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综合教程2课文译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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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综合教程2课文译文doc
BOOK2课文译文
UNIT1
TextA
中国式的学习风格
1987年春,我和妻子埃伦带着我们18个月的儿子本杰明在繁忙的中国东部城市南京住了一个月,同时考察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艺术教育情况。
然而,我和埃伦获得的有关中美教育观念差异的最难忘的体验并非来自课堂,而是来自我们在南京期间寓居的金陵饭店堂。
我们的房门钥匙系在一块标有房间号的大塑料板上。
酒店鼓励客人外出时留下钥匙,可以交给服务员,也可以从一个槽口塞入钥匙箱。
由于口子狭小,你得留神将钥匙放准位置才塞得进去。
本杰明爱拿着钥匙走来走去,边走边用力摇晃着。
他还喜欢试着把钥匙往槽口里塞。
由于他还年幼,不太明白得把钥匙放准位置才成,因此总塞不进去。
本杰明一点也不在意。
他从钥匙声响中得到的乐趣大概跟他偶尔把钥匙成功地塞进槽口而获得的乐趣一样多。
我和埃伦都满不在乎,任由本杰明拿着钥匙在钥匙箱槽口鼓捣。
他的探索行为似乎并无任何害处。
但我很快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饭店里任何一个中国工作人员若在近旁,都会走过来看着本杰明,见他初试失败,便都会试图帮忙。
他们会轻轻握牢本杰明的手,直接将它引向钥匙槽口,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并帮他把钥匙插入槽口。
然后那位“老师”会有所期待地对着我和埃伦微笑,似乎等着我们说声谢谢——偶尔他会微微皱眉,似乎觉得我俩没有尽到当父母的责任。
我很快意识到,这件小事与我们在中国要做的工作直接相关:
考察儿童早期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方式,揭示中国人对创造性活动的态度。
因此,不久我就在与中国教育工作者讨论时谈起了钥匙槽口一事。
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我的中国同行,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对此事的态度与金陵饭店工作人员一样。
既然大人知道怎么把钥匙塞进槽口——这是走近槽口的最终目的,既然孩子还很年幼,还没有灵巧到可以独自完成要做的动作,让他自己瞎折腾会有什么好处呢?
他很有可能会灰心丧气发脾气——这当然不是所希望的结果。
为什么不教他怎么做呢?
他会高兴,他还能早些学会做这件事,进而去学做更复杂的事,如开门,或索要钥匙——这两件事到时候同样可以(也应该)示范给他看。
我俩颇为同情地听着这一番道理,解释道,首先,我们并不在意本杰明能不能把钥匙塞进钥匙的槽口。
他玩得开心,而且在探索,这两点才是我们真正看重的。
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让本杰明懂得,一个人是能够很好地自行解决问题的。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美国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条育儿观。
如果我们向孩子演示该如何做某件事——把钥匙塞进钥匙槽口也好,画只鸡或是弥补某种错误行为也好——那他就不太可能自行想方设法去完成这件事。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就不太可能——如美国人那样——将人生视为一系列的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人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独立解决问题,进而学会发现需要创造性地加以解决的新问题。
把着手教
回想起来,当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正是体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意义上的关键之所在。
这件事表明了我们两国在教育和艺术实践上的重要差异。
那些善意的中国旁观者前来帮助本杰明时,他们不是简单地像我可能会做的那样笨拙地或是犹犹豫豫地把他的手往下推。
相反,他们极其熟练地、轻轻地把他引向所要到达的确切方向。
我逐渐认识到,这些中国人不是简单地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塑造、引导本杰明的行为:
他们是在恪守中国传统,把着手教,教得本杰明自己会愉快地要求再来一次。
学习应通过不间断的精心塑造与引导而得以实现,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艺术。
我们观看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艺术的情景,他们的娴熟技艺令我们惊讶。
年仅5、6岁的孩子就带着成人的那种技巧与自信在画花、画鱼和动物;9岁、10岁的小书法家写出的作品满可以在博物馆展示。
有一次去两位小艺术家的家里参观,我们从孩子的父母处得知,他们每天练习数小时以完善他们的技艺。
创造力第一?
