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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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当拙着《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一文的油印本和排印本先后在1955年、1957年发表后①，国内外一些学者陆续有所函询、函索或在他们的论着中有所援引和评述。

体现出对这部农业科学历史名着的一些有关问题相当关切，都在期待尽可能弄清。

光阴如驶，距拙文发表，屈指四分之一世纪匆匆过去了。

这期间，围绕其书、其人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资料，不断有所增益，看来，颇有从新“探讨”的必要。

这里，分从五个问题着笔：

一、本书的时限问题

历来，对本书时限，包括它的着作期和着者生卒年，由于史无明文，都不明确，甚至误会。

但这对分析研究《齐民要术》全书的内容和思想，颇关重要，非进一步寻求较充分论据，作出较确切答案不可。

其中，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着作期问题。

根据古代目录学文献，本书最先着录于《隋书．经籍志》②，可见它的着作期至少不晚于隋，更可能在隋前。

但究竟在哪一朝代?

《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都未注明。

《通志．艺文略》题为“后汉”，焦竑《国史经籍志》题为“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次诸家着录，则题“后魏”或“元魏”，现残存的本书最早刻本（北宋崇文院本），卷端亦署“后魏”。

今考：

本书引及三国、两晋以至南北朝中期以前的作品颇多，显见不是成于“后汉”。

《通志》原书的“汉”字，可能是着者郑樵一时疏忽，或者是后人辗转写印致误。

焦竑所题，同样沿其误。

应该说，题作“后魏”是对的。

后人大都相信它是后魏作品，没有异辞。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

在整个后魏王朝（由道武帝至东、西魏末期）一百七十年的相当长时期中，本书究竟写于“初叶”，或“中叶”，或“末叶”。

或某一具体年代呢?

这一问题一般人往往“不了了之”。

如《四库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等书，在《齐民要术》题下，一开始便说“思勰始末未详”，并不提到书的着作期。

但也有人根据后魏贾思伯、贾思同两人“已在魏之季世，当南朝梁武帝天监、普通、大同之时”，因而引起“思勰或与之同时、同族”的推论③。

后来，又有人经肯定‘‘贾君着书在东魏初年④。

如此“推论”或“肯定”，虽根据不足（如前一说），甚至没有提出根据（如后一说），但结论却接近事实，是对的。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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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拙文初步脱稿后，1955年底由华南农学院付油印。

再经修订，在《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刊出。

②简称《隋志》。

以下引及诸史的《经籍志》、《艺文志》，均仿此作简称。

③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

④栾调甫：

《齐民要术版本考》见《国学汇编》第二册，1934年齐鲁大学版。

⑤

（1）原书引及南朝梁代沈约（公元441—513）、陶弘景（公元452--536）和北朝崔浩（公元?

--450）等人着作，年代相当于后魏末叶或中叶。

（2）书中述造酒，曾引“元仆射家法”。

查后魏拓拔氏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始改姓“元”。

其中：

不少元氏如元澄、元英、元丽、元钦、元诠、元晖、元顺、元晦、元罗、元纂、元谌……等，都曾官“仆射”。

此所引，虽不详其为何人，估计可能是元澄儿子元顺。

史称元顺素有声誉，好饮酒，历官右仆射、左仆射，一般习称他“元仆射”①。

如所估不算凭空穿凿，猜中了；那么，当时已届“魏之季世”（元顺死于建义元年，即公元528）了。

（3）书中述造白醪曲，提到“皇甫吏部家法”。

所指可能是卒于太昌年（公元532）的皇甫玚。

他曾任吏部郎，是贵戚（高阳王元雍的女婿）。

果如此，则其时正面临分裂为东西魏局面或稍后。

（4）书中述种桑柘，其中自注有“杜葛乱后”一语。

查杜洛周、葛荣先后起义于孝昌元年、二年（公元525—526）间，至永安初（公元528），先后同年失败。

这反映出：

当着者写书至此，最早应在杜葛失败这一年以后而又时距不远。

（5）这里还得提出一个尤较具体的例证：

书中述种谷法，曾引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对着者说的话。

原文是“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

从这一段话，进一步分析和推论：

据《魏书．刘仁之传》：

仁之“出除”西兖州刺史，系在出帝初（公元532）任着作郎兼中书令后。

他任着作郎职，因“非其才”（不是他所长），在职不会长，大概到出帝即位的第二年便改任西兖州刺史。

他卒于西兖州任所，时在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

卒后得到“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的赠典。

这里，可以推知着者写在《齐民要术》里的这一段话的时日，当在刘仁之任职西兖州后至刘氏未卒前这一段时期。

为什么说当在刘氏任职西兖州后呢?

