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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化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十四五期间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及对策

改革开放42年来,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银行业持续转型提升,盈利能力整体优异、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且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金融领域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不断增多,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须进一步提升。

当前,“十四五”规划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双循环”发展格局依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

站在变革的新起点,我国银行业探索未来发展,也务必把握大势、前瞻预判、直面挑战,做到顺势而为、立足根本、转型变革,通过打造数字化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完成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呼唤新变革,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竞争加剧、资本约束、资产质量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加快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要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银行业发展环境面临新格局。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四五”期间,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经济将日益呈现几大新趋势:

第一,创新对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各类创新资源将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逐步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成为社会共识;第二,数字技术潜能全面迸发,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并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第三,满足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投资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满足人的基础性且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体系正逐步优化;第四,重视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为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必由之路;第五,坚定不移地推进双向开放,增强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此相适应,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银行业亟须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实现结构优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盈利水平整体承压,银行业经营模式迎来新冲击。

在后危机时代和疫情冲击下,为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全球银行业利差出现明显收窄趋势。

从2020年第一季度净息差来看,美国为3.13%,较2015年下降39个基点;欧元区为1.4%,较2007年下降62个基点;日本为0.82%,较2007年下降71个基点。

利差的收窄,加之监管成本的上升,造成近10年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的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LPR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我国银行业盈利水平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业面临不良资产的上升,诸多银行机构在2020年上半年大幅度提升拨备水平以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银行业利润大幅下降,银行间分化进一步加剧。

我国银行业ROE从2010年的20%左右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ROA从1.2%下降到0.8%左右。

 

面对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整体业绩承压,以及“十四五”期间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发展、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逐步深入,银行业亟须通过转变利差盈利模式和粗放式、同质化扩张路径,走上内涵式、综合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金融科技加快发展,银行业服务方式发生新转变。

在当今环境下,银行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由科技发展所定义,全球的金融创新主题已从产品创新转向金融业态创新。

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疫情催生的消费者行为的持久改变,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快运用,金融服务已全面开启数字化革命的大门,“上云用数赋智”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助力推动架构转型更快、服务渠道更优、产品体验更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与满意度,让金融发展韧性更好且动力更足。

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行为模式的转变,正日渐超越经济的周期性因素、改革的市场化因素、监管的政策性因素,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银行业商业模式的重要因子。

 

“十四五”期间,科技环境剧变、跨界竞争加剧,势必对银行业思维模式和服务方式造成巨大冲击,通过加快数字化步伐,实现“空中飞跃”和“云中漫步”势在必行。

银行业的未来,需要把关注点从财务收入转向用户,把“经营业务”变为“经营网络”,把“经营个体”变为“经营生态”。

 

严监管常态化运行,银行业风控合规面对新要求。

为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近年来,金融监管更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严格行为监管,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弥补监管短板,切实解决产生金融乱象的体制机制问题,金融监管的协同性也进一步增强。

在政策合力下,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得到有序处置,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得到妥善应对,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稳健。

但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依然较多,须强化潜在风险防范。

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风险或进一步恶化;大型企业违约风险逐步暴露,单一企业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大幅提升;信托等非银行业风险暴露加快,且存在外溢可能;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政策的后遗症也需积极关注。

 

为此,“十四五”期间,金融严监管将走向常态化,更加注重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进一步明确和压实各方责任、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银行业过去“重盈利、轻风险”及“重业务、轻合规”的价值理念将被逐步打消,促使银行在风险和收益间寻找新的平衡。

 

金融开放不断提速,银行业竞争格局构建新版图。

金融业扩大开放既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

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

 

“十四五”期间,畅通“双循环”离不开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金融业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强国际数字合作,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和金融要素的高效聚集及合理流动。

未来,金融业作为竞争性行业,将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原则,逐步放松准入限制。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挑战,亟须中资银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探索学习,在提升服务和管理理念、加快产品与业务创新、加强境内外风险一体化管理、强化境内外合规经营等领域全面做好把控。

 

打造数字化银行,

开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站在变革的新起点,中国银行业应认真沿着“十四五”的规划方向,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重创新、调结构、转模式、塑平台、夯体制、防风险等方面发力,为我国早日建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迈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征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金融监管,引导金融回归本源。

“十四五”期间,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新主线,以“全面促进消费”为主着力点,“科技创新”成为核心产业政策主线,数字经济是产业升级的主图景,“绿色发展”理念浓墨重彩。

