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docx
《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
孙大午口述历史：
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
和讯网：
我听说您发展起来以后一度与政府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您不太懂得对政府意思意思。
孙大午：
因为我在政府待过，也知道各种猫腻和潜规则。
我下来后，虽然行业搞的是养鸡、养猪、做饲料的行业，国家一直是支持的，那时候还是“菜篮子”、“米袋子”市长工程，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我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支持。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在下面很多却根本得不到支持。
确实当时也是转轨期，当你富了之后，村民们也有“红眼病”，“气人有，笑人无”是我们国家很丑陋的一种历史民俗，看到你这儿很红火，这个鸡也很挣钱，饲料卖的也很好，每天都来很多车，门口拉饲料的。
所以首先政府心里就不平衡，有的领导来了以后不是给你支持，而是想方设法从你这儿拿到点什么。
这些话一时说不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和讯网：
我听说您和工商局还发生过冲突。
孙大午：
和各个局都发生过冲突，工商局、土地局、税务局多了。
和讯网：
还打过他们？
孙大午：
工商局那次冲突在一九九三年左右。
当时化肥只许供销社卖，不许民营企业卖化肥，我有很多土地，因为搞农业种了很多庄稼，和供销社的关系比较好，老去那儿拉化肥，拉的量也比较大，我们的工人、农民也有不少，都从这儿一块买，我们享受的价格就比较优惠，就从县供销总社拉化肥回来。
后来我说我们不直接经销，给你代卖可以吧。
他们供销总社就统一交给我们给他代卖，在十里八村，因为我们镇挨着107国道，有养鸡、养猪饲料门市部，加上卖饲料的服务部，就把几吨尿素放在那儿代卖。
工商局经济大队就打击假冒伪劣、违法的，经商的，没执照的。
他看到我们大道上有化肥卖就抓住了，把化肥拉走了，大概3吨多尿素，用汽车装走了，就卖掉了，而且把钱私分了。
和讯网：
你们后来找他们要了吗？
孙大午：
找他要不给，说你这个不合法，你没手续。
说你经营许可证上没有经营化肥的权利，国家不允许民营、私营企业卖化肥，这是国家垄断的，你怎么能够卖。
我们说是代销的，他说你没有代销手续，我们说就给你开代销手续，他说不行，你当时没有，现在开不行。
就给你没收了。
和讯网：
这似乎就是在故意刁难。
孙大午：
没收。
而且就是没收也没有给任何手续，我们跟他要不回来，县供销社就跟我们要钱，我们说化肥让工商局拉走了，我怎么给你钱，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债的关系。
这个解决不了我们就找政府协调这个事儿，让工商局把这个钱拿出来，退回来，至少退给供销社，大午是给你代卖的。
但是那化肥早卖了，而且他们早就分了，私人分到手里去，而且花了。
而且他们想处罚我们，让我们再出这笔钱，把这个钱还上，所以他经侦队的大队长就带了六七个人来大午农牧公司，说是执法，开了一个212吉普车来的，说你没有手续，罚款3万元。
我说你们是土匪，把东西抢走了还要罚我们款，就跟他理论。
但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他的理由就是你当时没有代理手续，补手续不行，跟他们说不清，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和讯网：
就是成心刁难？
孙大午：
说不上是刁难，刁难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轻了，要说他们是土匪一点都不差，骂他们是官匪也一点也不差。
你怎么能抢呢？
抢了又怎么能分了呢？
就是没收也得归国家。
因为我周围也围了十几个工人，嚷起来以后我说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什么执法的，是土匪，扒他们，揍他们，把他们工商制服扒了以后把车扣了，把他们轰走了，我说看你怎么弄。
有时候我想官逼民反历来也就是如此。
和讯网：
后来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呢？
孙大午：
后来这个事情我也没给供销社钱，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给工商局要求，后来公安局来了一个副局长要车，我们俩当过兵，认识，说了这个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过程说了。
