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docx
《整理《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整理《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整理《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
《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
专业名称：
年级班别：
姓名：
指导教师：
《雷雨》中的女性形象及写作成因
摘要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赋予女性人文主义关怀、同情、理解和热爱的男性作家，他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卑微的鲁侍萍，还是阴鸷的蘩漪，生命中的生与死、情感上的爱与恨、意识的觉醒与行动的自觉、人物的命运浮沉与现实的严峻、社会的动荡、时代的演进、民族的解放息息相关。
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浸透着曹禺内心的苦痛与思索，焦灼与期望。
关键词曹禺剧作；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Women’sImagesOfThe"Thunderstorm"AndTheCausesOfWriting
WangJing
（CollegeofAllied,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
AbstractCaoYuisrareinthehistory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ofthecaregiventowomenofhumanism,compassion,understandingandloveofthemalewriter,hedescribedwomenasaninferiorLuShipingorfierceFanyiwhoselifeanddeath,emotionalloveandhate,theawakeningofawarenessandconsciousaction,thefateofthecharactersfloatingiscloselyrelatedtogrimreality,socialunrest,theevolutionofthetimes,nationalliberation.Thedescriptionsofthesewomenaresoakingtheinnerpainandthinking,anxietyandexpectationsofCaoYu.
KeywordsCaoYu；femaleimage；feministconsciousness
文明对愚昧，民主对封建专制的强行撞击是二十一世纪初撼动人心的大事。
继鲁迅、郭沫若的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而起的一代文学新人以令人注目的文学成就，在“人的文学”领域中开拓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艺术空间、思想空间和文化空间，这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不断成熟与壮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话剧自西方舶入，经过田汉、欧阳予倩等先驱的戮力笔耕，终获长足的进展，然而中国话剧的真正成熟，当推30年代曹禺及其系列剧作的创作，诚如朱栋霖所言：
“《雷雨》、《日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成熟。
”[1]
正是“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以及在文学创作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直接哺育和激励着曹禺，在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旗帜下，曹禺对女性世界和女性灵魂的探索独到而深刻，他在话剧文学上的成功就得益于女性形象的构画与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中不朽的艺术瑰宝。
如果说他的剧本的成功是美丽的花环，那么女性形象则是这花环中闪光的明珠。
一、蘩漪
蘩漪是曹禺先生三幕悲剧《雷雨》中的突出人物，曹禺先生对蘩漪这一角色的塑造最丰满。
对于蘩漪，学术界的大家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
有的认为她属于“仇女型”的人物；有学者认为她是一个阴鸷恶毒神经质的女人；有学者认为她是曾经受到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形象；有学者认为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有学者认为她是官僚阶层阔太太形象的代表；还有学者认为她是资产阶级妇女；等等。
虽说关于她的话题已被大家广泛议论和研究，但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史上少有的、极富个性特征的文学形象之一，在她身上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女性形象
蘩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剧中说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
因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法摆脱家庭的牢笼。
她虽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却是第三任妻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逼她喝药的细节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原始的野性”，《雷雨》里是这样介绍她的：
“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
在她的心里，她的胆量里，她的狂热的思想里，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突然来的力量里。
”“她爱起你来像一团火，那样强烈，恨你起来也会像一把火，把你烧毁的。
”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
