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七版教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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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七版教材
第一章方剂学开展简史
方剂学的开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
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
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开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
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与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
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兹以历史开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开展的简史。
一、先时期
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
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
不断开展,自然涉与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
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根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
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
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响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开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
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容。
《史记》中还提到:
“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
齐〞。
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
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
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
1977年,在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
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
由此不难看
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
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容多,而且保存较好。
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容分52题
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与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
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
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
药方的用法,既有服,也有外用。
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
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
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假如干要求和规定。
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
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开展。
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如此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根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
方剂学的理论根底;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
方剂学的根底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经》的七篇大论
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
此书在治如此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
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与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如此的理论。
书中总结的大
量治法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根底;在制方的根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
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根本理论
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
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
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
但仅从1972年在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与到、外、妇、五官诸
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
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
汉末,由于疫病肆虐,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经》理论为
根底,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
此书经晋·王叔和与宋·林亿等先后整理
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
这些方剂,大多
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清楚、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四逆汤、茵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根底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
后世大量常
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根底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
所以,《伤寒杂病论》
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
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
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洪所撰。
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
亡佚。
《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
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
该书后由弘
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用道将《证类本草》局部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
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
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
方,可不用医。
〞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
该书共收单方510
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与用法,又为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
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
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
的显著特点。
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展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
原书约亡于唐
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
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
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
现有容涉与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
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
前者多
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
其疗“伤寒与温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
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
方剂,反映了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
得了较大的开展。
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
行为急时之需。
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与。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
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
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与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
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
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
如此根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思邈的力作。
《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
《千金
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
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局部
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
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
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开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
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
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
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
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
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
书中还收录了假如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
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
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
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
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临章县一带)
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
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
本
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与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涓子鬼遗方》《汪方》《深师方》《氏方》《集
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
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
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完毕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顶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
宋太祖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
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
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
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展。
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
当时一批文化素
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
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宋代
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
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锐《鸡峰普济方》、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东坡
与括《良方》、土瀛《仁斋直指方》以与《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
了新的阶段。
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
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
其他医方专书还有:
完素《宣明论方》、从正《经验方》《秘
录奇方》、东垣《东垣试效方》、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允贤《医方集成》、
仲南《永类钤方》、子靖《医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
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仲景《伤
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与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完
素《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元素的九味羌活汤,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当归
补血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时期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开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
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
为主旨,有的如此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
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
整个方剂之学,不仅表现在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
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容。
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介宾《景
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创制的局部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
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
廷贤《万病回春》、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
等,均对方剂学有其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
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
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至今仍很
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
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
这些容,不但是
方剂学的组成局部,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清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假如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
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使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
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与。
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
不断增多,达300余种,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
不过其中不少为质量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又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
除《医方集解》
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也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
如柯韵伯《伤寒
论翼》所附“制方大法〞,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
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
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拟,从而改变了方药别离的不良状况。
黄元御的《药解》《玉楸药解》与周岩的《本草思
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蔚然成风,同时也反映出方剂学的开展。
其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用项目确实立,功用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与治法理论的开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相应
出现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变化。
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用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
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
此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
书和临床著作,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在开展方剂理论、
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熄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与银翘散、清营汤、止
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开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
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与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
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
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
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
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
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清楚,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
于触类旁通。
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用为主,分为21剂。
其分类独辟蹊
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
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
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
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
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方歌括》《金匮方歌括》与秉成《成方便读》等,亦多已成为现
代学习方剂学的参考用书。
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
《删补名医方论》等。
七、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开展。
5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
《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进展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
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与其他方剂工具书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中医药大学
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
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聚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
成果,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随着近半个世纪以
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开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如此、治法与组
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
方剂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方剂
应用围更加扩大。
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良、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良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
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
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开展,方剂学中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
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剂,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局部。
临床辨证论治是一个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连续过程,
只有辨证正确,治法的针对性才能明确和具体,根据治法遣药组方才能获得预期的疗效。
因此,治法是联系辨证理论和遣药组
方的纽带,也是学习和运用方剂不可缺少的根底。
治法,是在辨清证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如此。
早在《黄帝经》中已有丰富的治法理论记
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满者,泻之于。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
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
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等均为中医学奠定了治法理论的根底。
至汉末,医圣仲景
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根底上,创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证融为一体,总结了一整套临床辨证论治的体系。
其后,随着历代
医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总结,使治法容更加丰富多彩,更能适应各种病证的治疗需要。
中医学的治法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
首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针对某一类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称为治疗大
法,如表证用汗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等,本教材中“常用治法〞所讨论的“八法〞即属这
一层次。
其次是针对具体证候所确定的治疗方法,即具体治法。
各论中每一具体方剂的“功用〞项目即表现了该方的具体治法。
在临床运用中,只有准确地把握具体治法,才能保证具体病证治疗中有较强的针对性。
治法不但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多体系的特点。
这是因为中医学在长期的开展过程中,形成了临床辨证论治的
多种体系,如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
由于治法和病机的对应性,因此形成了相应的不
同治法体系,如“宣肺止咳〞、“滋水涵木〞等属于脏腑治法体系,“和解少阳〞、“泻下阳明热结〞等属于六经治法体系,
“清气分热〞、“清营凉血〞等属于卫气营血治法体系,“宣上、畅中、渗下〞与“三焦分消〞等属于三焦治法体系。
我们在
学习和运用时,必须严密结合相关病机和辨证体系的根本理论,才能对具体治法以与遣药组方的把握达到切中病机、针对性强
的要求。
第二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证、立法的根底上选药配伍而成的。
只有首先理解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才
能正确地遣药组方或运用成方。
从中医学形成和开展的过程来看,治法是在长期临床积累了方药运用经验的根底上,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丰富、
完善过程中,逐步总结而成,是后于方药形成的一种理论。
但当治法已由经验上升为理论之后,就成为遣药组方和运用成方的
指导原如此。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
法的治疗大法,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相应的有效成方加减,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
邪去人安。
否如此,辨证与治法不符,组方与治法脱节,必然治疗无效,甚至使病情恶化。
由此可见,在临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
辨证的目的在于确定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治法,治法是针对病机产生,而方剂必须相应地表现治法。
治法是指导遣药组
方的原如此,方剂是表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
虽然我们常说“方以药成〞,却又首先强调“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与法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这两个主要方面以外,方剂和治法的关系,还表现在以法可以类方和以法可以释方两个方面。
前
者在本教材总论第三章相关容中讨论,后者在教材各论方解中表现。
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以法类方〞、“以
法释方〞这四个方面,就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