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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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

从失败与挫折中走来的成功企业家──胡文虎

胡文虎，一个头戴两项王冠的旷世奇商──“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1882年出生于缅甸仰光。

他是个天才商贾，自小就有赚大钱的雄心。

年幼寄居于故乡中川村伯父家时，常去附近的蛟潭阁汤池游泳，几次溺水，被人抢救起来。

伯父忧心忡忡地劝阻他不要再游泳，胡文虎却对伯父说：

“南洋到处都是海水，我不学会游泳，长大怎能到南洋赚钱呢？

”。

胡文虎后来果然去了南洋，果然赚了大钱！

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更精于生意和宣传。

20世纪初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对东方国家大举进犯和劫掠地同时，也带来了工业革命的信息。

东方商人遂开始由传统商业和手工业转向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

胡文虎正是这少数的先知先行者之一。

父亲刚过世那阵，留下了一家小药店──永安堂。

当时生意冷清，胡文虎肩挑药担，走街串巷地叫卖都无济于事，因为出售同类药品的药店当时有许多家。

同时他还四处奔走采购便宜药材，并多次爬上阿拉干山采集草药，使永安堂的药价降至仰光最低点。

但是，永安堂的业务却仍然显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而面临危机。

怎样才能从众药店中脱颖而出呢？

胡文虎想，第一你的药得比别人的灵，第二你的药得比别人的便宜，永安堂要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必须自己办药厂。

利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和传统单方的中药材加工为成药，变永安堂药铺为制药厂，这是个生死抉择的重大变革。

胡文虎在亲赴各国考察药业之后，把大本营迁至新加坡，并在此兴建药厂。

而仰光永安堂老店便留给弟弟胡文豹经营。

胡文虎和弟弟苦心钻营，研究祖国以及印度、缅甸古方，运用西方先进的制药技术，创制了“虎标良药”──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止痛散等。

但是，虎标良药的销售一开始并不顺利。

起初，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头痛粉之类的手提箱到各家药店请人代销，他费尽口舌介绍自己的药品功效如何好，替他代销又如何有利益，货卖出去了，人家才付他款。

货发到人家店里后，胡文虎时常到店里探望，看货柜上的药是否卖完了，一是好及时收货款，二是好再发新货。

怕人嫌他烦扰，他总是悄悄地伸长了脖子向店里张望，而不直接问店家卖完了没有，若看见卖完了，便满面笑容地打开手提箱，取出些药品，十分客气地请店家摆上柜台去。

适逢大战时期，制药原料价格飞涨，使得成本加重。

万金油眼看就要亏本。

当时的同类产品，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把贵重的原料减少了份量。

胡文虎认为这个办法使不得，药品的效力是最重要的，原料减少，药品的效力自然就要降低，影响了顾客的治病效果。

可是不减少原料，又势必亏本。

胡文虎思量再三，终于想出一招──减量不减质。

就是把原来的一满瓶油，只装七八分满，原料和价格都照旧不变。

减量后的万金油销售正常，一般顾客都不大留意份量的减少，只当是制药厂偶然没装满。

到后来，别家的药油因为减少了原料，药效降低，唯有万金油保持了原来的质量，药力较强，虽然没装满瓶，顾客也不大在意，万金油终于从众药油中脱颖而出，变得抢手起来。

减量不减质一招成功，使胡文虎坚定了价廉物美才能畅销的认识。

他从此确立了“永安堂”研制中成药的方向，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单价，胡文虎把大瓶装的万金油改为小瓶装。

同时，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甚至有些公共厕所，都贴满了“虎标良药－万金油”的宣传广告。

后来，胡文虎注意到外国药商推销药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认为这是宣传药品的有效的方法，因此不惜血本，还专门聘请了几位文人，天天好酒好菜好烟好茶招待，让他们住在舒适的房子里编写广告稿。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广告，务求自己的广告比别人的更醒目，更吸引人，就这样点点滴滴地让虎标良药一天天地深入人心，从而家喻户晓。

