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唐朝官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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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朝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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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为郡太君、妻为郡君；五品母为县太君、妻为县君；
一、政治、经济概况
隋末农民起义推翻了隋朝，为封建政治改革开拓了道路。
唐朝创建者李渊、李世民，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革除弊政以谋求长治久安，经过30多年的励精图治，逐渐使唐朝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李渊在位时期，国家重新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典章制度初具规模，为“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
唐太宗时期（627-649年），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初期，在政治上进一步联合各地主集团，健全法制、整饬吏治，提高国家机关的行政效能；在经济上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
贞观初，李世民首先着手改组中央机构，逐步免去高祖朝的宰相陈叔达、萧瑀、宇文化及的职务，任命原秦王府的宠臣高土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为相，并起用李建成的幕僚魏征、王珪、韦挺等为谏官，接着又提拔他们担任尚书左、右丞或宰相。
李世民除了处死李建成、李元吉的亲属外，其他属官一律赦免。
他的这一政策，不仅搜罗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为己效力，也迅速消除了来自反对派的阻力，稳定了政局。
唐太宗非常重视发挥国家机关效能。
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主要是因为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决断”，使得群臣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他很注意选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交给百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诸事稳妥，才能上奏施行，所以旧史称唐政府处决政事“鲜有败事”。
贞观初年，还针对武德后期民少官多的弊端，精减国家机构和官员。
唐太宗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令房玄龄精简中央官员，使之由武德时的2000多人减为643人（《资治通鉴》卷192），定员额为730人。
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分全国为10道。
贞观时代，注重立法。
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组织名臣和法学家研究立法和司法制度。
他说：
“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据此对《开皇律》作了重要删改，除去大辟罪92条，死罪大半，其余删烦去蠹、变重为轻的条文也很多。
当时对判死刑很慎重，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复奏”（《贞观政要》卷8）。
他还认为法令不能经常变化，因为数变则烦，使“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
所以，唐前期的法律体系经贞观初年修订后，就基本确立，没有大的变化。
为保证法律的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司法机关，中央主管刑法和审判的是刑部和大理寺，地方州县设专管司法的官吏，刺史和县令都亲自掌管审判事务。
唐太宗还从前朝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不认真奉法，任何完备的立法和司法制度都是空文。
他曾对朝臣说：
“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惟虑有反叛者。
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魏郑公谏录》卷3）。
”他提倡守法，要求司法部门要依据律文断狱。
所以，有些大臣才敢于“犯颜执法”，与他激烈争辩，纠正他任情用法的错误。
由于贞观时期重视立法、守法，法律的执行一般较认真，官吏犯法必无赦免，贪赃者置以重法。
当时“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贞观政要》）。
这对巩固唐初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在用人上，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
为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
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
其中有长期跟随他的秦王府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
他的用人原则，曾引起原秦王府一些没有升官的旧属不满。
唐太宗批评房玄龄等人说：
“用人但问当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
”因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保证了唐初政治的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
唐初的军队是以府兵为骨干的中央禁军、边军和地方军组成。
军队由皇帝直接掌管，除紧急情况之外，凡征调10人10马以上，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鱼符、木契。
将帅不能长久专兵，“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贞观时期，边将领兵，一般是“三年一易，收其兵权”。
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军权集中于皇帝，防止大将拥兵擅权。
唐太宗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特别注意府兵的训练。
折冲府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每年冬季有一次试阅。
有时唐太宗亲自教射，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也进行考绩。
“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唐初恢复和完备了前代的府兵制度，不仅加强了统治，也有利于地主阶级扩展经济、政治力量。
当时地主子弟是府兵的主干，当府兵可以免除赋役，有功勋还可获得勋品、勋田或升官，战后可分得大量俘虏、财物。
因此，唐初地主子弟一般都积极从军，借此升官发财。
府兵要自备部分兵甲、服装、资粮，每年要担任几个月的宿卫。
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当府兵则是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以逃亡他乡、自残肢体、投附寺院等方式来逃避征役。
唐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以关中军事贵族集团为主干，联合关东、江南士族及非士族地主的方针，巩固了唐朝统治，但各地主集团仍存在矛盾。
以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随着贞观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非士族地主不满足于其社会地位，要求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和贵族官僚集团发生了冲突。
到高宗时，这种斗争开始激化。