“五四”新思想兴起以及周萍的出现，使得抑制已久的蘩漪苏醒了，燃起了她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烈火。
她把自己的爱情，名誉乃至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她的追求得到了暂时的惬意的同时然而是悲剧性的满足。
蘩漪之所以像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不是因为她天生变态，正是生活环境所迫，在得不到周朴园的爱和关怀，也没能从外界获得一定的慰藉的环境下，心理处于压抑与不可压抑之间，情感处于失望与默默挣扎之间。
而她从来就没打算出走，这也与她是一贯“旧式女人”有关。
她不愿也不敢出走，一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二是她也不愿意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的物质优裕的生活。
（二）“雷雨式”的行为和性格
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评述蘩漪的：
聪明美丽，有自己的憧憬和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
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之处，而在她的“不可爱”之处。
她的性格是复杂的，她抑郁而乖戾，热情而冷漠，任性、傲慢而又孤芳自赏，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是走向极端。
在周公馆，她是女主人，但又是周朴园精神统治之下的奴仆；她是周萍的后母，又是周萍的情妇；她不能忍受周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愿再过情妇不像情妇、母亲不像母亲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她追求自己的幸福，又损害了别人的幸福；她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
这种行为和性格上的矛盾使她成为《雷雨》中最“雷雨式”的人物，“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2]
蘩漪便是“雷雨”。
蘩，多也；漪，水之纹也。
蘩漪便是猛狼，便是永不宁静的水，便是“雷雨”。
她的痛苦最深，而渴望又最强烈，所以爆发得最疾、最猛。
她的线索以及她的愤激之语就是剧本的破题之处。
她具有鲜明的“雷雨”性格，极端，彻底，敢爱敢恨，具有那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原始的“蛮力”。
她的爱、恨、悲和苦，揪人心扉。
曹禺先生所言最“雷雨”的性格主要指她非理性的一面。
所谓“非理性”,是指不合常理，缺乏理性。
文中蘩漪和周朴园对话最能充分体现非理性这一面。
她谴责周萍：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
”反驳周萍：
“我的良心不叫我这样看。
”蘩漪雷雨般的性格，随着悲剧发展而发展。
周朴园逼她吃药的场面，她那不可屈服的个性已经显现出来。
当她发现周萍在悔恨自己的过去，并要逃脱，将她一个人抛在苦海当中时，她就明确地对周萍说：
“我不后悔，我向来不后悔。
”进而又说：
“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道路上去了。
”最后还说：
“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这不是威胁，而是雷雨前的闪电，是她雷雨般的性格到了锋芒毕露的时候。
于是，当她看到自己的情人在雷雨之夜投向四凤的怀抱时，嫉恨和失望折磨着她，并使她失去了平静的理智，这种爱与恨的交织使她借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燃起了恨得烈火。
她竟当着仆人、儿子、周公馆的每一个人高声地宣布：
她不是冲儿的母亲，也不是周萍的继母。
她还大声疾呼：
“我是人，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
”这是她对命运和现实的反叛的呼喊。
这大胆的举动，火辣的语言，无所顾忌的揭露，将她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蘩漪的语言尖刻辛辣，表现了她那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内心冲突。
曹禺曾说，《雷雨》的主题不是以道德败坏和乱伦为主题，但推动《雷雨》剧情发展和矛盾总爆发的恰是乱伦。
蘩漪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克服动物的属性，明知乱伦为社会所不容，却依然铤而走险，甚至偏执到疯狂的程度，这是非理性的行为。
和周萍乱伦已是非理性，更不理性的是，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甚至还亵渎了真正的爱情。
既然是爱一个人，就该心甘情愿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可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情”，不择手段，乃至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连母亲的职责也不顾。
再者，为了维护与周萍的乱伦关系，她不惜下跪求情，乃至愿意和身为周家仆人的四凤共同拥有周萍。
在她看来，爱情竟如此的卑贱，没有一点尊严可言！
（三）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独立
蘩漪代表着“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宁死拼斗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
作品中最为直接的表现是蘩漪与周朴园的斗争。
周朴园是封建专制的代表，是封建家族文化统治的代表，是父权和夫权的象征，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是最具权威的人物，没有人不怕他，而惟独蘩漪敢于反抗周朴园。
她的反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一个过程。
开始的时候，尽管蘩漪对周朴园表现出抵抗的情绪，但还是会顺从他的。
到了后来，蘩漪敢直面周朴园，数落他，嘲笑他，蔑视他。
在面对周朴园的训斥时，她竟然当面顶撞说：
“（轻蔑地）不，我不愿意。
我告诉你，（暴躁地）我不愿意。
”
蘩漪是受过新思想影响的旧式女性，她出身于名门大户，受过良好的教育。
“五四”时期接受过新思想影响，向往美好自由的爱情，追求个性解放。
她聪明、美丽，也很矜持、倔强，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她承受的精神上的苦难要比剧中的侍萍深重得多。
