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大课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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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大课题
大课题
不再写什么关键词了，去掉这些装模作样的伪装罢，我写的东西根本不合论文格式的，也没有想去追求过，勉强算杂文好了，想什么、写什么，让思维肆意游走，我只图收获一种快意，何必在乎别人的感伤。
一、也谈《大设计》
手上收到了霍金的《大设计》的中译本，还没来得及看，就已经欣然一笑了——这印证了我几年前的想法：
他们研究宇宙的方法，是努力站在上方，尝试以上帝的姿态“创造”宇宙、“观察”宇宙，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仰望星空了。
我还会估计到，在中国，有一大批搞《物理》的人会在诅咒：
“什么物理学大师？
看不懂，太虚了！
居然还有那么多粉丝？
换在中国早饿死了！
”“连个诺贝尔奖都没得过，尽会说空话！
”……
我只能无奈地评价这些人：
连起跑线在哪儿都不知道，可怜，可悲。
上帝哦，请不要将他们的愚昧当作是他们的罪过！
回过头来，我们又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
五千年文明？
我们的文化高峰出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之后一直在没落，如果这是一座对称的山峰，我们现在该已经退到了海平面了，别说复兴，连生存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国学热”能拯救我们吗？
我们这种文化本来就是很缺乏自新能力的。
况且，我们连自己有哪五千年文明都不清楚？
为什么不是六千年、七千年？
或者是四千年、三千年？
——我们都只有一个模糊的历史概念。
GDP？
为了尽快追逐经济增长的快车，我们可以甩光羁绊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生态的平衡、社会的和谐、灵魂的纯洁——当我们登上领奖台时，我们几乎是一丝不挂了，我们已经到了非提倡“八荣八耻”不可的可悲地步……
即使是学校也不再是一方净土，学生被赶上竞争的战车，在升学、就业、生存的血腥道路上厮杀——几千年的文明进步、教化，是要使人远离兽性，学校更是传承文明星火的地方，而我们却在背道而驰、将这里变成了磨砺爪牙的训练营！
二、我的一个大课题
说过了霍金他们的大课题，该是说我的了。
我从小就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喜欢在看历史书籍的同时，想象各种“假如……”
如果不是一系列的阴错阳差，我今天应该更多地是个“批判的”历史学者，而不是“批判的”物理学者——那时候是不得不向命运（就业）低头！
不过读大学的四年，我在图书馆从未借阅过《物理》和《数学》的书，四载光阴倒是“奉献”给了一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毕业后，我走上了讲坛，因为教的是《物理》，没办法，只好自己独立地将初中和高中的《物理》重新学了一回。
经过高中的一个循环教学，也正好申报中级顺利通过，心里正充溢自满情绪，以为从此可以抛开《物理》、重投《历史》时，我被泼了一盆千禧冷水——1999年的某次家长会后，听到一位家长教训其儿子：
“《物理》考得那么差，不就是公式和单位问题嘛？
……”那位家长也是一位大学工科毕业生，但这番话却颇令我汗颜，难道《物理学》就只是一门工具学科吗？
我隐约觉得这应该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之余努力思考的方向：
我或许可以将《物理》也纳入我的兴趣范围，将它与《历史》一类我过去感兴趣的方面搅在一块审视。
这也让我马上联想到我刚上初二（也就是即将步入15岁时），第一次拿起《物理》书，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本书里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也许和我在同一时期开始购阅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大观园》有关。
对这个问题，当我还是14、15岁时，我认为，我会在这之后的求学过程中得到某位老师的解答。
但我最终未能如愿。
1999年，当我又重新捧起这个课题时，我已经差不多30岁了。
我并没有因此而有太多的迫切感，因为在工作后的那几年，我的阅读口味有所改变：
《物理》和《数学》的书看了一些。
我知道没有人在做这样一个课题，没有指导、没有参考，一切都要靠自己慢慢地积累和摸索。
表面上，这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学习物理学的意义——许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物理学存在的历史够长的了。
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却往往是最令人迷糊的问题，甚至会令人误入歧途。
我们这个民族就只注意了物理学“触手可及”的务实一面，但务虚的一面却看不懂，因此就被忽略了。
其实，并不只有我们遭遇这个问题，诺贝尔奖的评选也有类似缺陷，霍金他们拿不到这个奖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我现在再去分析这个问题，它应该涉及到两大方面：
1.学科方面的问题：
物理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2.人的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什么区别？
这两方面又都牵涉到人文历史的多个面上，用四个字总结就是：
“古、今、中、外”都要涉猎，这都“神奇地”撞上了我自小就有的那些兴趣。
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一直不紧不慢地读书、思考。
到了2003年左右，我的思维就卷入了一个大旋涡，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中国人的智力不如人！
在我的头脑里，经历了不断的否定再否定，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挣扎，用了可能两三年时间才走了出来。