武则天正是利用这一矛盾，打击李唐官僚集团势力，逐渐掌握国家大权而登上皇帝宝座的。
武则天统治时期，以严刑峻法对付一切公开和暗藏的反对派。
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奖励告密。
各地告密者不论贵贱，都可亲赴京城，沿途受五品官待遇，到京后武则天亲自接见。
告密核实，封官赐爵；告密失实，并不反坐。
于是，唐宗室贵族大臣多被告发，不少告密者则成为新贵。
武则天还重用武三思、武承嗣、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搜罗数百名无赖之徒，专以告密为能事。
他们为了迫害政敌，广泛侦察，罗织罪状，严刑逼供，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地方将吏数千人，以致朝野上下一片恐怖。
被诛杀囚禁的大批官僚，多为无辜受害者。
武则天为培植其势力，“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新唐书·则天皇后传》），大量破格提拔士人和低级官吏。
每年赴京应举的人数不断增加。
她经常要大臣荐举人材，长寿元年（692年）大臣一次荐举了130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资治通鉴》卷205）。
由于勋赏太滥，造成“腓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笏”的怪现象，拾遗、补阙这类官员，更是车载斗量。
武则天于农民的反抗，除了严厉镇压和不断检括逃亡农民外，对徭役和户籍制度也作了某些修改。
天授2年（697年）她到洛阳，下令允许关内雍州、同州、太州的士族、人稠地区的无田百姓，到洛州安置，前后迁移了数十万户，被迁的农民可在当地开垦荒地，免3年租调。
高宗死时，宣布百姓年满50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60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10年。
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武则天统治的50年间，封建国家控制的户口，从贞观、永徽初的380万户，增到650万户；商业、交通出现了贞观时期未有的繁荣。
从此，唐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神龙2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乘武则天病重之机发动宫廷政变，逼武则天让位给李显。
不久，武则天病死。
中宗复位后，张柬之等人遭到排斥，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氏近亲结成政治集团，控制了朝政，造成了更加腐败的政治局面。
他们卖官鬻爵，只要交30万钱，就给予皇帝的墨敕，斜封副中书，称为“斜封官”。
当时正员之外，用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等头衔，封授的官员多达几千人。
贵族官僚集团还直接剥削大批封户。
中宗时，受封的贵戚幸臣多达140余家，封户多至上万户，封地遍及54州，涉及丁男在64万以上。
各封家派有专官、奴仆收取租税，在当时封户较集中的黄河南北地区，造成“百姓怨叹”、“颇多流散”的惨况。
景龙4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窃掌朝政。
相王李旦之子李隆基利用禁军的不满，发动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大批武氏宗族、党羽，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
景云3年（712年），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玄宗）。
玄宗即位后，首先整顿混乱的弊政。
自开元元年至开元8年（713年-720年），他相继任用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姚崇、宋璟为相。
姚崇治事明敏，处决政事迅速。
他曾向玄宗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郤贡献”等建议，都被采纳（《资治通鉴》卷210）。
在他执政期间，大量裁减中央机构的冗职，修立了各种制度，使“权归于上”，消除了行政上的混乱。
宋璟“善守法持正”，注意选择官吏，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对玄宗“敢犯颜直谏”，对下能“刑赏无私”。
由于两人同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安居。
害民极大的食实封制，这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至官府领取，禁止封家直接苛索封户。
唐玄宗也很重视地方吏治，经常召见地方官员；规定了京官和地方官交流任用制度，使出入常均，尽量改变重内官轻视外官的现象。
为了表示重视地方官的典选，唐玄宗有一次还亲自殿试新授县令，放归其中40多名考试成绩低劣的人。
唐玄宗还一再要求地方官员注意兵役、徭役、租税的均平征敛，重视农田水利的管理，随时招抚逃亡人口；还经常发布特敕，缓征、减征、免征民户贷粮、租调、地税，以保证国家收入和兵饷来源。
唐玄宗还表示要除奢从简，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供军国使用；规定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停罢两京及诸州织锦坊。
一度倡导俭约、焚珠玩、禁女乐的唐玄宗，到开元后期渐渐荒怠政事、沉湎淫乐。
同时，整个官僚机构也空前膨胀，官吏多达36万余人。
这时，唐玄宗用的宰臣，多为巧于献媚、善于逢迎，“专徇帝欲，不顾天下成败”的奸邪之徒。
“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唐玄宗“任之不疑”，出任宰相达19年，独专朝政。
天宝11年（752年）李林甫死，杨国忠继任宰相，专事献媚玄宗，身兼40余职，每件文书“但署一字，犹不能尽”。
本就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只好依赖胥吏代为处理公文，使得腐败的朝政，更加贿赂公行、纪纲紊乱。
玄宗还特别重用宦官，“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旧唐书·高力士传》）。
这些得宠的宦官权力极大，“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
地方官僚都竭力奉承，宦官出使无不满载回京。
宦官中最得宠的是高力士，朝廷文武百官都要巴结他，才能谋得高位。
唐后期100多年的宦官之祸，正是在这时种下的根源。
安史乱后，政局每况愈下。
肃宗即位后，召募中央禁军，委派宠信宦官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后又兼任兵部尚书，执掌禁军。
此后，宦官把持朝政日益严重，引起了部分朝官不满。
皇帝有时也不甘受宦官控制，朝官在皇帝的支持下，和宦官不断发生激烈斗争。
宦官的办事机构在北面的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的皇城，所以两者的斗争又叫南衙、北司之争。
贞元21年（805年），唐顺宗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待诏。
他们引进了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在顺宗的支持下，着手革除时弊，企图夺取宦官集团的权力。
但由于他们依靠的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皇帝，手下只有少数有识之士，缺乏社会基础，所以在握有重兵的宦官势力的反击下，永贞革新失败了。
宪宗被宦官杀死后，继位的穆宗和敬宗，更是委政宦官，专以游乐为事。
宦官在朝中的地位愈益巩固，更加飞扬跋扈。
敬宗因打骂宦官，结果也被杀死。
文宗时，想改变宦官专政局面，但因宦官势力已根深蒂固，已无法处置了。
唐后期，除了朝官和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外，在朝官内部也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从而引起官僚集团的派别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以李宗闵、牛僧儒为首的牛党官僚集团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官僚集团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
这些斗争与倾轧，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的覆亡。
二、中央官制
