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传统城市空间的深层形态构造与历史景观鉴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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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传统城市空间的深层形态构造与历史景观鉴别

江南传统城市空间的深层形态构造与历史景观鉴别

城市是在长期历史变化中逐渐累积起来的物质集合体，是聚落发展的高级阶段，绝大多数现代都市都有着漫长的发展史，并且往往会在同一时间断面上呈现多样的、多层次的历史景观。

因此，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面对在时、空两个向度上都极为复杂的现代城市，应该如何识别其中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形态构造，究竟哪些是浅层表象，哪些才是真正能够代表一座城市天然禀赋的早期构造，鉴别历史景观的依据又是什么？

如果缺乏足够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背景，要回答这些问题，有时是相当困难的。

以西方城市历史形态学的研究实践而言，聚落史地学鼻祖施吕特（O.schlüter）以城市实测平面图为最主要资料，重视对城市形态中所谓“形态基因”的考察，回溯城市形态变迁史，由此建立起西方城市史地的形态学派。

而正是在运用大比例尺城市古地图与中世纪以来丰富地籍记录的基础上，康泽恩（M.R.G.Conzen）提出了“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frame）”等分析手段，根据时空累积变化的形态识别与形态比较，成功揭示城市的发展历程。

此类研究无论是概念体系还是分析方法，对于深入开展我国城市史地研究都富有启发意义。

在历史悠久的江南城市，城市景观之中留存着各个发展阶段的残余特征，可以说每座传统江南城镇都是其历史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

因此，运用康泽恩理论与方法，基于演化的视角，从现存空间格局回溯城市形态史，进而探究并揭示其潜在的“形态基因”与早期发生史，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分析方法。

近年来，由笔者组织的研究小组，以江南地区传统城市的历史形态为主要分析对象，尝试运用康泽恩方法，通过对某些特定“形态框架”的图上判读与历史回溯，探讨江南城市形态之中历史悠久的城市核、濠郭配置、子城与复式城郭等基本构型问题，由此获得了一些有关该地城市的初始结构与早期结构，以及某些构造的形态演化的新认识，也为这些传统古城的历史景观深刻鉴别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本文将通过无锡古城、“夹城作河”形制、子城等具体案例分析，说明如何运用上述方法开展历史形态学研究并探究其中的深层构造。

一、无锡古城郭中的元末月城遗构

民国元年（1912年）的《无锡实测地图》（以下简称1912年图），比例尺1：

2500，是当地最早、最精确的近代大比例尺实测地形图，该图不仅详细反映了一个世纪前的无锡城市全貌，而且蕴涵着近代化之前、保留传统城郭原型的无锡古城的丰富信息，因此对解读该城的历史形态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图1是笔者提取该图城市部分主要信息后绘制的1912年无锡城图，此图不仅展现了当时完整、封闭的古城墙与护城河，而且，如果仔细审阅此图，还可发现有关该城独特构型的更多遗存，如紧贴城墙的内河、由城内西北隅的环形水道所呈现的古子城遗构，四门之外半圆形的古月城残存水道等，这些遗构在现代地图上几乎不能判读，但通过对1912年图上残存形态的分析，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认甚至复原，并将其原型上溯中古甚至更早时代。

下面就以古月城遗存为例作一具体分析。

城门是城防的薄弱部位，因此明代城池普遍构筑瓮城以加强实战防御能力。

在1912年图上可以看到4座城门的复合构造，其中控江、望湖二门（即北、南门）之外正对城门的护城河，由于瓮城的构建，还可见到明显向外凸出的河形，这4座瓮城是由明嘉靖知县王其勤主持修筑的，明、清方志均有记载，至民国年间才陆续拆除①。

不过，1912年图上，在外凸的城门与瓮城这一复合构造之外，还隐藏着另一类不容易为人所注意的构造遗存，即位于4座城门外、半径约200米的4条半圆形环状水道（图2），这4条水道呈现强烈的对称性，即它们在大小、形态以及所处位置的高度对称性，显示其产生绝非出于自然水路，故推断应该是某种人工构造残余的“形态框架”（即根据康泽恩理论，原有的平面特征或地形轮廓或一组轮廓，对后来的形态产生影响，使之与原有的形态大体保持一致）。

從1912年图上看，这4条环形水道正处于四门之外，且每条水道的半径大体相当，若要构建环护城门的外围防御构造，则无论从它们所处的位置，还是从外凸的形状及对称性的结构来看都是理想的构型，所以初步推测是城门外侧的水濠遗存。

可是，图上所见的瓮城系明嘉靖年间修筑，规模较小（可看作是与4座正门组合而成的一体化建筑），且与这4条环形水道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似乎难以形成关联。

那么，这个半径达200米大型防御构造，其原型究竟是什么呢？

为此笔者曾两赴现场勘查，虽然确认了北门外现存的水道，但由于市中心的大规模地产开发，在其它3处城门的微地形勘察上并未得到有力线索，看来只能通过历史文献来加以考察了。

关于这4条水道，在无锡几种常见地方志及相关的古地图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有一种稀见的无锡县志——万历《无锡县志》，在该书卷一《舆地志》确实提到了4城门之外曾经存在名为“子城”的遗构：

元至正十五年重修，十七年伪吴增广其制，甃以砖石，四门之外各有子城跨于濠外，岁久尽圮，仅如土岗。

嘉靖间县令松滋王其勤撤而新之。

从1912年图上也可看出，明嘉靖间县令王其勤所筑瓮城均紧贴着护城河，若要在这4座瓮城的百米开外再营建与4条环形水道规模相称的防御工事，则需另行构筑紧贴这4条环形水道的大型瓮城，而万历县志所谓“四门之外”“跨于濠外”的4座“子城”正与此相合，并且舍此无它，所以，推断这4座“子城”应该就是“伪吴”即元末张士诚政权修筑的规模较大的瓮城②，而4条环形水道应当是“子城”的外濠，此种防御构造不仅能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还能加大城池的防御纵深。