曾经，我还一度想辞职，从此远离这个问题……
从小到大，传销式的灌输教育牢牢地给我的思维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格式：
“别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
我要克服的敌人是我自己！
我挺过来了：
没有什么不可以怀疑了。
如今，连我看到教学大纲要求在物理课堂里要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时，我都会失声冷笑。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个破损的书页上（也许是个字典）里，看到一段对“椅子”的解释：
1.劳动人民用作休息的器具；2.享乐阶级追求醉生梦死的器具。
我们还要为《物理学》贴上那么多标签吗？
我们有那么多假想敌吗？
一旦想通了，我开始着手写《教学随笔》。
自此，经常地，以前自己读的书、那些不是从课堂上学来的东西，在我的思维里突然地就联系了起来，我很庆幸一直在坚持沿着自己的爱好和感觉走到这一步，而没有被某位权威或老师左右。
冥冥之中，我好像生来就与周遭的许多东西格格不入，命运似在操弄我要走这条路。
从我写的东西里面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前面的主要是“悲天”，是对先贤的景仰；从《神赐的双刃剑——献给科学的颂曲》开始，我想写一些让人醒觉的东西，也就是“悯人”了。
我已经彻底接受“中国人的智力不如人”这个论点，并用这样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和事、审视各种文化。
也许，我这辈子都要与这个课题打交道了。
我有拯救人的意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拯救我的“阴谋”？
三、我的那些大课题
谈过了以上这个纠缠了我20多年的课题，我将它称为大课题，不知妥否？
其实，我的大课题还不止于此。
我自小就是一个容易馅入各种自设问题的思考的人，只是习惯了，不会混淆现实（？
），不会不能自拔。
将出现上面那个问题的时间向前推，应该是在我小学一到四年级的阶段（也就是10岁左右），在一天放学的路上，我忽然从“胡思乱想”中醒来，抬头向天：
“我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我的思想为什么总是这样？
如果我从来不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会有别的人‘生’出我这样的思维吗？
”……
长大后，我看了一些《哲学》书籍，知道这应该属于《哲学》方面的课题，属于不能彻底解答的根本性问题——我竟然“莫名其妙”的撞到了《哲学》的门框上！
难怪有人说，教育、培养人才是不用“太在意”的。
就说孔子吧，我们没人知道孔子的父母是如何胎教的、如何开展0岁教育的？
但孔子的理论却是一套套的。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孔子的子孙后代有几个有大的学术成就的？
难道孔子就不配做大教育家了？
可见，成功者的成功可以学习，但不可以复制。
我们的说教、教育真的不要“太用心”。
同样是在那个年龄段，我记得还有一个“可爱”的问题。
在我上学的路上，总要经过一个农贸市场。
那是一个沿着一段比二车道稍宽的马路分布的露天市场，秩序、卫生、交通却出奇地比现在的许多市场要好。
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每次见到他，都是一身洁净整齐、洗得发白的灰蓝色中山装，上衣口袋是一排各色笔杆，偶尔会有一枚新鲜的翠绿树枝，映衬着他苍白的脸庞。
他的眼神一如既往地严肃，只要他往那里一站，威严地将目光一扫，市场里就会井然有序。
就算有什么小风波，只要他上前几句话调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你问人们：
“他是谁？
”他们会小声地说：
“他有精神病，打死人不用赔的！
”
确实，他时常会目光呆滞，站在角落里慷慨演说，即使面前不会有一个听众。
无聊的时候，他会取出几个粉笔，将马路作宣纸，书写出一行行工整漂亮的标语、口号（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那字迹，我到今天都自愧不如；他又是那样地专注，从不管旁人的褒奖。
有时候，他会消失几天，人们会流传：
“他发病了，被关起来了。
”市场会显得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乱……
差不多已经过去30年了，我也已经20多年没有回到那个地方，我甚至都可以将他遗忘了，但最近忽然又在我脑海里时常浮现。
如果可能，他应该已是耄耋之人。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只是很奇怪，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他能管好一个市场？
难道中国人真的改不了“不怕官，只怕管”，不管是谁在管？
到底谁是精神病？
现在，我已经将这个事例纳入审视中国人智力潜能的范畴。
同样进入我这个视线的还有：
1.吃骨头、内脏等各种古怪的东西：
我从懂事起，就抗拒许多中国人的这些嗜好，认为这是贫穷落后族群的不得已选择。
2.传销：
中国人为什么容易被“洗脑”？
3.瘦身：
未来的母亲们，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
4.美白：
我知道砒霜等一些毒药就有很好的美白奇效，至于人们涂的是啥？
就值得好好想想了。
5.整容（形）：
一把手术刀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信”，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佯谬？
四、年龄的影响
在我前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也同时提到了我的年龄。
我是差不多8岁才读书的，智力和自制力当然就不用说了，应对课程比较轻松（加上那个年代的教育也没有那么扭曲）。
因此，我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在发“白日梦”。
那个时候，我的评语常常是：
“骄傲”、“上课精神不集中”。
其实，我认为“白日梦”是思维再组织、升华的良机，给脑白质一个良好的成长机会，我今天就受益匪浅。
