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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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初取士途径有四,即科举,举贡（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国子监为举监,再由荐举或考选入仕）,吏员（由吏进升为官）及荐举（被推荐入仕）.「荐举」行於明初,明英宗后不常举;「吏员」虽能选拔甚多官吏,但并非科举范围,故不论;至於「举贡」虽与科举有关,但不属正途出身,於明中叶后亦渐废弃.故明代主要的入仕途径为「科举」.内容如下:
一.应试资格
明代提倡学校与科举结合,参加科举者须为国子监或府州县学的学生.为免遗漏人才,又许官员推举具学行而未仕的士子,或未入流的吏员应举.惟娼优子弟,父母丁忧者及被罢的吏员,一律不准应试.
二.入仕程序:
明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和各省举行考试,考试分为四个阶段.
1.童试（县试）
县试分为三级,分别是由知县主考的「县试」,由知府主考的「府试」及由提督学政主考的「院试」.每逢寅,巳,申,亥年举行考试.通过三阶段童试而中举者,称「生员」或「秀才」（无论士子年纪多大,凡未通过童试者,皆称「童生」）.
2.乡试
通过童试的生员可参加乡试.乡试分别在各省举行,共有三场,由皇帝派遣正,副主考官主持,中式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因乡试於秋天举行,又称「秋试」.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3.会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须於次年春天到京师,应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由皇帝特派正,副总裁主考官主持.考试亦分三场,中式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因在春季考试,又称「春闱」或「春试」.考试每逢丑,辰,未,戌年的二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4.殿试（廷试）
会试中式的贡士最后须经「廷试」,廷试原由天子亲自策试,但明代皇帝多不出席,委官员代试.目的仅在评定进士的等第（贡士通过廷试后便称进士）,故贡士於廷试中不会被黜落.考试通常在三月朔日举行.经廷试后,进士被定为三等,即一,二及三甲,一甲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及「探花」,称「赐进士及第」;二甲有多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有多名,称「赐同进士出身」,而第二,三甲的第一名称「传胪」.此外,明代亦设武举,入仕程序与文科举相同,亦分秀才,举人及进士等级,所试的是各式武艺,中式者获授武官.
三.应用文体
明代科举除有指定课本外,内容大抵承袭唐宋,到明中叶时,答题形式却出现转变,顾炎武《曰知录》说:
「（明英宗）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宪宗）成化廿三年（1487）会试,始定八股之制.」可知明宪宗时始规定以格式化的八股文应试.所谓「八股文」,如《明史选举志》说:
「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即文章以破题（解释题目）,承题（发挥意见）,起讲（说理）及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总结）等八段结构,将全文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皆有两段对偶的文句.字数规定在300至700字间.
四.试卷及试场规制
试卷方面,首页须书应举者三代姓名,籍贯,考试日期等,在文字上须避御名,庙号等讳.试场规则方面,参与科举的官员全是临时委派,规定乡试与会试的主考官为二人;乡试另设同考官四人,会试八人.试场则称「贡院」,考官入院后,封锁内外门户,称「锁院」.考生於独立房间应考,称「号房」.在入场前须接受检查,称「搜检」.应考时有号军看守,称「巡逻」.至天晚未完卷者,可给烛三支（作照明及限时之用）.
完卷后先取下不合格式者,再用纸遮盖考生姓名及座位编号（糊名）;把原以墨笔作答的试卷（称「墨卷」）,以朱笔重抄一遍而变为「朱卷」（誊录）,再呈於上.殿试的考卷多由翰林学士批阅,称「读卷官」,他们初拟名次后,经天子再览.若考官作弊,轻者充军,重者立斩.从试卷及试场规制可见,明代科举的程序,又比宋代精密.
五.考试内容
明代科举考试内容,大体与前代相若,其内容表列於下:
考试内容
试后程序
备注
洪武三年至十七年前的科举
第一场试经义两道及四书一道
第二场试论一道
第三场试策一道
合格者十日复试骑,射,书,算,律诸科.
士子可凭各家不同论说应考.
洪武十七年后的科举
此年颁布的「科举定式」规定,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及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及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试时务策五道.
这年太祖亦颁定科举用的课本,规定四书以《朱子集注》,《书经》以《蔡氏传》,《诗经》采《朱子集传》,《春秋》以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及《胡安国传》,其他如《易经》,《礼记》亦各以规定的专书为准,有了各科的专书后,士人所读全为一家之言.
