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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安徽籍作家
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地位重要的安徽籍作家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安徽籍作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先秦时代的老子、庄子不仅有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以独特的散文风格沾溉后世。
老子，即老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著《道德经》。
全书共81章，5000多字。
用韵，词约义丰。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蒙城县）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现存33篇。
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
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
庄子文章语汇丰富，构思巧妙，汪洋恣肆，很少抽象说教。
比喻形象恰当，运用灵活，又多用寓言，想象奇幻；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逸笔妙致，有如天籁，幽默讽刺，妙趣横生。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最富文学色彩。
桓谭（？
～56年），沛国相（今濉溪县西北）人。
东汉哲学家、政治家，其人爱好音律，善古琴，遍习五经，善为文章。
著有《新论》29篇。
王充称其“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曹操的散文清峻通脱，毫无拘束。
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注：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散文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便是这样直话直说的好文章。
他的其他作品多为表令的短文，多数文学意味不足，少数能看出作者的思想性格，如求贤的几篇令文中说：
“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甚至提出“或仁不学，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注：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真是罕见的通脱之论！
曹丕的散文也写得很好。
他给吴质的两封信都是很有名的抒情散文。
信里表达了他对朋友的思念或哀悼，对过去在一起共同游宴的生活的怀念。
感情真挚，文笔清新、流畅。
这些信札对魏晋六朝一些作家的尺牍有很大影响。
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与其诗歌一样很有成就。
他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都很富于形象，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尤其《与杨德祖书》与好友杨修纵论当时文坛情况，倾吐怀抱。
论文部分语意切挚，真甘苦自得之言。
后幅倾吐怀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觉英气逼人。
他的《求自试表》和《求通亲亲表》两篇作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愤愤不平和渴望自由的心情。
他的《陈审举表》指出了曹魏政权的危机不在同姓而在异姓的权臣；《与司马仲达书》指责了司马懿拥兵自强，作战不力的行为；他的杂文《籍田说》用种地作比喻，主张除去权臣，已经预见到司马氏的阴谋。
曹植的辞赋抛弃了汉赋那种堆砌奇字的恶习，用华美而不艰涩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感情，如《洛神赋》。
他的另一篇名作《鹞雀赋》，通篇是鹞和雀的对话，写雀怎样说服鹞不要杀死自己。
这里影射着他自己和曹丕、曹睿的关系。
这篇赋的文字很通俗。
唐代俗赋《燕子赋》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嵇康擅长散文，他的散文表现了他的清高思想和愤世嫉俗之情。
如他的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他对自己整个人格的最好写真，信中陈述不能出仕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都环绕着自己傲世避俗的生活态度立论，写得生动形象。
《文心雕龙·才略》篇说：
“嵇康师心以遣论。
”就是指他那种孤傲愤世，目空一切，敢于大胆立论的作风而言。
鲁迅对嵇康的论文评价很高，说他“思想新颖”。
他的《声无哀乐论》等文，说理缜密而透辟，《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文敢立异论，表现了他反抗世俗与传统的勇气。
魏晋以后，乃至唐宋，皖籍散文名家不多。
南宋朱熹的散文有些名气，如《记孙觌事》，全篇寥寥200字，把孙觌其人其事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
清代是皖籍作家散文创作的高峰。
桐城文派的形成是其标志。
清初桐城人钱澄之的散文便是开端。
其文多是议论文，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说“望溪（方苞）少时乘其绪论，后遂蔚为儒宗。
”便认为方苞受到钱澄之的影响。
清初施闺章的散文也很有成就。
游记、传记、诗文序都写得很好。
清初古文大家魏禧在《学馀堂集原序》中称其“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所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意味深长。
”杭世骏在《施闺章年谱序略》中称“其文非一世之文，陶、杜、韩、柳之文也。
”对其评价甚高。
戴名世（1653～1713年），桐城人。
曾归隐桐城南山，又称南山先生，后被牵进“南山案”被斩。
他的散文继承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直接汲取了明代归有光、唐顺之的古文特点，文章写得既平淡自然，清正雅洁，又闪烁着战斗的锋芒。
他的《画网中先生传》、《吴江两节妇
传》等文章虽旨在宣扬封建社会的忠节，但叙事有法，文笔生动，读来让人觉得正气凛然。
他的《鸟说》、《诗夏二子檄》等采用寓言、拟人等手法，托物言志，感情激昂。
记景记游之文如《响雪亭记》、《游浮山记》等，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方苞（1668～1749年），晚年自号望溪，桐城人。
