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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doc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
赵维平
内容提要：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几类琵琶？
它们来自何处？
各自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琵琶又具有怎样的文化地位等问题在我国的音乐史学界缺乏明确地认识。
因而带来了一些历史的混乱。
文章通过原始文献、考古史料等对出现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阮咸（秦琵琶、秦汉子）、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等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作了实证性的考察。
试图澄清至今为止在我国史学界对琵琶历史中的混乱不清现象。
关键词：
丝绸之路、琵琶、五弦、阮咸
引言
琵琶，这件起端于丝绸之路上古老的乐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是秦汉时期的弦鼗，后演化成秦琵琶也称秦汉字——阮咸。
接着张骞和班超的两次西征打开了一条丝绸之路。
汉魏以来由波斯、印度通过佛教传来了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就这样琵琶在我国延绵发展，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这里如果我们将琵琶放置在以西亚为起端，经中国大陆，至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为终点的丝绸之路上来看的，实际上琵琶的发展还在延续、展开。
至少在《隋书》音乐志的高丽乐的条目中就已经明确地记载着“琵琶和五弦”等乐器；之后琵琶又经日本遣唐使之手将其带到了日本；唐以后琵琶又传入越南等地。
这样琵琶这件极富生命力的乐器又在东亚诸国的不同地区展演、开花，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示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样式。
但遗憾的是，就是这件古老而又深为人们所爱的乐器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至少对于琵琶的起源、以及它们来龙去脉等本原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我国目前最具权威的音乐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琵琶作了如下的描述：
半梨形音箱的琵琶，曲颈，颈上有四个相（柱）……约在350年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北方。
……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以区别于当时的直柄圆形的汉琵琶，故名曲项琵琶；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
其他如五弦琵琶、六弦琵琶、忽雷（二弦琵琶）、火不思等都属于这一系统。
到宋代以后，曲颈琵琶迳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琵琶，则称阮咸。
（转曹安和1989∶511）
上述这段对琵琶历史的简短陈述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几处谬误：
1，曲颈四弦琵琶并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而是来自波斯，传入中国的年代应在汉魏时期，应早于四世纪中叶。
2，曲项琵琶最初传入我国主要逗留于天山南麓的于阗，而不是龟兹，历史上的龟兹琵琶或胡琵琶更多的应指五弦直项琵琶而不是四弦曲项琵琶。
3，四弦琵琶与五弦琵琶等在形制、传播路径和文化现象上都不尽相同，如果琵琶的演奏方法上还勉强可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的话，但把火不思也归为同类就有点离谱了。
因为火不思是由元代阿拉伯地区传入的乐器，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相距遥远，两者就其年代和文化内涵都不尽相同，构成一个系统实为牵强。
4，在中国的史籍中“琵琶”指曲项四弦琵琶；“五弦”指五弦直项琵琶，这一区分至少在《隋书》音乐志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它们并不是在三、四百年后的宋朝之后才被命名的。
80年代的中叶我国出版了一本关于琵琶乐器史的专著——《中国琵琶史稿》（参见韩淑德等，1985），该书对曲项琵琶的历史渊源的考证过于简单，缺乏应有的文献及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有关曲项琵琶和龟兹琵琶的关系问题与上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琵琶条目持同样的错误论点。
对于五弦琵琶的叙述仅用了一千多字，作为琵琶史的专著缺乏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
琵琶这件作为对我国艺术发展产生过巨大冲击力的乐器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予以足够的认识。
对此，笔者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三类琵琶乐器：
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阮咸，作一番研究、考察。