他说你有理也不能打人，我说我也没打，只是轰他们走，谁打他们了，也确实没打，可能推推搡搡有几下，我说他们做得太过分。
他说你让大家都下台，把车开走，拿2000元，象征性地罚了2000元。
我说行，罚2000元吧。
就当做一个治安事件，我们这儿就了了，罚了2000元，他们车就开走了。
那个经侦队长也就调离工商局了。
很多不这样处理，像这样的干部就应该处理他，调离工商队伍是对的。
和讯网：
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似乎是为公众的事情？
孙大午：
所以后来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很多地方发生如此类似的地方，很多“刁民”也像我一样，我说暴利抗法，没有刁官哪儿来的刁民，刁民是被恶政、刁官逼出来的，你抢了人家的东西，还不讲道理，卖了以后还要罚人家，土匪都不会这么干。
过去土匪会这么干吗？
你把别人的东西抢走不给也就算了，你还要处罚我。
后来我在想这个事情，很多刁民就让这些刁官、恶政逼出来的。
和讯网：
听说你与政府发生了不少冲突，包括告过税务局？
孙大午：
税务局那个事情实际也很可笑。
总说我们依法征税，实际下面不是这样，而是根据他们需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如果他们的日子好过，财政好过就少征一点，日子不好过就多征一点，税法在他们那儿简直就是个面团。
税靠什么，以法计征，以账计征，但实际不会这样征税。
和讯网：
当时在对大午集团征税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孙大午：
那是1995年、1996年，他们来查税，地方税务局来查。
当时已经分为国税和地税。
一年查税查4次，1次查三个月，也就是说几乎一个农牧企业就住着税务局的人员，真是常年在那儿查。
那是八月十五，他们查了一个多月的税，也查不出什么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产业简单，就是养鸡、养猪、有饲料。
不像我们现在还有酒业、三产、温泉渡假村，那时候没有，很简单。
他们就住这几个人给你查，把账都翻烂了，然后里查外调。
后来我在北大演讲说你们花那么多力量就能征那么一点税，为什么不免了这个农业税？
后来在2003年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就提过这个，什么费改税，都免了农业这点税吧。
不就几百个亿，后来不就免了吗？
我记得1995年秋天他们在这儿查，查不出问题来，八月十五他们回家，我们当时有个集团的副总走的时候给他们一人一盒烟，好像石林烟给了一盒，给他们几斤鸡蛋他们走的，显然这个东西很小气，可能是5斤鸡蛋。
回去以后过了八月十五他们不来了，就下了一个处罚通知书，限大午集团交税138万，这138万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拿这么多，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我就协调这个问题，找税务局的税政股长、副局长、局长，那个局长我也知道，我说到底怎么个问题就要拿138万？
他说你先拿了再说。
我说拿了再说这叫个什么事儿？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拿这么多，反正上你那儿查的。
我说这个事儿我不能拿。
这个事情就僵了，他们就封了我们银行的帐号，我就起诉他，这个行为可以起诉他，封我帐号。
政府来了个副县长来协调，让我撤诉，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块儿解决，企业和税务局要搞好关系。
我就撤诉了，这个事儿就不提了。
但是过了半个月，保定市地税局稽察局长带着一帮人马过来要查大午集团。
我觉得很奇怪，保定市25个县市，一个养殖农牧企业怎么就惊动了你们保定市稽察局？
他们说我们在各县例行抽查，就抽查到你这儿了。
我说抽查什么？
他们说帐务、纳税问题。
很显然，一看就知道他打击报复，他有那么多事儿不做，你只是一个养鸡和养猪的，他们又知道国家政策鼓励这一块。
那么就让他们查吧。
然后他们说你有138万的欠税问题需要核实，来查。
怎么来弄这个事儿呢？
他查的是，大午集团的建的公园、修路、学校要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养猪、养鸡这些项目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因为养猪、养鸡这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国家支持，但修路国家没说支持你，你建公园没说支持你，你建学校没说支持你，那就要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我说我不认可这个事情，国家有产业政策的，这个修路我是为了大家使用，大家没有出钱，你还叫我纳税，这本来就应该是国家要做的事情。