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后得赦，官礼部侍郎。
他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方苞极力宣扬程朱理学及孔孟之道，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的统治，但程朱理学除了性命之谈外，还要求经世致用，因此他对吏治民瘼有一定程度的关心。
在文学上，方苞提出了古文“义法”，这是桐城派的理论纲领。
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法，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语言等。
结构要严谨，语言要雅洁，章法要简明。
方苞的古文写作，尤以议论文擅长。
如《于忠肃论》，取材严谨，语言平实，把小说、散文等文学的表现手法引进议论文，使文章别致、生动，有理有趣。
他的一些记叙文能反映现实。
《左忠毅公逸事》以史可法作陪衬，叙事简洁生动。
《狱中杂记》则通过自己在狱中的见闻，揭露了当时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
刘大櫆（1698～1779年），号海峰，桐城人。
他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开派人物之一，又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
他对桐城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文学、哲学思想及其古文创作方面。
他不像方苞那样笃信官方的程朱理学，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戴震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并兼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在论文上，他2009-7-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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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经济”，这是对方苞“义法”说的发展与补充，是姚鼐“义理，考据，文章”的先声。
与方苞相比，刘大櫆更注意文章的艺术性，提出“神气音节”，对散文的诗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姚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刘大櫆的古文，既能写得较为清通雅洁，具有桐城派的一般特色，同时，又能宏肆绚烂，富有文采。
《乞人张氏传》等，采用白描手法，形神兼备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将诗意，还将小说、戏剧等描写人物的艺术方法也引进散文。
他的议论文钩玄提要，执简御繁，理明词当。
如《天道》、《车喻》等。
有《海峰文集》。
同时的姚范，与刘大櫆友善，承受方苞的“义法说”，对其侄姚鼐影响颇深。
其立论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但情形又与方苞不同。
方苞治经“多取心裁，不甚资佐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姚范则“旁稽互证，求一心之是”（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
在他身上体现了汉学、宋学互补的趋势。
这对姚鼐也很有影响。
姚范的散文多阐发他的治学心得和见解，沉邃幽古，绝去依傍，自成体势，务求精深，不事藻饰。
有《援鹑堂文集》。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姚鼐。
他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
主张写作过程中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以考据、文章为手段阐发儒家的义理。
这显然是对方苞“义法”说的继承和发展。
他还重视文章构成中“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八要素。
要求学习古文时，以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
在散文风格上，他首创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他的作品多书序、碑传之属，大抵以程朱理学为依归。
自方苞而由刘大櫆到姚鼐，桐城派遂在清朝中叶蔚为大观，姚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给桐城派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桐城派作为清王朝“文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与其“道统”、“治致”相一致，宣传程朱理学，为其统治服务。
但在它的早期和中期，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反映了一部分正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
当然，桐城派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姚鼐的弟子刘开，主张作文必须“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
他的文章明白畅达，气势纵横，与其师姚鼐并不完全相同。
但他的思想不脱桐城统绪，论学以宋儒为归。
《问说》是他的代表作。
全文以“君子之学必好问”统摄全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条理清晰。
有《孟涂文集》。
姚莹是姚鼐侄孙。
在文学上，他师事姚鼐。
他的散文长于议论，洞察世务，激昂奋发，自出机杼，但立论中肯，不为空谈。
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台湾和西藏的资料。
有《中复堂全集》。
吴汝纶（1840～1903年），桐城人。
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
他曾师事曾国藩，是“曾门四弟子”之一。
他的思想基本不出程朱理学，但由于晚清社会风气所染，他论及时政很注意“洋务”。
他为严复所作《天演论序》中，对“西学”明显持欢迎态度。
他曾说：
“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
（《桐城耆旧传》）他的散文深邈古懿，往复不厌。
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揭露统治者内部斗争的残酷入木三分：
“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