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引起诸多学者对琵琶类乐器研究的重视作用。
被称作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珍藏着近1300前由中国的唐代传入日本保存完好的三种不同的琵琶。
它们是：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螺钿紫檀阮咸（一面）、四弦曲项琵琶（二面）。
上述琵琶应该是在玄宗朝的盛唐或在此之前所传入日本的乐器。
琵琶和阮咸这几类琵琶乐器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曾在宫廷俗乐中占具了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行。
特别到了唐朝其盛行之广可从许多唐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得以应证。
我们知道在上述三类的琵琶中除阮咸为中国固有的乐器外，四弦曲项琵琶及五弦直弦琵琶均为外来乐器，它们在中国逐渐成熟之后又传到了东亚诸国。
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留下了由西域传到中国又东渐日本的活着的见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琵琶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笔者想通过历史文献及一些考古史料来考察琵琶的发展历史。
如果我们打开中国的史籍就会发现我们都能找到上述三种琵琶的纪录。
尤其是琵琶乐成熟的隋唐时期。
中唐杜佑的《通典》卷144、乐四，琵琶的条目中可以列出以下几例：
A:
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
傅玄云：
“体圆柄直，柱有十二。
”其他皆充上锐下。
B：
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
C：
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
D: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颈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
……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为谓之阮咸。
这里A条中的“清乐奏琵琶”为笔误，应为“秦琵琶”，即当时俗称为秦汉子之器。
D条，阮咸也称秦琵琶。
因此，A和D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件乐器，即称作阮咸或秦琵琶。
此外B条的曲项琵琶和C条中的五弦琵琶便是传到日本正仓院的三件琵琶的具体记录。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历史。
一，四弦琵琶
在正仓院里的两件四弦琵琶均为曲项琵琶，或称曲颈琵琶。
由于它们与阮咸和五弦琵琶的直项形制不同，颈部的上端呈90度直角因而被称作曲颈琵琶。
在中国的史籍中五弦琵琶往往被略记为五弦，而四弦曲项琵琶一般直称为琵琶。
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土生土长的“汉琵琶”或叫着秦汉子、秦琵琶的话，那么四弦曲项琵琶并不是源自中国。
《通典》云：
“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
对此在《释名》释乐器中载：
“枇杷本出于胡中”。
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朝前推移，六朝的《宋书》卷十九・乐一中引用了西晋的文人傅玄的《琵琶赋》曰：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
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
很明显四弦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国的中原之器，而是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的西域乐器。
对此，《隋书》乐一中亦道：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也。
”那么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究竟来自何方？
汉朝的武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BC.139～126、BC.119），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多元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隋初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及唐初的十部伎、胡乐舞的大量流入、百戏、歌舞的盛行直至唐教坊的成立等，这些都与西域文化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印度的佛教与现伊朗·波斯文化的两股势力。
从三世纪下半～八世纪，以天山北道的龟兹古都（现新疆库车地区）为中心的佛教文化。
在当地的一些壁画中从三世纪下半叶～六世纪出现了最初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接着六世纪后又在犍陀罗艺术基础上形成了波斯艺术特色。
语言上出现了近似梵语的吐火罗乙型语种（主要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
另外这一地区固有的土著文化构成了西域地区最为丰富且独具个性的艺术文化。
