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汉语新词语构造文化理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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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汉语新词语构造文化理据
第六章汉语新词语构造的文化理据
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50)一书中谈到“从语词的语源
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不同,我们不是照搬罗先生的做法,而是从造词的文化观念或心理上寻找汉语新词语构造的文化理据。
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关于婚龄的说法,来窥见各国婚姻文化的异同点。
1、取得部分或完全相同看法的是:
1年为纸婚(美、英。
日本2年为纸婚),5年为木婚(美、法、英、俄、日),20年为瓷婚(美、法、英、俄。
日本为陶婚),25年为银婚(美、法、英、日本。
俄罗斯40年才是银婚),30年为珍珠婚(美、法、俄、日本。
英国为象牙婚),50年为金婚(美、法、英、俄、日),60年为钻石婚(美、法、俄。
英国75年才是钻石婚)。
2、以上那些婚龄词语算不算新词语?
对中国人而言应该算是。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此类成系统的婚龄说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它们是在中国人引进外来词语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人的婚姻理念整合而成的,是近年来才逐渐流行起来的。
在中国,也把50年视为金婚,但是“瓷婚”往往不指西方的结婚二十周年,要么泛指摇摇欲坠的婚姻,要么实指结婚七年的“七年之痒”,意谓“一跌就碎”;而在西方则把瓷器视为相当珍贵的东西,即便摔碎了还会捡起来把碎片镶在首饰上,是指到了一定年份(20年)的婚姻状态。
第一节汉语词汇的文化特征
一、文化心理特征
刘禀诚(2003b)在《现代汉语词汇:
趋简性与繁复性作用下的文化特征》中提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八大特征:
尚简心理、意合心理、审美心理、求异心理、追新心理、整合心理、求承心理、从众心理。
运用在新词语理据上同样是适合的。
其实,还有以下一些文化特征:
主次观念、对称观念(可以纳入审美心理中)、异同观念(可以纳入整合心理中)、动核观念(详见本章以下各节)。
二、罐装构词及其文化理据
在前面第三章第一节之三“罐装构词”,我们论述了罐装构词现象,提出了以下观点:
罐装构词是尚简心理、求承心理、从众心理在词汇上的表现。
罐装构词,在文化特征上的表现有:
第一,尚简心理,利用已有的共同语素进行填空构词,符合经济原则或省力原则;第二,求承心理,具有在构词中文化认同上的承接迎合心态(如,借用古语词作构词语素),或者说因袭性,强调的是历时状态;第三,从众心理,与求承心理不同,强调的是共时状态。
如“黑客、红客、骇客、灰客、蓝客、闪客”“蓝领、白领、金领、粉领、红领、钢领、小白领”等都具备这三种文化心理特征。
当然,罐装构词还是属于“新造词”的范畴,而其文化理据“尚简心理、求承心理、从众心理”也可以同时作为“新造词”之“新事物新认识命名”的文化理据。
例如:
(1)“边缘”系列词语:
边缘化、边缘人、边缘学科、边缘话剧、边缘情感、边缘文学、边缘艺术。
(2)“人”系列词语:
线人、法人、人气、人蛇、香蕉人、蜘蛛人、平面人、边缘人(边际人)、经济人、纳税人、形象代言人、虚拟主持人、第一夫人、犯罪嫌疑人、公众人物、善意第三人、未成年人、新新人类、自由职业人员。
三、流行词语与文化理据
我们知道,一些名人名著名影的语句或流行语,往往容易被人仿效,如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革命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歌词《都是月亮惹的祸》,池莉《有了快感你就喊》,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将____(革命/爱情/考研/忽悠)进行到底”“都是____(月亮/煤矿/渎职/贪财)惹的祸”“我是____(流氓/网虫/恐龙/斑竹/美眉)我怕谁”等等流行语。
落实到流行词上,上个世纪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纸老虎”一词便流行开来了;阿来《尘埃落定》由于荣获“茅盾文学奖”,该书书名“尘埃落定”遂成为当今流行词语,被收进《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池莉《生活秀》改编成电影之后,“生活秀”迅即成为当今流行词语,加入“秀”系列词语“大家族”;周正龙在陕西华南虎假照事件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网民戏称之“正龙拍虎”或“周老虎”。
这些现象都受到尚简心理、求承心理、从众心理等文化心理或文化效应的影响。
总而言之,这些现象可以说是流行词语、名人名言效应与文化效应共同滋生出来的新词语景观,是文化理据切入大众造词生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外来词的文化理据
前面我们提到了以下文化理据:
尚简心理、意合心理、审美心理、求异心理、追新心理、整合心理、求承心理、从众心理、主次观念、对称观念、异同观念、动核观念;其实还可以加上:
繁简观念、原型观念、统筹观念、表意观念。
一、借形词的文化理据
谈到外来词,也许我们会发问:
为什么要借用外来词?
