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docx

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docx

《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专业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班级：

14级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作者：

张琦学号：

81420379

摘要：

此篇文献综经过查阅大量文章，总结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现状与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影响。

对于前者，即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现状，又包括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现状：

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对于理论方面的现状包括翻译标准，翻译原则方面，以及翻译家翻译法之研究；而实践方面包括对翻译教学等方面研究。

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渐渐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包括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本文献综述通过此种分类方式，可以有效的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受大数据时代的影响。

、

关键字：

翻译理论；实践；现状；大数据时代；影响

近年来对于翻译的研究从理论到对实践方面的研究。

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也从传统信息受限单一的状态到数据信息共享状态，进而对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大数据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人查阅中国知网等网站，万方数据等网站，发现涉及此的文献不在少数。

本文献综述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开始探讨，将其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分别进行探究。

对于理论方面又继续细分，包括对翻译规则与翻译标准现状之探讨，以及对当代翻译家的翻译法与翻译特色的介绍；对于实践方面，本人从对翻译教学等方面介绍其现状。

而后，引入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从对其理论与实践方面开始分析。

对于所查阅之文献，本人对其进行归纳整理，认为对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所帮助。

1、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

在大数据时代影响之前，翻译理论与实践存在于闭塞状态，我们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也比较狭隘。

本文将从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现状进行介绍。

先介绍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后对于理论部分，包括对翻译的标准、规则等方面的介绍；对于实践部分，包括对教学等方面的介绍。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1、邓江雪：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本文献论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进而分析了霍姆斯的译学构想，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划分为三个分支：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

作者引用了庄智象（2007:

83）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一种互动关系，互为依存，互为发展，互为促进和互为丰富”。

进而作者阐述了翻译中最常见的现象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作者在探讨现在出现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的原因，引用了穆雷教授（2004）的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经验”。

作者认为对于一些言论说“翻译理论无用”，认为持有此观点的人是对翻译理论的认识熟悉程度不够，从而无法将理论应用与实践。

然而，对于作者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有些人对理论的应用并不多，或者不强调理论，并不是说明他们没有很好的掌握理论。

就如同作者本人认为，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翻译大家许渊冲曾经说过，“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值。

”作者更侧重于翻译理论的作用，却忽视了理论源于实践，对于翻译大家，他们的实践经验非常之充足，对于理论的应用在他们无意识之中，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归纳总结翻译法，所以作者偏重于理论对于翻译实际的应用有所忽视。

2、王金岳：

《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不离不弃抑或分道扬镳》

本文作者结合中国译者当下对应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处于尴尬境地，可以将不同人的观点分为四种类型：

实践优先型,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但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理论与实践并重型,即理论与实践并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优先型,即理论可以不指导实践,甚至无须指导实践,翻译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怎么译”的问题,理论的作用在于提高认知能力,强调学术价值的提升和理论创新;理论无用型,即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对实践没有指导作用。

进而分析了几个代表人物，比如翻译家许渊冲属于实践优先型，他说过：

“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

”

第二种类型，也即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金隄。

他说理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者辜正坤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直指翻译实践。

辜教授提出玄翻译学,以翻译实践展开。

王宏印也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且更加注重传统翻译理论的挖掘。

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缺点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得不够大”。

“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翻译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

关键是找准切入点。

找准了切入点,理论与实践就可以自然地结合起来,翻译无理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林克难,2003:

4）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者应是主流。

“一般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人,往往有重实践理论的倾向。

对于翻译大家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本人比较认同的是林克难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相互应当结合在一起，而非空谈理论不实践，也不应该只是实践而失去理论指导。

理论现状

1、陈香美，岳峰：

《国内近35念翻译标准研究综述（1979-2013）》

本文集结了不同时代翻译标准变迁。

包括19世纪20年代，又包括前人理论论述，其中翻译家丰华瞻（1979）、许渊冲（1981）、宋广友（1989）、陈全明（1997）、艾群（1982）讨论了那个时代翻译家的翻译标准；劳陇（1980）论证了鲁迅翻译标准——“准确”和“通顺”之间的辩证关系；晨曦（1984）研究了郁达夫的翻译观；杨健民（1986）探究茅盾提出的翻译标准。

第二阶段包括20世纪初，即2000-2007年期间，作者归纳这个阶段主要是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

其中包括对前人翻译标准概述、翻译学与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运用、涉及翻译标准的作品评述、口译标准、翻译标准创新，其中包括来我们学校讲座的王寅（2000）、我们学校出去的司显柱（2005）二者从语义学理论和功能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标准；蒋跃（2007）从解构主义角度对翻译观进行解读；王心洁、王琼（2007）从诠释学角度对翻译标准进行探索。

