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docx
《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
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
胡鞍钢谈中国发展之路（上）
2010年11月11日18:
47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需要改革进行怎样的配套支持，现在备受关注。
为此，凤凰网财经频道邀请享受盛誉的国情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知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作客凤凰网，共话“十二五”中国发展之路。
以下是此次访谈的上半部分实录：
凤凰网：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视频访谈，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需要改革进行怎样的配套支持，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关注，为此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一位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专家，他就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胡教授，欢迎您。
胡鞍钢：
谢谢。
反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
凤凰网：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十二五”的规划，关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大家讨论的非常多，您怎么理解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胡鞍钢：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或者是讨论其实早就有了，但近年来更加成为热点，海内外都在讨论，我国自己也在研究了，我相信有两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我所说的国际背景，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现代经济史上的经济增长纪录，因为在此之前只有日本创造过，它在1950年到1973年，它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29%，所以就有了日本的奇迹，但是中国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9%，无论时间还是增长率都超过了日本，因此中国的奇迹就引起世界的关注。
第二个背景就是我们本身国内的背景，经过我们30年的，我称主题叫做加快发展，确实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反过头来，我们也遇到一些重大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也必须来总结和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我是不大喜欢用发展模式，我们更主张的是用中国之路，因为中国之路这个提法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的开幕式的报告主题就是中国之路，而后从十三大以后，就是报告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中国之路，一般我们称那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关键词。
凤凰网：
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模式谈的东西，更有价值的在于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上，就是一些自己相对于别人不同的，创新的东西，才称得上是模式也好，或者发展之路也好？
胡鞍钢：
应当准确的说还是“中国之路”，一说中国模式好像是一成不变的，是固定的，甚至可能是僵化的，但是中国之路，它本身就是一个曲曲折折之路，左一脚，右一脚，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它的道路也不是一个笔直大道，也不是一个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用中国之路更贴近我们过去30年实际发展，也包括1949年以后60年发展的道路，这样的概括，可以说更形象了，就像鲁迅曾经讲过，世上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反过头来，中国之路也不是一个现成的大道，它是通过我们跌跌打打，曲曲折折不断地开拓出来的一条道路。
凤凰网：
摸着石头过河。
胡鞍钢：
对，也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样说可能更形象，更贴近。
中国最大创举：
有效结合社会主义要素与市场经济
凤凰网：
有一种声音认为没有中国模式，这个声音背后可能有两种观点，一个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从它背后的经验来看，主要就集中在自由市场经济加比较强权的政府上，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您觉得我们中国之路，有创新吗？
胡鞍钢：
我觉得首先来看，我们是不是创新了。
我们一般来讲，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来衡量，很简单，你的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比重是不是上升，如果上升了，我们就认为你处于一个发展或者崛起之路，既然是上升，我们就要反问它背后的成因是什么，那就是创新。
这个创新，我们概括为是中国之路的创新，或者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的中国之路。
可以这么讲，中国的创新点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它既有和其他国家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个要素就是现代化要素，这是世界都要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这方面，和许多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工业化，我们可能是农村的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个就是蛮有特色的，在西方也没有体现出农村工业化，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它也没有凸显它的农村工业化，它也没有乡镇企业这么大规模，大约有1.5亿人这样一个规模。
第二个称之为社会主义因素，因为在我们之前，只有苏联曾经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没有走到底就垮台了。
中国社会主义已经走了将近60年，我认为还是能够走下去的，这个社会主义因素可以说，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享受。
譬如说社会主义能够决策果断，执行有力，也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反映在最近几年来几个大的几个事件。
比如应对汶川地震，应对玉树的地震。
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它也受到类似的打击，但是它没能像我们中国恢复的这么快。
另外一个实例就是金融危机，中国决策不断，其实中国本身并不是危机发生国，它只是危机影响国，但是中国很快出台了4万亿为标志的中国新政，也在全球率先复苏，率先贸易增长，包括投资增长，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案例，此外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因素，还是今天我们所享受到的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和共同富裕这些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在美国，在将近20年前，我们去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他当时主持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来搞了医疗改革，但是二十年之后，美国仍然有几千万人还没有获得基本医疗保险，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4%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险，而且就是在过去将近十年，迅速提高的。
这就是我们所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个因素已经不简单是一个意识形态因素，它的实质就是共同分享。