又为什么要音译外来词?
不用外来词不行吗?
要解释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外来词的文化理据。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借形词的文化理据问题。
一言以蔽之,还是尚简心理、求异心理、追新心理在起作用。
借形词,自然包括来自日语的借形词(汉字日语词)和来自英
语的借形词(字母词)(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汉字日语词,如
“企划、人气、瘦身、写真、物语、宅急送(快递公司)、过
劳死、大出血、大割引、洗手间、化妆间、盥洗室;一族、
族”;英语字母词,如“A股、H股、N股、AA制、AB制、
B超、BP机、e时代、IP地址、IP电话、POS机、SIM卡、
SOS儿童村、T型台、T恤衫;AIDS、ATM、BBS、CD、
CD-ROM、CPU、DNA、DVD、GNP、HSK、KTV、MBA、
MP3、MTV、RMB、SCI、SOHU、TOEFL、TV、UFO、
VCD、VIP、WTO、WWW”。
至此,我们也许会问:
能不
能不直接借用这些外来词的原形?
进行音译或意译行不行?
这样发问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问题是:
不这样又能怎样?
因为这才是构词理据所在。
我们在开始借用外来词语的时候,都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采取什么办法化为己有?
或者说,应该引进哪些词语?
如何引进和消化外来词语?
这里关键所在,正是借形词理据所在。
借用汉字日语词和英语字母词,是尚简心理、求异心理、追新心理等理据综合作用的结果。
正因为尚简心理的驱动,所以索性遵循“省力原则”或“经济原则”,照搬外来词语的原形原貌(汉字日语词不借用读音),包括意义和用法;正是因为求异心理的驱动,所以人们不想用本土原有词语来指称新事物新认识;也正是因为追新心理的驱动,所以人们都想从域外借用现成而新鲜的词语来丰富我们的词汇系统。
二、音译词的文化理据
1、纯音译词的文化理据——尚简心理、原型观念。
我们认为,纯音译词用汉字读音直接对译外来词的读音,体现了尚简心理、原型观念等文化理据。
如:
朋克(punk)、舍宾(shaping)、秀(show)、迪斯科(disco)、酷(cool)、拷贝(copy)、吧(bar)、纳米(mano)、氟利昂(freon)、二噁英(dioxin)。
一般地说,纯音译词可以不必考虑意义因素,用汉语同音或近似音对译就是了。
但是,有时候不免要带上意义因素,因为你为什么选用这几个汉字对译而不选用别的汉字,这其实就是一个表达是否贴切或意义选择的问题(如,show,粤语音译为“骚”,进入普通话之后成了“秀”),这本身也说明了我们即便在进行纯音译时也是很难排斥意义因素。
比如,Shaping,音译为“舍宾”,是一种形体运动形式,《新华新词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比较繁琐,在找不到较合适的音译词语时,纯音译词是一种权宜之计,几乎任何音译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当然有的音译词只有这一个阶段(如,taxi,粤语音译为“的士”,一直使用到今天,它的音节“的”具有语素构词能力,能产性很强,产生“打的、驴的、拐的、的哥、的姐”等新词)。
既然几乎每一个音译词都要经过纯音译词这么一个阶段,既然又是汉语读音直接对译,可以不必绞尽脑汁想一个译名,那么这无疑体现了一种“省力原则”或“经济原则”,是尚简心理这一文化理据在纯音译词上发生了作用;同时,纯音译词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外来词语的原有读音,还原性强,因而具有原型观念这一文化理据。
2、半音半译词的文化理据——繁简观念、整合观念和统筹观念。
我们认为,半音半译词上体现了繁简观念(由简到繁再到简)、整合观念和统筹观念。
比如,较旧的外来词“吉普、香槟”,较新的外来词“桑拿、嘉年华”,它们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