能通过这些科目者不须再试
骑射.
科举的内容大致完备,但规定以古人的意见答题,较诸洪武十七年前,束缚较大.
六.授官方式
明代规定,殿试一甲第一名称状元,授从六品翰林院修撰,第二及三名（榜眼,探花）,授正七品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的优秀者,授从七品的翰林院庶吉士,其馀进士则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等京官,甚而授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至於落第的士人及贡生,亦可申请入国子监为举监,将来若被推荐或经考选,亦有机会授低品的京官或州县官.明代科举规制比前代严密,中进士者固然前途美好,能取得低级功名的举人,亦有为官机会,大有不遗人才之意.
七.明代科举制的特色
1.进士出身称要
明代内阁,在成祖一朝开始发挥重要性,大学士有机会参与国家大政.内阁大学士乃从翰林院中挑选,自英宗以后,非进士出身者不能入翰林.自此只有进士出身者,才能入内阁（进士出身→翰林院→内阁）,《明史职官志》说:
「（英宗）天顺二年后,（翰林）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诚然,明代大学士由进士出身的占十分九.明代内阁相等於宰相机构,只有进士出身者可选入,暗示从科举出身才能任中枢要职.
2.科举为入仕主流
明初取士途径有四,但至中叶只馀吏员,举贡及科举,以科举最为称要.如只有进士出身者可入内阁,为科举出身者,提供最高的仕途保障,且较重要的京官,亦多为进士.赵翼《陔馀丛考有明进士之重条》说:
「凡京官称要之职,尽进士出身,举人皆不得与.」其实,地方较重要的官员,亦多用进士,在升迁上,科举出身者亦占优.明代虽有多种入仕途径,然最称要的,只有科举一途.
3.学校与科举结合
明太祖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洪武二年诏）,遂规定设立学校,在京师设国子监（太学）,地方设府,州,县学,社学和书院.洪武八年颁行学校贡举事宜,规定凡应科举者,必出自学校,二者的关系如《明史选举志》说:
「（天下人才）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学校者,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又说: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者可不由科举」之说,即国子监学生表现优者,可直接得官而无须再经科举.换言之,参加科举者必经学校,但学校出身者又有机会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另一方面,科举及第后的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必授翰林院编修等职,以在翰林院加以磨练.故翰林院为变相学校,专责培育官员.可见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紧密.
4.取士名额南多於北
自中国经济及文化重心南移后,科举取士限额亦受影响.钱穆《国史大纲》指出,科举的取录额,有南多於北的趋势.太祖洪武三年南方的乡试取士额为310人,但北方限取200人;英宗正统五年南方乡试取485人,北方仅限255人.会试取录额方面,会试分为三卷,即南卷（南方地区）北卷（北方地区）及「中卷」（指广西,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会试取於南卷之士占55%,中卷占10%;北卷仅占35%.殿试及第人数方面,由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共245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244人,南人竟占215名,北人仅占29名.反映明代文化重心已经南移,科举亦出现重南轻北之势,形成「南人恒多;北人恒少」的现象.
