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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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
温家宝总理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
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7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就当前经济形势、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独家专访。
采访开始时，温家宝说，今天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感到非常高兴。
我想主要谈过去一年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
作为政府总理，应该把真实情况向人民讲清楚，这是我的义务。
同时应该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
接受这次采访，并不代替我答应的每年要同网民们进行一次在线交流。
在“两会”之前，我还要同网民们见一次面。
随后，温家宝回答了本社记者的提问。
新华社记者：
非常感谢您利用周末时间接受新华社的独家专访。
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应对的一个主要课题，可以说应对得惊心动魄，一揽子计划力挽狂澜，您亲身经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大家想知道的是，您对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多少分？
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温家宝：
过去这一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如果回忆起来，去年冬天的时候，金融危机突然袭击我国，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困难。
我记得我看到码头上堆积着大量的矿石，这些矿石都是当初用高价买来的，可以用到今年的6月份。
当时的波罗的海指数由上万点猛降至几百点。
11月份，我在深圳考察，然后又到东莞，发现许多企业非常困难。
中国最大的一家集装箱厂竟然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大批工人回家了，许多农民工返乡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
不知这场灾难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应对的政策和措施。
应该说，通过全国人民一年的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稳定了就业，保持了社会的安宁，这是我心里感到慰藉的地方。
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
但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是有效的，全国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
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当一些，就会更好。
我们年中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
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再接再厉，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做得更好。
所以说，今年打多少分还得靠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最终靠人民的评价。
新华社记者：
今天是星期天，您没有到外地去考察，好像有点破例了。
来之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您到外地考察的次数有36次，而且常常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
我听说在您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总是要提前把行李打好，准备随您到外地去出差，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了。
我想在一趟趟考察中肯定有很多故事。
请总理谈谈，这些考察对您的决策有什么样的帮助？
温家宝：
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确实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常下到基层，已经走了20多个省（区、市）。
我跟基层的同志讲，我要跑遍各地，直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
我下到基层主要办三件事情：
第一是传递信心，第二是了解情况，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风起于青萍之末”。
200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讲过，这一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国内国际不确定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
但我不是个预言家，我没料到5月份会发生汶川特大地震，我也没料到紧随着而来的金融风波袭击了中国。
其实“五一”节我在宁波的时候，已经看到企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困难。
忙完抗震救灾工作以后，从6月底、7月初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密集的到基层考察调研。
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无锡参观一家纺织厂。
在车间里，机器轰鸣，什么也听不到。
出来的时候，我跟厂长讲，咱们到屋子里去谈一谈。
我们几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里，厂长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温总理，你来访贫问苦了，你要听真实情况，还是要听一般情况？
”我说我当然要听真话。
他就给我讲了企业碰到的各种困难。
这些调查使我清楚地感到：
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波首先波及到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影响到外向型企业。
年中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确定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开始降低准备金率，降低利息，提高出口退税率。
以致后来到11月5日，正式出台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十项举措。
这些都是通过调研并精心论证研究的结果。
现在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还是快的，而且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较大，工作抓得扎实。
后来通过不断地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部分都是从基层调研得来的。
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就是4万亿投资了。
其实我们一揽子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运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大体分四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包括结构性的减税；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制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这四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构成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完整的方案。
这是我们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
刚才您谈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况，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您讲的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时间赛跑，跑过金融危机的影响。
当时我们一系列政策出台得非常快。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一揽子政策计划就出台了。
温家宝：
我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你讲的确实是事实。
如果我们查一查那一段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出台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围绕着扩大内需、应对危机。
比如家电下乡，后来发展到汽车、摩托车下乡。
以后又制定了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
然后又实行了家电、摩托车、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
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加大了对农民的农机补贴，由2008年的40个亿增加到140个亿。
这些政策都立竿见影，有力地扩大了内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人们注意到，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您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比以往多了。
在与世界携手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请问总理，中国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温家宝：
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必须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
你可能还记得，我在亚欧会议上曾经用六个字来概括，这就是：
信心、责任和合作。
所谓信心，早在去年9月份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时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随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年初我访问欧洲四国的时候，除了传递信心以外，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向欧洲派出两个采购团。
所谓责任，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把麻烦留给别人。
中国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所谓合作，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同主要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形成一致应对危机的共同力量。
我们扩大了同一些国家货币的互换，贯彻“清迈协议”，建立了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并且开始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有利于国际之间联手来应对这场危机。
新华社记者：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
面对抢占科技制高点这样一个大的竞赛，中国该怎么行动？
温家宝：
到今年9月夏季达沃斯会议期间，全世界应对金融危机应该说已经看到成效了。