jeep(吉普)→吉普车→吉普,champagne(香槟)→香槟酒→香槟,sauna(桑拿)→桑拿浴→桑拿,carnival(嘉年华)→嘉年华活动→嘉年华。
它们经过了走向繁复又回归简约的道路,是繁简观念这一文化理据在意译词上的体现,也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整合的过程(整合观念);当然也跟人们对这些事物的熟悉度有关,不熟悉时加上表示类属的语素,熟悉时就隐去它。
“音译加上意义类属”的音译词大多具有繁简观念的文化理据。
如(下划线语素为纯音译):
桑拿浴(sauna)、多米诺骨牌(domino)、艾滋病(AIDS)、卡丁车(karting)、保龄球(bowling)、沙狐球(沙壶球,shovelboard)、德比战(derby)、扬基债券(Yankee);像前两例,现在就多半直接按照音译说成“桑拿”“多米诺”。
那么,对应原外来词,“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的音译词,又体现了什么文化理据呢?
我们认为这种音译词体现了“音意兼顾”的统筹观念。
如(加下划线音节为音译部分,剩余的为意译部分):
以太网(Ethernet)、因特网(Internet)、纳米技术(manotechnology)、登革热(denguefever)、乌龙球(owngoal)、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
3、音意兼译词的文化理据——表意观念。
我们认为,音意兼译词上体现了表意观念的文化理据,也正好体现了汉语表意这一主要功能。
音意兼译词无疑是同时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功能。
如:
销品茂(shoppingmall,空间较大的商业群)、蹦极(bungee)、脱口秀(talkshow)、锐舞(rave,热情奔放的舞蹈)、迷你(mini)、派对(party)、嘉年华(carnival)。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viagra,在它的译名初始阶段,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译名:
威而刚(台湾)、威而坚(大陆)、伟哥(香港),还有一个医学上的译名“万艾可”;当然,最通俗形象易懂而又流传甚广的莫过于“伟哥”的译名了,因为它最好地体现了音意兼译词的表意观念。
我们还认为,音意兼译词上体现了整体观念。
与“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的音译词不同的是,音意兼译词是整体表音兼整体表意,比如“销品茂、蹦极、脱口秀、伟哥”,不能说“销品、蹦、脱口、伟”是音译,“茂、极、秀、哥”是意译;也不能说“销品、蹦、脱口、伟”是意译,“茂、极、秀、哥”是音译,而是整体观念管制下的整体音译兼顾整体汉化、整体意化的翻译过程。
就时间顺序而言,应该是整体音译在先,整体意译在后;整体意译是在反复琢磨如何采用整体音译汉字之后的产物。
一般而言,意化或汉化是汉语音译词的终极目标。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以“的士”为例。
它不但是纯音译词,而且还是粤方言音译词,按照意化或汉化的要求,它终究是要换一种名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不但没有意化或汉化,而且它的音节“的”具有语素构词能力,能产性很强,产生了“打的、面的、板的、残的、飞的、拐的、黑的、火的、货的、轿的、警的、摩的、野的、的哥、的姐、的票、的星、的爷、驴的、马的、夜的”等一系列新词。
这除了在音节上意译的“出租车”(三音节)不如音译的“的士”(双音节)有优势以外,恐怕还得从社会理据上找原因。
同理,最新时髦音译词“粉丝(fans)”,同大家非常熟悉的食品“粉丝”字形完全相同,根据“音译词的区别性特征”,它显然不太规范,但是否就说它终究要用别的新词来替换并且最终走向意化或汉化呢?