5.商人得应科举
中国以农立国,商人向受歧视,自汉以来,政府一直压抑商人的社会地位,如禁止商人入仕.但明代由於社会经济发达,商人拥有强大经济实力,政府亦不得不作出让步.明代规定,商人不可於本乡应考,但准其在其他地区落籍,再以新的户籍报考.如此,商人亦有机会为官,形成前所末有的「士商混融」现象.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0415:
54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
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
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2]。
何炳棣[3]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
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的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
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其中，明初（1371-1496）（这是原文的界定，以下“明初”改为“明代前期”，详后）平民出身的占58.7%。
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
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
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来自平民家庭的占53%。
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
此后，流动的速率就呈下降趋势[4]。
也可以这么说，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可是，虽然因《明清社会史》还没有中译本，笔者没有通读过原著，但从王振忠翻译的何著第六章——《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把明代科举“流动率极高”归结为“人口较少”[5]，以及拙作涉及的相关文章蠡测，何炳棣在原著里似乎没有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特别高的成因做过比较透彻的解析。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
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何氏理论首先在西方引起“惊异”与轰动[6]，被海外学者广为接受。
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
科年
总人数
A类
B类
A、B类合计
C类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洪武四年（1371）
28
21
75.0
一
一
21
75.0
7
25.0
永乐十年（1412）
106
89
84.0
一
一
89
84.0
17
16.0
天顺元年（1457）
294
182
61.8
一
一
182
61.8
112
38.2
成化五年（1469）
248
149
60.0
一
一
149
60.0
90
40.0
成化八年（1472）
250
137
54.8
一
一
137
54.8
113
45.2
弘治九年（1496）
298
140
47.0
一
一
140
47.0
158
53.0
弘治十八年（1505）
303
126
41.6
一
一
126
41.6
177
58.4
正德十六年（1521）
330
156
47.3
一
一
156
47.3
174
52.7
嘉靖十四年（1535）
329
154
47.0
一
一
154
47.0
175
53.0
嘉靖十七年（1538）
317
154
48.6
1
0.3
155
48.9
162
51.1
嘉靖二十三年（1544）
312
151
48.4
2
0.6
153
49.0
159
51.0
嘉靖三十二年（1553）
384
182
47.4
24
6.2
206
53.6
178
46.4
嘉靖四十一年（1562）
298
133
44.6
一
一
133
44.6
165
55.4
隆庆二年（1568）
405
203
50.1
一
一
203
50.1
202
49.9
万历八年（1580）
302
134
44.4
一
一
134
44.4
168
55.6
万历十四年（1586）
356
105
29.5
54
15.1
159
44.6
197
55.4
万历三十八年（1610）
230
61
26.5
40
17.4
101
43.9
129
56.1
明代合计
4790
2277
47.5
121
2.5
2398
50.0
2383
49.7
清代合计
7436
1419
19.1
1350
18.1
2769
37.2
4667
62.8
明、清总计
12226
3696
30.2
1471
12.1
5167
42.3
7059
57.7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0415:
56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
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
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平均为8.4%。
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
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
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
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单一性的矛盾造成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0415:
58
科考规模及录取率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③]，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
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
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状况，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各省直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直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士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就达“万人”[3]（卷一《戊午江西乡举龄录序》），隆庆四年，仅选“遗才”的覆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4]（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乙卯，p1304）；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5]（卷七《浙江乡试录序》）。
少者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6]（卷一五二，弘治十二年七月丁丑，p2691）；嘉靖十四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
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
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二十五万至三十五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大致为4%（见下《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各省直若干乡试平均中式率统计表》），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至1190之间[7]（p370），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二万九千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6—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三十五万至五十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见下统计），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至1415之间[7]（p370-371），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三万八千余人至四万五千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9%之间。
