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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研究

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研究

——基于企业-供应商关系的视角

谷珊珊林筠周波钟怡海李随成

2012-7-1210:

19:

04　　来源：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14期

　　摘要：

在梳理企业-供应商关系以及知识转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供应商关系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在不同的关系持续时间、不同的供应商绩效和不同的知识可编码程度调节的影响下，企业-供应商关系对企业间知识转移作用趋势和强度的变化情况，提出相关假设并构建影响关系模型，为下一步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企业—供应商关系，知识转移，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知识可编码程度

　　0引言

　　对知识转移越来越多的重视让我们意识到：

竞争优势不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特质，也取决于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得的资源和能力[3]。

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利用和转移，可以在组织内创造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2]。

企业不应单纯依靠从企业内部开发出来的知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从外部吸收进来的包括结构、过程和实践方面的知识，以改善企业的长期绩效。

这种知识可以与现存的知识结合，创造出专属于企业的程序和能力，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基础。

　　虽然目前关于企业间知识转移的研究比较多，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战略联盟企业之间、合资企业之间的横向转移，而对于企业—供应商关系这样的纵向研究却很少[3-4]。

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企业和供应商的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供应商关系研究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知识转移的影响机理，并深入探讨了在不同的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和知识可编码程度影响下，企业一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强度可能的变化情况。

　　1研究变量的划分

　　1.1企业—供应商关系及其测度

　　企业—供应商关系可以理解为供应商与买方企业之间，在一定时期内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协议关系。

关系类型大体可分为合作伙伴关系、关联公司关系、技术合作关系以及一般的交易关系等。

马永红等[5]将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分为普通关系、优先关系、合作关系、战略关系4种，并提出构建供应商关系定位体系的3个基本维度，即标准度、依赖度和持续度。

该领域的研究基于一些有效的理论框架，如交易成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源扩展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等[6]。

　　对于企业—供应商关系的度量，学者们有较多的研究。

Duffy[7]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企业—供应商关系的维度包括3个方面：

情景因素（信任与关系准则）、互动因素（沟通的频率、层面和信息共享）以及相互依赖。

Krause等[8]研究了买方企业的长期关系，如承诺、认知资本（目标和价值）、结构资本（信息共享、供应商评价、供应商开发）和关系资本（关系长度、采购商依赖、供应商依赖）这些因素是如何与企业绩效改善（成本改善以及质量、交货期、柔性的改善）联系在一起的，在研究中选取的自变量为承诺、共享价值、信息共享、供应商评价、直接参与供应商开发、关系长度、供应商依赖和企业依赖。

Fynes[6]回顾了7个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供应商关系模型”，认为信任是企业—供应商关系最常用的维度，其它维度有满意、依赖性、沟通、承诺与合作等。

而Ragatz等[9]则认为，影响企业—供应商关系的变量包括信任、信心、共享教育和培训等。

Benton和Maloni[10]在Ragatz研究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权力平衡、合作、期限、态度、沟通程度、信息以及计划和目标的一致程度这些变量。

Cannon[11]在充分分析了400多家企业与其供应商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研究，给出了测量企业—供应商关系的6个重要尺度，即信息交换、联接业务、合法保证、合作规范、供应商和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林筠和薛岩[12]通过对我国139家企业的26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证实我国企业—供应商关系包括信任、信息共享、承诺和依赖4个维度。

因此。

本文的研究仍选取这4个维度来度量企业—供应商关系。

　　1.2知识转移研究层面以及转移主体确定

　　企业间知识转移是一个组织的经验影响另一个组织行动的过程，它意味着知识的改变或者改变知识接受者的行为[13]，它与利用[2]和获取[3]外部知识资源有关。

知识转移概念的前身是技术转移，美国技术和创新管理学家Teece[14]在研究跨国公司与不同国家间转移技术的成本时发现，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

　　知识转移的分析单位存在一些混淆，将这些混淆进行澄清有利于进一步研究的展开。

由于知识存在于个体之中，知识最终要通过企业成员之间个体的互动才能进行转移：

“知识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渗透或其它方式进行转移，而是通过组织中的个体来完成”[1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层面只能限制在个体间，研究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如团队、生产线、部门或者组织[16]。

比如，供应商开发中买方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供应商的能力和绩效得到了改善[17]。

因此，尽管互动只存在于个体之间，但是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绩效能扩散到整个企业。

　　因此，知识转移至少可以从3个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

①点研究，即在企业边界内研究知识转移；②面研究，即在企业双方间研究知识转移；③系统研究，即在组织间网络系统中研究知识转移[18]。

鉴于企业—供应商之间知识转移过程的复杂性和实证研究少的现状，以及在企业—供应商关系的环境下，买方企业更有可能作为资源输出单元而供应企业作为接受单元[19]，因此本文只限于在面上研究买方企业作为转移方的知识转移过程。

　　1.3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和知识可编码程度

　　本文引入了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和知识可编码程度3个因素，作为企业与供应商合作中的情境变量，研究在不同情境下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的变化情况。

关系持续时间，即企业与供应商之间自有业务联系以来，双方关系所维系时间的长短。

知识转移的动态学理论表明，老客户关系与新客户关系是不同的，发展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可以使双方形成互动惯例或关系规范，并建立关系专有性资产，增强了企业—供应商之间的关系[4]。

供应商绩效，即在与买方企业合作过程中，供应商在供应成本、投资回报率等方面的实际表现[20]。

知识可编码程度，来源于Polanyi[21]对知识隐性程度的分析，即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划分：

显性知识易于采用各种符号加以表述和编码、容易在个人间传达、更为明确和规范的知识，可编码程度高；隐性知识是扎根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参与和使命，是非口语化、难以表达和编码的知识。