我曾经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世界开始看到一缕曙光，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应对这场危机当中，因为开始比较紧张，我们把力量集中在应对上。
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过去，研究应对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
我们作出了一个判断，就是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会带来一场科技的革命，或者说大的变革，而决定应对经济危机取得胜利的关键，还是在于人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
下半年，我们开始考虑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记得有一次在无锡中科院传感网研究中心参观，在那里遇到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他们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
他们给我介绍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就是传感器加互联网，也就是说通过传感器可以将互联网运用到基础设施和服务产业，它有着广阔的前景。
为此他们起了一个很生动的名字，叫做“感知中国”。
我知道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占领科技的制高点，也就是占领新兴产业的制高点，这些才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为此，我回到北京以后，连续召开三个座谈会，有科技、经济和企业方面的专家参加，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家都感到，除了发挥诸如装备制造业这种我们的传统优势以外，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这些关系到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的科技。
通过这些调查和座谈以后，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科技界大会，总结和归纳了科技界、产业界、经济界提出的建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现在这个规划我们还在拟定当中，我们准备把它同“十二五”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看到过您的那篇讲话，题目就是《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
对。
我一直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经济上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地区结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
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我在基层看到工人在车床旁工作，我对他们讲，每一个部件，它的精确性、它的工艺水平，都反映着或者说都深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只有那些勇于创新并且精益求精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新华社记者：
经济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我们的一揽子计划民生是重点。
临近年终，请总理解释一下一揽子计划在民生方面我们采取的政策以及带来的实惠，在新的一年里，改善民生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温家宝：
你说得非常对。
我们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就是说为了改善民生。
在整个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摆在重要位置。
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提高了退休职工的待遇和低保的水平。
这里我只想说，今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五个环节。
一是新农合。
二是在城镇职工和居民中广泛地实行医疗保险。
这两项工作涉及到每一个人。
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参加新农合的已经超过8亿人，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已经超过4亿人，两项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2亿人。
当然，我也应该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
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以及村卫生医疗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四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
全国大约400多种，其目的就是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我们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筹备了8500亿元资金予以支持。
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切实把这项涉及全国人民健康的大事办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在农村进行农民的养老保险试点。
今年的试点规模大约是10％，但是实际上已经超过这个数字。
这项工作是把公共的财政资源向农村倾斜。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农民为我们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作出了许多牺牲。
你看现在工人的组成，大部分是农村来的。
我们连续6年粮食取得丰收，是农民的贡献。
我们完全取消了农民的各项税收负担，结束了几千年农民种田缴税的历史，减轻农民负担大约1200亿元。
与此同时，我们实行对农民种粮的各种补贴，几项最主要的补贴，合计每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是1200亿。
也就是说农民从过去要缴纳税费1200亿，到现在国家要给他们补贴1200亿。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质的变化。
我把话再说回来。
我们今年开始试行农民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通过两条渠道，一条就是国家财政。
另外一条就是农民缴费。
从今年开始，从试点单位开始，年满60岁的农民，每月可以拿到55块钱。
这个钱并不多，但它跨越了一个时代。
我仅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把民生放在重要的位置。
新华社记者：
今天上午10点您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的消息就在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公布了。
网民反响非常热烈，他们也向您提出了不少问题，我带来了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农民工朋友提出来的。
最近他们非常关注放宽户籍限制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就业能不能一起转移的政策。
他们想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安排？
温家宝：
提起农民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
6年前，我曾经为一位叫熊德明的农民工讨过工钱。
前些天她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她养了200多头猪，她希望人们都能吃上放心肉。
我帮助她讨薪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涉及农民工的深层次问题了。
最近中央做出了两个决定。
一个是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们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
这项改革的具体办法还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第二，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
当前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从经济上讲，可以增强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扩大内部需求；从政治上讲，可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当然，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我们还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
另一个是出台了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办法，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建设。
一是农民工在流动就业时，其个人账户的储存额能够全部转移到新参保地。
二是单位为其缴费部分的一定比例也可以随之转移。
三是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满15年的，与城市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农民工退保，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城市职工享有同样的待遇。
新华社记者：
另一个问题是，一位网民说房价涨得太快了，一平方米一个月竟然涨了1000块钱，他们想请总理谈一谈房价的问题。
温家宝：
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
因为房子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今年房地产有了比较快的恢复，但同时房价在一些地区和城市上涨过快，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如何使房地产建设能走入一个健康的轨道，首先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么，市场要做什么，如何既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
在这里我只讲一讲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的改造。
对这两项工作，在资金、土地以及税收上，都要给予优惠和保障。
第二，要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
但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抑制投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住房必须坚持安全、经济、适用和省地的原则，特别要重视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房屋的建设。
第三，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
第四，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建、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新华社记者：
提一个关于物价的问题。
您说过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
通胀预期是什么含义？
大家对物价问题都比较关心，想听听总理您的意见。
温家宝：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管理好通胀预期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提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
