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成败攸关兴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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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成败攸关兴衰

用人成败，攸关兴衰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之二

文章来源：

理论网　作者：

刘余莉

君主成治，自任贤始。

广义上讲，君主不仅仅是指一国之君，也包含了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领导人。

他任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他自身的命运。

一、君主之正，必须贤佐

《蒋子万机论》讲道：

“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

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

”君王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辅佐，才能国泰民安。

因此，君主被称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身体一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治理好国家。

因此，用什么样的人或臣子，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体论》讲道：

“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

”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他亲近的人。

如果亲近的人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

人主能够正直，国家就能兴起正气。

对于领导者身边的人，应怎样小心谨慎地选用呢？

《尚书》记载：

古代的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即他身边的秘书、司机、保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呢？

“罔匪正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道德高尚的人。

这些人从早到晚服侍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人的监督，自己的行为才能正确。

同时，古人还设立了一个大仆正的官员，专门教导侍御仆从，他们的职责不是一味地顺从、谄媚、巴结领导人，而是要监督领导的一言一行，并且指正他们的过失。

正所谓“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

”即君主身边的人都是正直之人，君主就能正直；如果君主身边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久而久之，这个君主就自以为圣明，洋洋得意，以为自己真的像他们所谄媚的那样好。

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要让那些谄媚、巴结、逢迎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由此可见，古代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德行修养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

人生而有五欲六尘的喜好，一旦自己的欲望打开，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必须依靠他身边的人时时提醒他、时时监督他、时时校正他，才不至于做错事。

《说苑》记载着一个典故。

齐桓公去请教管仲，问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

管仲说最担心是“社鼠”。

桓公不明白，管仲就说，“社”指土地的神像。

古代把很多的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就做成一个土地神像。

因为神像中间一般都是空的，老鼠就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

如果你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木头也烧不死老鼠；用水灌它，又怕把这上面的泥给毁坏。

老鼠不能被杀死是因为土地神像的缘故。

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

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不知善恶。

君主身边的人仰仗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有权有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就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他，他又是人主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

因此，这些人是国家的社鼠。

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清朝时，提出用人“莫用三爷”。

何为三爷？

指少爷、姑爷、舅爷，这些都是君主身边有亲属关系的人。

如果用了这些人，别人会因为他和君主关系亲近，即使他做错了事，因为自己关系疏远，也不敢去向君主进谏。

如果他们做错了事，用法律制裁他们，就会伤了彼此之间的恩情；如果不用法律制裁他们，就会落得徇私舞弊的罪名，所以要慎用这些亲属。

这告诉我们，越是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越要选择那些有德行的人，送他们去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让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再委以重任。

如果他没有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就对他委以重任，很容易出问题。

《体论》也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

”凡圣明君主，没有一个不任用可以奉献可行之计、斥退邪恶、进献忠心的臣子。

即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圣王明君，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诚不二的臣子不断地给他提醒，不断地校正他的过失。

《吴子》记载着一个故事。

魏武侯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的智慧没有能赶上他的。

退朝之后，他面露喜色，认为群臣的智慧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吴起看到后进谏说：

“楚庄王和群臣谋议国事，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之后就面带忧愁。

什么原因呢？

他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贤人，国家也不会缺乏贤德的人。

如果能够得到贤师，这样的国君能够称王；能够得到贤友，这样的国君可以称霸。

现在我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国君，而我手下的群臣又都比不上我，我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楚庄王所忧虑的事情，恰恰是您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因此为你感觉恐惧。

”武侯听后甚感惭愧，意识到楚庄王如此圣贤的明君都以自己得不到贤才辅佐，手下群臣都不如自己而忧虑。

而好大喜功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喜欢出名的人，却认为群臣不如自己是好事。

如武大郎开店的用人方式，一个不如一个，事业就很难兴盛。

二、用人得当，君主安逸

用人用得得当，自身就会很安逸，不会劳苦奔波。

《尸子》讲道：

“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

”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那么自身会很安乐，名声自然就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能够安逸。

《说苑》记载，孔老夫子的弟子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弹着琴，自己都没离开公堂，单父就得到了治理。

孔老夫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也治理单父。

他披星戴月工作，事必躬亲，最后单父也得到了治理。

巫马期问：

“为什么宓子贱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呢？

”宓子贱回答：

“我的做法是任人，任用贤人。

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出力。

”“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

”如果是出力的人，他肯定会劳苦奔波；如果是任用贤德的人，他自身就会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治理好。

宓子贱属于后者，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让百官把国家给治理好。

巫马期却不然，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

虽然使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还没达到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德行，又不嫉贤妒能，信任那些贤德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淮南子》也告诉我们，在古代，虽然法令、法律设立起来，却没有人触犯，刑罚都可以放置不用，并不是因为该惩罚时没惩罚，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触犯法律。

百官都能各守其责，各种政绩都兴盛、成功，各项事业都做得很好，礼仪道德都建立起来了。

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是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用为八十一元士。

都是以他们才能的大小，给以适当的官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

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所以上面一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上面有所行动，下面自然会跟随。

