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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修改版
文明的冲突
萨缪尔P.亨廷顿
下一个冲突的模式
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也毫不犹豫的传播他们关于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观点—历史的终结，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传统竞争的回归，由于部落主义和全球主义力量冲突的张力导致民族国家的衰弱等等。
这里的每一个观点都抓住了正在出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
然而所有的观点都忽略了全球政治未来将会怎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确实也是核心的方面。
我的假设是，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上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的。
民族国家仍将是国际事务中最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团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会主宰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
在现代世界，文明间的冲突将会成为冲突进化的最新阶段。
伴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现代国际系统出现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国王，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之间，他们试图扩张他们的官僚队伍，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重商主义经济实力，最重要的，他们控制的领土。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冲突的主要界线是民族之间的界线而不是君主之间。
正如帕默所说，在1793年“国王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
”这种十九世纪的模式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然后，作为十月革命和对十月革命反动的结果，民族间的冲突让位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
冷战期间，后者的冲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他们都不是欧洲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根据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身份。
这些君主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西方的内战，”威廉姆.兰德这样称呼它。
正如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战争一样，冷战也是这样，世界大战之前的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也是这样。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它的中心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
在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不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这样的历史的客体，而是同西方一道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文明的本质
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
这种分类不再贴切了。
不按照政治和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来分类国家，而是以文化和文明分类国家更有意义。
我们谈论文明时它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
村落，地区，族群，民族，宗教团体，都有文化异质性不同层次的独特文化。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村庄的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一个村庄的文化，但是它们都拥有使它们区别于德国村庄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
相应的，欧洲的共同体，拥有使它们区别于阿拉伯和中国共同体的文化特征。
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广泛意义文化实体的一部分。
因此，文明是除了把人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那些东西以外，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文化团体和最大程度的文化认同。
文明被诸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体系等共同的客观因素以及人类主观的自我认同所共同界定。
身份认同有很多层次：
一个罗马的居民可能根据强度的不同等级将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
一个人所属的文明对于他来说是他所强烈认同的最高层次的身份认同。
人们能够并且已经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结果导致了文明组成和边界的变化。
各个文明可能包含有大量的人，就像中国（就像白鲁恂说的“假装成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或者拥有非常少的人，如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国家，就如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是这样，或者只有一个民族国家，例如日本文明。
文明显然是混合的和重叠的，可能包括一些亚文明。
西方文明有两个主要变体，即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伊斯兰文明有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马来文明几个部分。
文明仍然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文明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些界线确实存在。
文明是变动不居的，文明有兴衰离合。
并且，正如很多历史学者所熟知的，文明消失并埋葬在时间的尘沙中。
西方人往往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
然而，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仅仅持续了几百年。
更广泛的人类历史一直是文明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找到了21种主要文明；但仅仅有其中的六个还存在于当今世界。
为什么文明将会冲突
文明认同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持续增加，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在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中被塑造。
这几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在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会沿着将这几种文明彼此区分开来的断层线发生。
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础性的。
每种文明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
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仅对于上帝和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观点不同，而且对权利和责任，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有不同的观点。
这些差异是几个世纪产物。
它们不会很快消失。
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的差异更根本。
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不必然意味着着暴力。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最旷日持久最暴力的冲突。
第二，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更小的地方。
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动正在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文明内部共同性的意识。
北非到法国的移民在法国人中产生了敌意，同时法国人又不断增加对善良的欧洲天主教波兰人的接受性。