第一，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货币的供应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第三，就是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第四，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ＣＰＩ刚刚由负转正，ＰＰＩ也还是负的。
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问题。
物价如果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对一部分人来讲可能不成为问题，但是对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就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我们必须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物价上涨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经济才能够顺利地发展。
对于这一点，我们把它提出来，就说明中央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
新华社记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
有人说，现在的产能过剩和4万亿元投资有关系。
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老问题？
温家宝：
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
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于需求减少、市场萎缩而造成的生产过剩。
在我国除了这个一般的规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
我想，解决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就是要采取经济的手段、环境保护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淘汰落后的产能，限制过剩产能的发展。
特别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不太重视的，那就是通过技术改造使过剩的产能在一些新的领域发挥新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总之，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加以把握。
有人说产能过剩同4万亿元投资有关，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议论。
我是这样看的，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新增投资是1．18万亿元，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约5900亿元。
而在这5900亿元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也就是路、水、电、气，还有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
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京沪高速铁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联网，这些将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起作用。
我可以保证，中央投入的这些资金没有投向一个工业项目。
新华社记者：
再提一个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问题。
总理肯定听到过“两道门”的说法，意思是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遇到“两道门”，一个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个大包；还有一个就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
我想请问总理，怎么样拆除这“两道门”，鼓励民间投资呢？
温家宝：
民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经济复苏的情况。
首先，在投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要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灵活而且大多在服务领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场树立起信心，使投资者树立起信心，来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你刚才讲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
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
简单说来，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一个国家民间资本蓬勃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是有活力的表现，也是自信的表现。
第三，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民间资本所投资的领域已经非常广了，很多是创业型的，包括我们的大学生、农民工以及从国外回来的海外学子。
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创造、开辟新的创业领域。
我对这点是抱有信心的。
新华社记者：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厉害，其中有针对中国的。
一些国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温家宝：
我曾经在中欧领导人南京会晤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现在不仅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
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制造贸易壁垒，这对于中国外向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压力很大。
当然，我们自己要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各国一起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新的进展。
我以为，世界经济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样，那是不可能发展的。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
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确实像你说的，现在我们涉及到贸易纠纷的案件是近年来最多的。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圣诞节刚过，浙江一个省圣诞产品出口比常年降低28％。
这里有外部需求的减少，但是也有各种形式贸易壁垒来阻挠贸易的正常进行。
关于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大家还记得在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当中，我们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我仍然以为，在世界主要货币接连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那种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
我曾经这样对外国朋友讲，你们一方面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采取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抑制中国的发展。
这可能是我们明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华社记者：
与对外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您刚刚出席的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大会。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据我所知，在近60个小时里您只休息了几个小时。
现在会议结束了，一些国家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有着不同的解读。
请问总理，我们应怎样看待？
另外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温家宝：
会议结束，余波未了。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报道已经很多了，我不想过多地重复这些内容。
我一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
我们一直本着对中国人民负责和对世界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忆一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减排，同时规定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第一个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我们自主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只讲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不要纠缠历史。
我说这不是纠缠历史，而是历史客观存在，必须正视。
因为不正视历史，也就不会懂得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贫富差别，更不会懂得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
《公约》和《议定书》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也是从历史和国情的判断而作出的。
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体会。
作者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开会期间，他想起南方的老母亲还在点着煤火炉来取暖。
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英国的孩子们感受不到。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些事实，就是世界上还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还有23亿人是用煤甚至柴火来取暖和做饭。
中国这些年是发展了，但人均用电量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车的拥有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依然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们绝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但是，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发展争得应有的权利。
中国这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可以说我们尽心、尽力了，而且尽到了责任。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直到我17日参加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一片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大量的斡旋，积极地推进，使哥本哈根会议终归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应该肯定会议的成果，并且向前看，携起手来，一起努力，凝聚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政府一定会继续坚持这个方针。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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