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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史学史研究 2000年第2期・
《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张子侠
提 要 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
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
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
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对
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
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因统计的原则和方法不一,
学术界有十种不同意见,笔者则认为裴氏引书共227种。
至于《三国志》的正文与注
文,前人一直认为注文多于正文,近来有学者称正文多于注文。
其实,《三国志》的版
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
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关键词 裴松之 《三国志注》
《三国志》修成后即被时人比作《史》、《汉》,誉为“良史”,因而流传较广。
但是,由于陈寿取
材谨慎,行文又意务简洁,因而其内容“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①。
到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陈书作注。
裴氏便广泛搜求史料,从补缺、备异、惩妄、论辨四个方面补注《三国志》,书成奏上,宋文帝大加赞赏,称“此为不朽矣!
”关于裴注的长短得失,历代学者多有评述。
有的贬之过低,有的褒奖过甚。
比较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较为公允。
既肯定裴注网罗繁富,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六朝旧籍,又批评他“嗜奇爱博,颇伤芜杂”。
本文无意对裴注的内容、方法和价值作全面评述,仅就其中三个有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裴氏注史方法的来源问题
裴松之注《三国志》很注意博采群书,列举异同,补充史实,考辨真伪。
对于这种注史方法,
许多论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清人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称赞“裴松
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
今人的评价更高,往往
盛赞裴氏“开创了史注新法”②,其体例“别开生面,亦属独创”
③。
的确,在古代补阙式史注之中,裴松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
④。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裴氏的这种注史方法渊源流长,并非前无所承。
自东汉以来,一批古文经学大家先后崛起。
他们治经大都从文字训诂和名物典制入手,而且强调为学要博通兼采,择善而从。
如许慎从贾逵受古文经学,但也通今文经学。
他鉴于当时
①②③④《四库全书总目・通鉴考异提要》。
缪钺:
《三国志导读》第31页,巴蜀书社1988年版。
杨翼骧: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
诸经解说纷纭,尤其是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差异很大,需要辨别是非,决定取舍,于是撰写了《五经异义》。
其体例是先以专题类目为纲,罗列今古文各家之说,然后加以案断,定于一尊。
书中涉及许多名物典制,保存了丰富的经今古文异说的材料。
在博通兼采方面,郑玄更为突出。
他博学多师,于经传百家之学无所不通。
他在遍注群经的过程中,虽立足于古文,但兼综博采,参互各说,以立己见。
既有对经文文字的注释、校勘,又有对异文的罗列、综论和考辨,其学术表现出博通兼采和独创的特点。
郑注出现之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苦于今古文家法烦琐,又震于郑氏经术的博洽,于是翕然宗从,郑学遂独盛一时。
到魏晋时期,许多今文经传或已亡佚,或无传人,而古文经学则重新兴起,东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弼,《尚书》郑氏（玄,《古文尚书》孔氏（伪孔安国,《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预、服氏（虔,《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
至此,西汉今文十四博士已无一存。
裴松之在东晋生活了近五十年,这种今文经学灭绝而古文经学复兴的学术背景对其治学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据《宋书》本传记载,“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
博览坟籍,立身简素。
”从他研读的经典和治学的风格来看,显然是走的古文经学家的路子。
裴注中有时也征引经文或经注上的材料,其中采用最多的是郑玄注。
这说明他受古文经学家的影响很大,郑玄等人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与其蜜蜂兼采务在周悉的注史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就注释的体例而言,裴注受集解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注、史注和子注都很兴盛,注释的体例也有较大发展,表现之一就是集解体的产生。
所谓“集解”,即汇总诸说,为之作解。
曹魏时期,何晏撰《论语集解》,首创注释中的集解之体。
《论语》在汉魏时期非常流行,注家也很多。
该书的特点是集汉魏诸家注释,兼下己意。
既有汇集备异之效,又有补阙纠谬之功,此例一开,影响很大。
韦昭的《国语解》、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范宁的《谷梁集解》等也都是博采众说而成书,属于集解体的后继之作,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当然不能说
是集解体,但他对“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①这显然带有受集解体影响的痕迹。
至于以史注史,甚至以拾遗补阙为目的的史注,早在裴松之之前就出现过。
先秦时期,孔子修《春秋》,内容过于简略。
左丘明详引史事加以解释,成《左传》,开了以事解经的先例,实际
是以史注史,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
后来,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②,使《春秋》、《左传》的经传关系更加明确。