又为什么说当在刘氏未卒前呢?

因为着者提到刘氏，还以“老成懿德”称他，且称“西兖州刺史”而不称“故西兖州刺史”，又不称“青州刺史”或其他追赠的官衔，可见当时刘还健在。

按照这些分析，可以说，写《齐民要术》时，大致应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即公元533--544这十一年间。

其上限可能稍前（可能性较小），下限可能稍后（可能性较大）。

如此推测，相信对本书着作期，“虽不中”，亦“不远”矣。

此外，对着者生卒年，不妨这样估计：

本书初步着笔，有如上述，大致在永熙二年（公元533）前后。

假定着者在这一年恰满六十岁，开始退休，归田写作，据此上溯，则其出生当在延兴三年（公元473）。

青少年时，犹及见所谓“太和之风”——孝文帝变法革新的一系列作风。

他卒年估计在东魏武定（公元543—550）年间，还很可能跨人北齐（公元551年以后）时代，年龄逾七十以上。

当然，这只是假定，文献无征，无从肯定。

对本书的时限问题，这里只能大致作如是观。

二、本书的地域问题

书中取材，有如着者自述，是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等①见《魏书》本传。

他死后孝庄帝敕令，还如此称他。

多方面获得，尤其是着者从所生长的、或工作过、经行过的一些地方，向劳动人民调查总结而来。

这些地方的风土物产和耕作栽培习惯，当然反映到本书方面，很有必要把它——地域问题，尽可能弄清楚一点。

（1）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着者生长的地方，也就是他的“里籍”问题。

有人根据史书（《魏书》和《北史》）所载的、与他同时代的贾思伯、贾思同二人里籍，认为他也是“齐郡益都人”①。

按：

这尽管是推测，但说对了。

为什么说它是“对了”呢?

根据的论点是：

A．据本书自注，贾思勰与刘仁之有交谊，年辈或稍晚于仁之；又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系深交；又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思伯同时为肃宗（公元516—526年在位）的侍读或侍讲，彼此颇相得。

从这些迹象中，可想见思勰与思伯是有关系的，且彼此同时、同姓、又同以“思”字命名，很可能是同族的兄弟辈，都是益都人。

B．据《魏书．儒林传序》：

“晋世杜预注《左氏（传）》，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宋文帝）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

故齐地多习之……传受讲习者甚众”。

齐郡的贾思伯、思同兄弟，就是以精研《杜氏春秋》名噪一时。

今考思勰在本书自序和本文中，都引及《春秋传》和杜预注，当是渊源于家学。

据此，可推知着者与思伯、思同的里籍，同是“齐地”。

C．着者自注引刘仁之的话，当是仁之在西兖州任内所说。

其时，着者正家居“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写书以“晓示家童”。

当时，家住益都的他，或路经邻境西兖州，或任职西兖州的刘仁之就近过访贾家，两者都有可能，因而彼此得以相晤，且因贾氏正着笔写农书而连类谈及“区田”事。

西兖州在今定陶一带，这也足作为着者是山东人的佐证。

D．着者在本书所援引的例证，很少引用别地的，而往往举山东的为说，如：

述营田，引齐地大亩一顷当小亩三十五亩为例；述犁，引济州以西习用长辕犁为例，又引齐人蔚犁为例；述蒜的风土，引山东谷子为例；述椒的品种，引“青州有蜀椒种……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为例；述枣的品种，引“青州有乐氏枣……父老相传云：

乐毅破齐时从燕赍来所种”为例，又引“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为例；述作麦貌法，引“齐人喜当风扬去黄衣”为例。

其例相当多，是亦可证着者为山东人。

E。

本书有专篇述种桑柘和养蚕法，是现存较系统地述及这方面作业的最古文献。

查古代的桑蚕特别是柘蚕，以山东为较着、较盛、且较早，这也是旁证之一。

F．葛佑之在绍兴十四年（u44）为此书作“后序”，称：

“《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

其故可能因着者是东州即山东境人，垂老回乡着述，所以其书也多行于其地。

这也是旁证之一。

至此，对着者的

里籍问题，包括他出生的、长大的和告休后家居的所在地，不妨肯定说：

就在今山东省益都县。

（2）其次要弄清楚的是着者工作过的地方问题。

如所周知，他任过“太守”，是无疑的。

但任哪一郡太守?