我说我建一个公园，是在一个荒地上建的，那时候人已经不少了，有600、700工人了，我说这个地方总得有个活动场所。
另外学校很缺，我自己的人也要在这里上学。
我说这个事情要么我就要告你，要么你就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如果国家税务总局说让我纳，我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因为投资方向这个产业政策上他是不清楚的，没有说投资方向建学校是错误的。
当时是1994年建的技校，1998年建的大午中学，而这一折腾是在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
他们请示了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纳税问题的批复”，那个批复明确指出，大午集团建的技校、公园、修路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这样我就轻松了。
这个税他们征不了了。
没法子他们就查10年的历史，我们当时有几个公司，有种禽的，教育学校的，饲料的，农业公司的，查了几个，最后纳税16.5万，查了3个月。
我说不对，根据税法应该查3年，怎么查到1992年的时候，他们从1998年查到1992年，接近10年，我说你怎么能查这么长时间的税呢？
他们说根据税法规定，大案可以查10年。
我说什么叫“大案”？
他们说就是偷漏税10万以上的。
我说偷漏税10万以上的是指独立的法人，我说我种禽公司是独立的，学校是独立的，饲料公司是独立的，农业育种公司是独立的，你为了把这个东西拐在一起凑成一个16万，凑成一个大案。
你这个说不过去的，分开独立法人就凑不成大案，查3年我根本就不欠。
再说1994年以前国税和地税合并的，穷极查到1994年，已经分家了，地方税务局查地税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说税法是我们解释的。
所以我研究这些法律，法律是部门法，还是他们立，他们执行，他们解释。
这个事说不清楚，后来他们一个副局长出来说大午你认了吧，这16.5万还不够我的汽油钱呢，你息事宁人吧，在会议室也是谈了半天，休息的时候那个副局长劝我，我说行那我就认了16.5万。
后来第二场谈的时候我就签了字，说同意，罚16.5万，毕竟相比138万，最后16.5万给他就算了。
吃饭的时候那个局长和我散步，在去厕所的路上他说有话跟你说，这16.5万你承认交这个事儿，算你认了，你签字了，但是我没有罚你的滞纳金。
我说罚滞纳金是什么意思？
他说滞纳金按千分之二还是千分之之多少，说滞纳金比16.5万要高，比这个多拿的多，你要考虑。
我当时脑子一蒙一炸的，说这叫什么事儿？
这16.5万本来就不认，你认了以后马上就出来一个滞纳金问题。
而且1992年陆续给你算滞纳金，也就是说孩子比娘大。
他告诉我，让我考虑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吃饭下来再说吧，所以那天中午我煮的面条，吃的几碗面条，没有奉承和招待过，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他们就走了。
这时候很多人就说，大午你得活动活动，你得去他们家走走，拿5万元就摆平了。
我总觉得有口气难出，138万是错误的，16.5万也是错误的，你还要罚滞纳金，我要拿5万元送礼我显然就不想做这个事儿。
结果10天我没有去，保定市稽察局就罚了一个限大午集团10天之内纳16.5万元的税金，滞纳金33万元左右，一共合计55万。
一看到这个事儿我就炸了，我不可能再给他纳这16.5万元的税，我就写了一个东西，写保定市地税调查局打击报复，横征暴敛，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交给稽察局长，说你看看，这是准备告你的。
他本人看了以后表现得很牛，因为他是官二代，他爸爸是个军级干部。
说你告吧，这个事情不怕，处罚你就是拿你的，还要封了你的。
我说好，我让你看了，就把这个东西寄到各级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纪检委、检察院。
就这样拉开了。
他马上就封了我所有的银行帐号，划拨了我的几份存款，和没收没什么区别，银行他们不知道划分了多少钱，大概有几十万。
最后我们只能走现金，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到都可以做，所以把所有的银行帐号都封了，有的钱他们都给划走了，就这么干。
没人理这些事儿，上法院起诉，我当时是市人大代表，还有点关系，就叫保定市法院立了案。