晋人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不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而且改变过去经与传各自孤立而行的旧式,先把传文附在相应的经文之后,然后再为经传广加注释。
其注文也不再局限于名物训诂和典制,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历史人物的名号、身份、世系等交待得也很清楚。
如《左传・文公十一年》称:
“ 瞒侵齐”。
杜注:
” 瞒,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
”孙钦善先生认为:
杜预“《集解》作为史注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内容重在注明历史事件的时、地、人以及《春秋》、《左传》所特有的义例笔法,而不局限于训诂、名物、
典制。
”③另外,三国时期韦昭作《国语解》,除名物训诂外,也涉及史实的补充和正误。
如《国语・鲁语下》曰:
“诸侯伐秦,及泾莫济”。
韦注:
“及,至也。
泾,水名也。
济,渡也。
鲁襄公十一年,晋悼公伐郑,秦人伐晋以救郑。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之大夫伐秦,至泾水,无肯先渡者。
”既有文字训释,又有史实补充。
再如《晋语四》称:
“文公即位二年,……乃大 于被庐,作
①②③孙钦善:
《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三章第四节,中华书局1994年2月版。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
三军。
”韦注曰:
“唐尚书云:
立新军之上下也。
昭谓:
此章言文公之初,未有新军。
”这是在辨明史实。
以上这些史注虽然在补充史实阙略方面还不太突出,但已经为后人以史注史积累了经验。
到两晋时期,补阙式史注已经产生。
如汉末赵岐作《三辅决录》七卷,对建武以来三辅地区的缙绅加以评述。
晋人挚虞为之作注,成《三辅决录注》。
该书虽已亡佚,但裴《注》曾征引达八、九处之多,其内容全部属于补充史实①。
譬如《魏书・明帝纪》谈到新城太守孟达反,司马懿奉诏征讨。
裴《注》先引《三辅决录》曰:
“伯郎,凉州人,名不令休”。
然后又引挚虞约二百多字的注文,补充介绍了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接着又详细叙述了他在汉灵帝时贿赂中常侍张让而官拜凉州刺史的经过。
最后说到伯郎生孟达,少入蜀。
挚虞的注史方法及内容特点由此可以窥见一斑,蜀汉时期杨戏著《季汉辅臣赞》,对蜀汉众臣加以称颂,但赞辞很简短。
陈寿写《三国志》时为其中的大部分人物立了单传或合传,对其余的人物他在《杨戏传》后先列出杨戏的赞辞,然后自己再补注史实。
陈寿自称“其戏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辞下,可以确知其仿佛云尔”。
还有,晋人阎缵注史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称:
“近有阎续伯者,名缵,该微通物,有良史风。
为天下补缀遗脱,敢以所闻列于篇左”。
如他认为管辰所撰《管辂别传》内容不详,尤其是对其善卜之事,“辰所载才十一二耳”,于是便据其所闻加以补充。
显然,其注史方法也是以补充阙略为主。
这些史注不仅早于裴《注》,而且又被裴氏征引,说明其注史方法对裴松之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
除此之外,对裴《注》的体例和方法产生影响的还有两个因素。
一是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奉诏行事,而宋文帝的要求是补充史实,这就为裴氏确定了注史原则。
关于这一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讲得很明白,他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二是裴氏是在为近人的史书作注。
从陈寿成书到裴松之作注,前后仅相距一百三十余年,这中间无论语言还是典制都很少变化,《三国志》让读者感到不便的主要是内容太简,这就决定裴《注》的重点不可能是名物训诂,而只能是补充史实。
这也是注近史与注古史所不同的地方。
二、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问题
自乾嘉以来,对于裴《注》引书的数目不断有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十家之说: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
裴氏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计所开书目为一百四十四种。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松之所引书,凡〔百〕五十余种”（计所开书目为一百五十一种。
赵绍祖《读书偶记》卷七:
裴氏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有所引诸经及前代史与诸子字书等“又四十余种”。
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计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王祖彝《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
”（“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铨释者不计”。
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自序称:
“赵翼记《三国志注》引书一百四十九种,实得二百零三种。
”陈垣《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松之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
”周国林《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
“《三国志注》引书二百二十四种”。
①详见《三国志・武帝纪注》金 等谋反曹操之事、
《袁术传
《董卓传注》尚书令士孙瑞事、
《明帝纪注》孟达父伯郎生平、
《法
《先主传注》金旋生平及谢援事迹、注》马日 事、
《张既传注》张既幼时受游殷器重之事、
《荀 传注》严象生平、
正传注》法正祖父法真生平事迹。
高振锋《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
“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
虞万里《〈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
“裴注引书有二百三十五种”①。
纵观以上各家之说,似乎有这样一种趋势:
在统计裴注所引书目时范围越来越宽,尺度也越放越松,因而统计的数字在逐渐增加。
另外,该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专题化的发展趋势,至于各家的统计数字各不相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统计的原则和方法存在着以下分歧:
①只提书名而没直接征引原文者是否计入?
