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嘉 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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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嘉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李葆嘉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
深圳大学文学院演讲（2002.12.05）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學術演講（2003.03.08）
引言：
中国语言文化史研究模式的重建
东亚华夏，为拥有5000年乃至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考古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随着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的起源”或“汉语的祖先”这一挡不住的诱惑再次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从8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历史语言学。
1985年夏，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汉语音韵学和藏语研讨班，购得《汉藏语言概论》等。
美国语言学家P.K.白保罗40年代提出、80年代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的“澳泰语系假说”，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对于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震动极大。
登上长城的时候，面对关内的农耕和关外的游牧，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之间思索着“万里长城”的历史含义，遥想华夏汉语的起源和演变。
从那以后，在研究广韵学和上古音的同时阅读民族语言学论着。
1987年看到竟成先生论及古代汉语和阿尔泰语相似性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1988年读到格勒先生论述距今六千年前考古文化学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
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三大历史传说氏族系统、东亚－南洋三大语言系统——在脑海中冥然贯通。
1989年草成《试论原始华夏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初步提出“东亚三大太古语系说”和“原始华夏语混成说”。
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
1991年从《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L.沙加尔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的报导，邢公畹对沙加尔的述评使大陆学者了解到“汉语南岛语同源说”的最新论证。
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和一些古音学家开始从“澳泰语系假说”的论争转向“汉藏语和南岛语同源关系”的讨论，与之同时“汉语的祖先”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的热点课题。
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索。
十几年来，首先立足于以音韵为本而贯通文字训诂，再打通古今汉语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进而力图融会贯通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神话传说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学术思想史等相关科学。
以“大视野、全方位、重探索”的宏观立场，采取语言文化史的溯源沿流、跨学科成果的融会贯通、史实和史论互渗的研究方法，相继提出一系列观点。
1993年写成《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以“混成发生”补正了桥本万太郎的“推移”说。
1994年秋写成《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对当前通行的四个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瑞典]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美国]普林斯顿方言逆推型模式、[美国]张琨时空二维差异型模式、[日本]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逐一剖析，阐述了“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
1995年写成近5万字的《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力求贯通考古学、历史学、传说学、人种学、民族学与历史语言学诸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背景将新模式概括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
通过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重建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
1999年又完成了《语言关系类型学：
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提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农耕经济型语区、游牧经济型语系的四分法，试图从世界文化背景上进一步阐释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语言的关系类型和演变模式。
十多年来，已经发表的相关论着是：
1.《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提纲）》,《语言学通讯》1990-1～2合刊。
2.《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
（1）《东南文化》1995-2。
3.《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