从对创造力的态度来说,优先次序似乎是颠倒了:
西方的年轻人先是大胆创新,然后逐渐深谙传统;而中国的年轻人则几乎离不开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样可能发展到具有创新的境界。
美国人的立场可以概括起来这么说,我们比中国人更重视创新和自立。
我们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从我们各自所怀的忧虑中显示出来。
中国老师担心,如果年轻人不及早掌握技艺,就有可能一辈子掌握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同样地急于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美国教育工作者则担心,除非从一开始就发展创造力,不然创造力就有可能永不再现;而另一方面,技艺可于日后获得。
但我并不想夸大其辞。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展示了巨大的创造力。
而西方的创新突破则有被夸大的危险。
如果仔细审视任何一项创新,其对以往成就的依赖则都显而易见(“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现象)。
然而,假定我这里所说的反差是成立的,而培养技艺与创造力两者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能否从中美两个极端中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它或许能在创造力与基本技能这两极之间获得某种较好的平衡?
TextB
孩子与金钱
当家长觉得该教孩子们懂得如何对待金钱的时候,他们通常先为孩子开个储蓄账户。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颇感兴趣,因为他们想自己什么也不干银行还会付给他们钱,可当他们明白利率小得很,而且父母也无意让他们动用本金时,他们的热情一下子就冷却了。
对一个孩子来说,一个储蓄账户只不过是一个吞没其生日礼金支票的黑洞。
孩子:
“奶奶给了我25美元!
”
家长:
“太棒了。
咱们把支票直接存到你的账户上去。
”
孩子:
“可这钱她是给我的!
我要用!
”
家长:
“嗳,钱还是你的嘛。
你只不过是要把钱放在银行里,好让它增多。
”
孩子(狐疑地):
“你说‘增多’是什么意思?
”
家长:
“哦,要是你把这25美元在银行里放一年,银行就会付给你75美分。
要是你连本带利在银行里再放一年,银行会再付给你75美分,另加2.5美分。
这叫做复利。
这钱能帮你上大学。
”
这类储蓄计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孩子本人一无所获。
上大学还不知要过多少年,他们或许会想他们宁愿呆在家里。
实际上,这类计划的真正目的通常不是促进储蓄而是限制消费。
孩子们在糖果、电子游戏上的花费之大令家长们十分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孩子们的超支行为似乎是在竭力仿效父母,这令家长们十分震惊),于是家长便设法把孩子们的钱存起来不让用。
毋怪乎孩子们很快就认定,大额钱款不是实实在在的钱,有了现钱要么赶紧花掉,要么藏在抽屉里。
为了避免我的两个孩子产生这一问题,我开设了自己的银行,名叫戴夫第一国家银行。
我用记录自己支票簿使用情况的同一个电脑程序给每个孩子开了一个账户。
因为我希望孩子存款增长的速度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便给他们一个诱人的利率——月息5厘。
以复利计算,年息达到70%以上。
(不,我不接受外来存款。
)零花钱在每月第一天自动存入。
孩子们也可以把别的钱存进来,想存就存,想取就取。
戴夫银行经营了4年,一下子就把我的两个孩子变成了热心的储蓄者。
至今我儿子在车里找到零钱时仍会来找我说,“今天就把这个上账。
”两个孩子的存款增长很快,两年之后,我不得不将月利率降至3厘。
我宣布调低利率时两个孩子反对,可当我解释说供求法则同样适用于货币供应后,两人严肃地点头赞同。
两个孩子帮我一起计算他们的利息——这可是学习计算平均值与百分比的颇为有用的一课。
他们使用自己的资金我不加任何限制,不作任何询问,我还根据要求随时提供打印的账单。
高利率并非戴夫银行唯一诱人之处。
在孩子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存款属于他们自己。
他们存钱便会获利;他们想花钱也用不着获得许可。
孩子对自己的钱没有自主权,就没有什么东西激励他们不去伸手要钱,不把到手的钱花个光。
帮助孩子们成为理性消费者的方法是,交给他们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主权。
我们去度假前,我通常额外多给孩子们20块钱左右存在他们账户上。
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我们出发前用这笔额外的钱买T恤衫、存起来,或者花掉,或随便他们派什么别的用场——但在度假期间,他们就不会从我这儿再拿到任何额外的零用钱了(根据惯例被认为是度假享受的共同消费除外,如糖果、冰淇淋、电影票等)。
由于他们花费的任何一笔钱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我的,他们出手时就很谨慎。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在玛莎葡萄园的一家纪念品商店,我儿子一声不响地仔细察看那些不起眼的商品,他的一个朋友则吵着让父母花5美元买了一把玩具枪,可几乎还没等我们回到车上,枪就坏了。
我儿子最后花了33美分买了个未打开的空心晶球,后来他用榔头把它砸了开来——我看这钱花得值得。
要是他花的是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钱,毫无疑问,他肯定也会要买一把玩具枪的。
儿童是天生的资本家。
只要给予足够的自由活动余地,他们很快就会成为精明的理财者。
如果家长的理财教育失败,那往往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的原因把存钱弄得似乎既痛苦又无聊。
金钱是有趣的,而且几乎完全是不讲自明的。
教育孩子们看问题要有长远目光的唯一途径,是让孩子们近期内便能尝到某种甜头,从而激励他们去那样做。
UNIT2
TextA
富足的一生
首次面对这个问题,是在2003年12月初,我第一次为救世军摇铃募捐的时候。
当时我就站在沃尔玛商场入口处门外,对每一位向我的红壶里投入捐款的人都报以一声“谢谢”和一个微笑。
一位穿着整洁的妇人牵着她的幼子向放壶的台子走过来。
她在钱包里摸着找钱时,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
“你穷吗?