十八年前，周朴园把蘩漪骗到周公馆，周朴园身上缺少资产阶级“文明”色彩，生活习惯保留着封建遗老的气息，她在“仁义道德”外衣掩盖下的却是冷酷、虚伪的灵魂。
十几年来，周朴园只是她表面的丈夫，而实际上是统治者，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且是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精神上的统治者，在家里，“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而蘩漪是一个渴望自由、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资产阶级女性，其实她的要求并不高，她渴望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爱情、家庭的自由要求，但周朴园这个专制的封建家长，只要求她恪守封建礼教，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意识和情感要求。
她在周公馆中成为一个受“囚禁”的人。
在没有尊严、毫无生机、阴森可怖的家中，那没有爱情的生活及不平等的夫妻关系，让蘩漪感到压抑和枯燥，也使得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性受到压抑而变得扭曲和异化，她“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变得一个乖戾、抑郁，甚至阴鸷的人。
而周萍的出现，却让她的欲望在被遏制后释放出如铁水奔流一般的热情，唤起了她对生活的向往，也点燃了爱的火花。
由于不堪忍受周朴园的专横统治，她紧紧抓住了一种阴鸷的爱。
无爱的婚姻和丈夫的专横和冷酷迫使她要跳出这个“残酷的井”，甚至把生命、名誉全交给周萍。
没有爱情的婚姻，再加上丈夫的专横和冷酷，蘩漪的这种渴望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合理的，但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发展，毕竟她是周萍的后母，她也知道根本不可能去争取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陷入了盲目荒唐的“爱”之后，只把和周萍的暧昧生活作为最大的满足。
由于失去了自我，使得她的追求缺少了爱情的色彩和人格的魅力，以致产生变态的心理。
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现象是畸形家庭中产生的畸形关系，也是畸形社会的产物。
其中包含着人性中最执着的爱情，特别是那些涌动着蘩漪渴望自由的生命力和生存意志，令人在悲叹的同时也会产生同情。
蘩漪所要追求的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也正是受社会环境、生存环境和自己出身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形成独立人格，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蘩漪是“五四”后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是专制家庭的叛逆女性，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妇女形象，是作者赞美、怜悯与尊敬的人物形象，也是较难理解的人物形象，是剧本的灵魂，是“五四”新文学画廊中独特的形象。
她有着复杂的心理和性格，经受着双重的悲剧冲突。
阴鸷忧郁是其外在的性格特征，在内心深处更有着顽强和倔强的反抗性格。
她代表着“五四”以来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强音，在她身上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色彩。
二、鲁侍萍
《雷雨》中的蘩漪和侍萍，一个是封建伦理的破坏者，一个是封建桎楛的受害者。
然而两个人的悲剧性却同样深刻，充分反映了曹禺对女性的同情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
如果说蘩漪的悲剧，激起的是资产阶级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浪花，而侍萍的悲剧，能推动劳动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时代浪潮。
鲁侍萍所处的年代，封建礼制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它统治着所有的伦理和道德。
三十年前，周朴园是个英俊潇洒、才华出众的阔少爷，正是这位受过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的阔少爷心怀平等思想，把自己与侍萍摆到了脱离阶级地位差别的同等位置上，与侍萍交往，从而爱上了她。
侍萍的清新和纯真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而初涉世事的侍萍也被周公子那份真情所打动，甚至心存感激。
周朴园的父母在无奈之下默许了他们的关系。
两人相亲相爱，生下两个儿子。
恩格斯曾说：
“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
”所以用当时的伦理道德世俗观念来看，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婚恋之事。
就在这样充满着浓郁的封建思想家庭里，周朴园的自由思想与家庭观念是何等的不相融合。
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人的阶级地位的不同，阶级地位悬殊导致最后的分手。
虽说当初周朴园这个风流阔少爷被她的青春美丽与温柔打动，但他那颗只懂爱自己的心又怎么会与她相守一生呢?
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最终放弃了侍萍。
当年孤苦无依的侍萍带着患病的二儿子被赶出周家，周朴园是有苦衷的，有相当大的被迫成分，受大家庭“逼迫”所致。
对于他最终的绝情，鲁侍萍怀着明显的怨恨，但对周朴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原谅和宽恕的。
确实，在那样的时代，背弃家庭就意味着没有了经济来源，更意味着必须生活在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中不得安宁。
所以，在家庭和爱情的选择中，周朴园选择了家庭，从这一点上说，她可能也认为他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可以原谅的。
因此她对周朴园在一定程度上是原谅和宽恕的，而对他家的“老太太”等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充满了怨恨。