4.《论华夏汉语的混成发生和推移演变》，韩国《中国人文科学》1994-12。
又题为《天问：
华夏汉语祖先安在》，台北《国文天地》1995--117。
5.《论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南京社会科学》1995-6。
6.《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日本《中国语研究》1996-38。
7.《高本汉直线型模式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3。
9.《普林斯顿方言逆推模式述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1。
9.《张琨时空二维研究模式述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
10.《论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及相关问题》，《云梦学刊》1995-4。
11.《论汉语史研究的“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1。
12.《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1）《语文研究》1995-4。
13.《吐火罗语文与早期汉译佛经文本——与季羡林先生商榷》，《语言研究》1998年长春汉语音韵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探索》（第一作者），《语言研究》1999－1。
15.《现代语言起源的化石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思考》，
（1）《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
16.《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南京音系说》，《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公司2000年。
17.《奚琴、嵇亲、胡琴音义考论》（（第一作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
18.《混成与推移：
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4月。
19.《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20.《理论语言学：
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
21.《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22.《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一、现代语言的起源和东方语言的史前
人类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人科动物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语言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交流符号起源”和“现代语言起源”。
现代人类，是指我们这些具有意识表现力、艺术想象力和语言交际力的人类；现代语言，是指我们所使用的有声分节语言。
（一）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
依据分子生物学，即对现代人类的基因研究，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如下：
1．12万年前：
现代人类的女性共祖出现 美国威尔逊小组通过不同种族胎盘线粒体DNA的遗传研究，推定现代人类源自一个共同女祖。
“夏娃理论”蕴涵了现代语言起源的远古同源论。
2．10万年前：
现代人类完全直立及咽腔成熟 英国与荷兰科学家通过检查提供平衡感的内耳机制，发现1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才是直立步行的灵长类动物。
完全直立行走才有可能在促成咽腔的成熟，为现代语言的形成提供生理条件。
3．10万年后：
现代人类的神经系统成熟 美国神经生理学家认为，1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神经生理状况和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
在这以后，前语言在某一方面的预先适应与大脑进化到关键体积的相一致，神经生理状况的成熟才导致了语言的产生。
4．10万年前：
现代人类进入中东地区 在非、亚、欧信道的卡夫塞洞等，发现了大量距今10万年的新人化石，现代人类的始祖已踏上了向欧亚大陆迁徙的不归路，逐步取代了欧亚地区的原生人种。
中东地区在1万年前最早出现新石器革命。
中东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又是城市出现、国家形成、宗教萌发和文字创制的最早地区。
5．5.9万年前：
现代人类的男性体质成熟 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除了存在一位现代人最近的母系共祖，还必定存在一个所有现代人最近的父系“焦点祖先”。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推断人类最近的男性始祖生活在5.9万年前，现代人男性体质成熟比女性晚若6万年。
在进化过程中，Y染色体的组成经过多次变化，以选择生殖能力最强的组合。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生男婴的发育程度平均比初生女婴晚4—6周。
男性体质的成熟标志着现代人体质的最终成熟，成熟的现代语言可能出现在这以后。
6．4.5万年前：
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进入欧洲 在欧洲，至今没有发现超过3.5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
英国科学家根据线粒体DNA特征的分组结果，推测现时欧洲人99%是由4.5万年前迁入欧洲的7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的。
现时非洲人分属三个线粒体DNA家族，欧洲女性祖先与其中的一个关系密切。
另一些科学家在欧洲的不同地点，对100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发现欧洲现时人可归纳为10个基因部族，而其中的80%来自大约4万年前的同一男性祖先。
在2.4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开始时，欧洲人已散居到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一带。
这项研究显示，4万年前抵达欧洲的一位男性猎人，他的子孙逐步繁衍并不断迁徙最终占据了欧洲大陆。
考古研究表明，在3.5万年前的西欧，土著尼人与新人共存期间长达2－1万年。
199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宣称，对尼人化石中基因的分析结果，支持非洲人迁徙到欧洲取代了当地人种的假说。