我想，对读书的年龄和对学生发展的规划，完全可以放宽松一些，我的意思是不妨延后一些，我们现在都太急了。
我的父母就很能放得开。
我的母亲就说过：
“迟一些读书不是更好，压力不会那么大。
”“考试是很不确定的，不要在意成绩。
”有一次，在谈到死亡时，她说：
“人家打进来了，你也往后缩，（国家）还靠谁？
”
可见，我的母亲是很会独立思考的。
我的父亲更厉害。
09年，我买了一张《建国大业》的DVD光盘给我关心国家大事的父亲。
他：
“不看！
”“为什么？
”“里面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别忘了1957年！
”
他向来讲话都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听得你很尴尬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稍为广泛一点的知识，你要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都不容易。
从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我总结出一条简单的道理，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既容易，又不容易。
”说容易，是因为你想自己的孩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请做出你的表率；说不容易，是因为，你不能只做一天的表率，一年都不够，要做一辈子。
不要找别的理由推脱，你的孩子不是最珍贵的吗？
——要是你抉择不了，还是那个老办法，你假设你明天就要死了，你拿出一张纸，写上你认为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按重要的程度排一下次序……别真到了那天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五、人生的大课题
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只是走那么一回，怎么走？
这也是一个大课题。
年轻人在走出校园之前，大都充满理想，想干出一点成就。
那时候，怎么说，自私的想法总是要少一些。
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
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
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
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摘自吴敬琏：
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这些年，我也有了一点阅历，我就亲眼看到有些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充满对社会、人生的理想，在二三十年后却自己背叛了自己，并且自觉地成为了旧利益集团的维护者、新世代的拦路石。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可能）曾经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从狮子变成了小犬，二十年，竟可有如此的造化神功，将一个人的骨头都削没了？
——上帝喔，用什么拯救他们的灵魂？
我总相信人性向善，不可救药者始终是少数，但奇怪的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少数的“恶”总能轻易地绑架多数的“善”。
是因为“善”往往需要担心由此引发的后果，而“恶”恰恰就是不顾后果的，以致“识时务者”成了从恶如流的托词。
“恶”最终变成了正常状态，《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不断在我们身边重演。
马丁·路德·金就曾说过：
“我不害怕恶人的嚣张，我害怕的是善人过度的沉默。
”
每个人，无论你是否“曾经沧海”，都可以适时地停一停，对你的理想与现实作一个评价：
这辈子，我们或者不能够将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恶”再远去一些。
六、大课题：
世界性的智力竞赛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教育属于第几产业？
有些人将它归于第三产业，有些人将它归于第四、第五产业。
我有不成熟的想法，教育属于发掘人的智力潜能的工作，它是科研、创新的基础，属于一场全球智力竞赛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认为就是大家所说的“起跑线”。
但是，光知道“起跑线”是没有用的，你更要知道竞赛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场思考力、创造力的比赛，而不是比赛谁的脑子里装的东西最多——脑子再能装也比不过一个图书馆，电脑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让人望尘莫及。
事实上，无论多好的图书馆和电脑都无法构思出媲美《哈姆雷特》的作品，而人的大脑却能层出不穷地想象出《哈利·波特》——我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扬长避短，去开发大脑最应该被开发的想象力吗？
因此，我们的教育者不应挖空心思地忙于向每个头脑里“植入”你认为重要的知识，使他们变成为唯唯诺诺、只会引经据典的人。
想象力如何培养，我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一条现成的教育规律是行之有效的，除了打破金字塔式的教育体制，给老师和学生更多自由的空间——那是一种正如许子东先生（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所说的“一切行动不听指挥”的学术空间。
舍此，我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就拿我从事的《物理》为例，我们年复一年地头疼于如何让学生学好欧姆定律的应用、解好串并联的题目，其实，将这些难题推到学生年龄大一点再学，到时候教他们一个基尔霍夫定律就什么都解决了。
在八年级的时候，要中国学生弄懂欧姆定律的意义、弄懂控制变量法的文化内涵，就很难为他们了。
（其实，许多老师也不懂！
）