第三阶段从2008-2013年开始，作者介绍了翻译标准的理论论述、翻译学与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运用等，作者归纳这个时期翻译标准更侧重于解决具体语类语境的翻译标准问题，并对不同翻译标准之下的翻译技巧作了探讨。

最后总结我国近年翻译标准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理论梳理和沉淀、理论深入发展和多元化运用发展。

翻译亦受时代影响，不同时代翻译不同。

从总体上看，作者认为我国的翻译标准研究在过去的35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至今仍没有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整篇文章主要在于简述不同时代翻译家的翻译标准，翻译本无定法。

个人认为一贯以翻译标准来决定如何翻，只会到达四不像的境地。

2、张婷婷：

《论翻译标准——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提出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打破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目的论植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

在目的论的定义中，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形式，而是为另一文化的受众创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目标文本。

目的论强调翻译是一项具有目的的交际活动，目的是翻译中的决定性标准。

翻译结果是否实现翻译目的，以

及实现程度如何则受多种因素制约。

核心代表人物弗美尔提出“目的论”，并指出翻译目的由委托赋予，翻译目的是由委托决定的目标或意图。

充分考虑委托方的目标或意图才能实现充分翻译。

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前，译者应该充分了解翻译活动中各个参与者的目的，从而建立一个目的体系，使之贯穿并指导整个翻译实践活动。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形成为翻译标准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使得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开始利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对翻译标准。

目的充分性标准通过研究翻译过程的目的性以及翻译活动中各个参与者的不同情况与需求，从更加全面的层次上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进行，对翻译进行卓有成效的评估。

在目的充分性标准的指导下，译者需要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建立翻译标准体系，即衡量翻译活动中的参与者的不同目的与需求，整合所有因素，译者做出适合的翻译策略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委托方、原文生产者、译者、译文接受者都会对某一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翻译是否达到目的充分性的标准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否充分考虑到各方的需求和目的。

目的充分性标准将翻译从传统理念中解脱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将译文与原文对照而评价翻译质量的状态。

目的充分性标准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有利于完善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3、李红满：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与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翻译理论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的侵入欧美国家现已有许多翻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准确”、“原文至上”等重要原则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形成独具特色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Venuti）1992年编撰的翻译论文集《重新思考翻译》（RethinkingTranslation）就大量涉及到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而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EdwinGentzler）在他1993年的新著《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中专辟一章,用很大的篇幅探讨解构主义思想的实质与内涵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如今,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学派在欧美国家已悄然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除德里达外,还有罗·德曼（PauldeMan）和欧阳桢EugeneEoyang）等。

解构学派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作）与译文（作）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

这些十分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无疑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

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进而作者又分析了结构主义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结构主义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原作者的权威性等。

作者认为解构主义对传统的挑战，改变了一些人对传统翻译理论里的一些基本问题原有的、已成为定势的认识。

解构主义的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思考。

实践现状

1、魏令查：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

翻译实践包括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翻译教学，本文将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关系进行讨论。

首先介绍了翻译教学中理论的重要性，翻译理论的学习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的要求。

大纲规定学生应该“初步了解翻译基础理论和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

诚然,我们无须也不该在翻译课堂上高谈艰深的或过于前沿的译论,但是,我们却应该认识到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并将一些已达成共识的基本理论按照大纲的要求介绍给学生,甚至可以用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方法让学生了解一些有争议的理论,比如,归化与异化问题,从而激发他们对翻译课的兴趣。

翻译理论也能促进翻译教学水平的提高。

深刻参透新的翻译理论,必然会扩大教师的专业视野,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

这些新的理论经由教师的筛选,融入翻译教学,进而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必将有助于更快更有效地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

与现有教材中英汉对比部分分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英汉对比研究硕果累累,却难以付诸实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

比如,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1992）、连淑能的《英汉对比研究》（1993）、胡曙中的《英汉修辞比较研究》（1993）、喻云

根的《英汉对比语言学》（1994）、李瑞华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6）、邵志洪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1997）、柯平的《对比语言学》（1999）等等均

属对比分析方面的力作,它们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借鉴或指导作用。

倘能让学生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内在差异（而不仅仅是形式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文化历史原因,翻译实践中,他们就会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自觉地培养译语意识、遵循译语表达习惯、排除原语干扰,选用译语中最优化的表现方式,传递原语言文,提高译文质量。

在翻译教学活动中,通过丰富翻译教学中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必将提高学生的理论意识和技能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翻译理论规范翻译实践的自觉性;同时,通过增加翻译教学中英汉对比的比重,帮助学生强化译语意识。