美国人对日本的投资者的反应要比对大量来自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者的反应消极的多。
相似的，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所指出的，“伊博人在尼日利亚的东部地区可能是奥韦里伊博人或者奥尼查伊博人。
在拉各斯，他仅仅是伊博人。
在伦敦，他是尼日利亚人。
在纽约，他是一个非洲人”。
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增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种文明意识反过来又增强了差异和敌意，这些差异和敌意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深处。
第三，遍布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化的进程正在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地方认同中分离开来。
这个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成认同的一种根源。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宗教经常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形式来填补认同的空白。
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之中。
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宗教，在原教旨主义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人。
乔治.维格尔评论说“世界的非世俗化是二十世纪晚期的生活的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
”宗教的复兴，正如吉格斯.凯佩尔所称之的“上帝的回归”，提供了超越国界的认同和献身的基础，并把文明连接在一起。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长。
一方面，西方处于力量的顶峰。
然而，同时，或许正因为如此，一种寻根的现象正在非西方文明中发生。
越来越多的听到人们提及下面这些趋势，日本的反向内生的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嘱的终结和印度的“印度化”，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失败和由此而来的中东的“重新伊斯兰化”，以及现在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关于西方化和俄罗斯化的争论。
处于力量顶峰的西方正面对一个非西方，他们有不断增加的欲望、意志和资源去以非西方的方式改变世界。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经常是这些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非常紧密，曾在哈佛大学、索邦大学或圣桑赫斯特接受过教育，已经吸收西方观点和价值。
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平民经常保持着深深渗透着的本土文化。
然而，现在，这些关系正在发生颠倒。
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去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精英正在出现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惯在大众当中越来越流行。
第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是不易变化的，因此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和差异相比它更不易妥协和转变。
在前苏联，共产党员可以成为民主党员，富人可以变穷、穷人可以变富，但是俄罗斯人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美国人。
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关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
”，人民能够选择和改变站位，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是“你是谁？
”,那是不可改变的已知的事实。
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对那个问题的错误答案可以意味着子弹射到你的头里。
宗教甚至比族性更能清晰和完全的将人们区分开来。
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和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同时可以是两个国家的公民。
但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强。
1980到1989年之间，欧洲跨地区的贸易总额的比例从51%增加到59%，东亚从33%增加到37%，北美从32%增加到36%。
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增加。
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将会强化文明意识。
另一方面，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深值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中时它才可能成功。
欧共体依赖于欧洲的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共同根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墨西哥的，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文化的融合。
相比较而言，日本在东亚建立可与欧共体相媲美的经济体时面临诸多困难，是因为日本自身独特的社会和文明。
不管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联系发展的有多紧密，他和那些国家的文化差异会妨碍或许阻止像在欧洲和北美那样区域经济联合的促成。
相反，共同的文化明显的促进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和台湾，和新加坡以及和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快速扩大。
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同体不断战胜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和台湾走得更近了。
如果文化共同体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未来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是以中国为中心。
事实上，这样的集团已经正在变成现实。
正如墨里.韦登鲍姆观察的，尽管日本现在主导这个地区，但是以中国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在快速出现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的中心。
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有大量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家，销售和服务才能（香港），一个优越的通信网络（新加坡），金融资本的大量汇集（所有地方），大量优良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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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络—通常基于传统宗族的扩张—已经被描绘为东亚经济的支柱。
文化和宗教同样构成经济合作组织的根基，它把十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
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
这个组织最初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它复兴和扩张的动力是这些国家中的几个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加入欧共体的机会。
同样的，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方共同市场也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之上。
然而，建立一个更广阔的弥合加勒比—中美洲经济体与盎格鲁—拉丁之间分歧的努力至今仍是失败的
由于人们根据族群和宗教界定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有可能把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东欧和前苏联，意识形态上定义国家的终结促使传统的种族认同和敌意走到了前台。
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制造了关于政策问题的差异，这些政策问题的差异包括从移民的人权到贸易，以及从商业到环境。
从波斯尼亚到棉兰老岛，地理上的接近造成了对领土要求的冲突的不断增加。
最重要的是，西方推销他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保持它的军事优势，以及促进他的经济利益的努力在其他文明产生了逆反应。