早先的欧洲新人是黑皮肤，其后裔在3万年前白化。
7．3万年前：
现代东亚人的祖先源于非洲 中美合作研究，利用以30个遗传标志为对象的基因分析，获得了中国28个人口群落的遗传详情，与全球其它11个人口群落比较的结果是遗传基因大致相同。
另外，通过对涵盖东亚、东南亚、大洋州、西伯利亚和中亚的163个人群的12，12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所有样本上都发现了突变位点M168G。
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志。
这是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
根据东亚大陆没有发现距今10-3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以及东亚－东南亚采集的2000份样本基因无一例是当地原人的后裔，可以推定当地原人在7.5－1.5万年之间的冰川期灭绝了。
从世界人类演变史来看，100万年前发生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原人的祖先曾从非洲迁到中东、欧洲和东亚，进化为当地古人。
只有最近一次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的新人，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基因证据并不支持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可能，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在3万年左右到达东方，逐步取代了当地的原居人种。
8．人口迁徙留下人类基因的生态变异 美国塞莱拉公司与国家卫生总署宣布，根据基因草图，他们一致认为：
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物学概念，基因图谱并未显示任何种族差异。
我们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徙和进化而来。
区别不同种族的常用特征，如肤色、目色和鼻宽，是由千分之一的外表基因控制的。
这些基因变异是为了适应环境带来的压力，而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交能力却是由数千个基因决定的。
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99%以上的基因密码是相同的，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在相同基因的基础上完成的。
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男性基因研究，发现生态环境的改变引起的某些基因变异，依据这些推定几万年来人类的迁徙时间和路线。
可以推定。
现代人的有声分节语言成熟于距今4—3万年之际，在最近的一次冰河期结束的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严冬的洞穴中走出来，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灿烂春光，相继叩开了“文化”和“文明”的大门。
（二）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构想
距近4－3万年左右，新人从中东出发，经过伊朗高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大陆。
北支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进入黄河流域与大漠南北，然后继续向北，乃至经过白令海峡路桥进入北美，逐步演化为东亚种群—北亚种群—北极种群—印地安种群。
其中东亚种群在黄河流域，北亚种群在大漠南北。
南支从印度次大陆，经由东南亚再进入珠江和长江流域，而后演化为达罗毗荼种群—南亚种群—巴布亚种群—澳大利亚种群，
东亚大陆南部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分化为西南支南亚（孟高）语群和东北支江淮（南岛）语群。
在恒河—湄公河—珠江流域的西南支，扩展到长江中游。
后分化为蒙达、孟高棉和苗瑶语群。
在长江流域下游的东北支，扩展到淮河流域，北迁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成为东夷语群。
留居在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则成为百越（侗台）语群。
南迁海岛的则成为印尼—南岛语群。
黄河中上游的东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形成藏缅语群，后来分为三支：
黄河中上游的北支成为氐羌语；进入缅甸的南支成为缅甸语；由川康进入西藏的西南支成为喜马拉雅语。
留居大漠和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成为阿尔泰语群。
中国居民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但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0.29～0.54，南方人群0.03～0.25）；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0.08～0.39，南方人群0.46～0.81）。
其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
（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语言文化的显著区别是：
作为基本词汇，南部叫水流为“江”（孟高棉语），而北部叫“河”（阿尔泰语）；作为句法结构，南部顺行结构（VO，NA），而北部逆行（OV，AN），但粘着结构却是其共同原始特征。
二、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一）考古文化学证据
距今7000年前，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大致形成。
处于东南沿海及湖泽平原的是以植稻农业为特征的青莲岗（龙虬庄、河姆渡、大汶口）水耕文化；处于西北黄土河谷地带的是以种粟农业为特征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处于河套大漠草原的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细石器文化。
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人种，但东南文化的创造者是南亚种群，即太古夷越人；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新石器时代是东亚与南亚种群，青铜时代是东亚种群，即太古氐羌人；北方文化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种群，晚期有北亚和东亚种群混合的趋势，即太古胡狄人。