后来打到省高院，他们判我们败诉，原因就是你没有按期缴纳这55万税金和滞纳金，就没有复议的资格。
根据税法规定你必须先复议才能到法院，比如处罚你，你必须把这钱交好了以后才能够到税务局去申请复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政策和法律？
就好像你有冤你就先杀了你你再申冤，可能吗？
可税法就这么规定的。
你想申请复议，想喊冤，得处罚你执行了，先交够了，如果你不交，10天拿50万，11天拿这55万就不能申请复议，不能申请复议你就进不了司法程序，法院就不能受理，一环套一环。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很清楚这些事儿。
我10天之内没有拿，所以我申请复议给我驳回，到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
他们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你告不赢他。
我没有拿，失去了复议资格，我起诉的资格都没有，他划了我的钱，从银行就划走了。
如果说他们司法上有一点漏洞，在制定法律上给老百姓留一点能告他们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可以起诉。
比如说你下达通知，你有钱，我腰包里可以掏出来给你，你就不能强制拆我的房，我有钱给你，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房？
就不能强制封我的银行帐号，不能不叫我企业不生存。
我欠你50万可以从别的地方给你，但他没有走这个路，走的是直接查封的路。
这样我就起诉他查封我的银行帐号，当时我们大午集团是有能力偿还这笔钱的，而且我可以有担保的，你为什么查封我银行帐号。
我这样起诉法院受理了，通过这个起诉以后，我再追究他的后果问题，再把它引出来。
对就是这样仍然保定市法院判我败诉，我就上诉到河北省高院，河北省高院开庭的时候，地税局根本就不去人，没人去，我就很嘲笑这个法院，我说你看看，我来了，税务局连人都不来，你法庭怎么开？
你应该判我赢，就打电话催，从上午9点开到11点，去了个律师说了说，最后就搁置，还是驳回，重新弄。
所以说民告官简直是笑话。
其实他们的法律已经弄得非常嫡系了，处处都是圈套，哪儿你都跑不了，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
和讯网：
当时其他企业有和您面临的遭遇一样的吗？
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孙大午：
原先我们徐水县有五大集团，我是其中之一，其中有一个中兴集团，是个洗毛厂。
那个老板和我差不多同龄，也是市人大代表。
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议论到这个事儿，他说我去年纳了200万的税，我说你的企业很好啊，他说很好什么，我亏损了600万，我说你亏损600万，为什么纳200万所得税呢？
你没有挣钱怎么纳所得税呢？
他说我不纳不行啊，人家是按你账计征。
我说你有个核算的，你赚了多少钱，那个税的比例你就按此给他就行了嘛，你亏损为什么还给它纳税？
他说不是，人家算帐是按我销售额算，我销售的这100万里，怎么也得有30%的利润，其实我们哪儿有30%的利润？
我们10%也剩不到，他说人家就是拿毛利润给你算，都按你说的10%，那你去年销售额是6000万，也就是600万，所得税你纳多少。
当时是30%几的所得税，再加上其他的，他得照顾你，你销售额还不只6000万，因为他是个集团。
那个老板说，我东西发出去了，货款要不回来，根本要不出来，说他亏损了600万。
当时税务局跟他这么说，就拿你10%的利润可以了吧，他还没办法说。
说销售了6000万就是600万，根据税法百分之三十几就二百几十万。
他说我惹不起。
你农林牧企业敢这么干，我没这个精力。
后来这个老板死了，在十年以前就去世了，死在了北京，最后这个企业破产了。
和讯网：
这个真是令人无语。
孙大午：
是的，他就这样死的，反正这个企业完了，他两个孩子还在这儿上过学，我还救济过他和他孩子，2002年、2003年就去世了，不到50岁。
和讯网：
那年征了200万的税？
孙大午：
他还亏损了600万，你想想这个企业怎么生存，而且他还用的高利贷，又拿着高利贷，那一年就亏损了800万，就把他压死了，他当时欠银行的贷款有3000多万，欠老百姓的钱有1000、2000万，像这种情况他根本活不下去。
我这场官司前后打了五年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我花了100多万，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自身很清白，当时上保定法院打官司，跟他说，我说有批复的，我这个学校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的。