现在，国内掀起国学热，有人想通过“读经”来挽救中国人的道德和教育（中国的教育弄得老师累、学生累，却逃脱不了面临被挽救的局面，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
人们常说：
人心不古——中国人在想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往往只会从古人身上寻求救命稻草，一次又一次的“王政复古”，试图将失衡的社会推回“正轨”，结果又都是一场空——用静态的思维应对这场世界性的智力竞赛，除了是徒劳，更是让我们的祖先再次丢脸。
以下是一则新闻。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1年6月7日报道：
上海提出与孔子展合并后，爱因斯坦展览取消
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取消了在中国上海举办科学家爱因斯坦展览的计划。
上海科技馆建议将爱因斯坦展览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展览合并。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名与事态紧密相关的匿名人士的话说，早在上海出现问题之前，位于北京的中国科技馆就曾要求删除历史内容。
《南华早报》说，瑞士方面坚决反对删除这些内容，并说会将展览完全取消。
北京态度软化，在首都的展览得以进行，4个月内迎来了20万游客。
该匿名人士说：
“我认为作为一家科学博物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爱因斯坦的展览上谈及世界历史。
”
“他们担心游客不会理解，一场谈论和展现负面事件（比如德国国家社会党、迫害犹太人以及与此相关的集中营）的展览可以传递和平和宽容的信息。
”
要培养想象力，从我们的、已经读烂了的四书五经身上是很难汲取到多少营养了，我们必须学做一个小学生，从先进的文明那里学习。
但从这则报道里，我们读到了我们的某些人依然是高高在上，以自大的面具遮掩自卑的面孔，透过吸收光谱一样的眼镜来看待西方文化。
这是很具代表性的现象。
这样的一场智力竞赛，可能开始于两千五百年前，也就是我们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时期。
之后，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或许是由于我们特殊的山川地理和人口特点，决定了我们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农业大国。
农业是极渴求一种稳定的天、地、人关系的。
在我国，由于缺乏外来先进文明的竞争，我们只好在漫长的岁月里将这种对稳定的渴求不断推向极至，最终延伸到要在人的思想领域消灭哪怕半点变革的火花：
在古代中国，变法和新思想的出现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对后者的防范尤为严厉——稳定压倒一切！
哪怕是想一想都不行，你要“日惕”、要“三省其身”、要“研几”。
这可是一种极端灭绝天理人性的行为，即使是壮年的曾国藩、“曾圣人”，试图一丝不苟地执行，结果也弄得口吐血沫，差点丢了性命，从此放弃了追求“立德”、“立言”的最高目标，仅取“立行”而已。
在古代中国，这种无外忧、能量无处释放，只好变态地“人斗人”，甚至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病态迫害心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只限于一、两个方面，它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积累，其实例不胜枚举。
拿女性的地位来说，古代中国的女性不是一开始就是小脚女人的；再拿后戚和宰相（丞相）的地位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无足轻重的。
慈禧被骂得很厉害，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在那种极端男权统治之下，一个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女人要去接手一个被男性统治者弄得一团糟的烂摊子，她受过什么培训？
她能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太平天国平定了，以洋务运动为象征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了，同治中兴实现了，宪政改革开始了——她能做到这些，容易吗？
长期保持那种病态的历史观，我们还有发展中国人智力的机会吗？
虽然，每个社会（也包括西方社会）都有追求稳定的特点，但古代中国的制度更缺乏理性，也更为僵化。
在我正在阅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WeberM.，德国人，1864~1920）中，无论是在对旧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建立后的新制度的叙述中，都提到了“理性”（8万多字中出现了近160次），因此，他们在对待新事物的态度上要宽容一些。
在这种包容的庇荫下，思维能够激烈冲突和对抗的优势就显现出来：
它迫使人们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以达到真理和最佳的秩序。
回过头来说，中国人无法学好、发展好物理学，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西方文明中求真的精神。
要求真，就要首先承认现实的不完善，这是我们不愿意听到的，也不知道如何处置的。
因此，要发展物理学，没有求异的勇气是不行的，必须打破传统上中国人恰恰一味求同、更欠缺平等包容的心态。
从以上分析可见，要看清楚我们在物理学上存在的问题，不从历史人文角度入手是不足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近几百年里越来越凸显了两种智力的差距。
以犯罪小说为例，西方出现了高智商犯罪（像《七宗罪》）；而在我们这个国度，历来就只有受贪婪驱使的犯罪。
别以为高智商犯罪是虚构的，按照西方犯罪心理学家所说，这种罪犯数以万计。
我最近还研究了一下一个国际组织——20国集团的领导人的学历构成，因为，我相信这对于理解不同价值观是有帮助的。