青莲岗文化是江淮平原的产儿。
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扩至黄淮下游及东南沿海，包括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
其主要显著特征是：
1.炊具以三足器釜鼎为主。
礼器和酒器，鸟形造型。
2.扁平穿孔石斧。
3.玉器文化。
4.拔牙习俗。
5.犁耕农业为主。
6.杆栏式建筑为主。
青莲岗文化分布的区域是古代夷越诸族的范围，其后裔与之存在着相同的文化模式，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吻合。
湖南城头山（8000）、河南贾湖（8000）、江苏龙虬庄（7000）、浙江河姆渡（7000）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迹是人类最早种植的稻谷，比印度早4000年。
在江淮流域繁衍起来的原始稻作文化，向北传至山东半岛，再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越对马海峡到日本。
东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米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土高原和河谷孕育的文化。
远古先民以渭水河谷为基地，发展到河湟以至川滇。
仰韶文化的早期是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中期有漳河文化、关中文化等。
晚期有中原的西王村文化、马家窑文化，扩散到金沙江、澜沧江、云南和西藏等地。
主要共相是：
1.粟类作物。
2.椭圆形石斧。
3.红陶器形以圜底、尖底和平底为主。
彩陶以鱼、蛙为特征。
炊具以罐为主。
4.半窖式粘土木构建筑。
仰韶文化系统分布的地区是古代羌戎诸族的范围，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诸因素可以验证。
他们是粟类作物的发明者，距今大约已有8000年历史，比非洲、欧洲种植粟类的历史早4000年。
麦子起源于两河流域，“麦”，来也，史前即从西方传入。
西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稷文化”。
北方细石器文化是山林草原的产物，数百处遗存广泛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藏地区。
文化共相以石片器为主，盛行嵌镶石刀的复合工具。
细石器文化分布的地区，是历史上狄人、胡人等阿尔泰诸族的范围。
距今8000年的新乐文化分布在辽东到松花江流域，具有与细石器共存的红陶文化，器形以深腹罐最典型，以压印的之字纹饰为特色。
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发现了最早的祭祀遗址、母性偶像和龙型器。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远古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受制于生态环境。
就文明程度而言，处于东南得天独厚的青莲岗考古文化最高，处于西北河谷地带的仰韶考古文化次之，处于北方山林草原的细石器考古文化再次之。
这一与东亚大陆远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考古文化系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大陆的本原文化、社会组织、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限定了中国境内文化史、社会史和民族史以及语言史的发展走向。
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形成相平行，三大太古语区也同时形成。
根据考古文化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青莲岗、太古仰韶和太古北方细石器语区；根据文献族称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夷越（苗蛮）、太古氐羌和太古胡狄语区。
（二）传说历史学证据
《易传》以“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的伏羲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神农氏——“初造书契，百工以乂”的黄帝，为原始华夏文化演进的次序。
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印证，
1.三大传说原始氏族系统
兴于江淮而发展到黄河下游的伏羲氏太昊，是夷越（苗蛮百越等）的宗神。
“伏羲作卦”（江淮考古中发现了八卦雏形），可见当时文明程度较高。
淮河流域的部落称之为“淮夷”。
伏羲氏向北逐步扩展为“九夷”，“东夷”其首领为少皓。
“九夷”也作“九黎”。
“黎”是“夷”的转音（“黎民”即“夷民”，“夷”、“黎”、“人”、“殷”、“燕”、“乙”、“鳦”皆为同源）。
兴于渭水而发展到黄河中游的神农氏炎帝，为氐羌始祖。
炎帝生于渭水支流的姜水。
渭水流域到黄河中游是氐羌活动地域。
神农氏的一支烈山氏，生活在今湖北一带，“烈山”即放火烧山，说明他们是刀耕火种的部落。
在夏代以上，烈山氏被奉为稷神。
神农氏的另一支“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被奉为社神。
兴于北方草原而后进踞中原的有熊氏黄帝，是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所追思的祖先。
推定黄帝为胡狄宗神的依据是：
1.黄帝请旱魃助战大败蚩尤，黄帝族是适应北方干旱气候的游牧部落。
2.黄帝族的后裔，其中姬姓的骊戎、狐戎、鲜虞都是戎狄。
3.周初将黄帝后裔分封在黄帝故乡的幽燕。
4.黄帝又称轩辕，传说黄帝造车。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早使用马车，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
5.黄帝的后裔夏后氏夏禹，称之为“戎禹”。
《诗经·长发》：
“禹敷下土方”，夏后氏是从河套一带沿黄河南下中原。
6.《史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2.古史传说三大原始战争
考古研究表明，青莲岗文化溯黄河而上，仰韶文化沿黄河而下。
经过1000多年的频繁接触，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河南形成庙底沟氏族文化。
这个文化共同体包含有两大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但以东方占优势。
庙底沟文化融合着附近的氏族部落，逐步占有了原仰韶文化的区域，使中原地区像一个漩涡，将新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而又将“融合性”的文化因素洪溢出去，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混合型中国文化原始共同体——华夏文化老根。
