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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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发表于：
2010-09-11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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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网——孙玉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
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
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
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
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2月11日，记者专程进入周家庄实地采访。
万人大乡无人外出打工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家庄乡地界。
村庄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
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均为二层平顶小楼，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在统一的门楼两侧，光秃秃的柿子树在早春阳光照射下泛着新绿，与大红对联相互映衬……走进村子，在离乡政府大约300米远的路边，有一户人家正在翻盖新楼，地基打了一半，记者停住脚，与主人攀谈起来。
这位姓雷的社员说：
“房子旧了，社里批准翻盖新的。
”记者询问道：
“还没出正月，大街上见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
”听到问话，老雷笑了：
“哪儿呀！
我们这儿可没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业和生产队里上班。
”“就这样，全公社劳动力还不够使呢！
每年都有临近乡镇的人到我们这里上班呐！
”旁边一位帮忙盖房的社员插话道。
社员们的话并没有掺假。
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院里，记者碰到了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起基层干部头疼的农民就业问题，王月双显得非常轻松，他笑着说道：
“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这从来就没有过！
”记者了解到，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主动要求自己经商单干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
目前，周家庄乡阀门、印刷等集体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就业人数是1400多人。
周家庄乡党委秘书王海涛也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青年人离开学校后，乡里都统一组织封闭培训，合格后再由乡里统一调配到各企业或农业社上班。
“除了当兵上大学和干个体的外，我们乡的年轻人全部在乡里上班，由乡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调度！
”站在乡政府门口，个子不高的王海涛笑眯眯地告诉记者。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挂着“乡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还有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几个大字，王海涛说那是周家庄乡的“下蛋金鸡”，去年实现了纯收入1.3亿多元。
一切生产听生产队长指挥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
“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
”记者来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庄乡生产一队社员老冯和另外几个壮劳力正在地里摊肥，老冯擦着额头的汗珠说：
“队长让干的，完事后好种棉花。
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
”老冯拄着铁锨平静地说道。
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女社员高秀容也说：
“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
”“我们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劳力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
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
记者了解到，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
“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
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
”社员只管干活凭工分年底分红在周家庄采访，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
周家庄乡顾问、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国运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
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
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
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
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
“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
”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
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
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
”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
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
“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
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
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
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中小学一切费用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
而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
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
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庄乡，所有农业投入开支，例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社员们都不用操丁点心，而是由乡合作社和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的口粮等基本生活资料则由乡里按照统一标准实行定额发放。
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
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
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
早在1981年，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
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
”王月双说。
春节前，我们给社员分红，一共发了8741万元，有3000万元的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后，数目太大，为了资金的安全,连警察都跟来了。
”说起春节前发钱的场景，王月双眉眼欢喜。
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
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
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
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
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
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66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记者了解到，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社员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
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
周家庄二队的社员雷月华，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
雷月华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
“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
”雷月华说。
雷月华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
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
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
虽然雷月华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
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
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坚守农业守护集体经济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
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
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复制？
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周家庄人并没有遭遇“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痛，周家庄的百姓把这些都归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保障。
而乡顾问柳国运则认为，“关键在于人”。
这一点，记者从乡政府公开墙上找到了印证：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村里突然停电，4位值班干部脱岗打牌。