第三个，我认为就是中国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个文化经过现代化之后，又可以国际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对全世界是一个标志性，首先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了，高科技，同时通过电视、广播、因特网传播给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色，能不能说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国的创新，这个创新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全面的创新，大规模的创新，从而才解释了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比较成功的，经过三十年，我认为还会继续成功。
凤凰网：
也有人说，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分享，别的国家也在做，只不过中国的力度更强一点。
胡鞍钢：
这一点看怎么比较，因为我也研究过中国和印度建设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是世界上大国中发展高速公路最晚的国家，直到1984年，两个国家同时接受世界银行贷款，来搞高速公路，中国有第一条高速公路是1988年，印度是1990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在年底会超过7万公里的高速公路。
什么概念呢？
美国现在是7.5万高速公路网了，到2015年，我们估计可能中国的高速公路将达到国家高速公路网是8.5万，如果考虑到地方的高速公路，它自建的大体是11万，就大大超过美国。
而现在印度连1万还没有达到，因此我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肯定是各国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我们在同一个起点下，最后的结果发生剧变。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就是高速铁路了，我们实际进口250公里每小时的设备和条件，现在我们经过10年，包括消化吸收可以出口350公里，甚至将来有可能达到4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那就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印度来看，其实中国发展铁路远比印度晚得多，只有19世纪末才有那么一点，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只有2万多公里的铁路，印度是有5万多公里，比我们高得多，但是迄今为止，印度也没有发展出高速铁路，而且它们现在也希望能够使用中国的技术，发展它的高速铁路。
所以我想就怕比较，因为只有比较我们才能鉴别，只有鉴别我们才能够知道谁做得更好，谁做得更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它已经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了，它体现在多多方面了，包括我们这次制定“十二五”规划，还会继续强化所谓社会主义因素。
凤凰网：
这个抽象的社会主义因素，如果落实到这种管理制度上，您觉得我们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跟其他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效果的差异度能够这么大，背后的成因在政党制度上，还是其他？
胡鞍钢：
现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这是我首先要说明一点。
胡鞍钢：
第二来看，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就是一党专政加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把它简化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包括我们和西方做比较就可以看到，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做了一个事后评估，对20国，就是G20国家做一个评估，结果发现，如果用2008年，特别是2009年的数据，只有三个国家是正增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而恰恰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负增长。
除了这个指标以外，还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还有失业率等等，当然我们就看到，在同一个危机面前，谁的成绩最好，我们不是靠意识形态来说话，是靠数据来说话，谁就显示它自有的制度优势，当然中国发展阶段确实处于在一个快速增长过程当中，但是在十多年前，韩国也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之中，但是遇到金融危机，它就出现负增长。
昨天我还和在当时任韩国财政部的副部长，现在在首尔大学的一个教授交谈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羡慕中国在处理危机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感受不到，首先来看，在1998年、1997年韩国政府不能独立的做出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中国人而言，现在美国人压我们货币政策，我仍然自主决策，来根据市场以及根据中国的情况做出这个决策。
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清楚什么叫“自主决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身的独立自主，自主决策的能力。
当然我们更加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含义，我们把它界定为通过政府有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使得中国实际以人口能够做到，我们称之为净福利最大化，就像我刚才举到例子，比如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现在正在开始的农村新型养老制度，原来打算今年是10%，现在有可能达到23%，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在“十二五”接近50%，如果到2020年达到20%，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用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一个老龄人口养老保险的覆盖，中国大体只需要十几年，到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世界性难题，尽管现在的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凤凰网：
不可否认的一点，过去这30多年，通过很多领域的改革，比如财税上的分税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当然也看到很多强权推行改革的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强拆事件激化社会矛盾，比如说医药行业医患矛盾普遍，甚至我们的教育领域也出现被过度的产业化等不好的现象。
您觉得这些方面在社会主义要素这一点上，方向上有没有需要打问号的？
胡鞍钢：
我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了，一方面来看，我们很多做法确实也是偏离了既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方向的。
这个从两个方面来看了，一方面不该政府做的，譬如说由市场完成的，政府过度的干预，其实就会导致价格扭曲，就会形成过度的消费，比如说像我们长期以来，水资源的利用，煤炭资源的利用等等，都没有考虑到它的负载不行，因此价格过低，刺激了消耗，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高的资源消耗高的污染排放向着一个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这样一个方向转变。
当然现在通过“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会加速修正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也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因素了。
譬如说我们长期坚持的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理念，没有能够有效地采取一些果断措施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因此也丧失了很多机会，导致今天我们所看到大家人人都在抱怨的各种收入差距，因为这种收入差距会导致相当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没有办法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所以说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体的制，这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没有人给我们奠定一个模式，因为我们无论是看欧美模式，还是看日本模式，我们的体制和它们都不相同，因此这也需要探索，只是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当出现了问题，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怀疑、否定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