女人前半生的幸福往往押在婚姻的赌注上。
鲁侍萍与周朴园定情并生下两个儿子，然而周朴园又恨心的遗弃了少女的爱情之梦，失贞的耻辱永远地葬送了她通过婚姻可能获得幸福的人生坦途。
虽说她也怨恨周朴园狠心抛弃了她，但她也无法彻底否定过去的恋情，所以心中仇恨的对象更可能是周家的“老太太”为代表的封建家长。
鲁侍萍处于封建家长制度的淫威之下，周朴园家的“老太太”等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却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施行者，将她驱逐出门。
曹禺先生也曾说：
“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虐待，中间发生了无数悲剧。
”“万老侃侃而谈，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的死别，说到陆游、唐琬的生离；从《红楼梦》里的少女们的反抗，说到秋瑾与封建家庭的斗争。
他旁征博引的谈话，向我们展开了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受迫害、求解放的历史。
”[3]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侍萍的背后隐藏的是整个人类面对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的无奈，是曹禺“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的折射。
三十年前的侍萍完全是受害者，如今她又将自己定义为罪恶的源头，这样就产生出极大的矛盾冲突。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一书中说道：
“最根本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谜。
”[4]侍萍的罪孽不是罪恶，她的悲剧就在于“有罪无恶”。
这种矛盾的来源大概就是万老先生所说的无法命名无法形容的宇宙神秘的力量吧。
正如曹禺所说：
“……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
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巨大的口”[5]。
《雷雨》中的人物都处于这泥沼里无力自拔，侍萍的挣扎不是“雷雨式”的郁热的爆发。
阅读激情澎湃的《雷雨》却惟独感到侍萍是沉默的，她不是曹禺最钟爱的人物，不具有最“雷雨”的性格，所能唤起的共鸣也不会是最“雷雨”的。
然而侍萍的沉默却让我们不敢同样沉默地漠视命运，意义恰好相反，侍萍的人生经历最沉重地敲击着《雷雨》的悲剧丧钟：
将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侍萍，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人生已被分成两部分：
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儿女。
她希望在默默无私地为他人奉献中得到对方的关爱和理解，从而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侍萍命运的悲剧性却让这汪纯净的生命之泉慢慢枯竭。
鲁侍萍这个人物形象，除了造成悲剧美的效果之外，还显示了人类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对《雷雨》整体的主题凸显也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四凤
在《雷雨》里还有一个十分纯洁的人物形象就是四凤。
同前面两位女性形象相比，四凤本是一个充满热情、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青年，带给人一种无限的活力和动力。
处于十七、八岁花样的年龄，脸色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
她穿着旧的衣裤和鞋子，显然是一个贫困苦难家庭的的孩子。
全身整洁，举动很活泼，说话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
这些细致的描述，说明四凤是一个健康活泼而没有被现实环境的不堪污染。
她有着所有这一阶段青年的特征，对未来和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只因为和周萍相爱，这个善良美丽而又单纯的女孩遭受着一连串的打击。
周萍为了摆脱与蘩漪的畸形关系，为了除掉自己生活中和心理上的阴霾，他选择了四凤，他的这份爱自始自终可以说都带有很大的自私和欺骗的成分。
剧本告诉我们，周萍之所以爱上四凤，是因为“他要把自己拯救出来，他需要新的‘力’而找着四凤的”。
当然他看中的是四凤的青春、美丽和热情，实质上利用一个女人的吸引力来代替和排斥另一个女性对他的吸引力，用它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冲淡内心的悔恨。
四凤对周萍来说充其量是一根救命“稻草”，是他感情上的避风港，从她的青春与热情中寻求安慰。
从剧情的整体上看，四凤用自己具有的优势确实彻底打败了蘩漪。
蘩漪对周萍的爱是一种罪，四凤对周萍的爱同样也是一种罪。
这两者不同的是，蘩漪的罪慢慢演化成恶，为了爱，她不择手段，哪怕用爱的烈焰烧毁身边的所有人和世界；而四凤的罪却成为升腾善的阶梯：
她给周萍带去了新的力，她也为周冲的理想世界找到了唯一的现实安慰。
四凤是蘩漪的对立面，她的清纯与蘩漪的浑浊，她的柔顺与蘩漪的叛逆，她的善良与蘩漪的阴鸷都形成了对比，就在这样鲜明的对比当中，蘩漪输的很彻底，而四凤却赢得了在蘩漪的生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两个人的垂青：
周萍在努力摆脱蘩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凤，不顾一切要跟她冲破家庭的束缚；周冲即使在蘩漪的挑拨下，依然无私地爱着四凤，甚至愿意帮她走出去。
就连她刚硬的哥哥鲁大海也暂时放下阶级斗争温柔地祝福妹妹。
如果不是蘩漪，她将带着母亲的祝福，与周萍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家族地位不平等的困厄和束缚。
然而在雷雨降临之时，却是她悲剧的开始，封建家庭丑恶内幕的揭露意味着四凤本来有着一丝光亮的生命之路上一下子暗得没有边际。
她无辜地成为了这场风雨之中的牺牲者，一个受牵连的悲剧人物。
在《雷雨》中，四凤形象是一个令人欢快、充满了希望的角色，但结局的意外却让人痛心不已。
四凤是《雷雨》中无辜的人物，却遭受了残酷的的结果。
如果说爱情是一种奢侈的话，那么这个年轻健康的少女，为了它付出的代价实在过于沉重。
在周家，这样一个权威笼罩下的家庭里，四凤一个年轻的好孩子，怀着对爱情的期待，一直与一种希望陪伴在一起，像许多充满对爱情渴望的青年一样，努力、小心、谨慎地活，也为着自己的爱情抗争，是一个有着可能会得到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