译语意识潜移默化,自然会逐渐抵消翻译实践中原语那挥之不去的强劲干扰,可谓此强彼自弱,从而,保证译文质量。

上述两种意识的加强必然会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克服盲目性,有条不紊地以理论为指导,因地制宜地选择翻译技巧,自觉抵制原语影响,凭借良好的译语意识,优化表达,成功移译,确保译文不但正确而且得体。

2、刘传珠：

《关于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是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资料也较多，对此，几年前,关于翻译教学中究竟应不应该教翻译理论的问题,存在着颇多的争议。

在思想上,有人认为,翻译课程的教学只要实践就行,说教理论是外行话。

在实践中,教师大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都按照“通过翻译学翻译”的原则进行。

要么一句一句地核对答案,不讲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要么用一些例句来验证翻译技巧。

即使讲理论,也只是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传统译论的“信达雅”说,“神似”说或“化境”说等等。

1990年,劳陇先生在《中国翻译》发表文章,指出翻译教学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之后,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尤其是1996年,我国召开了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与会者认为:

翻译教学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简单化的技艺传授难以满足教学需要,但翻译教学应以实践为重。

至此,我国翻译界和翻译教育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

翻译教学必须理论与实践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翻译教学中应该教什么样的理论以及翻译理论应怎样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呢？

作者进而介绍了翻译理论额内容的确立原则，包括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实用性原则；进而谈论了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事情，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做到1、整个教材纳入明确的理论框架,切忌实践部分的经验性

和随意性;2、实践部分是理论讲解部分的准确而充分的体现;3、系统把握学生翻译学习的全过程,通过实践引导学生悟出和加深对理论原则的理解,提高应用

的能动性。

”

翻译家研究

1、党莉莉：

《许渊冲的用心——从目的论看许渊冲的中国古诗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理论可以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来概括。

具体来讲,“美”是指“意美、音美、形美”,其中“意美”是指译诗要和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的心;“音美”则是说译诗和原诗一样要有悦耳的韵律;而所谓“形美”是讲译诗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

三美之中“意美”居首位,“音美”次之,“形美”再次之。

“化”即“等化、浅化、深化”,“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为二等;“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而为一等;而“等化”包括灵活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

“之”是指“知之、好之、乐之”,是说不但要使读者知道原文讲了什么,而且要使他们喜欢译文并且感到读译文是种乐趣。

“艺术”是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文翻译不但要译词[1+l=l（形似）],还要译意[1+1=2（意似）],同时又要译味[1+1=3（神似）]。

“创”是指文学翻译是再创作,它要求译者要:

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要运用适合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即要“发挥译语优势”;诗词翻译要创造性地传达原作的三美;好的翻译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而“优”是说要“发挥译语优势”,即要充分利用译语中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运用译语的优势,同时尽力避免其劣势,从而创造出具有三美的译文。

所谓“似”则是指“形似、意似,神似”,即译文不但要在字面上或形式上与原文相似,而且要在内容和精神上与其相似,其中“形似”是最低层次,“意似”是中间层次,“神似”是最高层次。

而“竞赛”是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看作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竞赛,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发挥译语优势重新创造出最好的甚至超越原作的译本。

许渊冲教授不但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理论,他的翻译实践也在国内外好评如潮。

单其对中国古诗的翻译来说,美国加州大学的West教授认为他翻译的《诗经》读来是种乐趣;而Melbourne大学美国学者Kowallis认为许译《楚辞》是英美文学高峰;美国康州大学教授Steve夫人说他的《唐诗三百首》可以与原诗媲美;女词人茅于美教授对许译《宋词三百首》的评价是:

“李清照若活着,也要拍手称快”;而对于许译《李白诗选》,钱钟书教授说:

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

心”;加拿大陈志让院士则对《苏东坡诗词选》有不忍释手之感。

此外许译中国古诗还包括《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以及《元明清一百五十首》。

关于翻译策略,根据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理论,一方面三化和“发挥译语优势”是方法论,另一方面三似与三之是目的论,三美是本体论。

先说方法论,具体来说,三化中的“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为二等一些使译文的

内容比原文更深刻的方法;“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而为一等将深奥难懂的原文化为浅显易懂的译文的方法;而“等化”包括灵活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使译文与原文深浅程度保持相当的方法。

许渊冲教授的中国古诗翻译理论与实践与他的翻译目的紧密相连,而他的翻译目的从三似到三美到三之再到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有诸多层次的翻译目的体系,而这些翻译目的不但受到文本的制约,还受到诸如译文读者、翻译观、个人兴趣爱好与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2、郝田虎：

《论丁韪良的英译中文诗歌》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1863—1912），丁韪良英译了几十首中文诗歌，跨度从《诗经》到张之洞，涵盖了贾谊、曹植、李白、乾隆等历代诗人。