按着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设想以及十五大的设想，就是在201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说这个任务大体完成，当然不是全部完成，这还有待与我们今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完善和建立。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因素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并没有说理论上已经完全解决，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怎么样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一个特色。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和计算，1978年到2008年3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部来计算，有数据的162个国家，我们发现前十个增长率最快的国家，当然中国是第一个了，有八个国家实行五年计划或四年计划，包括韩国。
韩国是在1997年以后，就不再实行五年计划了。
就发现用五年计划是有助于你的经济增长加快发展的。
凤凰网：
调整的节奏是适当的。
胡鞍钢：
是适当的，而且我们不仅计算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发现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相对比较小。
现在我们把五年规划作为一个重要手段还是必要的。
特别是作为后发国家。
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增长最快的是后发国家，是大多数采用了五年计划或者说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规划手段的国家，十个国家有八个国家实行五年计划或者说四年计划，这决非偶然。
胡鞍钢：
应当说前苏联包括东欧，全部废掉了五年计划，而中国在转型的时候没有废掉，而是改革。
我称之为“不想将婴儿和污水一起泼掉”，而且通过改革这个五年计划。
我们专门有一篇文章是讲从1953年以来，当时是一个指令性经济计划，到了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我们就把它改称为发展战略规划，因此它和1953年的五年计划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在这个规划中更加强调市场友好型和鼓励市场型，就是我要给市场提供更好的信息、条件以及投资环境。
反过头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我们就把发展的手段，就像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所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它们都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保持高的发展速度，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各方面。
我想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经验也是我们逐渐总结出来的，事实上这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个方法论。
不折腾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底线
凤凰网：
提到了关键的两个手，一个是政府的手，一个市场经济的手，您觉得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跟西方讨论比较多的，盎格鲁撒克逊英美的模式，还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相比，在两只手的关系上，我们有什么样的创新？
胡鞍钢：
应该说没有绝对的一只手或者另外一只手，实际上世界上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混合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两只手，因此我们也认为一个经济体就类似一个生物体或者说一个人体，很显然两只手就比一只手要好，当然两只手它是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任务，我们如何把两只手有机结合起来，或者说利用了两只手的优势克服两只手的劣势，而这个本身是一个实践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确实在它的改革过程之中，始终坚持两只手的目标。
比如说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宏观调控，而是又不断地延伸出政府有四大功能，这就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那么它就是两只手。
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明显的看出两只手，首先来看国家的22个核心指标，就分为我们称之为市场之手，界定的是所谓的预期性指标。
第二只手就是政府之手，就把它约定为约束性指标，就是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两只手在一个国家发展规划充分的题外。
此外在这个规划中又明确规定了政府11个公共服务领域，17个公共预算的优先安排领域，这也是首次把它界定清楚了，我想在“十二五”，还将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领域和公共财政的优先支出领域，这就是我们通过探索之后，找到了一条使用两只手的一个方法论。
因为在理论上，似乎容易说得通，两只手要比一只手好，但是现实中你能不能做到，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也需要探索、总结、摸索，而且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模式，因此就有所谓英美就和西欧模式也包括北欧模式是不一样的。
反过头来，中国也会同这些国家有所不同的。
我的结论还是邓小平的结论，其实世界上没有唯一的放之四海的模式，只有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现在走的道路，我认为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且也是一个成功的道路。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过程，我主张不要折腾，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我们有过教训，其实我们对一五计划做过评估，是相当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2%。
此外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的4.5%提高到5.5%，但是毛泽东就想快，实际上就自我折腾，自我否定。
反过头来发动了大跃进，就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因此我们过去30年这条道路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尽管我们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不能折腾，特别是不能瞎折腾，也不要听老外的瞎折腾，我想这也是接受苏联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了。
就是你折腾，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在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不进则退。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在1989年的时候，大体上和俄罗斯的GDP大体相当，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相当于它的5倍左右，因此你只要在国际环境一折腾，走上歧途，最后的结果将付出长期的代价。
因此我们认为，为什么不要用中国模式，为什么不折腾，就在于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来不断探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信息不对称性，不确定性。