虎标万金油由于功效好，又善于做宣传，影响越来越大，市场逐渐扩展到国内。

正当胡文虎春风得意之时，佛标二天油也开始打向国内。

各地永安堂分行负责人眼看着虎标万金油在佛标二天油的强劲攻势下，销售量急剧下跌，大有被佛标二天油取而代之的危险，纷纷致电新加坡向胡文虎告急。

面对着告急电报雪片般地飞来，胡文虎对弟弟胡文豹说：

“既然他韦少伯要跟我争国内市场，我胡文虎奉陪到底！

你马上通知所有分行，不惜血本立即展开广告宣传，一定要把国内市场给我夺回来！

”自此，轰动一时的“虎佛激战”便拉开了帷幕。

“虎”“佛”两家在报纸上展开广告大战，不仅在版面上抢占地盘，而且在广告内容和形式上出奇制胜，广告战愈演愈烈，由华南向华中、华北和华东扩展，广告词也不断升级。

除报纸之外，“虎”“佛”之战的另一个战场是街头广告牌。

每当韦少伯派人在各大城市竖立广告牌时，胡文虎必追踪而至，并且广告牌竖得更多、更大、更引人注目。

在胡文虎的穷追猛打下，韦少伯渐渐难以招架，佛标二天油步步退却，返回了它的老根据地。

而虎标万金油在同类药物中赢得了霸主地位。

日本仁丹一向占据着四川各地的市场，致使虎标成药难以插足。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胡文虎明白打败日本仁丹的时机来到了。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永安堂重庆分行组织了5个宣传大队，赶排了一批表现抗日内容的短小精悍、形式活泼的话剧和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出。

同时还有随从郎中为病人看病，免费发送虎标良药。

这种宣传顺应民意，深得民心，虎标成药迅速风行巴山蜀水，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胡文虎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每年的广告花消数额极其巨大。

胡文虎不由得想，花这样多的钱在别人的报纸上登广告，到不如自己办报纸哩。

由此他动了办报纸的念头。

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横空出世，使得多年来称霸南洋华侨报坛的《南洋商报》遭遇劲敌。

以后，胡文虎每到某个大城市开设永安堂分行，就有意要在那个城市开办一家报馆。

1935年，他推出了《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日报》，后来又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星粤日报》在广州的出版指日可待。

然而广州突遭沦陷，日军强占该报馆址，《星粤日报》便胎死腹中。

同时，随着汕头和厦门的相继沦陷，“星华”和“星光”均告停刊。

胡文虎损失惨重，但他办报之“贼心”不死。

那时候东南沿海遭日军封锁，香港便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胡文虎设在香港的永安堂分行更成为永安堂的重要据点。

为适应环境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文虎决定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

1938年8月1日，《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胡文虎开始写下他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半个月后，《星岛晚报》也接踵面世，该报后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一家晚报。

之后，胡文虎顺应时势需要，又在各处共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报业网，开拓了他药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当－星系报业。

胡文虎因此也以报业大王的赫赫声名载入20世纪国际新闻史册。

从失败与挫折中走来的成功企业家──胡仙

生于1932年，长于胡氏豪门中的胡仙小姐，一直过着富足而平静地生活。

作为校园里的一名高材生，她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或文学家。

但是父亲胡文虎的辞世，使得浪漫的艺术之门突然朝她关闭，这位年仅22岁的千金小姐一夜间被推进风云变幻的商海报界。

胡仙起初接手《星岛日报》时，真是不知所措。

她虽然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但刚刚迈出校门的她对管理报业实在是一窍不通。

胡仙分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己的成败事小，全体职员的命运都系于她一身。

头一天上班，胡仙的内心特别紧张。

一想到自己往经理室的椅子上一坐，各部门干部鱼贯而入，请示汇报，她该怎么答对，怎么批示，她的心就砰砰地跳，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早餐一口都没有吃下去。

后来，她像个普通职员一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走进了经理室。

她选择了那样的时刻，那样的方式，是想让大家看到，与他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人来上班了，只是彼此分工不同、司职不同罢了。

她向同事们点点头，同事们向她点点头，然后主动挨门挨户到报社各科室造访大家，一切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开始了。

这个时候，星系报业各单位有亏有盈，整个报系平衡后，略有赢余，但如果把这笔钱折合为报系职工的工资，也仅够支付一年。

胡仙意识到，她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尽快使“星岛”摆脱经济上的窘境。

于是她从管理体制上入手，在报系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的管理方法，即由总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基本的业务范围，具体事情由各事业部门承包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立刻见效，只一年间，星岛报系各部门的利润便翻了近一番，职员们的口袋也充实多了。