他们说学校不纳税，学校围墙不纳税吗？
国家批复产业政策，学校的围墙没说不让围墙纳税，这简直是一种流氓无赖的嘴脸。
后来取消了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也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很正常的一些东西。
但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就经历和抗争，有多少企业在这种转轨当中都被灭掉了。
和讯网：
您所知的其他一些企业对此都采取了些什么样的对策？
孙大午：
就拿我这个事情来说吧。
我认识保定市人大副主任，原来在我们县当县委书记的姚书记，我发生这个事儿时他已经走了，调到市里面当人大副主任，就算提升了一级，他就说大午你打什么官司？
徐水县那个税务局长是我提拔的，你表示表示，意思意思，拿上个10万、20万这个事儿我给你磨合磨合不就行了吗？
我说姚书记不是我拿10万、20万的问题，而是这130万根本就没有个由头。
我就不应该拿一分钱，我怎么能够拿呢？
到了市里面和市地税局打官司，市里面的稽察局长，他爸爸是个高干，他也认识很多人。
我也认识一些人。
我一些朋友，比如当时保定市的常务副市长，说大午你还告我们地税局干什么？
我给你磨合磨合，你拿5万磨合磨合。
16.5万他说拿5万磨合磨合。
但问题就在这儿，我说我拿5万买个罪名，本来这个事情我就不该拿，我出这5万，等于我自己花了钱还得买个小偷的恶名出来，这口气难出。
我说干企业不是为我自己，我也是给这个社会干事的。
我心里一想这个企业不是我的，一直认为这就是社会的，私营企业就是公家的。
那时候我工厂里有1000多工人了，这1000多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不就是社会的事儿吗？
当时在法院他们说大午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和我们过不去呢？
我们是拿着国家工资跟你打官司的，企业是你个人的，你何苦哗啦这个事情。
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还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挣工资吃饭，我在银行也挣工资吃饭。
我说我认为我是公家的，所以我不怕你。
这个路径很清楚了。
别人遇到这个事情就会拖关系，每个企业家都会有一些关系，托关系说和，拿点钱给公家交一部分，给个人勾兑一部分，这个事情就息事宁人了，这就是潜规则。
现在回想这个事情，如果我走那个潜规则，第一次我到他们家去，为滞纳金的问题拿上5万元，也就是说那38万的滞纳金也就没有了，交16.5万，这是第一个我可以缓解。
第二我完全可以不用把控告信拿给他本人看，我完全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托关系和市里的领导说和说和、吃顿饭，意思意思也可以，这些都可以摆平。
但是这样摆平的结局是，这个事表面平息了，实际上平不下去，人家始终认为你还是在偷漏税，要不断地查你，来找你的麻烦。
所以我们打了几年的官司，虽然损失很大，但后来他再也不常年为这个问题来我们这儿住个领导班子查税了。
地税查了国税查，国税查了地税查。
我说你们倒还不如说财政紧张，让我纳点税，后来有个地税局长来了当局长说我们完不成任务你拿点钱，我说拿多少？
拿个10万、20万的，我就给他纳税，你就别说什么了，你完不成任务我就给你10万元，你还不如直说呢？
为什么给我一个罪名，还让人家当小偷，还得打人家，罚人家。
这个难受，你要钱可以，就不要再侮辱人家的人格，这是我心里受不了的。
和讯网：
我知道，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当初最大的罪名是从村民那里揽储的事情，最早好像是粮食银行开始的，粮食银行和后来的揽储有什么关系呢？
孙大午：
他们俩是一种递进的关系，从粮食银行逐渐到我们的借款。
揽储的词儿应该是银行给定的这么一个罪名。
我们大午集团起步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信用社、金融机构，离县里、镇里也远，地处偏僻。
贷不到款，我最多的时候贷了一次是5万元，还是因为我在银行工作过，银行行长上我这儿来钓鱼，有这层关系才贷给了我5万元款，你是农民根本贷不出来款。
贷不出来款的原因是土地、房产不能抵押。
家有万贯带毛都不算，养鸡养猪哪天有个猪瘟、鸡瘟的。
我就不能从银行贷到款。
但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周围的老百姓和我的工人们有粮食，那时候从八几年粮食丰收以后农民们正面临卖粮难的问题，粮库交粮又都挑剔，收不了多少粮食，我看到这个机会就和工人说，你们把粮食拉到这儿来，市场多少价我就给你作多少价，半年以后，你还可以拿这个条子拉粮食回去再卖，你可以按市场价把钱支走。