　　2命题提出与模型构建

　　2.1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

　　本文选取信任、信息共享、承诺和依赖来度量企业—供应商关系。

目前，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Lui[23]分析了组织间信任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组织间的关系时间越长，信任与知识获取之间的联系就越强[22]，而且企业—供应商相互间的信任与知识流入正相关。

Modi[24]的研究表明，供应商与买方之间的技能知识转移与双方的信息共享正相关，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有利于组织相互之间的知识转移。

Rahman[25]的研究表明，企业与供应商相互之间的高承诺会促进双方先进制造技术的获取与转移。

上下游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和供应链组织结构及上下游企业间的关系，是决定供应链企业成员之间能否传递知识的关键[26]。

　　因此本文预期：

　　H1：

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一供应商关系程度越密切，双方知识转移程度越高。

　　2.2关系持续时间的调节作用

　　企业与供应商关系中的知识转移的动态学理论表明，老客户关系与新客户关系是不同的[27]，企业与供应商关系应该开始于相对简单的项目，而后随着关系成熟后再转向复杂的项目。

企业与供应商关系开始于相对的“快速共赢”，比如在试图完成像知识转移这样更复杂项目之前降低准时交货的误差[4]。

除了关注于项目之外，关系的持续时间也影响双方关系的性质[28]和支持知识转移的过程[29]。

　　嵌入关系（Embedded）是发展了很长时间的关系，能使双方形成稳定预期的惯例或规范。

作为关系中的一种管理机制，嵌入关系对机会主义行为有着一种强制的社会控制力。

伙伴方更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利益，利他主义相对于利己主义更有可能发生[30]。

Uzzi[31]发现，比起短期的、有一定距离的关系（Arm's-lengthTie），嵌入关系更又利于促进私密的或隐性知识的转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知识转移方到另一方之间产生的这种责任会建立互惠的规范，规范描述了企业应该帮助过去帮助过它们的企业，并且对其曾经不利的行为给予反击[28]。

资源方期望接受方通过互惠规范的引导，在将来某些时候会分享它们的知识。

　　关系持续时间也能影响知识转移的进程。

合作企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关系专有性资产，这可以使知识转移更有效[4]。

从资源型企业的视角来看，有经验的伙伴将会学习在如何保护专有知识的同时，建立促进知识转移的传播机制[32]。

从知识接受方的视角来看，关系持续时间可能会影响吸收能力。

这种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共同认识的发展而得到发展[4]。

　　在企业—供应商关系影响知识转移的作用中，关系持续时间起着调节作用，即关系时间越长更易引起知识转移。

因此本文预期：

　　H2：

在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中，关系持续时间有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关系持续时间越长，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

　　2.3供应商绩效的调节作用

　　知识转移是转移方决定转移多少与接受方选择吸收多少的共同结果[29]。

因此，在买方企业与供方企业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动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企业—供应商关系的环境下，买方企业更有可能作为资源输出单元而供应企业作为接受单元。

这种关系在供应商发展项目的大量例子中可以看到[19]。

从事知识转移的动机经常源于不满意供应商业绩或未来的能力不足[17]。

例如，丰田公司把工程师送到供应基地去帮助改变其专有的全面质量控制体系，就是为了减少丰田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在质量标准上的巨大差距[33]。

因此，发展活动作为从买方企业到供应商企业转移知识的一种媒介，这种转移经常是一种单方行为，对于知识创造关注很少，相反却关注于通过对技术、过程和最佳作法的复制来提高绩效，进行知识转移的动机还取决于欠佳的绩效会失去顾客的威胁。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全球资源的开发，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这意味着当供应商绩效持续差的时候，买方企业不太可能与业绩差的供应商合作，增加了改变合作对象的可能性。

因此，买方企业决定向供应商转移知识，在多数情况下也取决于供应商的绩效。

绩效不佳的供应商更有可能屈从于压力而不得不加快从买方企业转移更多知识，而相反，由于良好的绩效减轻了其失去顾客的威胁，高绩效供应商更有可能拒绝知识转移。

　　与动机相关的供应商绩效可能增强或削弱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预期：

　　H3：

在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中，供应商绩效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供应商绩效越好，企业一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差。

　　2.4知识可编码程度的调节作用

　　知识的创造和转移既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的过程，也是组织或组织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34]。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知识转移双方间的联系强度与知识特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结果。

例如，Uzzi[35]则将知识分为公开性知识和私密性知识，将社会联系分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市场联系（Arm's-lengthTie）和紧密特殊的、往往带有私人性质的嵌入性（Embedded）联系；他们证实了私密知识更适合于在嵌人性联系中进行转移，而市场联系对公开知识的转移效率更高。

Reagans与McEvily[36]同样也证实了被转移知识的可编码程度，能够调节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的关系。

另外，Hansen[37]的研究也支持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企业—供应商关系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也必将会受到知识的可编码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期：

　　H4：

在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中，知识的可编码程度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即知识的可编码程度越低，深层次的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企业—供应商关系与企业间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3结语

　　本文将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下，探讨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引入了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和知识可编码程度3个因素，研究它们对企业—供应商关系与知识转移间的调节作用，提出了4个具有实证意义的理论假设，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上述理论框架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对于企业—供应商关系到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调节机制，除了所提出的3种调节因素外，是否还存在其它一些调节因素；在确定了知识转移层面和转移主体之后，对于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如何进行有效的测量，等等。

　　对于上述理论框架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有一个深入全面的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理论思路在企业的实践中加以运用，使企业在进行知识转移时，能够明确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机理，以及针对关系持续时间、供应商绩效、知识可编码程度3个情境因素的变化，来调整自身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强度，从而提高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效率，为企业增强自身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依据。

　　总体上来看，本文提出了企业—供应商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的假设模型，并对相关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的工作有待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强度，发现其中更为深入的未显现出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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