却还不具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性质，而且受到周代礼乐文化的探厚浸染，屈原的思想也不会超越时代的局限，现代爱国主义的范畴并不适合屈原，热爱宗国是他所处时代的较为准确的表述，从宗庙社樱立场上看待屈原的爱国问题，屈原的“存君兴国”就更容易理解。

屈原的爱国，应该是不存在疑问的，当然是爱他的族姓的楚国，但是以今天意义上的爱国观念来扣合屈原的情况，恐怕并不合适。

如果说屈原的爱国中“国”是指楚国的话，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楚国与中原的关系的?

他是否已经有了楚国为独立于周王朝之外的一国的意识了呢?

似不尽然。

从屈原的作品中可见他对中原文化的熟悉，而且中原与楚国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

东周历史上有明显的几次中原文化大规模迁移楚国的例子。

再看中原各国对楚国的态度，中原各国虽一再称楚为蛮夷，但在正统典籍中，史家仍遵礼制而称其君为楚子，而中原各国的挞伐，也带有奉周王诏命，以征叛逆的意思。

再看楚国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史记·楚世家》中楚王自称蛮夷者凡两次。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以及周王朝的微妙关系。

屈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然其思想也不会超越时代的局限。

周天子统治下的各诸侯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周室播迁，王室控制力大大削弱，更加有利于各国的相对独立发展。

楚国由于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同时受到楚地风俗的影响，相对于中原，更有其独立性。

楚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有其独立性。

楚国立国较早，早在周文王时期，楚国已经与周开始有交往，可见证于周原出土的甲骨碎片。

《史记·楚世家》中有两段记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蓄熊。

胃熊子事文王，蚤卒。

”“楚熊通曰:

‘吾先胃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楚国立国时间久远，文明的积淀也较为深厚。

屈原正是受着周代礼乐文化和楚地特殊风俗的浸染。

屈原爱国思想从现在意义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楚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爱国思想用在一个诸侯国身上是不合适的。

那么从屈原身上发出的那种信息又该怎样解释呢?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

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

“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

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

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另外，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体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上。

他在《离骚》中列举了启、界、寒泥、浇、夏莱、殷封等暴君的身败

名裂，以及禹、周的兴旺发达之后，紧接着说: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纵观古往今来，人民群众考虑问题的准则，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岂不是很清楚吗?

哪有不善不义的人能够行得通、得到人民拥护的呢?

这就清楚地反映了他重视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

对人民群众是重视还是蔑视，这一点历来就是区别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标志之一，正因为屈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所以他才能重视人民群众。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想。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这是《哀邹》的开头四句，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这里表示的对人民的同情，是和“哀郑”、哀悼楚国的前途紧密联系的。

国家的败亡，致使人民群众流离失所，蒙受重重灾难;而面对难民流离的惨景，自然更加深了诗人的亡国之痛，也更加激发了诗人的爱国热忱。

屈原的爱国思想，又是和“忠君”密切结合的。

在他当初任怀王左徒时，他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怀王身上，只要怀王能走上富国强兵的正道，他自己愿意充当一名拼搏的马前卒，这就是他在《离骚》中所说的，“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

乘哄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然而昏啧的怀王对他的愚忠却并不赏识，而是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见疏之后，又把楚国的前途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

他在作品中反反复复地用“香草”、“美人”来比喻楚王，并以此表示自己对怀王的一颗忠心，如他在《离骚》中说: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怒。

”

五、关于屈原“否定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作计否定屈原的存在和贬低屈原作品成就的逆流。

这里面既有学术研究的不同观点的论战，也有假学术之名而间接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斗争。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白廖季平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以后，胡适紧步其后尘，又提出了“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的间题.接着是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准波助澜，①对问西越说越离奇。

近来日人三泽玲尔也认为屈原是“想象中的作家”.据说日本还有别的学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否定屈原.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晚期，我国就历史地出现了屈原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卓越的爱国者，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及其它许多复杂的原因，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所存寥寥，且多语焉不详，这就给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造成了困难。

但所幸从汉以来所流传下来的一些材料中，尚可钩稽寻绎而见其端倪。

其中最为完整，也比较可信的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以这篇宝贵的本传为线索旁通其它，完全可以理出屈原生平事迹的基本情况。

尤为可贵的是，屈原的绝大多数作品还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这是研究其思想特点、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代影响的至可珍视的第一手材料。

事实上自汉以来，迄于清季，对于屈原其人虽屡有褒贬减否之词，但还没有人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存在。

然而民初以来，随着政治舞台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的发展，在楚辞学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一股否定屈原的存在、贬低屈原作品的成就的逆流。

这种“屈原否定论”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

按照时间的顺序和问题的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中，郭沫若都是以文化战士的姿态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参加了论争，在这场关乎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论争中，他是立了大功的。

在“否定论”诸论文中，最系统周密、最得当推何天行《楚辞新考》①，后改题《楚辞作于汉代考》②.在此文中，何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不存在，前汉时代涉及屈原的文献（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前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

作为重要资料的《史记·屈原列传》，又如历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种种刁飞完备之处;这并不是后人增补生误，而是表明了《屈原列传》本身全篇都是后人所写。

《屈原列传》的作者大有可能是刘向或刘欲，而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③。

《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一则因刘向父子僧恶刘安，二则因刘向要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虚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