在这些早期的壁画艺术中可以发现类似中国阮咸的直颈琵琶，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近似于棒状的五弦直颈琵琶的画像和浮雕。
这些作品是受当时印度、吐火罗文化圈影响的重要特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便是天山南道的于阗（今新疆的和田地区），她的艺术特征与天山北麓的龟兹乐不同，在和田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四弦的曲项梨形琵琶（见下图一，二，转岸边1968：
128-129图2-3）。
这是一群由三至七世纪所形成的西域地区最早的文化发展期。
在斯忒恩的著作《古代的于阗》一书中把这一地区的文化推定在公元三世纪或此前（参见岸边1968：
123）。
从这些出土的明器中较难说清其弦数的多少，但是该乐器为梨形、横抱着用拨子来演奏、在共鸣箱的下端有一块打着结的小板，像似现代琵琶上的缚弦。
可以发现这些特征与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相一致的。
但是，这种曲项琵琶实际上在天山南麓的龟兹古国也曾少量出现。
据此可以推定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即天山南北两地曾出现过较为分明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龟兹古都以五弦直项为主；而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则以四弦曲项为中心的不同文化形态。
当然曲项琵琶也曾出现在天山北道的龟兹而形成交叉现象，但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但是据中国的曲项琵琶如《通典》中记载：
“曲项，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就是说四弦曲项琵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其时间要比上述的于阗和龟兹美术至少早三～四百年。
那么这一段时间上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呢？
也就是说三、四百年前的文化怎么会受到后来文化影响的呢？
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我国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以及进入中原的外来文化的话，是无法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必须将视线投向丝绸之路的前端，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之前的西亚。
诚如本文开头所述，西域文化与早期的印度佛教和波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原型以及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方式是揭开琵琶渊源的关键所在。
在西域文化史上，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艺术（Gandhāraart）在佛教艺术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个建立于公元一世纪，逐渐盛行于六、七世纪的佛教的浮雕视觉艺术留下了古代波斯与印度文化的深刻痕迹。
在音乐上，一、二世纪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国四弦琵琶的梨形柳特琴（见图三，转岸边1968：
128-129图6）。
从这幅图片上大致可以发现这种琉特型乐器与我国新疆南道的于阗四弦曲项十分相似。
这件乐器呈梨型、曲项（形状）、横抱（演奏方法），琴弦的尾部似有挂弦的缚弦，可以推断犍陀罗的梨型琉特与于阗的曲项四弦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这个乐器后来在四至七世纪的萨桑朝艺术中逐步形成波斯的琉特琴——乌德（‘ūd），它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形成了后来的梨型琉特类乐器（pear-shapelute）。
而这种在萨桑王朝所形成的梨型、四弦、曲项的琉特琴（乌德）与天山南道的于阗四弦琵琶是一脉相承之物。
也就是说曲项四弦琵琶的发展流向可以简要地作如下图式：
即犍陀罗→萨桑朝的波斯→于阗→我国中原的四弦琵琶。
犍陀罗的文化交融着波斯与印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文化。
这里主要考察四弦琵琶的历史流动，以上曾提到了天山南道的龟兹棒状五弦直项琵琶，也曾出现或者路经过此地。
因此犍陀罗文化也曾对这两个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但是中国的琵琶与上述所提到的波斯萨桑朝的曲项琵琶有着直接的关联。
六至七世纪的萨桑朝曾出现过一种四弦的琉特琴，叫Barbat或Barbud。
而Barbat一词与公元一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希腊的Barbiton（一种弦乐器）在语言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C.Sachas）又认为Barbat一词的源语可追溯到梵语Bharbhu（意为强烈地拨弦）。
就是说萨桑朝的Barbat最早源于原始印度地区的Bharbhu，而Bharbhu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则形成了古希腊的弦乐器Barbiton，并由此逐渐形成波斯的四弦弹拨乐器Barbat（参见岸边：
1968：
129）。
因此Barbat这件四弦乐器虽然于六、七世纪萨桑朝的盛期在美术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但实际上至少在公元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世纪前后的Barbiton是其前身。