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文明的传播洪溢或冲突交融，往往通过战争为媒介。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次氏族战争，成为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与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之间冲突交融的史前史折光。
第一次涿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
蚩尤是伏羲氏的一支，共工是神农氏的一支。
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的土地。
共工“振滔洪水”，危害了九夷的利益。
“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
第二次冀州之战。
共工败后，炎帝“乃说于黄帝”，结成炎黄联盟。
黄帝“使应龙蓄水”，使蚩尤干旱难熬，蚩尤请风伯雨师，“天大晦冥”。
黄帝又请旱魃，天气放晴，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
黄帝令少皓统领夷人，与夷人结成部落联盟。
第三次阪泉之战。
黄帝不再返回北方，“诸侯咸归轩辕”。
“炎帝欲侵凌诸侯”，与黄帝争夺盟主地位。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胜利了的黄帝乘势向南，“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
黄帝族南迁后，逐步由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定居，为三大文化系统的加速融合创造了契机。
氏族部落之间的杂居通婚，跨出了华夏民族和华夏语言混成发生的第一步。
因此黄帝被奉为“人文初祖”，《史记》从黄帝起笔。
华夏文化由此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高阳氏颛顼（夷越，河南）、高辛氏帝喾（夷越，河南）、陶唐氏唐尧（胡狄，从汾水进入中原）、有虞氏帝舜（夷越，河南）、夏后氏戎禹（胡狄，从河套南下中原），此起彼伏逐鹿中原的同时，原始夷越语、氐羌语、胡狄语也逐步混合而成原始华夏语。
没有卷进融合的周边氏族，分布在东南的夷越，为“淮夷”、“东夷”、“三苗”、“南蛮”、“百越”。
分布在陕甘宁和川青藏的氐羌，为“羌戎”、“西戎”或“百濮”。
分布在大漠草原的胡狄，为“狄”、“貉”、“猃狁”、“匈奴”等。
后世遂有“夷夏之别”。
这种围绕富庶中心地区反复征战的情况，其它文化圈也曾经存在。
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公元前第四千纪到第二千纪，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早期的两河文明，公元前24世纪，北部的阿卡德人打败苏美尔，统一了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朝的汉穆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
公元前14世纪，亚述又征服了两河流域。
这些征战扩张，既摧毁了原有的文明，又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文明。
长期以来，囿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传统观点，一直没有揭出华夏族来源的复杂性，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文化的重大发现，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这点。
（三）历史语言学证据
原始华夏文化发轫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
这一区域，北与胡狄，西与氐羌，东南与夷越毗邻，成为阿尔泰、藏缅、南岛语言文化的交汇之处，华夏语与这些周边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出现了华夏语和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
1.汉藏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藏语的同质部分，可以认为汉藏语同源。
此说为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始于30年代，俞敏认为，汉藏两族人种族同宗且语言同源。
其始祖神农氏以姜水成姓姜，周人祖母为姜原。
“姜”与“羌”同源，周人与西北羌人同宗。
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明朝叫“乌斯藏”、“卫藏”。
藏语和周姜王室语言尤其相似。
藏语近指代词adi，远指代词de，《尚书》近指代词“时”*d«，远指代词“是”*d。
日本学者认为，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
藏语有一套位于名词性成分后的格标志。
藏语的施受结构是SOV，修饰结构是AN与NA并用。
周语是否具有格和形态变化，从汉字文献中很难看出，但先秦文献中有SOV和NA语序。
藏语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汉藏语确有同源关系。
藏语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原始类型相似。
2.汉南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
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
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
凌纯声根据印尼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来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
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
他们向南穿越印尼，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
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
1990年，沙加尔发表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他发现汉语单音节字词，经常与双音节的南岛语词的末一个音节对应，而南岛语双音节词的词根正处在末一音节，这就是说经历过单音节化过程的古代汉语保留了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音节。
如南岛语*lalu（经过），汉语“逾”上古*lju、中古*ju。
侗台语各族先民与百越有关，而百越的一部分原居江淮。
郑张尚芳揭示了江淮一带的古越语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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