四凤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年轻，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但就是这样再正常不过的愿望，在作者那残忍的笔下也烟消云散。
她始终小心却难逃劫数，时时谨慎却终陷箍中。
她那清澈的眼睛不得不面对残忍的、龌龊的现实，最终无法去面对残忍和龌龊的现实的四凤在雷雨交加中触电身亡。
正如曹禺先生所说：
“宇宙正像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么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
”[6]
四凤就像是《雷雨》中的希望，新思想般地带来了光亮，微弱却给人以生存的光明，但这一点点光亮也渐渐被周围的环境所熄灭。
正如当时黑暗的社会氛围中，那些为未来而不断奋斗着的人，本来会给这黑暗的社会带来光明，却又被社会统治者无情地熄灭，被残忍所压制，最终走向了毁灭。
四、原因
曹禺在谈到自己为何写许多妇女形象时说：
“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公平，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父权的压迫”，虽然社会上也有坏女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
我愿用最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
[7]曹禺的全部心血花费在对女性世界和女性灵魂的精心构筑与细致刻画上，他怀着对女性的同情与关注，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去感知、认识、理解和刻画女性。
纵观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顺应时代感召精神痛苦的知识女性（知识型）；二是身处社会底层饱受煎熬的贫困女性（贫困型）；三是受制于专制统治又成为专制工具的奴化女性（工具型）。
其中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如《雷雨》中的蘩漪的刻画，不是仅仅表现出单纯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而且客观、真实、完整地再现出对人性至真尽善完美境界的颂扬和对妇女解放命运的关注与探求。
对于贫困女性则因体知不够深切而表现出浅层次的人道主义同情。
对于工具型的女性则异化为统治工具的奴性代表，曹禺也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塑造的，在对其否定和批判的同时表现出对知识女性的认同和肯定。
曹禺在剧作中总是有目的地将这三类女性相互交错在一起，进行细致的对照映衬，从中揭示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底蕴。
如：
《雷雨》中蘩漪与鲁妈、四凤的鲜明对比，就将人性中反抗与顺从、美与丑、美与恶的因素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突出呈现出来，这也就构成了曹禺剧作人物独特的精神本质。
曹禺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建立在他对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和现实环境有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
古代中国妇女的命运是“三从四德”，根本没有丝毫的自主意识，被封建礼教束缚着而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的批判、对新道德的倡导，由思想界倡导并很快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婚姻道德问题等被一一提出，形成一股强大声势和舆论力量。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女性问题成为新文学阵营持久关注的话题。
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疏远已久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五四”时期的曹禺，是一个容易接受新思想又不易为其左右的人，这在客观上对曹禺关注女性话题，自觉开掘女性题材产生了影响。
曹禺之所以能在戏剧中注入个人特殊的生命体验，能够强烈地体现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存价值的关注，从而揭示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是与他对现实社会有比较透彻深入的理解，与他对传统家族文化和畸形都市文明做批判，使作品能够从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启迪人生。
在《雷雨》中，周朴园就是这类家族文化统治的代表，是这种家庭父权和夫权的象征。
在中国长期受封建文化统治的社会里，男尊女卑一直纳入封建礼教传承至今，曹禺深刻认识到这种文化的弊病，并毫不留情的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于是在《雷雨》中就塑造了周萍怯懦和无能的角色，这就与千年承传的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角色大相径庭。
相反，蘩漪则一反传统成为凸现“五四”狂飙精神的女性形象代表。
在创作中，曹禺能够对众多女性思想开掘、人物刻画、形象展示做到贴切、自然，这与他能对社会现实作较为准确的本质把握有很大的关系。
时代精神气候影响了曹禺的女性观，但曹禺本身的个体性别与作家本人深受的奥尼尔剧作思想内涵的感染，对他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女性情感的把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在剧中常表现出对美国黑暗现实的不满，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有一种征服人心、唤起民族自尊心的强大心灵力量，一种追求人类理想的精神指向。
正是这一点，对曹禺甚至当时的中国话剧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奥尼尔对人生看得比较全面，看得深;写得非常含蓄，不一目了然”[8]，在剧中，曹禺像奥尼尔那样将具有悲剧特质的普通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