目前,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回答,而只能说静观其变。
三、借形词的文化理据——“求雅”心理、尚简心理
1、汉字日语词,如“企划、人气、瘦身、写真、物语、宅急送(快递公司)、过劳死、大出血、大割引、洗手间、化妆间、盥洗室、一族、族”;
像“瘦身”比起粤语区流行的“减肥”而言,在非粤语区显得更有市场。
因为在视觉、听觉上不会使人产生不雅的联想,规避了绝大多数人忌讳的“肥”字。
同样,来自日语的“洗手间、化妆间、盥洗室”较之“厕所”,较之“茅厕”,更要雅得多。
这几个日语词都是求雅的产物,也是社会风尚的产物(刘晓梅2003)。
2、英语字母词,如“A股、H股、N股、AA制、AB制、B超、BP机、e时代、IP地址、IP电话、POS机、SIM卡、SOS儿童村、T型台、T恤衫;AIDS、ATM、BBS、CD、CD-ROM、CPU、DNA、DVD、GNP、HSK、KTV、MBA、MP3、MTV、RMB、SCI、SOHU、TOEFL、TV、UFO、VCD、VIP、WTO、WWW”。
英语字母词集中体现了借形词的尚简心理,它们是截取一个或几个英语单词的某个或几个字母而成的。
其实,我们在借用汉字日语词弥补我们求雅心理的同时,我们也省却了另造新词语的辛劳,这真可谓一举两得。
四、外来词的接受、理解问题
1、字母词的普及度、接受度。
已经接受的有:
COM、AA制、ATM机、BBS、B超机、CEO、Download、DV、DVD、EMBA、e化、Fans。
2、3G的误解。
3G实际上是英文“thirdgeneration”或“3generation”(第三代)的缩略。
但是现在的广告却把它写成“3G时代”,而“G”(generation)本身就有“代”之意,后面再加个“时代”总觉得有点叠床架屋;再者,有人容易由此误解“3G”为“3GB”的缩略,好像内存容量是3G。
“3G时代”不如“3时代”或“第三代”来得更直截了当、明白易懂!
第三节方言词语的文化理据
我们认为,方言词(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体现出来的文化理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观念与个性观念。
方言词是一种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具体到汉语方言词,就是普通话的地域变体。
因而,地域观念应该是方言词的首要文化理据。
像港澳台粤方言词语“生猛、收银台、提升、文员、猛料、拍档、拍拖、多多、发廊、房车、非礼、搞笑”等,闽方言词语“奥克、钵仔糕、冻蒜、番客、哈日”等,京沪方言词语“膀爷、侃、侃爷、款爷、闹猛、泡妞、托儿”等,四川方言词语“勾兑、雄起”等,东北方言词语“海选”等,无不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词语,当然也是极具个性化的词语。
它们之所以广为使用或者吸收到普通话中来,主要是因为它们特有的词汇意义、语体意义和文化韵味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2、渗透观念与融合观念。
前面(第二章第三节)提到,随着
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了一些方言词语的使用地域,进而向普通话迁移,辐射到其他方言区域,显示出强势方言的影响力,因而具有迁移性与辐射性的特点;方言词、外来词、缩略词语和行业语具有相互渗透或杂糅的特点。
如,“乌龙球”,既是英语音译词(owngoal),又是香港球迷采用音译加意译的结晶,当为方言词与音译词的结合物,同时夹杂了粤方言“摆乌龙”的传统文化。
方言词语的这些特点,体现了它们在成为普通话词汇上的渗透观念与融合观念,也可以说是整合观念在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磨合过程中的体现。
3、借用观念与经济观念。
方言词语和外来词语一样,可以充实普通话词汇系统。
人们用来丰富普通话词汇的方法之一是直接借用或变化借用方言词语,直接借用的有“打造、主打、写字楼、写字间、收银台、新新人类”等港澳台粤方言词语,变化借用的有:
化用粤方言词“埋单”“骚(show的粤语音译)”为普通话的“买单”“秀”,化用上海方言词语“买、汰(洗)、烧”为普通话的“马大嫂”(戏称每天忙于家务事的人)。
这种借用观念,其实就是一种崇尚简约或简便的经济观念。
第四节缩略词语的文化理据
谈到缩略词语(参第二章第一节之二,附录二),我们往往会想:
为什么可以进行缩略?
缩略的发生机制或者产生理据在哪里?