这件四弦梨型琵琶约在公元前的汉代便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这样也符合了《通典》所述：
“曲项……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的由来了。
二，五弦琵琶
在奈良的正仓院中留下了现在世界上唯一的一面唐传的五弦琵琶。
琵琶是用坚硬的紫檀木制成，上面镶嵌着螺钿、玳瑁等雅贵饰品，正面镶嵌着一幅精美的画，画中一个波斯人骑在骆驼上弹着琵琶。
乐器的做工极其精美、细致，是一具观赏价值极高的艺术品。
这件来自中国大陆的传世之宝，已在正仓院里沉睡了一千二、三百年之久了。
那么她又是如何从西域传入中国、历史又怎样展示出其姣丽的容姿的呢？
让我们先追寻一下她的足迹吧。
五弦琵琶与四弦曲项琵琶相同，并不是源于我国本土。
那么五弦琵琶究竟何时、怎样开始真正地出现在我国的呢？
让我们翻开历史来寻找一下答案吧。
《通典》卷142，历代沿革中载：
“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洎于迁都。
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
”
上文是有关五弦琵琶出现在我国的最早纪录，它阐述了来自西域的胡乐逐渐来到中原，从后魏的宣武帝起开始真正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对此《旧唐书》音乐志又云：
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新爱好。
自河清以后传习尤盛，……
这一条记事叙述了大统十三年（548）文襄帝接位以来西域音乐深受到人们欢迎，而河清（六世纪中下叶）年间以后这种胡乐便“传习尤盛”起来。
上述两条记事大致记述的是相同的事件。
这一时期，五弦琵琶实际上也被称作龟兹琵琶或胡琵琶，在《通典》卷146的龟兹乐条目中记载道：
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
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
综合以上的记载可以判断，五弦琵琶由龟兹传入中原的时间约在吕光破龟兹的四世纪下半叶（北魏），而到了六世纪中叶以后的北齐胡乐开始出现盛行之况。
从时间上来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将胡乐摩訶兜勒带回中原，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渐得到展开，琵琶、箜篌之类的乐器开始传入中国。
西域乐中的天竺乐于东晋永和年间（四世纪上半叶）张重华占据了凉州（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时最初出现的。
而吕光和沮渠蒙逊等攻入凉州后把龟兹乐带入凉州，它与当地的音乐相结合形成了西凉乐。
这就是汉魏以来西域乐逐渐流入中原的过程。
接着，到了北魏武帝再一次征服西域获得了龟兹乐，同时又把疏勒乐和安国乐等带了回来，就这样西域乐开始了大规模地东渐。
与此同时东夷的高丽、百济、新罗、倭国；南蛮的骠国、林邑、扶南等乐也相继传入，一时在中国内地胡乐大起，广为流行。
入隋，炀帝统一了大业，由两汉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纷乱的局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重建宫廷乐。
在宫廷雅乐得到重建的同时，胡乐却得到了异常迅速地发展。
隋开皇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接着入唐后太宗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辉煌一时、深具国际化色彩的十部伎宫廷燕乐。
这种经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而逐渐隆盛起来的胡乐中，无疑五弦琵琶是西域乐中不能缺少的代表性乐器。
在唐的十部乐中五弦琵琶被用于西凉乐、疏勒乐、燕乐、天竺、龟兹、安国、高昌及高丽等八部伎之中，可见北魏以来随着西域乐的传入及其在中原的流行，它与五弦琵琶有着不能否定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的史籍中除了五弦琵琶以外，还可以看到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龟兹琵琶、胡琵琶等的记载。
它们与五弦琵琶是怎样的关系呢？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龟兹琵琶与胡琵琶之间的关系。
从南北朝以来至隋唐，龟兹琵琶与胡琵琶的名称于史籍中不断出现。
龟兹琵琶一词较早出现于《通典》卷146龟兹乐的条目中：
“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
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
……”对此在《北史》卷九十二，恩辛传中的齐诸宦者的条目中亦有如下记载：
“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
”
从这两条史料中可以发现，曹氏一族三代善弹龟兹琵琶并传其业而得恩宠。
这里传业于龟兹琵琶的曹妙达也被记作善弹胡琵琶。
可见龟兹琵琶与胡琵琶当时被视为相同之物。
这样的记载在《隋书》卷十四，音乐中也同样可以见到：
“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
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
”
这里的龟兹人苏祗婆所弹的是胡琵琶。
由龟兹传来的龟兹琵琶称作胡琵琶，因为从汉朝开始由西域传来的音乐都被称作胡乐，而龟兹乐又为西域诸乐之首，那么龟兹琵琶被称作胡琵琶也是自然之事了。
上述的文献例证很显然地说明龟兹琵琶就是胡琵琶。
