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七版教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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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学七版教材

第一章方剂学开展简史

方剂学的开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

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

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开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

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与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

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兹以历史开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开展的简史。

一、先时期

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

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

不断开展，自然涉与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

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根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

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

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响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开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

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容。

《史记》中还提到：

“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

齐〞。

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

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

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

1977年，在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

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

由此不难看

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

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容多，而且保存较好。

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容分52题

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与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

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

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

药方的用法，既有服，也有外用。

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

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

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假如干要求和规定。

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

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开展。

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如此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根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

方剂学的理论根底；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

方剂学的根底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经》的七篇大论

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

此书在治如此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

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与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如此的理论。

书中总结的大

量治法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根底；在制方的根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

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根本理论

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

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

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

但仅从1972年在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与到、外、妇、五官诸

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

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

汉末，由于疫病肆虐，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经》理论为

根底，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

此书经晋·王叔和与宋·林亿等先后整理

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

这些方剂，大多

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清楚、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四逆汤、茵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根底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

后世大量常

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根底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

所以，《伤寒杂病论》

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

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

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洪所撰。

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

亡佚。

《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

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

该书后由弘

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用道将《证类本草》局部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

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

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

方，可不用医。

〞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

该书共收单方510

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与用法，又为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

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

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

的显著特点。

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展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

原书约亡于唐

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

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

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

现有容涉与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

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

前者多

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

其疗“伤寒与温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

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

方剂，反映了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

得了较大的开展。

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

行为急时之需。

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与。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

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

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与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

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

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

如此根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思邈的力作。

《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

《千金

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

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局部

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

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

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开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

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

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

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

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

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

书中还收录了假如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

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

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

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

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临章县一带）

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

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

本

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与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涓子鬼遗方》《汪方》《深师方》《氏方》《集

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

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

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完毕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顶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

宋太祖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

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

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

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展。

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

当时一批文化素

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

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宋代

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

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锐《鸡峰普济方》、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东坡

与括《良方》、土瀛《仁斋直指方》以与《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

了新的阶段。

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

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

其他医方专书还有：

完素《宣明论方》、从正《经验方》《秘

录奇方》、东垣《东垣试效方》、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允贤《医方集成》、

仲南《永类钤方》、子靖《医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

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仲景《伤

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与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完

素《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元素的九味羌活汤，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当归

补血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时期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开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

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

为主旨，有的如此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

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

整个方剂之学，不仅表现在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

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容。

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介宾《景

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创制的局部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

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

廷贤《万病回春》、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

等，均对方剂学有其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

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

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至今仍很

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

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

这些容，不但是

方剂学的组成局部，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清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假如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

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使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

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与。

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

不断增多，达300余种，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

不过其中不少为质量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又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

除《医方集解》

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也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

如柯韵伯《伤寒

论翼》所附“制方大法〞，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

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

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拟，从而改变了方药别离的不良状况。

黄元御的《药解》《玉楸药解》与周岩的《本草思

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蔚然成风，同时也反映出方剂学的开展。

其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用项目确实立，功用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与治法理论的开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相应

出现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变化。

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用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

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

此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

书和临床著作，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在开展方剂理论、

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熄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与银翘散、清营汤、止

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开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

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与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

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

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

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

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

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清楚，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

于触类旁通。

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用为主，分为21剂。

其分类独辟蹊

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

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

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

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

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方歌括》《金匮方歌括》与秉成《成方便读》等，亦多已成为现

代学习方剂学的参考用书。

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

《删补名医方论》等。

七、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开展。

5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

《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进展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

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与其他方剂工具书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中医药大学

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

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聚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

成果，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随着近半个世纪以

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开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如此、治法与组

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

方剂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方剂

应用围更加扩大。

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良、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良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

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

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开展，方剂学中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

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剂，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局部。

临床辨证论治是一个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连续过程，

只有辨证正确，治法的针对性才能明确和具体，根据治法遣药组方才能获得预期的疗效。

因此，治法是联系辨证理论和遣药组

方的纽带，也是学习和运用方剂不可缺少的根底。

治法，是在辨清证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如此。

早在《黄帝经》中已有丰富的治法理论记

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满者，泻之于。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

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

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等均为中医学奠定了治法理论的根底。

至汉末，医圣仲景

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根底上，创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证融为一体，总结了一整套临床辨证论治的体系。

其后，随着历代

医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总结，使治法容更加丰富多彩，更能适应各种病证的治疗需要。

中医学的治法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

首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针对某一类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称为治疗大

法，如表证用汗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等，本教材中“常用治法〞所讨论的“八法〞即属这

一层次。

其次是针对具体证候所确定的治疗方法，即具体治法。

各论中每一具体方剂的“功用〞项目即表现了该方的具体治法。

在临床运用中，只有准确地把握具体治法，才能保证具体病证治疗中有较强的针对性。

治法不但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多体系的特点。

这是因为中医学在长期的开展过程中，形成了临床辨证论治的

多种体系，如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

由于治法和病机的对应性，因此形成了相应的不

同治法体系，如“宣肺止咳〞、“滋水涵木〞等属于脏腑治法体系，“和解少阳〞、“泻下阳明热结〞等属于六经治法体系，

“清气分热〞、“清营凉血〞等属于卫气营血治法体系，“宣上、畅中、渗下〞与“三焦分消〞等属于三焦治法体系。

我们在

学习和运用时，必须严密结合相关病机和辨证体系的根本理论，才能对具体治法以与遣药组方的把握达到切中病机、针对性强

的要求。

第二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证、立法的根底上选药配伍而成的。

只有首先理解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才

能正确地遣药组方或运用成方。

从中医学形成和开展的过程来看，治法是在长期临床积累了方药运用经验的根底上，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丰富、

完善过程中，逐步总结而成，是后于方药形成的一种理论。

但当治法已由经验上升为理论之后，就成为遣药组方和运用成方的

指导原如此。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

法的治疗大法，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相应的有效成方加减，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

邪去人安。

否如此，辨证与治法不符，组方与治法脱节，必然治疗无效，甚至使病情恶化。

由此可见，在临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

辨证的目的在于确定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治法，治法是针对病机产生，而方剂必须相应地表现治法。

治法是指导遣药组

方的原如此，方剂是表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

虽然我们常说“方以药成〞，却又首先强调“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与法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这两个主要方面以外，方剂和治法的关系，还表现在以法可以类方和以法可以释方两个方面。

前

者在本教材总论第三章相关容中讨论，后者在教材各论方解中表现。

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以法类方〞、“以

法释方〞这四个方面，就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