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docx

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docx

《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

08年金融危机的全过程

D

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证券化，而次贷证券化和次贷证券买卖正是为满足金融家们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求。

“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购买到的商业银行及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

投资银行再利用所谓的金融工程技术，把这样的债券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之后，金融交易的链条加长了，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大家关心的是它们更高的投资收益率。

于是，美国本土和海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对担保债务权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疯狂追求，大量金融机构参与其中。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风险随着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扩散至全球，最终使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形成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倾向于宽松状态，低利率在刺激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的同时又导致了储蓄下降和股价上涨，股市财富效应的显现又会再度刺激消费，导致楼市不断上涨。

持续走高的房价使得贷款公司放贷的欲望以及各类投资者分享房产增值收益的野心随之增加。

于是，以股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的泡沫逐渐扩大，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房产和股票为资产的中产阶层。

大批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影响着许多美国民众，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以透支的方式进行消费。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民众从金融机构借钱，金融机构再从金融市场借钱，整个美国从全世界借钱。

最终，美国进入了一个债务链，上述链条中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将导致泡沫破灭、危机爆发。

第三，金融监管的缺失

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也曾对金融体系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制度，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学界称之为“伞形监管模式”。

随着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和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高度混业经营的快速推进，这种监管制度无法有效监管金融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监管漏洞。

虽然一直有加强监管的呼声，但美国依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认为市场有其自我纠错机制，在危机爆发前对金融市场秉持着顺其自然的放纵态度。

第四、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发展

马克思在研究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时，重点分析两个问题：

虚拟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虚拟资本的扩张与收缩对产业周期性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由于货币资本积累并非完全来源于生产的扩大，它的积累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和膨胀，而且，这些货币资本还会通过信用制度得到成倍的扩张，即出现一定规模的虚拟资本和经济泡沫。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信用链条的破裂,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虚拟经济一定要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过度脱离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出现下行时，虚拟经济的泡沫就会破灭，爆发金融危机，最终再通过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引致经济危机。

第五，信用制度的缺陷

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化，金融交易的链条越来越长，交易信息扭曲的程度也越来越大，有些衍生产品甚至连金融机构高管都未必理解它的真正含义。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权威的信用评级公司来为投资者或债权人提供决策依据。

信用评级是独立的第三方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所发表的一种专家意见。

信用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直接影响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乃至整个信用体系的安全。

而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收入来自于受评对象，这种利益冲突无法让评级机构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其信用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

在次贷危机中，全球许多投资者购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评级公司给予三A级这样高评级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产品

金融危机产品之——CDS（信用违约掉期凭证）

CDS原理：

CDS更像是一种保险产品，而这种产品确实是保险公司在卖的。

这个公司就是AIG，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

CDS的产生是由于CDO的发展壮大而产生的市场。

假设我购买了CDO，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是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情况相关的，利率越高，说明风险越大，违约率越高，那么自己手里的CDO越不安全。

于是，很多投资者对于CDO是有保险的需求的，这种保险就是CDS，由AIG承保。

这种产品的结构是，CDO的投资者每个季度向AIG支付一笔“保费”，如果一旦违约事件爆发（比如说，国债或者公司债收益率上升了一定的比例，例如2%），那么AIG将一次性的向保险者赔付一定金额的损失。

例如，一个CDO投资者和AIG签署了一份协议，CDO持有人将向AIG公司按照季度支付每季度0.25%的保费，标的资产是本金名义价值100元的CDO（那么保费的年价格是1元=0.25%*4*100元）。

如果公司债收益率上市3%，说明市场风险加大（利率上升是债券风险增加的标志），那么AIG将一次性的向投资者支付3%*100元=3元钱。

其实AIG在这个合约中是财产险的提供者，CDO的投资人为自己的财产提供了保险。

CDS的需求：

1CDS不仅为一般的投资者提供了保险，也为依靠CDO进行抵押融资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提供了保证。

如我们之前所总结的，投资银行的盈利模式不可缺少的一环是高额的杠杆（金融中的杠杆意思是超过本金金额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借贷），高杠杆带来的结果是对融资利率的敏感。

如果抵押品贬值，投资机构将追加抵押品，对于高杠杆运营的公司，追加抵押品将可能导致资金断裂。

因此，通过CDS对抵押品保值获得继续融资非常重要。

 2 还有一类需求，就是投机者需求。

因为CDS是允许“裸空”交易的。

也就是说，买CDS的人不需要实际拥有债券资产。

投机者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赌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的关系。