事情被查出来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墙”，被全乡通报批评，还被扣罚了工分……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所以叫什么名称都只是个代号，“人民公社”只是个虚名而已。
不管叫什么，取多好听的名字，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人民公社”的生存、发展完全离不开外部大环境的支撑，和58年所谓的“人民公社”所处的环境有本质意义上区别。
凡事不能只听、只看表面。
河北仅存的“人民公社”辉煌不再
河北吕家庄村至今保留工分、集体劳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的印迹，村领导是一位91岁的老支书，老支书曾带着大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现在村民们经常钻空子，拔草的时候，不连根拔怕下次不能再拔，农活时记了工，就一哄而散，老支书看着这一切很难过。
近60年里，高能权一直是这个村庄的最高领导人。
如今，吕家庄村这位91岁的党支部书记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
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使他的右腿膝盖处埋下了几根钢钉，以至于走路的时候，步伐缓慢，总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
一位村干部叮嘱，如果他走路时低着头，就先别打扰，那是老支书在思考。
老支书的思考决定着吕家庄村的命运和未来。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决定了这个村庄现在的面貌。
那一年，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隶属于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东卓宿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并没有把地分了。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老支书都说：
“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 所以，如今只要走进吕家庄村，人们就会发现，工分、口粮和集体劳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的印迹，至今仍是这里5558名社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里从生产工具到骡马牲口都归集体所有。
这里的人们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员”。
这里沿用着口粮的说法。
上午把麦子收下来，下午就分到各家，购粮款按照市场价从年底的分红中扣除。
这里从干部到社员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时常能碰见社员们聚拢在一起，从事集体劳动。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都已经是久违的场景。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几年前，曾有新华社记者在吕家庄村拍过一张照片，内容为“河北农民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很快就被网友质疑是摆拍，因为“巴掌大的麦田，喷药的农民竟多达6人以上”。
质疑者言之凿凿地指出，自从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之后，在田间地头只可能看到“单兵作战”，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场面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在吕家庄村，这种场景并不鲜见。
6月24日下午3点30分，第七生产队的社员三三两两地骑着自行车，赶往村子西口的麦田集合。
当天，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播报，说石家庄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2℃，是全国最热的地方。
但是，“就是100℃，也得出来挣工分呐。
”社员高红军（化名）说。
他手里攥着刮板，正靠在一棵杨树下乘凉。
在这里，只要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记工分。
于是，一位下了班碰巧从田边经过的社员，也借了个刮板，加入到这个队列。
一名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初二学生也从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劳动。
当天要干的活儿叫刮坝儿——30多亩地，每隔大约8米堆起一道土坝，以便浇地的时候能挡住水。
这一天，生产队长派来代班的，是一个“肚子最鼓的”中年人。
他拿着记名的小本子，忙着给到场的23名社员派活儿。
在这里，不管干的是什么活儿，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记10分。
依据年龄大小记工有所不同。
那位初二的学生第一次劳动，10分只能记0．45个工，以后逐年增长。
等结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记0．98个工。
在第七生产队，去年1个工相当于15.5元。
“除此之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带班的直言不讳地说。
现在算农忙的时候，人还少些，等春天没活儿干的时候你看吧，这个500多口人的生产队会冒出130多个劳力，只要在地里待上10分钟，记了工，就一哄而散。
正说着，刮坝儿的几位也散了。
有人掏出了香烟，有人躲到阴凉处玩起了扑克牌，高红军走到一旁的果园里摘了个还没熟的苹果，啃了两口。
30多亩麦田，大概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但不到20分钟，社员们就草草干完活儿收工了。
带班的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望着高低不平的坝儿，说了声“就这么着吧”，便摇摇头交差去了。
两天后，这次集体劳动的“后遗症”显现了出来。
“倒霉的”高红军被派到这片麦田里浇地，水刚放出来，前天才刮出来的坝儿就顶不住了。
“（水）都他妈的跑过来了。
”高红军一边骂，一边铲土堵坝。
另一头该浇的地没浇到，他还得用铲子往上撩水。
一个旁观的社员把矛头指向久不露面的生产队长：
“他们当官的也不做活儿，也不露面，挣的钱顶两个人，你说社员们能做好了？
凑活给你刮上点儿就算清咧。
” 前一天刚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红军一铲一铲拖泥带水地挖出来，都填在缺口上了。
“那能带不出来啊？
可你说我上哪儿找土去？
要是自己的地，播种前就整平了，谁舍得糟蹋种子啊！
” 干了没多久，眼看着别的社员已经歇了，高红军决定，浇不到的地就算了，其余的地下午再说。
余下来的休闲时光，过了而立之年的高红军一直在抱怨：
现在的小年轻给集体干活儿不卖力气。
他似乎忘了，就在两天前，他自己也并没有怎么卖力地为集体干活儿。
“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自从20多年前的那场车祸之后，高能权已经很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了，然而麦田里发生的这类故事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
”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
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
“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
”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
“1993年，25万元。
”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
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
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
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
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有社员说，老支书当时不想分，但老支书说，是因为村里人不想分。
“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
”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
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
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
但是对方做不了主。
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
“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
” “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
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
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
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
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
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
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
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
“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
”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
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
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
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
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
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
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的书法在村里很出名，从村委会大门到吕家庄小学的牌匾过去都是由他来题写。
只不过，近年来他已经很少再提笔。
“我写的这个叫自由体。
”一次采访间隙，老支书笑着拿出几张单幅字来赏玩。
他指着一个“家”字说，“这个字不好写，因为结构不好整。
”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这个家也不好当。
”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
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
“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
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三三两两聚在麦田里，但凡有外乡人经过，便放下手中的镰刀开始张望。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
”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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