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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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
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
周旭东
提 要 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希望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遏制日本，但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后，英国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欧洲，无力派大舰队前往远东，这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
本文试图从海军战略与外交这一角度对英国的远东政策作一考察，以便全面地理解英国从远东撤出这一历史现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曾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度列英国海军战略优先次序的第一位。
但是，英国的远东政策始终受欧洲局势的影响，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英国面对挑战，尚有信心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维持整个帝国利益的话，那么，到30年代中期，英国对此已显得信心不足，远东在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开始下降。
特别是在1939年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英国逐渐收缩力量，把海军的力量集中于欧洲，这无疑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
本文试对1939至1941年间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作初步的探讨。
一
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并没有象张伯伦期待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限于大德意志范围内，也没有象张伯伦期望的那样把侵略方向对准乌克兰。
1939年11月，从各地来的情报表明，德国的进攻矛头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西方。
1939年3月的布拉格事件终于给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打上了句号。
面对德国在战略上和军事实力上占据有利地位后所显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其整个战略决策。
英国明确与法国的同盟关系，重建中东欧的反德同盟体系，并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其欧洲政策逐渐由妥协为主调的绥靖政策转向以威慑为主调的强硬政策。
外交战略的转变又带动了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的转变。
布拉格危机后，英国着手组建大规模的远征军，把履行欧洲义务作为陆军的主要战略任务；空军又试图重新取得对德的轰炸机优势；英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转入战时轨道，这一切意味着英国已切实地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对待欧洲的危机，英国大战略的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远东政策。
这种影响典型的反映在海军战略的转变上，英国逐渐地把海军的战略任务集中于欧洲。
20年代，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日本是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30年代初，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怀疑，海军部的一些人认为，英国海军无力同时对付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
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威胁尚外于潜在状态，远东的威胁则较为直接，此种战略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30年代中期，英国仍认为它有能力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去对付日本。
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由于欧洲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欧战已迫在眉睫，英国需要考虑收缩它的防线，把力量集中于欧洲。
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
“1937年5月向自治领作出的承诺（向远东派一支大舰队——作者注）应予修正”〔1〕。
1939年2月，外交部要求派舰队到远东作为外交的后盾，海军部予以回绝。
法国也向英国施加压力，它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2〕。
1939年3月，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
帝国防务委员会予以接受，并于六月作出决定：
“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被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可能被派出的时间”〔3〕。
这实际上等于批准了新的海军战略的优先次序。
即：
德国第一；地中海第二；远东第三。
远东在英国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从30年代初期的第一，30年代中期的第二，降到现在的第三。
海军的战略计划也作了相应的修正，根据作战参谋德雷克的观点，派舰队去远东违反了海军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的传统。
他主张，假如英国三线作战，那么，在欧洲水域保持比德国多一艘的优势而集中力量先击垮意大利海军；假如意大利中立，英国应主要进攻德国。
至于远东只有在条件许可并且有把握迅速获胜的前提下，海军才能派大舰队前往。
这一观点为海军部所接受。