四海之内都同归一心，都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

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民众，就像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一样，没有人不跟从。

这就告诉我们，古代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高低为取舍，而不是任人唯亲，或徇私枉法。

《体论》有段阐述。

君主之所以需要忠臣谋士来辅助的原因是，如果没有忠臣谋士来辅助他处理众多的政务，那他一定会有很多细微之处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君主的尊贵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在于他能够随顺自己的志趣来调养自身。

当他想享受欢乐时，就有高雅的音乐充盈于耳，古玩珍宝足以悦目，美丽的姿色满足欲望，漂亮的衣服正合其身；想要登高远眺、极目展望时，就登上耸立入云的高台；想逍遥自在，就穿过有飞阁的楼观，嬉戏于碧水清池，游览于桂林芳园，戏射野鸡与大雁，跟踪飞鸟、追逐走兽，出行有佳丽为伴，回宫与美人共处。

又怎能体会到穷困、忧愁与悲哀，了解鳏寡孤独的难以忍受呢？

用餐时，有烹煮食物的钟鼎，用以切肉的砧板，美味佳肴多种多样，五味俱全。

珍馐美味摆满了厅堂，音乐声起开始用餐，鸣钟之后撤去宴席，一道一道的美食交替而上，口中的美味不断。

又怎能感觉到饥馁的苦楚、困窘的难堪呢？

天热的时候，盖上薄如云雾的绉纱，穿上细葛布做的衣裳，居住在有华丽帐幔的高大房舍，安处于有重重浓荫的北向庭堂，揭开美观的丝帐，迎来清凉的轻风，破开凝冻的冰块，遏止轻微的暑热。

侍奉起居的人，摇动着粉扇。

主管穿衣服的人更换薄衫，飘飘然似有秋日的凉爽。

又怎能体会到炎夏的酷热，怎能知道酷热的难耐呢？

寒冷的时候则身着棉袍，套上软软的皮衣，盖上锦绣的被子，铺上貂皮褥子，还有层层叠叠的垫子，处于幽深的居室之中，身在重重的帷幕中，房角烧红火炭以提高温度，献上玉杯盛着的美酒，以抵御寒气，暖呼呼地如同夏日的温热。

又怎能体察到隆冬的惨烈，知道严寒的难耐呢？

以上这些确实是君主无从得知的事情，其他众多的隐微之事，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类比，就可以知道必定会有被君主遗漏而不被明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忠心的臣子怎能不辅助君主开阔视听，以使其醒悟呢？

也就是说，君主身处万人之上，日理万机，要关心的事情很多。

君主有荣华富贵可以享受，且被服侍得很周到，自然会有很多隐微的事情被他遗漏，不能体会一般百姓的苦楚。

因此，就必须依靠贤明忠心的臣子来辅助他，他才能够洞察百姓的疾苦。

比如说齐景公。

下了三天的雪，天也没有放晴，他穿着狐白的貂衣，坐在温热的室内。

他说：

“奇怪了，下了三天的雪，也不觉得寒冷。

”晏子就说：

“天真的不寒冷吗？

”这句话提醒了齐景公，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晏子对他说：

“圣明的君主自己吃得饱，就想到饥饿的百姓；自己穿得暖，就想到挨冻的百姓；自己很安逸，还能想到劳苦的百姓。

可是君主您却不懂得这些道理呀。

”齐景公一听就说：

“你说得很好，我一定会领受您的教诲。

”此后，他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皮衣皮裤都拿出来救济贫寒的百姓。

所以君主高高在上，很难洞察隐微之事，确实需要有这些忠心的臣子，不时地加以提醒，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袁子正书》说，“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你想安处天下大道，而你的智慧不会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也不会枯竭；能够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到疲倦。

靠什么来达到呢？

只有靠任用贤德的人才能办得到。

这就告诉我们，用人特别是任用贤德之士，能够使君主不费劳苦，自身安逸，进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三、用人不当，必致败亡

《昌言》有段话说得很好。

“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

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

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

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

”

这段话是说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志；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行罚。

喜欢美女就忽视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残害。

虽然对待四方祭祀非常恭敬，以不违背四时。

“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就是审判案件，都是按照冬日的时候来行刑。

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的牲畜，都成群成队地系在竖石之上。

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

这些对他的败亡都没有帮助。

就是说，国家的兴衰成败既在于君主所任用的人，也在于社会的道德风气。

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安危的原因。

并不在于你找人来算一卦，就可避免不好的事发生。

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有灾祸，如何去避免，还是要靠积德行善。

积德行善，就能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人们都做有道德的事。

当然还要上行下效，在上之人能够率先垂范，任用贤德的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做一个表率，尤其重要。

《说苑》说：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

”君主要想平治天下，而且使自己名垂不朽，必须要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

《易经》益卦说：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身处上位，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谦恭地对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易经》屯卦又曰：

“以贵下贱，大得民。

”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以谦恭的态度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

”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而且以谦恭的态度礼贤下士，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安抚远方的人，而使近处的人亲附。

“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