唐代官制沿袭隋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新唐书·百官志》）。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较完备地建立起来了。
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律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律令，而且不受律令约束。
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
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分工合作。
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职责分明，监察机构也很完备。
此外，还有一套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新唐书·百官志》）。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
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
当时的局面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李肇《唐国史补》），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影响。
（一）三师、三公
三师：
太师、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各1人，为天子所师法，无所总职，无其人则缺。
隋废三师，贞观11年复置，与三公皆不设官属。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皆正一品；武德7年定）各1人，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
亲王拜三公者不亲事，祭祀缺则兼摄。
大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扫除。
（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政事堂
唐初，以中书令（中书省长官）、门下侍中（门下省长官）、尚书令（尚书省长官）共议国政，都是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新唐书·百官志》）。
后来，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
自隋代以来，就“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册府元龟·宰相总序》）。
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
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
《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8年（634年）中书令（《新唐书·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
“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
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
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
”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
贞观17年（633年），太宗以李勣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即视同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
从此，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不能行使宰相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
永淳元年（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四品以下官员任宰相，加平章事名号）。
自此，“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衔号。
中书、门下二省本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
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不能参与机务，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
由于代宗大历12年（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
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初，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议事地点称政事堂。
“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文献通考·职官四》）。
高宗去世（683年）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
开元11年（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
至此，政事堂也从议事之所变成了宰相的办事机关。
中书门下成为宰相裁决政务的实体化常设机构，并有自己独立的印、公文和僚属，其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其独立裁决政务的公文称“堂帖”、“堂案”，其僚属称“五房”、“堂后官”。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省办公，因此不必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
开元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杨国忠虽身兼40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取代尚书都省成为政务裁决的中心。
在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的背景下，尚书左右丞成为都省的实际长官，都省成为中书门下之下签署转发制敕文书的机关。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
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
宰相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
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执政事笔”。
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专权用事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长期居于“执政事笔”之职。
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
宰相10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10年（794年），才改每日1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防止宰相专权。
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
（三）三省
唐沿隋制，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
因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官位特高，多不授人，仅为大臣加衔。
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次官称侍郎。
部下有司，各司正、副长官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发展的结果。
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没有改变。
唐代三省中，关系最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南省）。
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