政府和群体越来越不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寻求支持并组成联盟，政府和群体将越来越尝试通过呼唤共同的宗教和文明意识来寻求支持。
文明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层面。
在微观层面上，邻近的群体为了控制领土和对方沿着文明之间的断层线进行斗争，通常激烈异常。
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而争夺，竞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价值观。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代替冷战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界线，成为危机和流血的燃点。
当铁幕将欧洲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分开时，冷战开始了。
随着铁幕的结束冷战结束了。
随着欧洲意识形态的分化的消失，欧洲存在的文化的分化，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另一方面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再度出现。
在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正如威廉华莱士所提到的，很可能是1500年西方基督教的东部边界。
这条线沿着现在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在波罗的海诸国和俄罗斯之间，切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信天主教的西乌克兰和信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分开，然后蜿蜒向西将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的剩余部分中分离。
然后穿过南斯拉夫差不多恰好沿着现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与南斯拉夫剩余部分的分界线。
在巴尔干半岛各国，这条线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性边界相吻合。
这条线以北和以西的人们是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有着欧洲历史的共同的经历—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要比东部的民族优越；现在他们期待与欧洲共同体的更深融合，期待民主政治体系的巩固。
这条线以东和以南的人们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在历史上，他们属于奥斯曼和哈里发帝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塑造性的事件仅仅稍有联系，通常他们的经济不发达，看起来不可能形成稳固的民主政治体系。
文化的天鹅绒幕已经代替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
正如南斯拉夫的事件所展示的，它不仅仅是一条差异的界线，有时也是流血冲突的界线。
沿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断层线的冲突已经进行了1300年。
伊斯兰教创立之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向西向北潮水般的涌动直到732年在图尔市才结束。
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十字军试图把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统治带到圣地取得暂时的胜利。
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奥斯曼突厥打破了力量的对比，把它们的统治延伸到中东和巴尔干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且两次围攻维也纳。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早期，由于土耳其力量的衰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西方对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轮到西方开始撤退；殖民帝国消失了；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展现出来，然后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方变得严重依赖波斯湾国家的能源；石油丰富的穆斯林国家变得拥有大量的金钱，当他们想要的时候，也可以拥有大量的武器。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由西方建立）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血腥残忍的战争。
1956年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入侵埃及；1958年美国军队入侵黎巴嫩；随后，美国军队又重返黎巴嫩，攻击利比亚，并且和伊朗发生了几次军事碰撞；在至少三个中东国家政府的支持下，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雇佣弱者当武器，炸毁西方的飞机和军事设施，并抓住西方人质。
1990年，当美国派出大量军队去波斯湾保护一些阿拉伯国家防止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时，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冲突达到了顶峰。
作为这些战争的余波，北约计划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沿着它的“南部边界”的潜在威胁和不稳定上。
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这种历史久远的军事冲突不大可能消失，而可以变得更加恶性。
海湾战争使一些阿拉伯人为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以色列，抵抗西方感到自豪。
海湾战争同时也让一些阿拉伯人对西方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西方压倒性的军事控制以及阿拉伯人明显无力改变自身命运感到羞辱和愤恨。
除了石油输出国以外，很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达到一种水平，在这种水平独裁政体变得不合时宜且引进民主的努力进一步增强。
阿拉伯的政治体系也有了一定些的开放。
伊斯兰教运动是这些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总之，在阿拉伯世界，西方的民主加强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
这或许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它无疑会使得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种群统计使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阿拉伯国家人口惊人的增长，尤其是在北非，导致了到西欧的移民数量的增加。
西欧国家内部最小化内边界的运动尖锐化了对于移民数量增加的政治敏感性。
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从1990年以来，种族主义越来越公开化，针对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上的反应和暴力抵制变得更加激烈和普遍化。
伊斯兰教和西方国家互动的双方被认为是一场文明的冲突。
一位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作者M.J阿克巴观察到，西方的“下一场对抗，显然将会来自穆斯林世界，在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范围内，为了一个新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将要开始。
”伯纳德.路易斯谈到一个相似的结论：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氛围和一场运动，这种氛围和运动远超问题和政策以及奉行这种政策的政府的层次。
这就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一个古老的对手反对我们犹太教—基督教的遗产，反对世俗的存在以及两者在全世界的扩张，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却是历史的反应。
从历史上讲，另一个主要的敌对性互动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到南方的原来是异教徒、万物有灵论者，现在越来越是基督教徒的黑人。
过去，这种敌对主要浓缩于阿拉伯奴隶商人和黑人奴隶之间。
这已经在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正在进行的苏丹内战之中，在乍得利比亚支持的叛乱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非洲之角东正教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张力，在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政治冲突，一再发生的暴乱和公共的暴力之中。
非洲的现代化和基督教的传播可能增加沿着断层线发生的暴力的可能性。