50年代末，香港刮起一股“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的传言，香港进入经济萧条的状态。

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同时也销往台湾。

有了这个传言，海外的代理商纷纷要求尽快中止合同，每天都有代理商退回一些头天没有卖出去的报纸。

报纸亏损，公司亏损，形势十份严峻。

胡仙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想方设法打探内地的“行情”。

她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转达给报社职员，“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

报社职员们吃了“定心丸”，安心专注于报社工作。

胡仙则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美国、巴黎、澳大利亚，向各代理商、经销商阐明局势，打下保票。

她同时对报纸的版面做了改革，其内容与社会生活贴得更近了。

胡仙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对《星岛日报》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有效的努力，而且对稳定投资者，恢复和发展香港的繁荣也起了一定作用。

那一时期，胡仙为了拓展业务，时常往来于英美等国家。

有一次在旧金山的街道上偶然遇到一位陌生男子，是华人，听说胡仙来自香港，便向她打听有关香港的情况。

这之后，胡仙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里需要一份中文报纸，是的，非常需要！

于是她便办起了《星岛日报》海外版，而且还将某些篇幅以双语刊登。

进入60年代后，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切入香港人的生活。

报纸受到了威胁和挑战。

报社内部不少人觉得“搞报纸没前途了，报纸早晚要被电视取代”，有的记者交出了记者证，到电视台去应聘，有的则干脆弃文经商。

带着这个问题，胡仙开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通过半年的跟踪调查，汇集在她办公桌上的信息是，人们不是不需要报纸，而是越来越需要报纸，只是人们对报纸的要求更高了。

于是，胡仙向总编们提议，第一要增加报纸的信息量，加强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行政界的联系，以反映各界人士的要求和向各界人士提供信息；第二要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文章力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有趣。

星系报业因此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并且更上一个台阶。

香港时局动荡，胡仙意欲向澳洲转移战场，于1985年，将“星岛”迁册澳洲。

但这时的她不由得有些意兴阑珊，一直独身的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看胡氏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未来。

也许每个人都会建立自己的朝代，可我不信这一套。

我的父亲也建立过一个朝代，可是似乎没有人承接下去，那又有什么用呢？

”就在胡仙心灰意冷之际，她认识了受聘于澳纽银行派驻香港的上海人宗德骍，彼此一间如故。

在他的游说之下，胡仙恢复了对香港物业投资的信心，决定杀回香港。

她与具有新西兰背景的“怡胜太平洋”联手，以6.36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的地皮；不到1年间，转售给日籍华侨，胡仙个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1.174亿港元，胜过报纸业务两年的盈利。

胡仙因此对进军地产业雄心勃起，并在海外置业。

这一次她胃口太大，战线拉得太长，原本是想如以前那样闪电出击，赚钱盈利，无奈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香港地产市道急剧下跌，同时海外的地产市道也大幅度滑落，胡仙想收也来不及了，“星岛”在物业撇帐上蒙受巨额损失。

另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星岛报业负债已经很重，盈利已经不济之时，胡仙居然又收购了持有《天天日报》的玉郎集团，蒙受了重大的帐面亏损。

到1991年3月底，“星岛”的总负债额已高达19.6亿港元，星岛集团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时，星岛旅游办事处张贴出告示，宣布在4月1日开始“暂停营业”。

与此同时，外界纷传《星岛晚报》将要停刊。

星岛集团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资产重组，上市的星岛集团将分拆与胡仙合作的投资，胡仙自己也不能不壮士断臂，将一些亏损的海外投资物业出售，把业务重心重新集中在报业出版和印刷方面。

同时，胡仙委任会计师邓立人做集团的执行董事，重整公司债务；委任既懂经济，又有出版经验的香树辉做《星岛日报》总经理，以振作报社士气，增创收入。

“星岛”又慢慢地走上了轨道，1992年度创下营业利润的最高记录，重振雄风。

由于胡仙在报业方面的杰出成就，她当选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并成为担任过世界新闻协会主席的第一位亚洲人。

世界新闻协会把她盛赞为“一个真正懂得报纸为何物的人”，“是伟大的报业家、新闻女杰”。

从失败与挫折中走来的成功企业家──德威特.华莱士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个小时候对恶作剧最感兴趣的好动男孩出生了。