门下省如对中书省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
凡中央各部、诸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
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
他于贞观元年12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
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
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资治通鉴》卷192）。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
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1）中书省
武德3年，改内书省为中书省，内书令为中书令。
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改称西台，中书令称右相。
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称凤阁，中书令称内史。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改称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天宝元年改称右相。
后复旧称，但至大历5年，紫微侍郎才复称中书侍郎。
1.中书令2人（开元时为正三品，代宗时为正二品）为长官，“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
2.中书侍郎2人（正三品）为次官
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
中书令多不授人，故为实际长官。
3.中书舍人6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
中书舍人是唐代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重要跳板。
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四条禁令。
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其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称“五花判事”。
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中书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
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
舍人中资格最老的称“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
舍人6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
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之所，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
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将此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旧唐书·常衮传》）。
开元初，以他官掌诏敕策命，称“兼知制诰”。
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因当时“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新唐书·百官志》）。
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
4.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或称右史）
贞观3年废起居舍人，其后复置。
“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
5.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
武德4年废谒者台，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
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
有令史10人，典谒10人，亭长18人，掌固24人。
6.主书（从七品上）、主事（从八品下；掌署覆文案，出符目）各4人
7.右补阙（从七品上）、右拾遗（从八品上）各6人
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创置，均为谏官，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书言事。
谏官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进谏，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
8.右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
隋废散骑常侍。
贞观元年复置，贞观17年为职事官。
显庆2年分左右，隶门下、中书省，皆金蝉、珥貂，右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称为八貂。
龙朔2年改称侍极。
9.右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
武德元年置谏议大夫，龙朔2年改称正谏大夫，贞元4年分左右。
武后垂拱2年（686年），鱼保宗上书建议置铜匦以受四方之书，为武则天采纳。
武则天下令铸4个铜匦，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
东方青匦，称“延恩”，凡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招谏”，凡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申冤”，凡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通玄”，凡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
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1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
其后同为一匦。
天宝9年（750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恢复旧称。
德宗建中2年（781年），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投匦者，使知匦使先验副本。
开成3年，知匦使李中敏奏罢验副封。
10.省中属吏
有令史25人、书令史50人（均掌署覆文案，出符目）；能书4人、蕃书译语10人；乘驿20人、传制10人、亭长（掌门户启闭、传禁约；为中央官署中最低级的事务员）18人；掌固（掌守仓库及陈设）24人、装制敕匠1人、修补制敕匠50人；掌函、掌案各20人。
11.集贤殿书院
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承旨以求图书遗逸、贤才隐滞；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校书4人（正九品下），正字2人（从九品上）；中使1人；孔目官1人，专知御书典4人；知书官8人，掌分四库书；书直、写御书手90人；画直6人；装书直14人；造笔直4人；拓书6人；典书4人。
开元5年，乾元殿写4部书，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4人，以1人判事；押院中使1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8人，分掌四库书。
开元6年，乾元院更名丽正修书院，置院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
开元8年，加置文学直及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校勘官。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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