”当时他眼里充满疑惑和好奇,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嗯,”我结结巴巴,边想边回答,“我比有些人拥有的多,但比其他人拥有的少。
”母亲因为孩子问了一个在社交上不该问的问题,训斥了他一顿,他俩便匆匆的赶去购物。
但是孩子的问题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我从不认为自己“穷”,但有些事实我不可否认。
每当我填1040税务申报表时,我都属于收入最低的档次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我只出去度过一次假。
我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还是八年前别人送给我的。
然而,想要得到其他那么多人都有的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念头而已。
我的汽车是1999年的产品,到现在开了十万五千英里,已经很破很旧了,但是它依然可靠。
我的住房不大,但是很安静,住着挺舒心。
我的衣服很适合于我的工作,主要都在户外。
我对计算机的很少的需求,可以在图书馆得到解决。
尽管有些东西我没有,我并不感到贫穷。
这是为什么?
五十三年来我一直非常健康。
我不但不生病,而且精力充沛,情绪饱满。
锻炼对我而言是确确实实的快事,我乐意长距离步行,越走越有劲。
我喜爱步行后随之产生的一种“什么都干得了”的心态。
我还十分珍惜我的创作才能。
当我写出美丽的诗句或编造出能把人逗乐的笑话时,我内心感到很富有。
通过写作而获得的洞察力,不断地令我惊奇。
而与那么多写作朋友交谈,是我乐趣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在我生活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我并不那么富有。
在一个对物资财富的追求投入如此之多心力的社会中,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年轻时曾与一位非常有趣的女士谈过朋友。
她对我说,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以为我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生活伴侣。
后来我就带她到我的寓所。
当时我住的是一个地下室经济型小套间,只有几件陈旧的家具。
唯一新而舒适的椅子是书桌旁的那把。
她来访后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
她所看重的东西似乎突然有了变化,使我大为震动。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这仍然是一个最难以忘怀的转折点。
相对于人际关系而言,物质财富对我并不那么重要。
我认为大多数人与我同感——除非当某一物品的缺失会引发社会后果时,人们才会有不同的想法。
电台播放的一个商业广告开头这样说: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高档电视…”,购买这种电视机的压力千真万确。
也许每个人真的都想要一台高档电视机,毕竟没有人想做一个无名之辈。
但是没有这样的电视机我也照样活得快乐。
事实上不专注于物质财富,对我而言相当自然。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我活得很富足。
临近岁末每当我系上救世军的红围裙时,我的内心会发生变化。
我非但不感到经济上不自在,还开始感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
我摇铃时,人们会停下脚步,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遇到困难时受到帮助对他们多么重要。
我感到我与人助人这件事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在我摇铃的时候,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给我拿来热乎乎的巧克力饮料,留给我一个久不消逝的微笑。
无数的路人向我表达圣诞节的祝愿,使我感到温暖。
“谢谢你在这样的冷天摇铃。
”“要不要我给您弄一杯咖啡?