1993年2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喀土穆发表的攻击苏丹的伊斯兰主义者政府反对当地少数基督教徒的演讲成为加剧这个冲突的征兆。
在伊斯兰教的北部边界，东正教民族和穆斯林民族之间的冲突持续性爆发，包括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的大屠杀，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激烈的暴力，保加利亚人和他们的突厥少数民族之间脆弱的关系，奥赛特人和英古什人之间的暴力，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彼此之间不间断的屠杀，俄罗斯人和穆斯林在中亚的紧张关系，俄罗斯为保护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而进行的军队的部署，宗教加强了种族认同的复兴，并且重新刺激俄罗斯人对他们南部边界的担忧。
这种担忧被阿奇.罗斯福很好的捕捉到：
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都与他们边界上的斯拉夫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斗争相联系，一千年以前是如此，追溯到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之时更是如此。
既可以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又可以理解俄罗斯的特点的关键在于斯拉夫人同他们东部的邻居长达一千年的对抗。
想要了解俄罗斯今之现实就不得不对俄罗斯人忧心忡忡了几个世纪的大突厥族群有一个概念。
文明的冲突也深深植根于亚洲的其他地方。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性的冲突现在不仅表现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对抗，还表现为印度内部越来越激进的印度教团体和印度的独立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加剧的宗教冲突。
1992年10月，阿约提亚清真寺的摧毁使得是否印度将仍然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或者变成一个印度教国家的问题凸现出来。
在东亚，中国与他的大部分邻国都有未解决的领土争端。
中国对西藏的佛教徒一直采用一种残酷的政策，并且对待国内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也采取越来越残酷的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和美国之间在诸如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领域的潜在差异不断凸显。
这些差异不大可能缓和。
据报道，邓小平1991年曾断言，一场“新的冷战”，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展开。
同样的措辞已经适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越来越困难的关系。
这时文化的差异使经济的冲突加剧。
双方的人民都宣称对方是种族主义，但至少在美国这一边这种厌恶不是种族的而是文化的。
这两个社会的基本价值、态度和行为模式之间的不同已经很难变得再不同了。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美欧之间并没有像美日之间那样的政治特点和感情紧张，因为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要比美国文明和日本文明之间的差异小得多。
文明之间的互动变化多端到了有可能以暴力为特征的程度。
在西方的美国亚文明和欧洲亚文明之间以及两者和日本文明之间，经济竞争明显占据了支配地位。
然而，集中表现为极端种族清洗的种族冲突的扩散，并不是完全随意的。
归属于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暴力。
在欧亚文明之间雄伟的断层线再次燃烧。
沿着非洲之角到中亚的伊斯兰国家集团的新月形边界，这点尤为真实。
一方面，暴力也发生在穆斯林和巴尔干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之间。
伊斯兰的边界上到处都在流血。
文明聚合：
亲缘国家现象
一个文明的国家或群体与另一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群体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努力从他们自己的文明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取帮助。
随着冷战后世界的发展，文明共性，即，正在代替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力量平衡考虑成为合作和联盟的主要基础。
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冷战后发生的冲突正逐渐显现这一点。
这些冲突没有一个是文明之间的全面战争，但是每一个冲突都包含有文明聚合的因素，随着冲突的继续这种文明聚合似乎更加重要，也有可能提供一个未来的预示。
第一，在海湾战争中，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然后和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盟进行战争。
虽然仅有很少的穆斯林政府公开的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但是却有很多阿拉伯精英私底下为他欢呼，萨达姆.侯赛因在很大一部分阿拉伯公众中受到高度欢迎。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运动普遍支持伊拉克，而不是有西方撑腰的的科威特政府和沙特政府。
萨达姆.侯赛因不提阿拉伯民族主义，明确的叫喊伊斯兰的呼吁。
萨达姆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将这场战争界定为文明之间的战争。
麦加的乌姆阿尔-库让大学伊斯兰研究院的院长，萨伐尔阿尔-哈维衣说“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反对伊拉克”，把它置于一个广阔的现在流行的尺度，“这是西方反对伊斯兰”。
伊朗宗教上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撇开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竞争，呼吁一场反对西方的圣战：
“反对西方的入侵，贪婪，计划和政策的斗争将会被看作是一场护教战争，在护教战争的道路上被杀死的任何人都是殉道者”。
约旦国王侯赛因辩称“这是一场反对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伊拉克自己”。
大量的阿拉伯精英和公众聚合在萨达姆侯赛因身后，导致反伊联盟只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减少反伊活动，反伊的公开声明也变得缓和。
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政府要么反对后来西方对伊拉克加压的努力，要么疏远同这些努力的距离，这些努力包括1992年夏天禁飞区的实行和1993年一月对伊拉克进行轰炸。
1990年的西方-苏维埃-突厥-阿拉伯反伊联盟到1993年变成了几乎仅有西方和科威特的反伊联盟。
穆斯林将西方反对伊拉克的行动与西方保护波斯尼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的失败和由于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定而对其实施制裁的失败作对比。
他们宣称，西方使用了一种双重标准。
一个文明发生冲突的世界不可避免的有其双重标准：
人们对他们的亲缘国家使用一种标准，对其他文明的国家使用另一中标准。
第二，亲缘国家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前苏联内部的冲突中。
在1992和1993年，美国的军事成功刺激了土耳其越来越支持它在阿塞拜疆的宗教同胞、宗族同胞和语言同胞。
1992年一位土耳其官员说“我们拥有一个感情相通的突厥民族，就像阿塞拜疆族一样。
我们承受着压力，我们的报纸充斥着各种暴行的照片，这些报纸正在追问我们是否仍然严肃对待我们的中立政策。
可能我们需要告诉美国，在这片区域有一个大土耳其。
”图尔古特.奥扎尔总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评论到土耳其“至少应该给美国人一点惊吓。
”1993年奥扎尔总统再次威胁美国说“向他展示我们的尖牙”。
土耳其空军的飞机沿着亚美尼亚的边界进行侦察飞行；土耳其禁止通往亚美尼亚的食品运输和飞机飞行；土耳其和伊朗宣布他们不承认阿塞拜疆的分裂。
在苏联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年它仍支持阿塞边疆，因为阿塞拜疆政府是由以前的共产党员控制的。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政治的考虑让位于宗教因素。
俄罗斯进队站在亚美尼亚人一边继续战斗，阿塞拜疆人指责俄罗斯政府，为了支持天主教亚美尼亚，“俄罗斯政府发生的180度的转变”。
第三，关于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西方公众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并为他们在塞尔维亚人手中的遭遇感到恐惧。
然而，在克罗地亚攻击穆斯林并参与到波斯尼亚--黑塞戈维亚的分割中时，西方公众表现出了相当少的关注。
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早些时候，德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积极外交姿态和力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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