如果半年以后这个粮食涨了价我就给你涨，如果降了价我不降，比如当时玉米0.5元/斤，我们给他按1000斤作价500元，半年以后这个玉米涨到0.8元，我就按0.8元给他，就是随高而不随低，随着市场往上走而不往下走。
假如这个市场不波动，仍然是0.5元/斤，半年以后这个粮食你不往回拉，你又不卖，那么这个粮食就按0.5元就算卖给我了，卖给大午公司了，开始给你计利息，这种办法从开始我们搞三个月后来搞到半年，又搞到一年。
对农民来说他们觉得很合适，农民打下来粮食很多，存在家里有虫蛀鼠咬之忧，而且不会升值，把粮食存在我这儿，粮食市场涨了价他就涨价，降了价他不降，而且多少重量他不变，所以他怎么算怎么合适。
这部分粮食我就把它盘活了。
所以当时农民说大午开了个粮食银行，粮食就存在他那儿。
当时一户农民存这儿就有1万多斤粮食，也就是说5000、6000多元。
现在玉米行情是1元多/斤玉米，最早也就是0.1、0.2元/斤玉米，玉米不值钱，但放到我这儿以后，按信用社利息给他们，信用社利息到0.01元的时候我就按0.01元给，到0.012元就按0.012元给，大家在我这儿存了很多粮食。
当时我们有5万吨的粮仓，可以存5万吨。
逐渐把它做大。
最早从工人到工人家属，到周围的老百姓，粮食全都拉到这儿来。
有些老百姓还养鸡养猪，他还会从这儿拉饲料走，就是所谓置换，他可以拉我的肥料走，他可以买我的仔种，甚至可以换成小鸡，实际大多数是一种实物交换。
有的时候老百姓既不养鸡也不养猪，也不买肥料，也不买饲料，这个钱就变成了纯粹的借款，他们是存款。
我给他们计付利息，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开始时很小，后来越来越大。
2003年出事的时候说我累计1.8个亿，就是那个还了借借了还累计的。
其实当时我们的负债只有2000多万。
和讯网：
就是借老百姓只有2000多万？
孙大午：
是的。
他最后判我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万，611户农民，显然这个户数很多，这个金额并不大，当时我的资产也1.1个多亿固定资产，负债率其实没有多少，也就是这笔钱。
从粮食银行过渡到金融交往的概念，是因为粮食价格后来没有什么大的浮动，人们认为压半年以后才给我转成借款，结算利息，不如我粮食拉到你大午来，入你的库你就给我合成钱，我的不往回拉了，合成钱就生成利息，按0.01、0.02给计利息，老百姓会算这个账。
物价没有那么大波动，就不如说给我计利息了。
计利息了大家就合适，所以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借款的形式。
资金充裕的时候我们就付现金，资金不充裕的时候我们就采用粮食银行的形式。
直到现在我们资金紧张的时候还采用这办法，比如你有1万斤玉米，1斤玉米1元，1个月以后就是1.01元/斤，2个月以后就是1.02元/斤，3个月以后就是1.03元/斤，每个月给他涨0.01元，这样给他计算利息，农民都觉得这样合适，它就变成计息。
和讯网：
其实就是给农民实物，农民折算成钱。
那有没有一些现金存的？
孙大午：
现金大多数是我们企业内部工人的，我们一年发工资得要6000、7000万。
而工人最多能消费掉1/2，大量的钱都还在企业周转，我们所在的地方地处也偏僻，也没有银行，他们在这儿生活，比如孩子在这儿上学买房，是一个内循环系统。
和讯网：
我听说大午集团有这样一个吸收存款的过程，据说信用社都揽不到储了。
孙大午：
那就是他们给编制罪名，我们这点钱有多少。
2003年出事的时候我们才1000、2000万的负债，而一个信用社就几十亿，起码十几个亿的储蓄。
所以，比起来我们简直是很小的那么一点点，他们就是加个罪名而已，当时给我定罪定的不是数量罪，定的是行为罪，也不是后果罪。
一个人犯罪来说得有犯罪的后果，比如你还不起账，或者数量很大造成的影响。
我这里都没有，数量并不大，也没有后果，很小。
但最后就这种作为也是一种犯罪。
所以说，他们就是用这个法子弄你罢了。
所以，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也就是这个，弄谁谁都得有罪。
和讯网：
孙总这就牵涉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要给您定这个罪呢？
是一个个原因的累积结果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触发点呢？
孙大午：
当时我也很不清楚，可能很多场合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刺激了他们。
我们这种体制的官员们都愿意听表扬、奉承的话，谁也不愿意听批评的话，所以我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显然这很刺耳，加上我这个企业搞得很不错。
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