20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是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的，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八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及欧盟组成。
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20国集团（Groupof20）是在第五次的部长级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时首次出现。
也有人称为G21、G22及G20+，是在2003年8月20日确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
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为40亿。
[美国]
总统：
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国务卿：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获法学博士学位
[日本]
内阁总理大臣：
菅直人，东京工业大学毕业
[德国]
总统：
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学法律
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法国]
总统：
尼古拉·萨科齐，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获法律硕士学位
总理：
弗朗索瓦·菲永，公共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
[英国]
首相：
戴维·卡梅伦，布雷齐诺斯学院，修读哲学、政治与经济，一级荣誉的成绩大学毕业
[意大利]
总统：
乔治·纳波利塔诺，那不勒斯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总理：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学系
[加拿大]
总理：
史蒂芬·哈珀，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俄罗斯]
总统：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院，法学副博士、副教授
总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拥有经济学副博士学位
[中国]
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业大学）地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罗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阿根廷]
总统：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拉普拉塔大学法律专业
总理：
阿尼瓦尔·费尔南德斯，律师
[澳大利亚]
总理：
茱莉亚-吉拉德，墨尔本大学法律和文学双学士学位毕业
[巴西]
总统：
迪尔玛-罗塞夫，曾就读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大学经济学院
[印度]
总统：
普拉蒂巴·帕蒂尔，毕业于孟买的政府法律学院，获法律学士和艺术学硕士学位
总理：
曼莫汉·辛格，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旁遮普大学经济学教授
[印度尼西亚]
总统：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学习商业管理并获文学硕士学位
[墨西哥]
总统：
费利佩·德赫苏斯·卡尔德龙·伊诺霍萨，就读于墨西哥城独立法律学校，先后获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沙特阿拉伯]
国王兼首相、国民卫队司令：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曾接受过系统的宗教和军事教育
[南非]
总统：
雅各布·祖马，仅受过小学教育
内阁首相兼副总统：
卡莱马·莫特兰蒂，长期追随非国大从事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韩国]
总统：
李明博，高丽大学经营学系毕业
[土耳其]
总统：
阿卜杜拉·居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经济学院，后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议长：
柯克萨尔·托普坦，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院
总理：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经贸学院
从资料里面分析，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清一色的理工类学历，外国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有法律和经济背景。
这是不是由于西方文明相对突出地发展了逻辑学，特别有利于锻炼人的智力，素质较高的西方民众在传统上更相信他们能维护社会公义、能管理好国家呢？
在中国，这却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的、纠缠不清的问题，以致于我们的历史上发展不出民主来——是由于国民素质低而不让他们参与政治的思考，还是为了不让他们参与政治的思考而故意削弱他们的素质？
于是，我们看到历代的读书人藉着那些“名言隽语”践行不倦；对老百姓们，就只好用上标语、口号了，最早、最著名的口号，恐怕是秦末的“陈胜王”了。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缺乏理性。
我们再看一个“情法冲突”案例：
1935年的一天，纽约市长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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