参谋长委员会和海军部还指出，即使欧洲的形势允许英国派一支舰队去远东，海军至多能往远东派遣7艘主力舰，（英国当时只有13艘主力舰可供调遣，另2艘在整修，国内需6艘）其战略任务只能限于：
“
（一）维持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
（二）保持贸易线的畅通；（三）防止日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可能的攻击”〔4〕。
这样，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从原先的进攻转向防御。
英国海军战略次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冲击了英国的远东战略。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英美关系上。
英国在欧洲局势吃紧以及海军战略的转变，使英国在远东更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
在慕尼黑会议前，张伯伦政府对欧洲的缓和寄予厚望，而一旦欧洲缓和，日本就不可能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采取过分的行动，与美国的合作相对而言并不那么紧迫，英国在争取与美国合作中所做的努力是有限的。
1938年1月海军参谋会谈后，英美在远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合作。
慕尼黑会议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险恶，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事务上得到美国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使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利益的有力保护者。
因此，英国频频向美国提出海军参谋会谈的要求，1939年3月德国进军布拉格后，英国马上指示其驻美大使林赛去弄清美国是否愿意重新交换海军方面的观点，并要他强调：
“由于英国可能卷入战争，不可能再派舰队去远东”〔5〕。
1939年5月，英国派汉普顿赴华盛顿与美国进行秘密参谋会谈。
英国政府给他的指令是：
如果美国提出海军合作的问题，他应指出“英国希望美国的主要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6〕。
在这一时期，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也开始转向大西洋，但认为英法可以抵挡德国的进攻，因此仍表示，当盟国负责大西洋、地中海时，美国负责太平洋。
美方代表李海将军还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表示：
“美国舰队应移往新加坡，力量足以击败途中遇到的任何日本舰队”〔7〕。
此外，美国还应英国的要求，对海军作了重新部署，把正在大西洋演习的美国舰队调回到太平洋基地以牵制日本。
由于英美海军战略大致的相合，英国争取美国在远东合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美国的合作只能暂时遏制日本的南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其次，海军战略的转变也影响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英国逐渐趋向于走“中间路线”，即在有限援华的同时不刺激日本。
“七·七事变”后，英国一直拒绝对华援助，一则担心中国很快崩溃；二则唯恐激怒日本损害英日之间的关系。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状态后，英国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认为中日之间的对峙将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而且，英国此时正在考虑改变海军的战略次序，更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
因此，英国开始和美国一起援助中国。
1938年12月，美国给予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贷款后，英国随后同意给予中国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援助，1939年3月，日本占领海南后，英国又马上提供500万英镑（约合2300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稳定中国的货币〔8〕。
当然这些援助是极其有限的，由于英国远东军事地位的虚弱以及欧洲局势的牵制，使它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当1939年6月天津危机爆发后，英国虽然意识到在天津的屈服将使英国不仅失去华北，还将失去整个中国，然而，英国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内阁在讨论外交部、贸易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就天津事件的备忘录时，首先考虑的是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
参谋长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制裁措施，认为这将导致日本的报复。
在欧洲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介入远东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即使准备派舰队去远东，由于本土水域和地中海的安全需要，英国只能派两艘主力舰去远东，这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假如海军从地中海脱身，那么，英国将能够向远东派七艘主力舰。
只是，这样一支舰队也“仅能防止英国遭受重大的灾难，不可能直接限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且，还要考虑派舰队去远东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9〕。
因此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注意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行动”〔10〕。
参谋长委员会的观点为内阁所接受。
天津事件终以英国作出让步，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而告结束。
二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意大利也已参战。
英国孤悬海外，本土受到德国入侵的危险，英已变得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此时，它的大战略也相应地作了调整。