那么它们与五弦琵琶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对此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五弦琵琶最早出现在我国的状况。
在上一节的四弦琵琶中我们曾提到，它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随后逐渐成熟于波斯、犍陀罗等地，接着传入中国。
而四弦琵琶大部分是通过天山南麓的于阗进入中国内地的，而五弦琵琶则通过天山北麓的龟兹、焉耆一带，逐渐东渐中原。
要查明来自于印度的五弦琵琶是怎样传入中原的，首先必须对龟兹地区，即现在的新疆库车所留下的考古资料作一考证。
古都龟兹是我国新疆境内的一个历史古都，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它的都城和中心地带在现在的库车境内。
强盛时期的龟兹，其疆域西临喀什，东接焉耆，北靠天山南麓，南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东西长约六、七百公里，南北宽幅在三百公里，是我国丝绸之路上的前方要塞，又是西域广褒疆域中的重镇之国。
早期的龟兹之国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浮雕视觉艺术。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现在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带。
成熟后向北部传播，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今天的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
二、三个世纪以后又继续往北延伸，到达了大夏境内的北方，即现阿富汗的北部与俄罗斯的中亚地区。
大致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在中亚兴起了强大的贵霜王国（Kushan），它的势力相当强盛，向东越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
贵霜王朝推崇佛教，在它的境内佛教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很快地向着邻近地区蔓延，特别是跨入了我国的新疆地区。
佛教传入我国境内除了上述所讲的于阗国外，另一条的重要经路就是天山北麓的龟兹。
首先是西端的要塞疏勒国，即今天的喀什及其周边地区，进入龟兹后佛教得到了极度地发展，一时成了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
接着佛教继续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北麓东渐，传到了焉耆国和高昌的回鹘王国。
高昌回鹘的中心地处今天的吐鲁番和鄯善一带。
在佛教盛行之时那里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其中留下了许多壁画、塑像、幡画、纸画及木版画等。
但是到了十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从西亚传入新疆的西部地区。
由于在教义、信仰、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大概历时二、三百年之久伊斯兰教由西向东逐渐地取代了佛教在那些地区的存在，大量的佛教寺院遭到了历史性的破坏和宗教性的仇杀。
尤其是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几乎把那些地区所有的浮雕、佛像一扫而空。
随着年代久远和自然的侵蚀，地面上的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大部分的石窟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毁坏。
从这一地区的历史性石窟建设来看，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壁画和塑像等的数量是首屈一指的。
艺术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龟兹风味，她与高昌回鹘以及焉耆的洞窟与壁画相比不仅数量多，历史也是最为久远的。
龟兹的壁画初建于三世纪末及四世纪初，完成于八世纪。
这一地区的壁画主要集中在现库车、拜城及新和等一带。
公元四世纪龟兹地区的佛教十分盛行，当时的僧徒有一万多人，仅都城的佛寺佛塔就有一千多座。
它们装饰豪华、规模宏大。
从龟兹地区的整个石窟来看，现库车境内有库木吐喇、森木赛姆、克孜尔尕哈、玛札巴哈和苏巴什；在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台台尔和温巴什；在新和县内有托克拉克埃肯。
龟兹现存的石窟寺，如前所说最早的建于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以后陆续建造，最晚的约建造于九世纪和十世纪，其中五、六世纪为洞窟建造的峰期，正值中国南北朝。
石窟建造的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拜城县以东的克孜尔石窟最早建立，而库木吐喇为最晚，其它石窟建造的时间介于这两窟之间。
在龟兹地区的石窟中，五弦棒状直颈琵琶最早出现的记录在拜城县东七公里的克孜尔石窟。
这座位于拜城县境内渭干河河谷北岸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的敦煌、龙门、麦秸山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编号有236个洞窟，其中135个较为完好，存有壁画的共有80个洞窟。
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壁画内容主要是佛教、因缘、本生故事及其他的一些佛界形象，其中尤以印度传来的佛教故事最为丰富。