”“你做好事,上帝保佑你。
”十二月是一年中我感到最富足的时候。
由于一个好奇的孩子提了一个简单问题,我在过去的四年中对自己的了解进了一步。
当我审视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我清楚了我最应感恩的是什么:
我的有形和无形的好运气。
TextB
美国乡巴佬首富
他穿上餐服准备到美国首富的生日聚会上去担任侍者。
在他的想像里,他定然会看到:
豪宅、主人天天要坐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戴着钻石颈圈的家犬、到处可见的仆人。
他动身前往那所宅邸,开着车穿过本顿维尔镇冷冷清清的市政广场。
本顿维尔镇是阿肯色州一个仅有9,920人口的偏远小镇,萨姆·沃尔顿就在该镇从一个专卖廉价商品的小店起家,小店逐渐发展成为价值60亿美金资产的折扣连锁店沃尔玛公司。
侍者上了一条乡间车道,转过一个标着“萨姆和海伦·沃尔顿”的信箱,在一幢林间住宅前跳下了车。
房子还不错,但绝对不是宫殿。
家具略显陈旧,一辆旧的轻便货车停在车库里,一条土褐色的捕禽猎犬在院子里窜来窜去。
根本没看见任何仆人的身影。
“太令人失望了,”侍者杰米·鲍尤叹道。
只有在美国,一个亿万富翁才能像普通百姓一样,安稳地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
67岁的折扣店大王萨姆·穆尔·沃尔顿仍然开着他那辆红白两色的1979年出厂的福特牌轻型货车穿行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身边坐着他的捕禽猎犬。
当狩猎季节来临时,他跟别人一样在当地的沃尔玛商店排队购买猎枪子弹。
“他不要任何特殊待遇,”夜班经理乔尼·贝克说,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如公司最近一份备忘录所规定的那样对自己的老板以名相称。
这里几乎没人去想他的亿万身价,他们称他为萨姆先生,丝毫不以他的平民作风为怪。
“他还是那个在市政广场开廉价店,为了自己的梦想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人,一点没变,”市长理查德·霍巴克说。
人人都说他为人友善,性情开朗,是个好邻居;他尽力与人们融洽相处,从不炫耀,也从不盛气凌人。
无论他星期六晚上的夜生活过得多晚,星期日你还是能在教堂见到他。
当然是坐在他的包座上,对吗?
“我们不设包座,”当地教堂牧师戈登·加林顿第三说。
那美国首富坐哪儿呢?
哪儿有空位子就坐哪儿。
“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他没有包座。
前几天晚上教堂举行晚餐会,他和太太一起在后面洗盘子。
”
19年来,为他理发的总是同一个师傅。
约翰·梅霍早上七点开门会见到他等在门外。
他跟人闲聊国内新闻,或是坐在椅子里看报,没准是《本顿民主日报》,这是沃尔顿的又一宗产业。
这份报纸从来不让有关他的消息出现在头版上。
它将《福布斯》的富人排行榜塞在第二版的报尾。
“他压根儿不是那种爱上头版新闻的人,”一位报社雇员解释说。
但最近有天早上,美国首富做了件在任何其他地方准会成为头条新闻的事:
他忘了带钱。
“我说,‘没事,下次一起付吧,’“理发师梅霍说。
”可他说,‘不行,我得回去拿,’就回家去取钱包了。
”
这一切,嗯,是不是有点怪?
“一点也不,先生,”梅霍说。
“萨姆·沃尔顿唯一不同寻常的就是,他平平常常。
”
然而,沃尔顿所到之处名人追星族紧跟不舍,他的平民习惯能保持多久,就很难说了。
自从《福布斯》杂志宣布他拥有价值28亿的沃尔玛股票成为美国首富以后,他就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富人,他得甩开记者、寻梦者,还有图谋不轨者。
“他或许是《福布斯》排行榜的首富,”公司事务主管吉姆贩敕格雷姆普说,“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首富——而且他也不在乎。
他不怎么花钱。
他是拥有股票,但他一直把股票留在公司里好让公司发展。
而他脑子里真正想着的是沃尔玛十万员工共同取得的成功。
”
他通常回来参加星期五的销售会议,或是星期六早晨7点的行政人员鼓劲会,届时沃尔顿会像分店新开张时那样,跳上椅子,带领大家呼喊沃尔玛公司口号:
“给我一个W!
给我一个A!
给我一个L!
大声点!