第一个，国内本身发展它有不确定性，第二个国际环境有不确定性，这两个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折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着风险最小化，或者说成本最小化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或者说发展路径。
凤凰网：
这个也蛮符合我们传统文化，中庸之道。
胡鞍钢：
我想欲速则不达为什么出自于中国，它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我们又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和我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等等各个方面的惨痛教训是有关系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不断地开拓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一定要切忌，欲速则不达。
凤凰网：
我们中国之路还是一个需要继续不断探索的道路。
现在不管是谈哪一种发展道路，英美模式也好，其他北欧模式也好，它们都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被这些国家称为“普世价值”的原则，比如说自由市场主义，它就崇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
您觉得能够被当作中国之路原则性东西的是什么，我听您刚才说到一点，不折腾。
胡鞍钢：
我们把不折腾作为我们成功的一个底线，而且把它分为五个方面的不折腾：
首先在经济上不折腾。
就是不要犯大跃进和经济大起大落的教训，因此就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第二个不折腾，就是政治上不折腾。
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的政治决策错误，同时也要防止什么呢？
像前苏联和东欧的那种政治剧变，我把它称之为瞎折腾。
第三个是社会不能折腾。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不稳定，有两个数据马上明显表现出来，第一外资在华投资额下降，第二，外国旅游人次大幅度下降。
因此保持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如小平同志所说：
“稳定压倒一切”。
这是我们的根本意义。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保持社会稳定、不折腾就是大道理，也是硬道理。
第四个，就是生态上不要折腾。
比如说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就砍树，上山，大炼钢铁，这是瞎折腾。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围湖造田，围河造田，围海造田，与自然博弈，这就是大折腾，所以说怎么样来保证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最后一个不折腾，就是不折腾别人。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是党的九大还是十大，它就是三反，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这就等于在折腾别人，中国的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什么叫天时呢？
就是国际和平环境；什么叫地利呢？
就是和平的周边环境。
因此，这五个不折腾是我们成功的底线，你只要有一个折腾都会导致其他的折腾，会带来血的代价。
我们是一个具有历史记忆的民族，这就需要全体人民有这种深刻的历史记忆，不重犯历史性的错误。
你看，第一是历史性的错误，第二是重复的错误，因此只要保证这五个不折腾的底线，中国再继续前进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复兴需要更多张艺谋式的文化创新
凤凰网：
第二个因素，您提到了我们的文化因素。
胡鞍钢：
我想这个应该说是在1949年9月30号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当迎来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的起飞我们把它分为几个阶段了：
首先是经济起飞，经济复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两个，第一我们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体，它已经实现了经济复兴；
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科技复兴，因为中国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农业发明创新的主要国家。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在农业时代，但是到了工业化时代，成为落伍者。
1949年之后才开始我们成为追赶者，采用工业时代的技术，积极采用者，到今天为止，20世纪所有的工业发明和重大创新，除了波音747，A320之外，中国全部都能生产了，但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21世纪重大发明者，因此中国需要一个科技复兴。
那么2006年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就是这个蓝图，就是这个复兴之图，或者说路线图。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文化复兴，而且中国已经在过去五年开始着手，“十一五”规划，首次将文化建设作为篇，然后分章进行讨论，并且很多重要的项目首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
因此过去五年中国的公共文化的覆盖率迅速普及，可以说到了村村通的地步，基本上各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就是文化服务到位。
第二个就是文化产业，增长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在整个经济总量的在提高。
第三个就是文化出口，不同文化产品的出口，包括版权的出口，这三个重要指标已经开始意识着中国文化复兴。
因此我们觉得整个中国的复兴还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因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能够使得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文化，为世界和人类的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文化的外溢性或者正外部性是非常之强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实现复兴，我们才能打破并结束长期以来人类的文化被西方独占、西方垄断局面；才能打破受西方排斥的格局。
这有其政治意义，同时也有其经济意义，因为现在文化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增长率是最快的。
这也符合我们的产业发展方向，所以我们期盼着“十二五”、“十三五”在文化方面，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能够实现一个新的大繁荣、大进步和大发展。
胡鞍钢：
我觉得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除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也确实要坚持中国文化的方向。
凤凰网：
您觉得这个文化上的方向是什么？
胡鞍钢：
我想就是现在所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大进步，而且可以这么样的说，它将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几百年来，是西方人在独占世界的文化，而且主要核心还是美国，即便我们到欧洲访问，我们打开电视，你也看到是美国的电影，美国的文化，西方人也包括西欧人也想抗衡，但是他们缺少什么呢？
缺少市场规模。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仅是消费食品、消费因特网的最大市场，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的最大市场，因此我们也有条件和能力，不说抗衡西方文化，我们要在世界占其一席之地，也要丰富人类的多样文化。
这样就使得我们确定了一个我们的价值观、文化观，而且是核心价值观。
不仅使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使得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认知中国、认同中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
没有这个文化，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基础，失去了其根源和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仅是要重新来挖掘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就是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