英国不能不进一步明确地把欧洲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
在保卫本土的同时，英国把地中海地区作为下一步的“第一战场”——争取首先击败意大利，保住希腊、土耳其等国，并以此作为日后进攻德国的基地。
在1941年初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上，英国对欧洲和远东的关系讲得极为清楚，“欧洲战区是生死攸关的战区，这是首先必须作决定的地方。
因此，总政策应是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对付日本。
远东地区的安全，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对于英联邦的巩固及其战争能力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11〕。
英国的海军战略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支撑点：
法国海军的援助和意大利海军的中立。
在英国海军的战略设想中，法国是最可靠的盟友，英国一直期望在未来的海战中能得到法国海军的援助。
而今，法国海军不但未成盟友，反而可能成为敌手。
英国也一直指望意大利能保持中立，这是英国海军能否派大舰队去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意大利已是明确的敌人。
这意味着英国海军需独自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作战的任务。
严峻的形势迫使英国海军放弃了派遣大舰队去远东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只能寄希望于击败德、意之后再作安排。
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转向保住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新加坡。
在英国看来，新加坡“是维护帝国利益的关键”、“是盟国重新进入远东的一张牌”〔12〕。
英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海军战略的变化使英国的远东政策在三个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首先，在远东的军事政策方面，英国对新加坡等基地的防务作了调整。
第一，把防御范围扩大到整个马来亚，从决定建造新加坡基地之日起，英国就考虑到日本有可能通过马来亚从背面进攻新加坡；基于海军舰队能迅速到达新加坡基地，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时间不允许日本那样做，日本只能通过海上来突袭新加坡。
因此，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新加坡基地的防御重点放在靠海的一面。
现在由于调整了战略，海军大舰队不能迅速到达，日本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又重新成为可能。
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远东事务报告。
报告认为，日本可能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
参谋长委员会建议防卫新加坡应从防卫整个马来亚来考虑。
第二，防务力量结构的调整。
海军战略变化前，新加坡基地的防务力量主要是岸基炮兵，以对付来自海上的进攻。
海军战略变化之后，防务需扩展到整个马来亚，陆军和空军的作用开始被强调。
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要求派336架飞机去新加坡。
1940年7月，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召开防务会议，飞机数量的要求又增至582架。
总之，英国军方已开始设想用空军来取代海军作为远东防御的主力。
第三，协调英帝国内部和荷兰在远东的防御。
英国要求澳、新的海军力量能迅速增援英国的亚洲舰队。
陆军力量的加强主要由印度和澳大利亚承担。
1941年4月，在澳大利亚、英国、荷兰三方面会议上又商讨了共同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
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现在只剩下防守新加坡这一不大任务了。
其次，在调整新加坡基地防务的同时争取美国海军派大舰队到新加坡威慑日本。
1939年海军战略变化之后，英国希望由美国担负防卫远东的主要责任，英国予以协助。
1940年法国战败后，英国要求把远东的海军任务全部交由美国承担。
1940年8月，英美海军参谋人员在伦敦举行会谈，英国的指导原则十分明确：
“美国能替代英国在远东的力量，在防卫本国利益的同时，也保护英国利益的安全即美国负责太平洋，英国负责大西洋，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即将成为美国所控制地区的一部分”〔13〕。
1940年9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丘吉尔马上致电罗斯福询问美国是否愿意派一支世界上最强最好的舰队访问新加坡。
1941年2月，英美在华盛顿就广泛的世界性防务问题举行参谋会谈。
涉及远东海军合作问题时，英国极力强调新加坡的重要性和美国所能起到的作用，“新加坡的沦陷意味着英联邦的解体，并削弱我们的战斗力”〔14〕。
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由于政治、经济和情感上的原因”，因此，英国决心守住新加坡。
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驻扎一支包括主力舰的海军力量。
由于英国海军不能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撤出来，远东的海军力量又十分虚弱，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美国的介入将改变整个局面，不仅解除日本对自治领的威胁，而且日本即使占领新加坡，也不可能借此进一步向西推进”〔15〕。
第三，加强对中国的援助。
法国战败后，英国越来越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的手脚。
陆军部认为中国的抵抗是极富价值的。
南非史末资将军也向英国政府表示：
“假如中国崩溃的话，英荷在远东的领地马上会感到它的直接后果”〔16〕。
1940年11月，英国成立紧急救济会，以100万英镑救济中国难民；1940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贷予中国“平衡基金贷款”及“信用借款”各500万英镑〔17〕。
中英还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向中国派遣一军事代表团去估计中国军队的状况和双边合作的范围。
团长丹尼斯表示：
“英国最担心的是日本从中国撤出大量军队南下。
因此，中国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在于全线向日本施加压力。