他在《读韩非子》的结尾说：
“世之闭户著书、以立言自期许，幸而身废不用，无由自暴其短者，盖亦不可胜道矣。
若非者，其亦不幸矣夫。
”感慨遥深。
吴汝纶的散文也有明显的不足，有时语言过于平淡，说理过于琐细，缺乏应有的感染力。
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马其昶（1855～1930年），桐城人。
他是桐城派末期的代表作家。
他的散文得方苞、姚鼐真传，高洁纯懿，思深辞婉，言有简而意有余，幽怀微旨，感喟低徊，深造自得。
有《抱润轩文集》。
散文作品选介：
一、《道德经》（又名《老子》）
老子著。
全书共5000字，是篇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它体现了老子五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思想。
老子反对天道有知，认为“天”只是与地相对待的天空，是物质性的；而道比上帝更根本，是“象帝之先”，世界的产生、变化是由道决定的，道对于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且“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二是“道”。
老子的道有5个特点：
第一，道是混沌未分的原始物质，是“混成”的，其中“有精”，“有象”。
由这种混沌状态的原始物质剖判为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第二，道是原始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实体，它“先天而生”，“独立而不致，周行而不殆”。
第三，道不同于任何具体事物那样的性质，故又叫“无名”、“大象”、“大象无形。
”第四，道不是肉眼或身体直接所能感触得到的。
对于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之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第五，道是物质，又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如“天之道”、“人之道”、“谓之不道”。
三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孤立的，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他还概括了当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出事物都向着它的相反方法变去：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之所伏”。
因此，他认识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
对待敌人，老子主张创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之陷于不利，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四是“静观”、“玄览”的认识论。
老子提出认识事物，要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能有任何附加，主张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并认为通过感觉经验认识一般事物的方法去认识世界的总根源和总规律，是不可能的。
五是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
老子认为人民生活中的灾难是由于统治者的过分剥削造成的：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他还对当时的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都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评；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反对商业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剥削及由此引起的抢夺。
他认为“天之道”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而当时“人之道”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极不合理的。
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共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中的统治者实行的也是“无为而治”。
全书语言简短精赅，押韵脚，而又无所修饰，具有一种古淡之美。
其中所包涵的道理玄奥深刻，使之成为道家的基本典籍。
二、《逍遥游》
庄子作。
该篇是《庄子》的首篇，也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
它主要说明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指出大至高飞九万里的大鹏，小至蜩与学鸠，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只有消灭了物我界限，无所待而游于无穷，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是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逍遥游。
这篇文章艺术成就极高。
首先，它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全篇基本上是由几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其哲学思想观点都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来表现，而且，其故事人物的形象如许由敝屐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形象，都描写得极为生动。
同时，由于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文中的蝉、斑鸠、小雀等一切生物，都会说话，会辩论，会讲理，从而使这篇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体现出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另一个方面。
其次，它善用比喻，不但比喻多，而且运用灵活。
如其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时，先从大鹏说起，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
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