”
于是大家越喊越响。
没有谁说这样做有点傻。
这都是萨姆定下来的沃尔玛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忠诚,勤勉,加班加点;从公司最底层起大家集思广益,日本管理方式;善待员工;尽可能降低价格、减少利润,一夜安睡到天亮。
员工进公司一年就有资格获得优先认股权,并一再鼓励他们尽力购买。
鼓劲会之后,他会去打野禽,或在他家后院球场打网球。
但脑子里老是想着他的那些商店。
一位来打网球的客人为了分散他打球的注意力,故意问了一句为什么一筒网球在一家沃尔玛商店卖得比另一家沃尔玛商店贵。
此话并非实情,但这一招却真管用。
沃尔顿连输四局。
沃尔顿为员工子女设立了大学奖学基金,为房屋遭受火灾、洪水、龙卷风等破坏的员工重建家园设立了灾难救助基金。
他信奉广开思路、褒奖成功。
“他会说,‘那人工作努力,奖励一下吧,’”退休的前任总裁费罗尔德·F·阿伦德回忆道。
他原先供职的雇主非常吝啬,所以离开那里加入沃尔玛公司之后,他对这种慷慨行为深感震惊。
“我加盟沃尔玛后,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
“我们之所以成功,”沃尔顿在公司宣传册上写道,“是由于我们的员工,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对公司的感情。
他们认为这里与众不同,但是这种荣誉他们受之无愧。
”
公司律师吉姆·亨德伦补充说,“我从没见过有谁为他工作或和他接触一段时间后而不受益的。
我不仅仅是指钱财方面,当然许多人是更富有了。
我是说他的某种内在的东西——与萨姆·沃尔顿交往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
”
UNIT4
TextA
虚拟世界的生活
在网上呆了太久,听到电话铃声也会吓一大跳。
显示屏上看多了我男朋友那些一目了然的文字,他的利物浦口音一下子变得难以听懂;而秘书的清脆快速的语调听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生硬。
时间本身变得捉摸不定——几小时变成几分钟,或几秒钟延伸为几天。
周末原本是我一周的黄金时段,现在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两天。
在我不再当电视制片人的这三年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家里使用计算机终端进行的。
我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和校订,利用互联网上的邮件列表与同行交流。
我男朋友住在英国,因此两人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电脑维系。
我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出门而什么也不缺。
我可以在网上订购食品、网上理财、网上恋爱、网上工作。
事实上我有时独自呆在家里长达三个星期,只偶尔出去拿信、买包纸及日用品。
1996年那一场接一场的暴风雪我大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生活本身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似乎与机器融为一体了,我接收信息,再发送出去,就如同互联网的一个连接点。
其他上网的人也谈到了同样的症状。
我们开始厌恶外面的社交方式。
我们的状况成了批评互联网的人们最害怕见到的一幕。
一下床就上机,不再为发型、服饰、面部化妆烦心,起初看似奢华的享受如今却成为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一种缺乏自律的表现。
你一旦开始用网络交际取代人与人的真实接触,要走出这种穴居状态就会相当困难。
我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怯生、谨慎、焦虑。
或者,反过来,当我突然面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时,会变得过于兴奋,说个不停,爱打断别人的讲话。
我老是担心自己衣着是否得体,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忘了穿裙子,只穿着夜间睡觉、白天活动时穿的那件T恤和内衣就出门了。
有时我把电视机开着,让它作为背景声音一直响着,以前我从不这样做。
电视节目中的说话声让人感到宽慰,可那些广告又叫我心烦。
我发现自己沉浸在肥皂剧里,或者不停地收看最新的新闻报道和天气预报。
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每日新闻”、“一线新闻”、“夜间新闻”、有线新闻电视网、纽约一套上收看有关每一条新闻的各种不同视角的报道,尽管它们对我毫无用处。
工作成了次要的。
我决定去看一下自己的电子信箱。
在网上,我发现自己见谁攻谁。
我脾气暴躁,动辄生气。
我觉得我与之通信的每一个人都麻木不仁,认为他们已经忘却还有人真会去读他们那些刻薄伤人的言辞。
直到有人礼貌地指出,她同意我的观点却遭到我的抨击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以己度人,不由得深感尴尬。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也和男朋友吵架,常因键出的对话缺乏情感暗示而误解他的本意。
由于系统常出故障,两人一争就是几个小时。
我写一句,他回一句,接着系统失灵!