二十几年后，他创办了一家使他跻身世界富豪之林的杂志──《读者文摘》。

他就是德威特.华莱士，他的成功充满了曲折与挑战。

中学时候，华莱士就喜欢遍读杂志，也喜欢把自己的想法记在笔记本、目录卡和活页纸上，而且不是偶一为之，是积极、大量地做，每次往往花费数小时时间，甚至做到深夜，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中年。

那些长篇、真挚、年轻的备忘录，充满了格言、引文、自我提升的条文，以及赚钱的点子，对他来说，这就是《读者文摘》酝酿的开始。

一九一一年夏天，华莱士为了遵守对父亲的诺言，放弃自己喜爱的棒球，在俄勒冈州乡间挨家挨户地卖地图。

因为没有车，他必须由一处农庄走到另一处，一天往往走上十五英里，他的工作是推销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地图。

根据销售手册，地图里绘有“距离、电气和蒸汽火车路线、全部的城镇，上面并附有由一九一〇年人口调查而得到的人口和索引”，订价为二点五美元，以一九一一年的标准而言算是很贵。

那次经验改变他的一生，使他洞察人们对实用知识的需要，与他父兄师长所重视的学术知识大相径庭。

不过华莱士在那个夏天所学到最重要的一门课，是他路过一处法庭观看双方律师斗智。

尔后便去图书馆借阅威尔门的法律经典名作《诘问的艺术》。

威尔门是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特别侧重一条微妙的诘问路线，亦即尽可能将重点摆在证人的私利上卖弄，或是证词经常无法避免的一点──即使是诚实的证人也常会“诉诸自己的想象”。

这本书令华莱士印象深刻。

另一个影响华莱士的重要力量，当然是美国的大环境，他清楚地拥抱那种简单、天真、全能美国的观念，而《读者文摘》及时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保存及重新创造的这套观念。

一九一二年六月，华莱士受雇于圣保罗韦伯出版公司图书部撰写促销信，这使他熟悉了小型专业出版公司的编辑运作。

韦伯是家老式保守的出版公司，而且圣保罗地处偏僻，无法提供许多机会让华莱士享受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夜生活。

一九一五年，他开始蠢蠢欲动，向韦伯出版公司的农业部主管提议，《农夫》可以只摘录最实用的资料，因为农民阅读的时间并不多，为此，他被开除了。

尽管华莱士对公司过于在意批评感到不解，他还是向以前的老板贷得七百美元，准备创办自己的农民文摘，并且向公司和自己证明他的构想其实不错。

他从各地区农业部所发布的数百项报告中挑出最有用的资讯，编辑成《农业万用手册》并印制了十万本。

然后在五个州旅行促销，他曾连续工作十天赚得二百一十美元，之后三天只卖出一百本册子。

但他并不气馁，甚至开始想到筹备一本类似的手册，摘录广告和商品专业杂志的精华，出售给百货公司。

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夏夜，华莱士躺在一处牧场的工棚，直到清晨两点仍然醒着。

虽然已经很晚，其他工人仍喧闹不已，不过华莱士的心思已经被他毕生最不可思议的点子给带到其他地方──事实上，那算是本世纪最棒的出版构想之一。

他想到为什么不试着摘录所有的杂志的精华，再将他的产品出售给每个人，而非只是摘录供农夫或商人之用的专业知识。

夏天过去了，华莱士虽然没有获利，但他已经将十万本《农业万用手册》全部售完，而且还清了贷款。

更重要的是，他学到的不只是如何编辑、印刷和配销一份刊物，再一次地，他证实一般勤奋的美国家庭最想从刊物得到的是──资讯。

他决定要出版另一本小册子，名称就叫《读者文摘》。

一九二〇年元月，华莱士已准备好《读者文摘》的一期样本。

随后便对纽约、圣保罗和其他地方的出版商提出这项建议，他愿意将《读者文摘》的构想提供给任何愿意付钱请他当编辑的人，但是全遭退回峻拒：

一本没有广告、没有小说、没有插图、没有色彩的杂志，在条件上来说似乎是一种矛盾，也是失败的公式。

面对这样的挫折，华莱士陷入长期的沮丧，自己所接触的一切似乎都化为尘土。

一九二〇年秋，莉拉答应了华莱士的求婚，并向他保证他的新刊物构想“棒极了”。

无疑，莉拉对《读者文摘》的热切使他恢复了信心，但是对如何在没有大出版商的支持下推销杂志仍感到困惑。

所幸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同事说服华莱士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出售《读者文摘》。