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
再后“天之苍苍”三句也是如此。
人们在地面看不清天上的“正色”，正如高飞到九万里上空的大鹏看不清地面的东西一样。
然后再云：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积也不厚，由其负大翼也无力。
”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又是一比。
而杯水芥舟句则是比中之比……这一系列事物的比喻，都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的，至于下文鹪鹩、偃鼠、庖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余事。
再次，文中较多用韵，声调铿锵，读起来有和谐的节奏感。
如其“惠子曰：
‘吾有大树’”一段，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全用韵文，非常自然，不但不让人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散体辞赋相类似。
该文不仅在《庄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先秦的理论文中，乃至后世的古典散文中，它亦是罕有伦比的。
三、《让县自明本志令》
曹操作。
该文是曹操散文的代表作，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
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独揽大权。
但从另一面看，当时北方统治还没有完全巩固，刘备、孙权正各自雄踞一方，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
另外，曹操集团内部也有人怀疑曹操有“不逊之志”，认为他迟早要篡汉自立；有人甚至要他让出兵权，以削弱其政治实力。
面对这种复杂情势，曹操写了这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为对舆论的公开答复。
该文既是一篇表明心迹的政治宣言书，又是一篇叙事兼抒情的历史回忆录，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
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出身、经历、思想、抱负和文章风格。
该文旨在说明：
尽管曹操本人劳苦功高，位极人臣并掌握着无上的权力，但绝无篡权称帝的野心。
只是因为“江湖未静”，所以目前“不可让位”。
至于所封食邑4个县，可以让出3个县，用以表示个人的诚意。
该文总的艺术特色就是“清峻”、“通脱”。
全文引古证今，以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现实思想，用例恰当，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也使文章显得典雅庄重，多彩多姿。
其语言朴素明白，浅显自然，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句句平易近人，字字入情入理，清楚而痛快地表现了一位成熟而老练的政治家的风度。
结构方面，该文信笔挥洒却又文气贯通，井然有序。
其前半部分记事，后半部分明志，而“明志”之意统贯全篇，结构相当严整。
四、《与吴质书》
曹丕作。
该文系作者与好友吴质之间的书信赠答之作。
文中主要叙述了作者自己在凄凉、孤独的现实中，对4年前两人与众多文友相聚交游的其乐融融、热烈祥和的场面的美好回忆，饱含着作者对友谊的珍重和爱惜之情及对友人的真挚周到的关怀。
该文虽属书信，实为出色的抒情小品。
文中感情充沛，思绪澎湃，无论叙事、抒情，都情意绵绵，凄楚动人，感人肺腑。
其行文犹如流水，任意挥洒，看似漫无章法，实则巧具匠心，婉转曲折无不尽意。
如其核心部分的第二、三两段，一“昔”一“今”，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另外，该文文笔骈散结合，婀娜多姿，其大量的骈俪句式更便于反复咏叹忆旧怀友之情。
如其“既妙思六经”以下数句，读来琅琅
上口，悦耳赏心，显示出我国文章句式的对偶回环整齐之美。
该文堪称我国魏晋散文骈化的成功作品，它为骈文的最后定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洛神赋》、《求自试表》
曹植作。
《洛神赋》作于曹植后期，是一篇叙事性的抒情小赋，为曹植赋中的名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数的辞赋佳作之一。
这篇赋通过梦幻境界，运用铺张手法，描写了一幕扣人心弦的人神恋爱悲剧。
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作者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最后写到由于“人神道殊”，洛神含恨而去，和作者失意追恋的心情，具有浓厚的悲剧气氛。
该赋的艺术成就相当高，首先，这篇赋想象丰富，描写细腻。
其对洛神的容貌与外形的描写，细致全面，极尽想象之能事。
赋中的洛神，不仅容貌艳丽，装束华美，而且充满青春活力，“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她神态飘逸，风韵动人：
“体迅飞凫，飘忽若神。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纯然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
其次，它具有浓厚的抒情味和神话色彩。
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巧妙地构思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故事，并全力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活动，特别是心理活动，把作者对洛神的一往情深和洛神对作者的恋恋不舍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洛神的形象，是人与神、现实与理想的巧妙结合，她灵心秀口，艳美绝伦，温柔善良，诚挚痴情，恰是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物，极富艺术魅力。
再次，这篇赋语言宏丽，辞采华美，充分显示出曹植“文才富艳”（《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评》）的艺术特色。
作者还注意运用对偶的句式和贴切的比喻，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鹞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等句，从而增强了辞赋的绚丽色彩和感染力。
这篇赋自问世以来，久享盛名，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注意。
但对于它的立意的认识，一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求自试表》亦作于曹植后期。