却有不同说法：

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本书最初刻本（崇文院版）以次各种版本题署，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袁昶为本书渐西村舍刻本作序，称着者为“贾高平”，近代编印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称着者“官高平太守”，都沿此说）；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

今按：

三说中，“高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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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

可能是缮写或刊刻偶误，以讹传讹所致。

应该肯定是“高阳太守”。

但查后魏行政区，有两个高阳郡：

一属瀛州所领，在今河北省境；一属青州所领，在今山东省境（《魏书．地形志》）。

着者所官，究属哪一个“高阳”?

仍有不同意见。

本文认为以前者、即瀛州领的为是。

理由是：

A．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地区。

井陉属今河北省境，可能就是当着者赴任时从山西东北行所经。

B．本书《白醪曲篇》提到“皇甫吏部”，很可能是皇甫玚（见上文）。

此人为元雍的女婿。

元雍受封高阳，封地在青州境还是在瀛州境?

虽史无明文，但结合他当时为镇北（后迁“征北”）将军和都督冀、瀛等州诸军事的任务推测，则其封地当是瀛州高阳郡。

其时元雍家属，可能部分居洛阳，部分居瀛州或其邻州。

皇甫场也可能一度居其地（瀛州一带），他作白醪曲的“家法”，如果是着者莅官高阳时就地查询所得的话，那就更有力地说明着者所官的高阳是瀛州境而非青州境。

C．从本书述及“今自河以北……杜葛乱后……数州之内……”的话推测：

当时杜洛周、葛荣的活动，正在这一高阳郡及其邻境，包括冀、定、沧、瀛、殷五州（《魏书．世宗纪》）。

高阳在瀛州算是较大的郡（领县九），大概杜、葛失败后，着者才来此任太守，所以有此反映。

这一设想如属不错，则他到任时，最早应在永安元年（公元528）九月（继杜失败后，是月葛又失败。

见《魏书》）以后，这可能是他仕途中最后一任官，大概三数年后便告老归田，从

事写作了。

此外，他工作过的地方，当然不只河北高阳，其他还有不少，估计当时政治重心的洛阳、后魏发祥地的大同以至山西的某些地区，可能都工作过（似在山西任职较久）。

但曾任何职?

文献无证。

（3）其次要弄清楚的是着者经行过的地方问题。

着者多年游宦，足迹所涉颇广。

单从书中述及的看，除他生长和归田所在的益都和任太守所在的高阳外，其他地方，如：

今河南境的朝歌（淇县）；陕西境的茂陵；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北部的代（大同及其附近），中部的并（太原及其附近），东部的辽（昔阳）；河北境的井陉、渔阳（密云）；以至山东境的西兖州（定陶及其附近），济州（茌平及其附近），青州（临淄及其附近），齐郡（历城，当时青州所辖郡）。

西安、广饶（并当时齐郡所辖县）等等，都可能或经行过或工作过。

这些，只是书中偶尔提及的部分地方，此外，书中未提及的，当还不少，那就无可考了。

又，本书两次提到吴地，似曾亲历。

但其他向属南朝所辖，如果不是着者偶尔经过的话，可能就是与吴人交往而有所了解。

——根据上面所述（包括着者生长、工作和经行过地区），对本书的地域问题，略可窥见一斑。

至此，可以总括一句：

本书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黄河中下游流域方面农业生产情况。

　　三、着者的阶级出身和一些历史问题

尽管着者阶级地位，无明文可稽；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

着者打上的是什么“烙印”呢?

他生当门阀界限森严时代，“九品官人”旧习，相沿已久。

他之得以秩臻二千石，官至太守，可能就因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