虽有这项有益的洞见彻底改变华莱士的出版步骤，但更多坏消息随之而至。

一九二一年，美国陷入严重的不景气，华莱士遭到解雇。

此时，华莱士决定不让任何困难阻碍他。

他向父兄借来钱，准备推销出足够的预订户，张罗第一期杂志的印刷费用。

往后的四个月，他在匹兹堡寄出数百份宣传单和临时订阅单，并且附上打字的个人短笺寄给经过筛选的可能订户。

谁知，最后一次邮寄的回收率非常差，绝望之余华莱士想放弃这项计划，但是莉拉一直鼓励他，直到低落的情绪消散。

更重要的是，她为这位挣扎中的企业家筹到所需要的一大笔钱。

经过多次邮寄，华莱士认为已经收到足够的订阅单，可以开始印刷，于是《读者文摘》第一期，即创刊号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问世。

然而订单进来的速度比预期的更慢，到了第五期，华莱士再次彻底绝望，同时立刻回到圣保罗找工作。

而莉拉总是想办法逗他开心，他们每个月都会挑一天，请酒吧的顾客和当地社区俱乐部的女孩，来帮忙包装和填写地址，再用计程车把这些杂志到邮局寄出。

到了第二年秋天，订户数增多了，生意开始好转。

再后来，《读者文摘》的用户已相当踊跃，发行量达到两万本。

接下来的十年里，《读者文摘》逐渐引进两种新类型的文章──原作的文章，以及首次出现在财务考量胜于道德考量的其他数十种刊物上的文章，并聘请成名的作者、编辑和最好的推销员。

华莱士密切盯着编辑群的工作能力，并且每期编档记录是谁负责挑选的文章，是谁负责加以删减，个别打分。

不过，尽管华莱士密切监视编辑群的工作能力，他并非一个人人害怕的暴君，他容忍与他相左的意见，也经常自己接听办公室电话。

也是在这十年里，《读者文摘》创办了海外版，发行量俱增，成为不容否认的美国大机构。

一九五四年，杂志本身出现一百多万美元的亏损。

庞大的邮资、纸张和创意成本、永无止尽的邮购业务，加上编辑和其他经常性支出，远超过订阅和零售所得的收入。

当时全球其他杂志几乎都是靠广告来弥补差额。

但是华莱士还是不肯接受广告，他希望设法让《读者文摘》不用登广告也能维持下去。

当发行部主任科尔终于使他相信《读者文摘》可能首度出现赤字时，华莱士同意至少做一项读者意见调查。

七月号的意见调查显示，90％的美国读者支持刊登广告，但是华利仍迟迟不愿做决定。

十一月，当百万美元的赤字成为大家心知肚明之事时，华利突然向科尔表示：

“如果你们还是认为我们应该登广告，我想首先应该通知其他杂志”。

于是，在《读者文摘》创刊三十二年之际，发生了最重大的改革，扭转最著名的长期政策，开始刊登广告。

因为华莱士自己也明白：

虽然他很顽固，但还不至于不切实际！

截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半年内，《读者文摘》的发行量相当于《生活》杂志和《妇女家庭》杂志的总和，并创下有史以来同类期刊的新记录，只有《圣经》足堪媲美。

在《读者文摘》创刊五十周年时，已经遍及全世界，成为全球一亿多读者的精神食粮。

其创始人华莱士也成为那个时代风云卓越的人物。

从失败与挫折中走来的成功企业家──士毅·纽豪斯

士毅·纽豪斯是全球传播界的顶尖人物，是美国最富有的传媒大亨。

他拥有《纽约客》、《浮华世界》等三十多家报纸、四十多家杂志，控制着“兰登书屋”等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

但是他是经历了诡谲无比的争斗，才取得自己的成功。

身为报业大王萨姆.纽豪斯的长子，士毅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控制。

他一度上过雪城大学，在某种羞愧的情况下从雪城大学遭退学后，便在他父亲报业公司里挣扎着混日子，曾呆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部门。

当时，他是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脸形长得很象喜剧明星杰里.刘易斯，因而常被同事取笑。

他忍受很多压力，早年婚姻失败，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与子女关系不睦，并曾一度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承担纽豪斯家族巨大产业。