出现在克孜尔第八窟主室前壁的“伎乐飞天”是一幅残损的佛教说法图，此图有二人，一人手托花盘，作散花状；另一人怀抱琵琶，作演奏状。
该画中的演奏者横抱着棒状直项琵琶，琵琶上的轸子鲜然地标示出上三下二，五弦直项清晰可见（见图4，转宿白1989：
13）。
因此，很明显在早期克孜尔石窟建立之时（三世纪下至五世纪左右）五弦琵琶已经随着印度佛教一同进入了这一地区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克孜尔千佛洞的第三十八窟的顶部记载着佛教的商主本生和菱格因缘的故事，该画虽然已有明显的剥落部分，画面受到一定的损害，但左边横抱着直项琵琶的五个轸子（三上二下）却依稀可见，它与图右的横吹遥相对应、眉目传情十分生动。
（见图5，转宿白1989：
27）。
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中国的两晋时期随佛教已经传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上述的二幅三世纪末至四世纪成立的乐伎图中足以知晓当时五弦琵琶在这一地区流行的盛况。
五弦琵琶到了南北朝，特别是北齐已经逐渐进入中原地区。
河南安阳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乐舞图（见图6，转刘东升等1988：
42），是一幅由五人构成的乐舞图，五人都穿着窄袖胡衫，腰间系宽带，头戴胡冒，深目高鼻鲜然为一幅当时的西域来朝的乐人图。
左边的琵琶乐人斜抱下垂，直项五弦琵琶鲜明可见。
乐舞中除琵琶外，胡乐器横吹、击钹以及中间形象、动感的胡腾舞展示出西域乐人已深受中原地区的欢迎，并在中原得到迅速地发展。
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说：
“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新爱好。
自河清以后传习尤盛，……”《通典》中也记载道：
“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云云”。
这里反映出北齐以后龟兹乐，其中当然包括龟兹的五弦琵琶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
而到了隋唐时期五弦琵琶达到了一个盛期，隋初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都使用五弦琵琶，充分显示出胡乐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原。
唐初成立的十部伎（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中除西凉伎和康国伎外，其他八部乐都使用了五弦琵琶，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胡乐在大唐宫廷中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看到十部伎中第一部汉族的燕乐伎及东亚朝鲜的高丽伎都融入了胡器五弦琵琶，也就是说进入盛唐之际胡俗乐已经由隋末唐初的雅、俗、胡乐三乐鼎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迹象，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政治上大一统的峰期。
五弦琵琶从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我国西域地区，后逐步东渐，至隋唐时期达到了极盛。
像曹妙达、曹僧奴、曹婆罗门及苏祗婆等都是龟兹的来朝乐人、琵琶名手。
他们为隋唐汉族宫廷带来了丰富的外来乐器，其中由龟兹乐人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调充分运用于琵琶并在唐朝广为流传。
这种来自印度的五旦七调与后来中国宫廷中的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系，对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以上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已充分证实了五弦琵琶乐于三世纪下半通过天山北麓的龟兹等地传入我国的路径及其历史时期。
如前所说五弦琵琶主要是从印度通过佛教的文化形式传入我国的。
那么这种棒状直颈的五弦琵琶是否真正在印度出现，并且通过印度传入我国的呢？
对此让我们的视线再投向她的源头——印度，考察其历史。
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大王亚历山大曾率军打到印度，并将流行于当时波斯的四弦弹拨乐器Barbat也带到了印度，后来此乐器在印度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五弦直项琵琶，这种棒状的直颈五弦琵琶与四弦的曲项琵琶在形制上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在音系统上也分道扬镳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
由于印度的历史文献记录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很难从它的历史文献中找到有关琵琶的记载。
但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带出现了佛教。
佛教提倡来世回生，推崇偶像崇拜，形成了佛教艺术中独特的绘画、浮雕等的视觉艺术。
在佛教大量的艺术作品中记录了当时一幕幕的宗教和艺术等场景。
现藏印度甲谷他博物馆的一幅石雕<托胎画雕像>是在公元170年建成的阿马拉维缇（Amrãvati）的浮雕。
这座浮雕现在已经解体，其残体部分已分别被大英博物馆、马德拉斯博物馆和甲谷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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