②原文与注文当合为一种还是应分别统计?
③不明出处者是否计入?
④统计的范围是限于史部还是应扩展至四部?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所以该问题的研究暂时还难以形成定论。
我们认为裴松之的史料观是开放的,其搜集史料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因而要区分裴注中哪些与史家有涉哪些与史家无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对其征引的单篇诗文或诏令等,应注意考察出自何书或文集,能合并者应尽量合并,以免重复统计。
如荀绰的《冀州记》和《兖州记》,应列总名《九州记》;左思的《魏都赋》和《蜀都赋》,当列总名《左思集》。
对于只提书名而没直接征引原文者,要作具体分析。
一般来讲,如果是在叙述性注文中只提到某人著某书,如《东平灵王徽传注》在介绍曹翕事迹时提到:
“翕撰《解寒食散方》,与皇甫谧所撰并行于世”。
在这里,裴氏对《解寒食散方》的内空既没直引也没意引,不应计入。
但是,如果裴注在考辨史实或叙述史事时提到事见某书或事出某书,如《陈思王植传注》云:
“田巴事出《鲁连子》,亦见《皇览》,文多故不载。
”虽没直接征引《鲁连子》和《皇览》的原文,但已指出其内容,象这种情况应当计入。
至于注文中不明出处者,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知道出自何人,但不知出自何书。
如《王肃传注》引刘 评王肃“三反”语,虽没交待出自刘 何书,但理应计入。
另一种情况是既不知出自何书,又不知出自何人,如《法正传注》和《董和传注》各自一条不明出处的引文,这种情况只能存疑,不能计入。
本此原则加以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
具体书目如下:
《九州春《曹瞒传》、王沉《魏书》、司马彪《续汉书》、
《异同杂语》、
《魏晋世语》、张 《汉纪》、
《汉灵献二帝纪》、
《典论》、韦昭《吴书》、
《献帝春秋》、
《张超集》、
《英雄记》、谢承《后汉书》、
秋》、
《傅子》、
《三苍》、
《褒赏令》、
《献帝起居注》、
《魏武故事》、
《魏氏春秋》、鱼豢《魏略》、
《汉晋春秋》、
《江表传》、
《公羊传》何休注、
《山阳公载记》、
《公羊传》、
《逸士传》、
《先贤行状》、
《四体书势序》、
《诗》郑玄注、
《汉
《诗》、
《国语》、韦昭《国语注》、鱼豢《典略》、《左传》服虔注、
《尚书》、
《左氏传》、
《博物志》、袁宏《汉纪》、
《管
《三辅决录注》、王昶《家诫》、
《三辅决录》、
魏春秋》、王粲五言诗、
《汉书》如淳注、应璩《百一诗》、
《搜神记》、应劭《汉书
《陆机集》、
《汉书》服虔注、
子》、
《汉书》、
《周礼》、
《魏名
《易》、
《礼记》、郑玄《礼记注》、
注》、
《吴历》、干宝《晋纪》、
《吕氏春秋》、
《启蒙注》、
《晋诸公赞》、
《楚国先贤
《魏世谱》、
《高贵乡公集》、
臣奏》、 丘俭《志记》、
《异物志》、
《神异经》、
《汉末名士录》、司马彪《战略》、
《零陵先贤传》、挚
《春秋》、
《风俗通》、
传》、
《明堂论》、
《魏末传》、
《晋惠帝起居注》、荀勖《文章叙录》、张隐《文士传》、夏侯虞《文章志》、徐众《三国评》、
《晋阳秋》、
《荀氏家传》、
《荀
《平原弥衡传》、潘勖《荀 碑文》、
湛《鲁芝铭》、皇甫谧《列女传》、
《荀 别传》、
《邴原别传》、
《嵇康集》、
《孔融集》、王隐《晋书》、
《郑玄别传》、
勖别传》、
《袁氏世纪》、
《九州记》、
《列异
《晋百官名》、
《异林》、华峤《谱叙》、
《庾氏谱》、
杜恕《家戒》、皇甫谧《高士传》、
《左思集》、
《中经簿》、
《王朗集》、何晏《论语集解》、
《程晓别传》、刘 评王肃“三反”语、《王朗家传》、
传》、
《头责子羽》、
《孙氏谱》、山涛《启事》、
《孙资别传》、
《曹植集》、
《立郊议》、曹操《家传》、
《王弼传》、
①陈垣文见《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周国林文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
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高振铎文见《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虞万里文见《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鲁连《金谷集》、
《孔氏谱》、
《武帝百官名》、王隐《蜀记》、阴澹《魏纪》、
《阮氏谱》、
《杜氏新书》、
《袁子》、
《决
《嵇氏谱》、曹嘉《遗石崇诗》与石崇《答曹嘉诗》、《皇览》、
子》、
《曹志别传》、
《说苑》、
《番岳别传》、
《潘尼别传》、
《新《嵇康别传》、
《吴质别传》、
疑要注》、虞预《晋书》、
《山涛行状》、
《王彪之与殷浩书》、缪袭《仲长统昌言表》、
《何氏家传》、
《刘氏谱》、
《战国策》、
《刘 别传》、
序》、