我们认为,缩略词语的文化理据主要有:
尚简观念,整体观念、对称观念(审美观念)、重心观念、焦点观念、中心观念、繁简观念(表意观念)、原型观念与定势心理、辩证观念(联系观念、变异观念、得失观念)。
其中,最主要的是尚简观念和整体观念。
下面举例逐一加以论述。
一、尚简观念。
缩略词语,与原型相比,字数都有减少,有的甚至大为减少;当然这与交际需要紧密相连。
如“炒(炒鱿鱼)、的(的士)、福彩(福利彩票)、港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健商(健康商数)、空港(航空港)、针打(针式打印机)、足彩(足球彩票)、世博会(世界博览会)、全球通(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及其业务)、恒生指数(恒生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记忆合金(形状记忆合金)”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缩略词语,它们的原型有的是两个字,有的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字,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缩略词语,与原型相比,字数都减少了。
这种构词现象,就是尚简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它们能够取得在汉语词汇中的合法地位,还是离不开从众心理这一文化理据;知晓度高、普遍需要的缩略词语自然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
二、整体观念。
俞理明(2005)在论述“语言符号在表达中的整体特性”时认为,“原来荷载各个词或词素意义的局部形式,在组合成一个词语以后,原有的意义与形式关系发生了变化,原来组合状态下的意义融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使用中不必分析的整体”(149页);“一个在结构和构成成分上不论多么复杂的语言形式,只要它成为了一个固化的形式,就有了整体形象”(150页)。
俞理明据此进而得出结论:
缩略的发生,就是基于语言形式在表达中的整体特征;根据符号可以再符号化的道理,发生了缩略的变化,来自原形式中的部分形式,只要它能唤起对方记忆中的相关整体形式,交际就可以顺畅地进行(151页-152页)。
俞理明的精当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得出缩略造词的一个理据:
整体观念。
正是因为有了整体观念,所以缩略词语才有走向固化的词语的可能;正是因为有了整体观念,我们在交际实践中才不至于非得让缩略词语还原才能交际,而是让缩略词语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的抽象特性,而且是较之原形式更为抽象更为符号化的特性参与交际的。
我们一般不说“去超级市场买东西”,而说“去超市买东西”;一般不说“我们去上海参观世界博览会”,而说“我们去上海参观世博会”,道理就在此。
三、对称观念(审美观念)。
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第一节之第二部分谈到缩略词语有一种“提取式”的分类方式,其中有一种是“取每个词的前一个语素”。
如“成教(成人教育)、城雕(城市雕塑)、传媒(传播媒介)、大本(大学本科)、电邮(电子邮箱)、法援(法律援助)、福彩(福利彩票)、公关(公共关系)、航母(航空母舰)、红股(红利股票)、婚保(婚前保健)、计生(计划生育)、双选(双向选择)、水警(水上警察)、私企(私营企业)、台海(台湾海峡)、特行(特种行业)、特教(特殊教育)、体彩(体育彩票)、外设(外部设备)、网警(网络警察)、校企(校办企业)、血检(血液检查)、职高(职业高中)、自考(自学考试)、智商(智力商数)、针打(针式打印机)、足彩(足球彩票)”等缩略词语,无不是“提取原形式中每个词的前一个语素”而形成的。
这种提取方式给予人们的是一种对称美,是一种审美活动;而赋予这种提取方式的理据则是对称观念或审美观念。
前面我们还提及,这种缩略法占明显优势,可见对称观念或审美观念在汉语缩略造词上是有重要席位的。
四、重心观念。
缩略词语提取方式中,有一种是“取每个词
的后一个语素”。
如“防长(国防部长)、港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快递(特快专递)、央行(中央银行)、寿险(人寿保险)”等缩略词语,无不是“提取原形式中每个词的后一个语素”而形成的。
原形式中每个词的后一个语素给予人们的是一种重心观念;也给人以对称美,是对称观念或审美观念在汉语缩略造词上的一种体现。