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期间银行业也须以客户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下主线创造金融供给,引致有效金融需求,进一步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实现金融与实体良性互动循环。

 

一是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银行要加快研究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数字化等新经济行业的独特需求、独特的产业波动特点,投入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产业升级;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科技型中小微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能力;加强与政府、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实体经济。

二是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作为助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向优质绿色项目、绿色产业倾斜,逐步减少高碳资产的配置;积极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信贷资产债权化;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三是在积极布局消费领域、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文化、乡村旅游、医疗、养老等消费行业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银行应积极把握优质企业的业务机会,同时向消费者提供多样的个人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消费升级。

四是瞄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基建、高科技、乡村振兴、城市群和都市圈等关键领域,以核心企业为抓手延伸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和业务,以区域一体化规划和协同服务提升综合收益。

 

向轻型化转型发展,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秉承的“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的粗放式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深刻认识到“轻资本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凝聚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型的共识,通过技术驱动和综合服务,加快向“轻型银行”转型步伐。

在业务布局上,要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低资本占用型的业务,控制风险资产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参与债券等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

公司金融重点聚焦现金管理、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并购金融等轻型业务,形成专业化的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体系;零售金融聚焦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重点领域;同业金融聚焦大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代客业务。

通过“商行+投行+交易银行+平台银行”和“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获取多元化收益。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摆脱同质化发展模式,各银行必须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通过聚焦特定区位、行业、客户、产品、技术,精耕细作,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价值银行”。

要加快优化大银行经营发展方式,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化综合化经营;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优势;推动区域性银行深耕本地,专注主业和网点下沉,走“小而精”发展之路。

 

加快科技引入,构建数字化、平台化金融服务新生态。

创新是金融服务永葆活力的不竭源泉,面对剧烈的科技变革和激烈的跨界竞争,“十四五”发展期间,银行业要勇于解放思想,本着“金融为本,科技为器”的原则,加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金融服务响应效率,做真正的科技生态银行、数字化平台银行。

 

当前,银行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运用自身科技和跨界合作,积极探索智能化服务模式,部分业务领域已有所突破,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未来,要打造真正高质量的银行,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银行业还须超越业务层面,从根本上加快建设适应新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一场包括战略、管理、流程在内的全方位变革。

一方面,要打破目前业务系统建设重复、流程繁琐、数据割裂、运营成本高昂的现状,搭建“大平台”,集中提供强大的技术、运营、数据等中后台支持来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要搭建由不同事业群构成的“前台”,内部实行相对扁平化的授权式管理,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用线上能力重塑线下,做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

在“大运营+多前台”的组织架构下,以“支持”替代“控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的变化,银行业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一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科学性。

公司治理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巨大,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对于身处金融改革浪潮中的商业银行来说尤为重要。

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进一步推动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严格规范股权管理,优化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社会资本、外资平等投资、共同经营;加强董事会建设、做实监事会功能、规范高管层履职,为银行各治理主体有效协调运转、科学决策奠定基础。

二是强化组织架构创新,提高运营服务效率。

要加快推进银行“敏捷化转型”,减少部门间界限,建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人数精简、责任清晰的合作型团队,推动内部管理从部门银行转向流程银行,从行政调节转向利益调节。

 

适应双向开放节奏,形成国际竞合新优势。

伴随全面开放的步伐,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业务实现全球化,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方面,银行业要主动以开放促改革,在“引资”的同时,实现“引智”和“引制”。

积极学习国外同业先进经验,促进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优化创新;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合作中要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提高全球化运营水平,在统筹对外开放和自身安全的基础上,支持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紧跟国内企业“走出去”,优化境外布局、完善金融服务、强化合规经营、加大人才储备,为客户构建起覆盖国内外、进出口、上下游的市场化、专业化金融服务体系;综合运用股权投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在风险较小地区的项目;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支持国际产能合作,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境外合作园区。

 

全面加强以管控“战略风险”为核心的风险体系建设,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

根据多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将管控战略风险置于优先和核心位置,同时将坚持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作为实现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持续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和系统性,搭建起高质量的风控体系,积极主动化解各类风险。

首先,银行业应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的新特征和金融监管的新要求,将风险管理融入战略规划,打造分工明确的风险治理架构,加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其次,做好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去杠杆”。

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新方式,探索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和有效利用债转股等手段化解各类信用风险。

再次,重塑风险文化,打造覆盖“全员、全面、全程”的风险文化体系;强化内控合规管理,推动合规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形式走向实质,真正形成“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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