可我们俩还是锲而不舍地接着吵。
以前我从未意识到日常的生活起居是多么重要,如穿戴整齐去上班,按时就寝。
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那么依赖同事做伴。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长时间的失业会那么伤人,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缺少了外部支持的日常计划就会导致吸毒、犯罪、自杀率的增长。
为了恢复生活的平衡,我强迫自己回到真实世界中去。
我给别人打电话,与所剩无几的仍然住在纽约城的几个朋友安排见面。
我至少设法去去健身房,以便使周末与工作日有所不同。
我安排采访好写报道,预约看医生——安排任何需要我出门与他人接触的活动。
但有时面对面地与人相处实在难以忍受。
我与一位朋友见面,她那种响亮的笑声让人忍无可忍——饭店里的噪杂谈话声也让人受不了。
我找了个藉口逃之夭夭。
我重新回到我的公寓,冲向电脑,似乎那儿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点击鼠标,打开调制解调器,曾经听了就烦的连接声此刻听起来就如同最心爱的曲子那么悦耳。
我键入密码。
真实世界转瞬便消逝了。
TextB
母亲恨死了网虫
嗒嗒,嗒嗒,嗒-嗒。
这是入睡前最后听到的声音。
遇到特别糟糕的日子,早上一醒来就听到这种声音。
这是一个原本安宁的家庭中唯一持续不去的不和谐音。
女儿沉迷于互联网,我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不端行为,而且凶险四伏。
她在别的哪个方面都不失为一个明事理的姑娘。
她是夏天毕业的,天天上班,晚上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聊天,周末和他们一起外出玩耍。
但除此之外,近来她每天花两个小时光景与电脑厮守在一起。
对此我深恶痛绝。
这不完全是对新科技的恐惧。
当然,能随时获取全世界信息库中的信息是很有价值的,电子邮件正在完全改变人们相互间通信联系的方式。
我的不信任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使用互联网通讯与人们传统的相互交流方式相比实在大为逊色。
它使人们还未相识就已亲近;它不能保守秘密反而扩散秘密;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它是撒谎人传播谎言的工具。
最令我心惊胆战的是女儿对我的一切规劝都拒之不理。
这在她的言谈间流露无遗。
“我是一月份‘遇见’珍妮特的,”她说,“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有时,她又说“前几天我和亚历克斯‘聊天’,他‘说’……”“不对,他没有说,”我争辩道;只有当你亲眼见过一个人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朋友才成其为朋友。
她只是朝上翻了翻白眼。
你想像得到吗,上个月我正打算外出数日的时候,这位聪明的22岁的姑娘宣布打算举行一次聚会,客人包括各色网虫,他们来自各地,还要在我家过夜。
在我家里过夜?
在这个有我珍爱的一切的家里,而女儿本身就是我的最珍爱的宝贝之一。
她说,“别傻。
”她说不会有事的,因为她准备邀请的那些人都是“认识”了至少有一年的,而且她“了解”他们,就像了解我总的来说比较喜欢的她的其他朋友一样。
我说,他们啪哒啪哒“讲”给互相听的事情中,杀人的倾向或许就被忽略了,难道这不可能吗?
我说这话时尽量想做到通情达理,但不完全成功。
聚会不了了之。
但我和她确实大吵了一场。
当我说那些人即使不是疯子也一定是些怪人时,她试图跟我争论。
那我是不是觉得她就是怪人一个?
绝对不是。
既然这样,那他们为什么会是怪人呢?
我是不是觉得她就是个谎言家?
当然也不是。
她抓住了主动权,开始反攻。
“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那个讲一个上尉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吗?
那个他看到那女的读过的一本书便和她通过书信往来而认识的故事?
记得吗,她拒绝给他寄照片,因为她认为如果他真的喜欢她,她长得怎么样并不重要?
瞧,他们俩也没见过面嘛。
”她得意地笑了。
跟女儿争辩总是这个样,总是令你烦恼不堪。
她们深知你的弱点,知道如何乘虚而入。
但我总是忘不了这个事儿,种种担忧萦绕心头。
并不是说我有理由认为,他们作为个人,一定会撒谎。
但他们可能会撒谎。
他们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心态,甚至性别。
的确,在美国显然有不少上网的男人常常自称女人,认为藉此可使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