”此外，英国还在政治上抬高中国的地位。
1941年，英国照会中国，正式表示愿意战后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
与此同时，英国的对日政策也逐渐向遏制方向发展。
虽然英国在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滇缅公路，但在不列颠空战渐趋有利之后，于1940年10月，宣布重开滇缅公路，并从这时候起与美国合作逐步对日施加经济压力。
1941年7月，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资产。
鉴于大舰队不可能到远东，而远东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对英国的战争努力有极重要的意义，英国着手组建由“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为主力的东方舰队以实施对日本的威慑。
三
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设想在其远东利益受挑战的情况下，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对手。
30年代末，在欧洲实力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下，英国实际上已不可能履行这一海军战略。
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主要不再由英国来执行而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它不再具有先前的威慑作用而是纯防御性质。
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已变得越来越虚弱。
这种虚弱一方面使英国不得不在“维持与中国的友好而与日本关系恶化或以放弃中国为代价获得与日本缓和之间作出选择”〔18〕时，一次次地选择后者，一次次地选择屈辱。
另一方面，由于海军主力舰队已不可能到达远东，倒使英国能非常现实地看待日本对英国的威胁，非常现实地看待中国战场对英帝国的意义。
而且，由于英国各方面都有求于美国，它在远东的外交活动中也不得不跟随美国一起对日本进行一定的遏制。
因此，又使它的远东外交政策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英国终于把牵制日本的因素融进了其远东政策之中。
虽然这种牵制不是以海军力量的显示或对日经济封锁的形式，而是代之以有限援华的形式。
几乎可以说，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英国远东政策中唯一积极的因素。
英国的远东政策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
当它有能力向远东派一支大舰队或者把这一设想放在战略优先次序前面时，它的外交是想方设法与日本避免冲突；而当它没有这一能力时，它的远东外交反倒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东西。
然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了英国战略意图的实现。
当英国意识到它的实力已无法同时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挑战，被迫收缩防线，集中力量于欧洲时，其远东政策不可能对日本起到什么遏制作用。
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的抗战和美国的合作，而英国鉴于本身的实力，对中国的援助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军事上的援助则更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并没有能说服美国派一支大舰队到新加坡。
美国一则在法国战败后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准备在太平洋取守势；二则也不愿在世界事务中受英国的指派当一名配角，而是希望在大西洋战场一显身手。
因此，美国在大西洋毫无顾忌地设法与德国发生冲突，但在远东并不准备与日开战，而且，即使美国、日本发生冲突，美国军方也认为，新加坡过于遥远。
美国设想的是从中太平洋逐步向日本进攻，这自然与英国的战略难以合拍。
既然英国难以获得美国在远东军事方面的合作，自身力量又如此有限，一旦日本南下，英国在远东的最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1年12月10日，英国派往远东的两艘主力舰被日本空军炸沉。
1942年2月，10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缴械。
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它在远东的声誉一落千丈。
英国在远东的失败，某种程度上预示将来英国将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从远东退出。
注释：
〔1〕〔4〕〔14〕〔15〕戴维《新加坡基地始末》（W·David:
TheRiseandFalloftheSingaporeNavalBase1919—1942）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5页、第148页，第179—180页
〔2〕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87页
〔3〕吉布斯《大战略》（Gibbs:
GreatStrategy），伦敦1976年版，第426页
〔5〕〔6〕〔7〕〔13〕詹姆斯《为霸权而讨价还价：
1937—1941年英美的海军合作》（James:
BagainingForSupermacy），北卡罗林纳州立大学1977年版，第34、37、38—39页，第133页
〔8〕《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8卷，（Document on Britishforeignpolicy,ThirdSeriesVIII,London1955），第486页
〔9〕〔12〕〔16〕〔18〕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Lowe·Peter:
GreatBritainandtheoriginsofthepacific），牛津1977年版，第84、194、211、102页
〔10〕保罗·哈格《困境中的英国——1931—1941年对付日本，保卫英帝国》（Haggie,Paul,BritainatBay,The Defence of theBritishEmpireagainstJapanese,（1931—1941）。
牛津1981年版，第150页
〔11〕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0页
〔17〕刘庭华：
《中国抗日战争与二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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