丁韪良英译中文诗歌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两本译诗集中：

1894年的《中国传说及其他诗歌》和1912年的《中国传说与抒情诗》（第二版）。

另外，丁韪良发表了《中国人的诗》一文（1901）。

本文在编制“丁韪良英译中文诗歌目录”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丁韪良英译中文诗歌的特点和不足。

丁韪良的英译中文诗歌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丁韪良善于用格律诗尤其是民谣体（balladmetre）来翻译中文诗歌。

丁译诗歌讲究格律的严谨和形式的美感。

例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木兰辞》，李白的《行路难》以及宝錾的《塞翁失马》等等都是用民谣体翻译的。

民谣体每个诗节四行，韵式为abab或者abcb，诗行都为抑扬格，单数诗行为四音步，双数诗行为三音步。

民谣体是丁韪良运用得最为娴熟的诗体。

再次，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有着高度的选择性：

他偏爱中国的抒情诗，尤其是《诗经》和李白。

他指出，李白是“中国诗歌天空中最闪亮的一颗星”（1901a，859—60），“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1912，54）。

对于《长干行》，他评价道：

“这首小诗的特征是表达的素朴和情感的自然，而非力量和崇高”

（1894，22；1912，54）。

在《中国人的诗》一文中，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被丁韪良浓缩为大约十篇译作和十来名诗人。

我们禁不住怀疑，丁韪良到底对“中国人的诗”知之多少?

第四，丁译诗歌经历了时间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作了多处修订。

第五，丁韪良为中文诗歌的认识提供了比较文学的视角。

他称班婕妤为“中国的萨福”（SapphoofChina），称李白为“东方的阿那克里翁”（OrientalAnacreon），称《月下独酌》为“中文的阿那克里翁体抒情短诗”（AChineseAnacreontic）。

萨福是古希腊女诗人，阿那克里翁是古希腊宫廷诗人，他的诗歌多以歌颂爱情和美酒为主题，后人称为“阿那克里翁体”。

丁韪良还称杜甫和李白是唐代的德莱顿和蒲柏（1901a，859）。

3、任军：

《林纾和庞德翻译中的接受环境》

林纾在提笔翻译时考虑更多的是为国人提供一种社会、政治改革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凭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

由此我们可以说林纾的翻译有明显之目的性。

，林纾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题材，有爱情小说，也有政治小说等等，这些译作和一些当时颇为毅奄之探险小说、侦探小说译作一起为中国人民打开了西方文学的大门，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说到林纾，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他的180多部译作中，有20多部，都来自于嗣～个作者——哈葛德·亨利，这一点不能不英气人们的关注。

正如作家毕树堂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那样：

“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有二十

几部的中译本，在过去的译书界里也算稀奇，似乎不应该忽略在大家看来，哈葛德不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林纾花了大量时间来翻译他的作品似乎太可惜了。

郑振铎认为这全是因为林纾的合作者。

她说：

“如果口译者是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他所选择的书便为较重要的。

”但是，与林纾一起翻译哈葛德作晶的是魏易、曾宗巩和陈家麟。

他们的文学欣赏水平是有目共睹的。

像《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鲁滨孙漂流记》、《海外轩渠漾》、《雷差得记》和《亨利第四记》等等译作均是他们和林纾共同努力的结果。

事实上，在20世纪初，除林纾之外许多人都致力于哈葛德作品的翻译。

2、大数据时代翻译理论与实践

理论冲击

1、胡志国：

《全球化时代的翻译策略与文化身份》

本文主要介绍大量信息充斥的时代，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各种异质文化的密切交流导致文化界限迅速趋于模糊,传统的文化格局日渐解体。

文

化是民族心理的积淀,是历史凝结成的人们生活的基本样法,因此,文化的变易给人带来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与失落感。

这痛苦又因对西方世界文化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怀疑而剧增。

在这样的语境中,学界表现出强烈的身份焦虑,人们在思考着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我们应该认同什么样的文化身份。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在身份认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2、林本椿：

《信息时代的翻译观》

翻译是国际间理解的钥匙,社会进步离不开翻译。

尤其在信息时代,Internet就像一张覆盖全球的巨网,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纽带,信息交流正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进行。

在未来的世界里,也许一个文化族群的存亡就取决于对一个词的及时而准确的翻译,因此,有人惊呼“不译则亡（Translateofdie.）”中华民族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了解自己。

要让国人了解世界就需要将外文信息转换成中文,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则需要将中文信息转换成外文。

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事业空前繁荣,译学理论研究也有长足发展,可是翻译的地位仍然不高,笔译人才不断流失,翻译还是紧缺人才,对于翻译的培训,翻译市场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尚无制度保证,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和外界的信息交流。

数字革命带来的新型电子通讯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纪元,.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视角,翻译的目的是促进

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不是将外来文化归化。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以某一种文化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