由于曹植早年曾得曹操宠爱信任，甚至一度被拟立为太子，及曹丕（文帝）、曹睿（明帝）相继称帝，他遂备受猜忌，一直郁郁不得志。
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当时所上的就是这篇《求自试表》，表中，作者先表达了对自己目前无德无功，却受朝廷之重爵厚禄的惭愧之情；接着，他分析当时天下的形势，并举古代忠勇贤臣之例以自比，表示“忠臣之志”乃“忧国忘家，捐躯济难”，而自己亦愿为朝廷效“锥刀之用”就是“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然后，他联系当前魏军伐吴受挫一事，表明自己曾从先武皇帝南征北战，亦知用兵之神妙，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渴望就此机会能为国立功，深恐自己不久人世，再无机会报效国家，而“身名并灭”；最后，他表示自己虽无“伯乐、韩国之举”，犹“或有赏音而识道者”，恳请朝廷能够试用自己，为国立功，以偿宿愿。
这篇文章写得慷慨激昂，作者的急切用世之心，洋溢在字里行间，而其政治上长期遭受压抑的苦闷，亦于其中有所流露。
这也是篇骈俪成分极重的文章，其形式上对偶排比句往往是三、四、五、六言相间，但又不排斥散句，所以显得错落有致，工整而不萎弱，与后来许多形式主义的骈文有很大不同。
六、《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作。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同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由选曹郎迁官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嵇康代其原职，嵇康遂作此书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
这是一篇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大胆的反抗思想的散文。
文中，作者先交代了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接着，用历史人物证明，人的性格志气是不可勉强改变的，并以自己的生活习性表示反对礼法的态度；然后，集中笔墨着重表示自己反对礼法且决不妥协的态度。
他说：
“人伦有礼，朝廷有法。
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他的“有必不堪者七”即表示对虚伪礼教的蔑视；“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反对司马氏篡权夺位的阴谋，反对传统礼法；“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等于指斥司马氏政权就是邪恶势力，其礼法就是困人的桎梏。
最后，作者指出：
彼此相知，应帮助朋友顺其天性；全其志节，不能以自己所好逼迫别人走上绝路，点出绝交的主旨。
文章有起有结，是非、敌友分清，思想内容鲜明，中心突出，表达上很成功。
该文有较强的讽刺力量，它无情地打击敌人，辛辣地讽刺朋友的错误，也坦率地嘲弄作者自己的弱点，写自己，不只写坚贞不阿、不屈不仕，也写自己放荡、懒散、嘻笑自嘲不可谓不力；更着力的是明白表示自己在司马氏集团高压下，不过是个无所作为的弱者，写得深刻痛苦，引人深思。
对山涛则有所谅解，讽刺而无恶意，挖苦而不刻毒，其间还杂以嘻笑自嘲。
至于对司马氏集团则直截了当，锋芒毕露，明白表示“疾之如仇”，“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而自己不能忍受，并铺写官场凡俗冗务令人厌烦。
文中多怒目直斥，击中要害。
全文嘻笑怒骂，锋利洒脱，正表现了作者峻急刚烈的性格。
其对敌、友、我，火力不一，讽刺得有力量、有分寸，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
此外，善用寓言设譬，也为这篇讽刺力量很强的文章增添了艺术光彩。
七、《酒德颂》
刘伶作。
该文是刘伶的代表作品，它体现了刘伶“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的思想精神。
文章中，作者先用夸张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神话般的大人先生的放达与饮酒；然后将之与公子处士进行比较，指出无论是求功名利禄的“公子”，还是隐居而未忘世事的“处士”，均未达到超越现实，与道为一的境界。
他具体描绘酒德是“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最后几句，则表现了大人先生对现实的超脱和对公子处士的鄙视。
全文不足200字，却写得气势宏放，意境开阔。
如其开头不写饮酒，不颂酒德，而是陡然突现一个超凡脱俗、神游宇宙的超人形象——大人先生，有一种破空而来的气势。
文章中采用的形象也极其宏大，如天地、日月、八荒、雷霆、泰山等，显得汪洋恣肆。
此外，文章把深奥的思想寄于生动的形象之中，通篇没有一句抽象的议论。
“与道为一”、“齐万物”本是老庄哲学中最抽象的概念，这里，作者却通过丰富的想象，把它完全融化在大人先生的行为举止之中，既形象生动，又意味深远。
作者写酒德，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写一醉一醒的状态，通过写视觉、听觉的变化来表现，写得同样生动而深刻。
这篇文章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不失为魏晋散文中的名篇。
八、《响雪亭记》
戴名世作。
响雪亭是作者在他的故乡龙眠山中筑起的一座亭子。
这篇文章就是以筑亭的经过为线索，详细描写了作者新发现的奇异风景。
作者先以龙眠山中的溪水写起，然后写到溪水深处的“异境”，就是在这儿，作者为了更好地欣赏风景，便筑起了响雪亭。
文中抓住最有特色的景致，加以细致的描写，文字生动形象，如作者刚看到的景色：
“仰首望见飞泉喷薄激怒，自天上来，汇而为池，有大石，妆如柳叶，横亘其中为梁，水从梁下暗渡入于溪。
旁三面石壁上，大树皆倒生，枝叶扶疏下垂，四时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龙麟。
”文中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惊喜之情，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九、《狱中杂记》
方苞作。
在文学史上，一位作家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有时并不能完全符合。
例如方苞提出“义理”的主张，要求维护封建伦理规范，他的创作也的确体现了这个主张。
但是方苞的一些生活经历促使他的一部分创作突破了理论的局限，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
《狱中杂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受同乡好友戴名世《南山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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