五、焦点观念。
缩略词语提取方式中,有一种是“取前一个词的前一个语素和后一个词的后一个语素”。
如“奥校(奥运匹克学校)、澳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财险(财产保险)、特区(特别行政区)、特菜(特种蔬菜)、通缩(通货紧缩)、通胀(通货膨胀)、视盘(视频光盘)、手机(手持式移动电话终端机)、空姐(空中小姐)、网校(网上学校)、卫视(卫星电视)、成考(成人高考)”等缩略词语,无不是“提取原形式中前一个词的前一个语素和后一个词的后一个语素”而形成的。
我们把这种现象视为焦点观念在汉语缩略造词上的一种体现。
沈家煊(1999:
235)认为,“序列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
同样的道理,一个句子的语义重点一般也是放在句首或句尾,目的是为了引起听话人更多的注意。
”那么,我们据此类推,一个短语的语义重点一般也是放在句首或句尾,目的是为了引起听话人更多的注意;短语首尾词语或语素容易形成注意焦点。
焦点观念与注意焦点密切相关,首尾注意焦点在汉语缩略造词上体现的也是首尾照应的观念。
六、中心观念。
缩略词语提取方式中,有一种是“提取短语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词语”。
如“短信(短信息服务)、内存(电子计算机内存储器)、空港(航空港)、呼机(寻呼机)、呼台(寻呼台)、冷和(冷和平)、网络(计算机网络)、铱星(铱星系统)”等缩略词语,无不是“提取短语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词语”而形成的。
当然,这个提取的有代表性的词语,亲和力较强,而且是整个短语的中心成分或中心意思,是中心观念在汉语缩略造词上的一种体现。
同时,也体现了亲属或邻近观念。
还有一类缩略方式也体现了亲属或邻近观念,即“取前一个词的后一个语素和后一个词的前一个语素”,如“房贷(住房贷款)、房改(住房制度改革)”等缩略词语。
七、繁简观念(表意观念)。
在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谈到,缩略造词具有“结构的趋简性与繁复性的统一”的特点。
一方面,缩略词语具有相对简练的特点,一般不能再缩略。
但是有“二度”缩略的缩略词语,如“身体的运动能力测试→体能测试→体测”“以少年儿童为读者群的图书→少儿图书→童书”;这种现象,反映了缩略词语在缩略过程中的各种缩略形式的徘徊、共存与选择。
另一方面,缩略过程中存在“逆转化”现象,如“中国画→国画→中国画”“植树葬→树葬→植树葬”;这似乎是一种与“趋简性”相悖的造词法,其实,这种现象也很正常,这可以理解为趋简性与繁复性的统一,或者出于表义完整性的需要,是繁简观念或表意观念在汉语缩略造词上的体现。
八、原型观念与定势心理。
在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还谈到“意义的还原性与不可还原性的统一”。
一般地说,既然可以缩略,那么也就可以还原,这是原形式或原型在起作用,换句话说,缩略词语是从原型中脱胎而来的。
这是汉语缩略造词上的原型观念。
然而,有时并不能还原,“精简”是“精兵简政”的简称,可以说“精简人员”,但是不能说“精兵简政人员”。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精简”这一缩略词蕴涵了原型观念,只不过它受到定势心理的制约。
像“针打(针式打印机)”“激打(激光打印机)”可以说成“你这篇论文是针打还是激打?
”,但不能说成“你这篇论文是针式打印机还是激光打印机?
”,也就是说不能还原了,为什么?
一方面,因为缩略之后,由名词性结构变成了动词性结构,缩略后的新词语赋予了新的节律形式和语义内涵;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针打”“激打”已经逐渐固化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特征的词(甚至有了不同于原形式的意义)了,蕴涵受众的定势心理,正如“景德镇”不能改成“景德市”(刘禀诚2003b)。
九、联系观念、变异观念、得失观念等辩证观念。
一方面,缩略词语与原形式有密切的联系,缩略造词还可以走向仿造造词,这些体现了联系观念;另一方面,由原形式走向缩略词语的过程,就是缩略造词中的词形变异过程,缩略而成的缩略词语具有区别于原形式的形体特征,是“缩略造词导致的词形变异”,体现了变异观念。
再者,像“传媒(传播媒介)、大本(大学本科)、水警(水上警察)、网校(网上学校)”等缩略词语,在缩略造词时必定伴随构件损伤(舍弃了“播、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