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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谈子女

朱镕基谈子女:

他们都很争气靠刷盘子度过留学生活

来源:

刊授党校

  退休后的朱镕基

  退休后的朱镕基

  退休后的朱镕基

  退休后的朱镕基

  退休后的朱镕基

  核心提示:

他们也很争气,后来我做上海市市长、副总理的时候,他们出去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亲位居要职。

他们依靠刷盘子、打工度过了他们的留学生活。

现在都已经回到国内。

  本文摘自《刊授党校》2013年第3期,作者:

王相坤,原题:

《朱镕基:

为人民不惧“地雷阵”》

  朱镕基是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

在担任总理期间,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海啸”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幅度的机构精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分税制,实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均衡发展,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软着陆后再度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任内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与走私活动,历年来最大的走私案——远华案告破,逮捕多位涉案高级官员。

朱镕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背圆周率到100位

  朱镕基还未出生时,其父即因病去世;当他9岁时,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成了孤儿的朱镕基,由“满伯”朱学方抚养成人。

他7岁入私塾读书,1941年2月,在他13岁时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考入长沙的名校广益中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回忆说,朱镕基学习非常刻苦,两人在自习时曾进行背圆周率的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

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朱镕基15次取得100分,平均93。

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全班第一。

  朱镕基在广益中学毕业后,于1944年2月就读于楚怡中学。

朱镕基在第一次湘西之行时,曾回忆这一阶段的学习生活,说道,我当时在新化办的楚怡工业学校念了高中一年级,时逢长沙会战,长沙沦陷了。

随后,国立八中到新化招生,我经考试转学到国立八中。

在长沙市楚怡学校百年华诞时,朱镕基给学校发来贺信,信中再次深情地回忆了在楚怡学校就学的经历,指出:

“我虽然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但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唯愿母校之年轻学友发愤自强,刻苦学习,诚信做人,振兴我中华民族,实有厚望。

  1946年9月,朱镕基从国立八中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

一年之后以湖南籍学生中的最高分数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在清华大学四年,是朱镕基人生的重要转折。

朱镕基所在的五一届电机系,可谓英才辈出,后来光院士就出了四个。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

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

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

  朱镕基除刻苦学习外,还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冬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在北平各校掀起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中,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

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轮流值班。

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朱镕基带领同学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10月,朱镕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

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朱镕基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中受到了很大锻炼,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提高。

 谈起清华,朱镕基说,清华有很好的传统,民主、科学、革命。

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

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

我还清楚记得朱自清先生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

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

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做有骨气的中国人

    

    1984年,身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为造就更多的清华英才,受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之邀,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繁忙的国事使朱镕基日感难以履行院长之责,于是,2001年6月,坚辞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之职。

在告别会上,朱镕基说,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想谈谈“为人和为学”的问题。

他指出:

“清华不仅是一个为学的地方,还是教人为人的地方。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朱镕基回顾自己从清华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说:

“我曾有过20年(1958-1978年,被错划为右派)没有党龄的日子,但是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我的信念。

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为着不做“有愧于心的事情”,朱镕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1957年,在党内学习发言中说了实话,反对经济上的冒进和高指标,提了“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相对立;宗派主义是封建残余,使党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会脱离群众”的意见,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

    

    当了政治局常委之后,朱镕基依然保持亲民风格。

为了更多地了解群众疾苦,掌握下情,他与昔日的同学“约法三章”:

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汁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69岁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

面对全国人民的重托和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艰巨任务,朱镕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庄严宣誓: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解释说:

“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老待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被朱镕基比作“地雷阵”的,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朱镕基把完成这两件大事概括为经济工作的“三个到位”:

第一个“到位”是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要脱困,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中央银行强化管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三年要完成;第三个“到位”是国家机关的精简改革,也是三年要完成。

在这一年的“两会”期间,朱镕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

“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关于机构改革,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

国务院要带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副总理从6人减到4人,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

国务院总人数要裁减一半。

到年底,国务院机关总人数由3。

3万人减至1。

6万多人。

2000年又把10个国家局撤销了9个,改革了1个。

    

    关于国企改革,朱镕基提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不能再搞重复建设。

再搞重复建设,产品没有市场,企业不能生产,就没有办法扭亏。

二是减人增效。

决定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把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尽管这一年中国面临的困难超过预期,但是,在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顺利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1999年3月15日,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朱镕基回顾政府工作,说: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

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

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

‘来之不易’呀!

  为贪官准备一百口棺材

    

    1998年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阐述自己的为官之道时,回顾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的亲身经历,解释道:

我一到上海工作,就信奉两句话:

第一句是“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

就是说,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见得比人家强哪,而是服我办事公正。

第二句是“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

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

朱镕基说:

“公生明,廉生威。

”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服这个道理。

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

    

    所以,心里永远装着人民的朱镕基坚持从严治政,铁腕管束干部,建设廉洁政府。

在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讲到第四部分“继续推进改革,全面加强管理”时说了18个“严”字,提出要“严字当头”、“从严治企”、“严禁弄虚作假”、“严格实行各个环节的岗位责任制”等,表达了他从严治政的决心。

    

    对干部中为政不廉的害群之马,朱镕基极其痛恨。

在查出一起贪污腐败案后,朱镕基极为震怒地说: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为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朱镕基曾严厉地批评过一些草菅人命的干部。

1998年9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声怒骂,指责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

在厦门远华案侦办期间,朱镕基更严厉表示:

“无论涉及谁,我们都要把他一查到底,都要把他追查出来,没有任何困难,不会碰到任何阻力。

如果有阻力,我也要打破这阻力,把案子查清楚。

”在此之前,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朱镕基针对各地金融系统出现的问题,严令各地行长40天内收回计划外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并说了这样一番话: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拉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2001年3月6日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爆炸事件。

面对记者,朱镕基诚恳地表示:

“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

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

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朱镕基也曾为一些干部的不负责任而动怒,甚至拍过桌子。

这种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却被西方媒体所误读,朱镕基在回应这件事时说:

“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板凳绝对没有捶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

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为了鼓励干部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朱镕基重用那些敢于提意见、坚持正义的人。

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观点:

“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

相反的,对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朱镕基带头做清正廉洁的楷模。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

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

1997年,他的老同学杨开卷来信,希望得到朱镕基一幅题字。

朱镕基婉言拒绝,回信说,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对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朱镕基要求很严。

在清华大学的著名演说中,朱镕基曾说,我对儿女很严格……二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楼上的阳台,有一天拿了一张破油毡布,上面铺了一层土,准备种菜。

我问他是从哪里拿来的,还打了他一个耳光:

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儿子委屈告诉我,不是别人家的,是从计委门口垃圾堆里捡来的。

我当时很后悔,但是碍于坚持父亲的尊严,还是要他把油毡布送回去:

即使垃圾堆里的,也不能捡。

我打你不对,陪你去把油毡布送回去。

于是我们从三里庄一直走到计委门口,规规矩矩把油毡布放到垃圾堆里。

他们也很争气,后来我做上海市市长、副总理的时候,他们出去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亲位居要职。

他们依靠刷盘子、打工度过了他们的留学生活。

现在都已经回到国内。

2000年3月15日,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坦白心迹: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

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重大贡献和领导智慧,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在国际社会也享有崇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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