有时候，当期盼和压力使他无法承受时，自杀便成了一项要挟，随时象魔幻般地诱惑他。

对于达不到父亲严峻标准和期盼的恐惧，夜以继日地折磨他，成为他生活痛苦的根源。

这份恐惧是形成士毅.纽豪斯日后人格发展很大的一项负面影响。

对于自己能力的怀疑，遇事欠缺自信，也纠缠他多年，挥之不去。

当买下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后，萨姆指派士毅负责监督。

这是一个极具关键性的契机，让他有自己的天地可以尽情发挥。

接下担子之后，士毅对这个崭新的世界兴趣与日俱增。

他做过几个不同的职务，借机学习杂志事业的每一层面。

利伯曼是纳斯特杂志集团的大总管，他教给纽豪斯形象的力量、艺术的意义，以及如何把这些本事转化成钞票。

每天，在员工们上班之前好几个小时，士毅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始忙碌了，似乎这位一度迷失方向，彷徨无主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懂得集中心智追寻自己的目标。

他一方面在编务上接受利伯曼德指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向迪克.肖特维拼命学习，到六十年代中期，他在康德.纳斯特杂志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很稳固，于是萨姆指派他担任美国版《时尚》的发行人。

士毅对这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适应地非常快，他不负所托地显示出自己能让父亲满意的工作能力，甚至开始提供出自己具有创意的想法。

担任《时尚》发行人期间，他最成功的设计之一，是在《时尚》每一年九月份特大号上，介绍纽约所有重要服装设计师，将他们集中在一起，有如橱窗展示。

这项特刊载七十年代初期首次推出，逐渐发展成公司的一棵大摇钱树。

士毅总是坐在办公桌前，忙着使用一台计算机。

利用电脑，他能够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做读者调查，更了解其他杂志的新近表现以及整个市场的新趋向。

他不必会见任何一个读者，就能一目了然地充分掌握他的千万读者，灵活地营运庞大的杂志王国。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出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并立即着手改进。

凭借这些资料，士毅严格要求手下编辑必须根据电脑指出的读者倾向去决定刊物内容。

长期借鉴市场调查的结果，士毅在一九七九年决定创立一份以身体健康和健美为主题的杂志《自我》，一九八三年决定将停刊已久的《浮华世界》复刊。

在士毅.纽豪斯的世界里，创办象《自我》或《浮华世界》这些新刊物，主要取决于生意的观点──市场研究和人口结构分析，而不在于发扬新闻自由推展文化建设。

纽豪斯出版事业堡垒的四周是他旗下的报纸──拼命赚钱保卫堡垒的壕沟，要设法消灭竞争对手，争取独占市场，才能确保可能的最大盈利。

运用他父亲有生之年想象不到，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新式术语，纽豪斯肯定了一项新的理论：

报刊杂志生存的目的在于推销产品。

不可置疑的，他比当前美国传播界中任何一个人更堂而皇之地服膺并推动这个“理念”。

一直到他年华老大，父亲生病虚弱，并于高龄八十四岁去世之后，士毅才算真正地找到他所认为的开放自我。

他摆脱了心底的阴影，用自己的方式经营纽豪斯王国，使这个姓氏更加显赫。

不论过去的影响如何，士毅.纽豪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断求变，而且经常是剧变得象征，他不断需要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塑造自我。

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杂志经营理念──提升刊物的内容与形象。

七十年代中期，已近不惑之年的士毅已相当充实，他终于找到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片天地，有备无幻地等待发挥出令人难以致信的才华。

一九八○年二月，士毅顺利并购了“兰登书屋”──全美最顶尖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

这是他父亲费尽一生心力都无法得手的东西。

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其他大规模图书出版事业，市面上只剩下少数几个，于是，纽豪斯的“兰登书屋”把卖书的生意，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出版的新书销售业务，必以百万册计算，而且要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不再是以前纽约文化出版界的艺文高雅格调，而是更像好莱坞的票房轰动。

士毅总不忘提醒他的高级主管，出版成功之要诀在于：

不论付多高的代价，就是要出版来头最大的书。

这项新的书籍出版公式，造成整个出版公司上下员工内心的极度不平衡，几乎把“兰登书屋”原来的价值观都给重新定义。

在并购不到十年里，纽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