《傅咸集》、
《王氏（祥
《汝南先贤传》、
《卢湛别传》、
《晋太康三年地记》、
《郭林宗传》、
《陈氏谱》、
《胡氏谱》、
《王氏（昶谱》、
《孙子兵
《郭氏谱》、
《书林》、
谱》、
《孟子》、
《陈留耆旧传》、
《潘岳集》、
《毋丘俭文钦等表》（与《文钦与郭淮书》、
《钟会母
《文钦降吴表》同出一书、《任嘏别传》、
法》、
《管辂别传》、
《华佗别传》、傅玄《马钧序》、
《相书》、阎缵论管辂
《史记》、
传》、
《咸熙元年百官名》、
《华阳国志》、郑玄《尚书注》、谯周《蜀本纪》、
《诸葛亮集》、《益部耆旧杂记》、
《益部耆旧传》、
事、
《诸葛氏谱》、
《晋百官表》,
《晋泰始起居注》、
《默记》、
《襄阳记》、
《蜀世谱》、
《神仙传》、
《崔氏谱》、
《论语》、
《河图括地象》、
《帝王世
《七略》、
《万机论》、
《吴录》、
《郑玄传》、
《曹公集》、
《赵云别传》、
《字林》、傅畅《裴氏家记》、孙绰评谯周语、
《淮南《方言》、郭璞《方言注》、苏林《汉书音义》、
纪》、
《志林》、
《会稽典
《费 别传》、殷基《通语》、
《汉官仪》、
《圣主得贤臣颂》、
子》、
《越绝书》、
《新论》、
《三朝录》、张昭论不宜
《邵氏家传》、
《瑞应图》、庾阐《扬都赋注》、马融《尚书注》、
《抱朴子》、
录》、
《陆氏世颂》、
《陆氏祠
《姚信录》、
《孙惠别传》、陆机《顾谭传》、环济《吴纪》、
《虞翻别传》、
为君讳、
《诸葛恪别传》。
《礼论》、王隐《交广记》、
堂像赞》、
《机云别传》、胡冲《答问》、
三、关于《三国志》正文与注文的数量问题
《三国志》注文多于正文的说法由来已久。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宋人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卷二中说:
“《三国志》六十五卷。
……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补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
”此说影响很大,元明学者大都加以认同。
到清乾隆年间,朝廷命人校刊《三国志》,李龙官等人在校刊识语中提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此后,论者或称三倍,或曰数倍。
近一二十年来,该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
八十年代,王廷洽先后以《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和《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为题,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率先提出《三国志》本文多于裴注。
不久,崔曙庭先生又在《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上发表《〈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确认了王氏的说法。
这三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复印转载,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和李炳泉《中国史学史纲》等新编教材也采纳其说,似乎有已成定论之势。
我们认为《三国志》本文与注文的数量问题很值得作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研究。
传统的三倍说或数倍说固然不一定确切,时下的本文多于注文说也未必完全可靠。
这是因为,第一,晁公武是南宋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
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有丰富的校书、刻书实践经验。
他对《诗》、
《春秋》等都撰有训诂传,还用国子监刻的九经校蜀石经,撰成《石经考异》。
《书》、
于《易》、
另外,他还帮助四川转运使井度写书、编书、刻书、校书,因而对历代典籍及其目录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他撰写《郡斋读书志》时态度非常认真,其自序称:
“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四库全书总目・郡斋读书志提要》也认为:
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
由此看来,崔先生猜测晁氏“不可能对每一部书都进行认真详细地阅读,然后作出可靠的评论”是没有根据的。
该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有提要的私家书