这个问题造成了成交的CDS所可能引起的潜在亏损金额大大超过了按照实存资产估算的风险敞口金额，也是后来恐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没人知道到可能的亏损会有多大

结果

企业破产，工厂倒闭，经济体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生产出现倒退的现象。

　　工厂的倒闭伴随着是大量工人失业，意味着大量的工人将失去饭碗，人民生活失去最基本的保障，生活困难。

　　金融各种凭证缩水，金融危机导致财富的大量缩水，民众损失惨重。

　　钱大幅贬值，商品短缺，生活设施出现不健全的情况。

　　社会秩序混乱，政局动荡，人心恐慌。

　　贫富差距增大，在金融危机中总是有一些人大赚，但大多数人却损失惨重，这无疑加大了贫富差距。

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陷入衰退

二是主要金融市场急剧恶化,全球股市遭遇重创。

三是多国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四是世界贸易环境恶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贸易面临下滑

五是多数国家就业形势严峻,

启示

正确认识所处发展阶段对有效应对危机至关重要

　　危机应对是短期挑战,但制定危机应对的政策措施需要有长期视角。

即便是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策效果也会有明显差异。

在一个发展阶段正向效应多的政策,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负向效应则可能比较多。

对一个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重要需求的增长空间往往受制于要追赶的技术前沿。

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实际技术水平和技术前沿的差距不同,潜在的需求增长空间也会不同。

稳增长、扩内需的政策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当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重视在稳定总需求和释放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我国危机所面临主要面对的是主要外部冲击的压力,加上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均出现了明显下滑。

如果任由其发展,危机的程度将继续加深,所波及的范围也会扩大。

经济长期不能走出紧缩,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通过放松货币、扩大财政支出等方式加强总需求管理,防止了我国经济进一步下行和通缩恶性循环,避免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同时也必须看到,危机本身是对市场长期积累的错误的一种纠正。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要允许局部风险的释放,克服所谓的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让市场的自我修复力量也发挥作用。

结构性政策重在松绑和放活,避免行政性结构选择

　　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冲击,表面看是短期需求问题,实质冲击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性缺陷。

总量和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应对危机。

与总量性工具不同,结构性政策的重点在于减少扭曲,改进机制,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两次应对危机的经验表明,经济下行期间,企业生产和经营更加困难,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更加审慎。

通过清费减税、简化审批、放宽准入、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负担,事实上可以取得逆周期的调节效果。

输血不忘动手术,真正走出危机关键靠改革

危机期间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危机下更容易达成改革共识。

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危机期间都会有所显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问题也将暴露。

此时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改革针对性强、阻力相对较小。

要真正走出危机,关键还靠改革。

合理释放信号有利于增强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预期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

繁荣时期,人们的信心往往比较乐观,容易导致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而在经济下行期,社会和市场信心比较脆弱,容易过度悲观,可能导致投资、生产、收入和消费陷入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

成功的预期管理需要有三个重要条件。

一是努力维护政府形象并与市场主体建立信任。

二是释放的信号要比较明确。

三是各个主管部门应加强协调,释放的信号要形成合力。

政府资源动员能力与市场化配置机制要有机结合

一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缓解突出的融资压力。

二是扩大中央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

三是减轻企业的税费和债务负担。

四是拓宽融资渠道,调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

经济繁荣期要重视宏观审慎管理,留出政策空间

　　在经济繁荣时期就着力完善宏观经济管理和审慎监管框架,采取合适的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措施,保持良好的资产负债状况,避免高杠杆和泡沫化,才可以为应对意想不到的外部冲击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

　　筑牢社会安全网是守住危机底线的关键

健全社会安全网,提供基本均等公共服务,能够让低收入群体或者经营失败者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历次大的危机经验表明,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

织牢社会安全网有助于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改善收入分配。

只有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社会结构才是可持续的,这也是防止下一次危机的重要基础。

　　开放有风险,但只有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

　　我国受到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开放不足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和避免金融风险跨境蔓延的作用。

但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类似的防火墙效应只能在短期内有效。

长期来看,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挑战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大国经济体尤其如此。

　国际政策协调在应对冲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危机期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象会十分突出。

比如,国际流动性非常紧张,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瓶颈更加突出;部分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会迅速抬头,自由贸易和投资往往面临很大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在危机期间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了全球政策协调,对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因素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变量,加强政策协调沟通,提升开放条件下大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