还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判断，这就是科举相对落后省份的科考录取率往往要高于科举发达的省份。
如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贵州嘉靖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和崇祯十二年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分别是八百余人、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余人和一千四百余人[2]（p289），假设上述额数都是按10%的录取率录取的，那么，以上诸科的应试士子就应分别是八千余人、一万二千余人、二万余人和一万四千余人；而事实上，当时贵州科考的应试士子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而若低于这样的规模，其录取率自然就应高于10%。
二、乡试录取率在科举各级考试中，乡试竞争是最为激烈的。
明初对乡试录取率没有明确规定，但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有以下记载：
“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
”[8]（卷九《进士题名记》）可知当时各省直乡试录取率一般应为10%。
成、弘间，明廷对“两京应试生儒人等”做出了“止许二千三百有余”的明确规定[6]（卷八八，弘治七年五月戊戌，p1624-1626），因两京规定解额都是一百三十五名，故其录取率都应为5.9%；嘉靖四十年，复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二十五人应试，则录取率下降为4%；四十五年，又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9]（p157），则录取率又下降为3.3%。
成、弘以后，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相对于明初的不断下降，反映了乡试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
而事实上，实际的乡试录取率又在朝廷规定的录取率之下。
这从以下对成化至明末各省直以及全国乡试的平均中式率的统计中就可看出。
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各省直若干乡试平均中式率统计表
省直
浙江
应天
顺天
云南
江西
福建
河南
陕西
广西
广东
山东
湖广
四川
贵州
山西
起止时间及科数
弘治五年至嘉靖31年间6科
成化19年至嘉靖37年间9科
成化16年至嘉靖10年间6科
嘉靖10年至25年间3科
景泰七年至嘉靖37年间2科
嘉靖16年1科
嘉靖22年1科
嘉靖31年至34年间2科
嘉靖34年1科
嘉靖37年1科
成化元年至嘉靖31年间4科
弘治2年至嘉靖37年间4科
嘉靖19年1科
嘉靖16年至37年间2科
嘉靖10年1科
平均中式率%
3.5
4.2
5.2
2.8
3.45
3.1
4.4
2.9
3.9
3.2
5.6
4.3
2.8
2.7
4.6
全国平均中式率%
3.95
（根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数据编制）上《表》显示，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间各省直有考生数和录取数记载的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95%的结论；其中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皆在成、弘间朝廷规定的5.9%的中式率之下。
而统计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隆庆元年[④]至明末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湖广、江西、山东、陕西、顺天、应天、云南、浙江等十二省直共二十九次的乡试录取率，平均则为3.1%，也低于同期规定3.3%的录取率。
以上两组统计都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事实，这就是自成、弘，至明末，无论全国，还是各省直的乡试平均中式率皆在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之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主要是由于在应试士子众多的压力下，提学官在科考之时为“收士心”，而“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10]（卷六九，p1687），也即参加乡试的人数多于规定额数造成的。
由上可知，无论相对于朝廷规定的录取率的变化，还是相比于各省直实际的录取情况，“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的说法，还是有失笼统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0415:
58
会试录取率有学者估计明代“举人成为进士的比例为31.3%”，这是在其认为明代“举人总数约八万左右”的基础做出的推断[2]（p138）。
而据笔者考证，明代录取举人至少为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余名，进士则有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⑤]；依此计，则明代举人最终摘取进士桂冠的应该是24%。
而非“31.3%”。
但百分之二十四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并非就是会试的录取率，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会试录取率越高，则成为进士的举人就会越多——但并非完全一事。
会试录取率仅指每科会试录取人数与应试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在明代，举人则是可以连续参加会试的。
笔者以明代科举专书《皇明贡举考》所载洪武至万历间各科会试应试数和录取数资料为主，参以《南雍志》和若干《会试录》中的有关资料，对明代会试的录取率做了重新考察，并列表显示如下：
明代洪武至万历三十二年各科会试录取率统计表
开科年份及干支科名
应试者数
资料来源和说明
会试录取数
资料来源和说明
录取比例%
洪武四年辛亥科
189
《贡举考》卷2载：
“先是，京畿乡试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会试，上皆采用之。
及是，惟十一省及高丽国会试之士一百八十九人。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828册，178页。
《科试考一》载为200人，《弇山堂别集》卷81，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1542页。
120
《太祖实录》卷61，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1189页；《贡举考》卷2，178页。
63.5
十八年乙丑科
472
《贡举考》卷2，181页。
二十一年戊辰科
99
《贡举考》卷2，187页。
二十四年辛未科
650
《贡举考》卷2，189页。
《科试考一》载为660人，1545页。
31
《贡举考》卷2，189页。
4.8
二十七年甲戌科
700余人
《南雍志》卷15《进士题名》，《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49册，390页。
100
《贡举考》卷2，191页。
14.3
三十年丁丑科春榜
52
《贡举考》卷2，194页。
三十年丁丑科夏榜
61
《贡举考》卷2，195页。
建文二年庚辰科
110
《贡举考》卷2，197页。
永乐二年甲申科
1800余人
《南雍志》卷15《进士题名》，391页。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5《送王佥宪复任广西序》载为3000余人，《四库全书》1242册，755页上。
472
《贡举考》卷2，201页。
15.7
四年丙戌科
2000人
《南雍志》卷15《进士题名》，395页。
220
《贡举考》卷2，208页。
11
七年己丑科
100
《贡举考》卷2，213页。
十年壬辰科
2000人
梁潜《泊庵集》卷7《春闱倡和诗序》，《四库全书》1237册，340页上。
杨士竒《东里续集》卷33《故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墓表》载为3000人。
100
《贡举考》卷2，216页。
5
十三年乙未科
3000人
《泊庵集》卷7《会试录序》，1237册342页下
350
《贡举考》卷3，219页。
11.7
十六年戊戌科
250
《贡举考》卷3，226页。
5
十九年辛丑科
几3000人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6《序·送刘鼎序》，《四库全书》1238册442页下。
200
《贡举考》卷3，230页。
6.7
二十二年甲辰科
150
《贡举考》卷3，234页。
宣德二年丁未科
100
《贡举考》卷3，238页。
宣德五年庚戌科
2000人
《贡举考》卷3，241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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