①目,一向受学者推重。
如陈振孙称赞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马端临撰:
《文献通考・经籍考》,也主要是以该书和陈氏时《直斋书录解题》为依据。
可见晁氏称裴注“多过本书数倍”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第二《三国志》,的版本及流传经过极为复杂。
早在唐宋时期《三国志》,既有六十五卷全本,也有《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的单行本和节抄本。
元、明时期《三国志》,的版本更乱,讹误更多。
冯梦祯在明南监刻本《序》中称“南雍书库具二十一史,而:
《国志》板最为 缺。
嘉靖十年以后,续补几十之七,鲁鱼帝虎,又不胜其讹也。
余既视事,首谋新之,随行有宋本《魏志》原缺吴、,乃参监本,手自校雠,随付剞劂。
清四库馆臣在谈到,蜀”《三国志》的版本情况时也②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志》说“明以来南北监本,传写刊刻,脱误尤多。
:
”,的文字、语句不仅容易脱误,而且注文很容易混入本文。
关于注文混入本文的问题,清代学者早有觉察。
陈景云在《三国志辨误》中曾指出《三国志》有正文与注文淆乱的现象。
如《王肃传・所引刘 语及评》《谯周传・所引张 语等,原本注文却混入了正文。
钱大昕在评》《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专列“三国志注误入正文”一条,除肯定陈氏见解外,又指出《杨戏传》《益部耆旧杂记》末引所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事迹“皆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读者亦认为承 正文,则大误矣。
三国志》,”《注文混入正文的情况当然远不止这些,只是这种淆乱现象由来已久,有许多今人已无法确考而已。
一般说来《三国志》,的版本愈早这种现象就愈少,愈晚则愈多一些。
在统计正文与注文的数量时,王廷洽依据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崔曙庭使用的是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用聚珍版排印的本子。
这两种版本都无法避免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
第三《三国志》《注》,及裴迭经传抄、翻刻,都存在文字脱漏问题。
《三国志》卷六十一不著徐详事迹但传末却有其评语,这种无传有评的现象似乖陈氏史例。
因此,陈景云、钱大昕都认③关于注文的脱漏,前人也有所考订,如陈景云在为“详当自有传,在综传之前,而偶逸之。
”《三国志辨误》中就曾揭示《张既传》《陈思王传》和的注文有文字脱漏。
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裴《注》的脱漏比正文更严重,也更难发现,尤其是整段或整篇的注文脱漏更难以考索。
就《三国志》三大部分的内容而言《蜀书》,最略,其次是《吴书》。
裴氏作注意在补充缺略,应当在这两部分着墨更多才是。
但今本《三国志》《蜀书》《吴书》中和的注十分单薄,注文远远少于正文,而且后主敬哀张后、、、、、、、、、、、、、刘永刘理黄忠伊籍陈震吕 刘琰王连杜微杜琼李 蒋琬刘敏、吴主权王夫人（敬怀皇后、、、、、、、、、、、孙瑜孙皎顾承潘璋丁奉朱绩吕据徐详孙霸刘 华等二十余人的传记竟然通篇无注。
另外《魏书》,中乐进、许褚、典韦、孙礼、王观、朱建平、周宣以及丰愍王昂、燕王字、陈留恭王峻、乐陵王茂、北海悼王蕤、东海定王霖、邯郸怀王邕、樊安公均等人的传记也是如此。
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应当承认《三国志》,中每个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有差异的,在传抄和刊布流传的过程中,对于次要人物的传记,尤其是注文,人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删节。
这恐怕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对于《三国志》注文与正文孰多孰少的问题暂时还不能轻下结论。
①《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四》。
②《四库全书总目・三国志辨误提要》。
③陈景云《三国志辨误》:
“胡综传”、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徐详当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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