不过，由于“子城”的概念一般指城内修筑在衙署周围的“城中小城”，在此为区别明嘉靖时王知县主持修筑的瓮城，暂将张士诚时期所造瓮城称为“月城”，而在其外侧、围绕月城并向外凸出的环形城濠或可称作“月濠”。

至此，根据文献记录与残留的环形月濠反演得到元末大型月城的推论，那么，万历县志的记载就可以解读为：

到明代中期，张士诚时期修筑的大型月城因岁久倾圮，仅剩下残余的土岗，而嘉靖间王其勤重修无锡城时“撤而新之”，则可解释为撤除旧月城，收缩城防营建更为紧凑的城门——瓮城一体化结构。

以上推断还可从资料批判角度作一間接观察。

万历县志叙述中的“四门之外各有子城跨于濠外，岁久尽圮，仅如土岗”这一句，在万历《常州府志》、康熙《常州府志》里也有记载，而且文本相同，应是抄录了万历《无锡县志》的结果。

不过，康熙《无锡县志》及其后的本地县志却不载此句，这正反映该月城构造在明嘉靖重修城郭即遭废弃，入清后已为当地人淡忘或忽略，因此相关记叙在县志中被删裁，而同时期《常州府志》的编纂可能在属县风土采集的时效性方面不如无锡县志那么敏感，所以这条珍贵记录反而在《府志》中得以保留。

从目前的相关文献来看，明郑若曾撰《江南经略》也记载了“无锡县城，……元至正末伪吴张士诚增广甃以砖石，国朝洪武初复加缮治，弘治戊午知县姜文魁重修，门仍其旧。

四门之外各有子城跨于濠，岁久尽圯”。

《江南经略》大约成书于1564年，这是现在能看到关于月城的最早记录了。

由此可知，1912年图上所见四门外的环形水道，实为元末张士诚所筑月城外濠遗存，由于年久失修，至明中叶倾圯成为土岗，到嘉靖三十三年的备倭修筑城池时更是遭到拆除。

不过，即使是1912年图甚至在更为晚近的1949年《无锡城郊图》等图上，仍可见到4条月濠的残留，而北门外月濠甚至留存至今。

元至正十五年（1355）冬，张士诚由通州渡江南攻，不久便奄有平江、松江、常州等江南富庶之地，无锡地方豪强莫天佑兴兵自保，《明史·张士诚传》云：

“莫天佑者，元末聚众保无锡州，士诚招之不从，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诚既受元官，天佑乃降。

”不过，至正十八年到二十三年，张士诚、朱元璋又在江南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大小数十仗，始终未分胜负。

期间，朱军攻占了张士诚治下的常州、江阴、常熟等地，无锡成为暴露在两军交战最前线的突起部，形势极为险恶，但由于莫天佑的固守，朱军屡攻不克，一座州城竟独自支撑九年之久。

此后直至至正二十七年秋，《明史·张士诚传》云：

“平江既围，他城皆下，惟天佑坚守，士诚破，胡廷瑞急攻之，乃降，太祖以其多伤我兵，诛之。

”

从公元1355年到1367年的12年间，在无锡城发生了多场争战，历时之久、战况之激烈，都是该城历史上所罕见，这势必也对城郭构筑带来深刻影响。

事实上，该城较大规模的整饬、大型月城的修筑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乾隆《金匮县志》卷四云：

“元至正十五、十七年间，（无锡）营立城邑，畚土甃砖石，制极雄峻。

……明太祖之征吴也，胡大海攻无锡，士诚将莫天佑固守，久而后降，非城坚何能尔尔？

”所言不虚也。

总之，无锡古城的月濠遗存，对于张吴时期无锡筑城史的探讨，以及由类似外濠构造的历史景观探查等具体研究而言，均有典型个案的意义。

二、江南古城濠郭配置中的“夹城作河”形制

以上运用“形态框架”的分析成功辨识了无锡古城月城、月濠构造这一历史景观，本节仍以无锡古城的分析为起点，进一步探讨江南围郭城市在濠郭配置上的特点。

在1912年无锡图上，可见城墙与城濠的保存都较为完整，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该城在城墙之内，即在近菱形城墙的东北、西北、东南三边之内，都有一条紧贴城墙的“里城河”存在（图3）。

关于这一“里城河”，笔者曾名之曰“内堑”或“里濠”，并将其归纳为江南水乡的围郭城市在濠郭配置上所特有的“夹城作河”形制。

此种形制是指某一城市的城墙，除通常所见一条“外濠”环绕于其外侧之外，在城墙内侧，还有一条“内堑”环绕的城池景观；这种在城市布局中，城墙被紧匝其周的“外濠”“内堑”两重人工河道所夹，使城墙及其护坡部分形成看似环礁岛的环带状型式。

1912年图上的“夹城作河”形制，也可从文献上得以印证，乾隆《金匮县志》卷四《城垣》中明言：

“（城垣）内外皆有渠，内渠即弓河，外渠之广毓内渠十之三。

”该处内、外渠即指内堑与外濠，而文中“弓河”正是“里城河”城东段，该河道在历代县志中均有记载，且名称沿用至今③。

不过在1912年图上，城内西南隅的内堑似有缺失，使“夹城作河”显得不甚完整。

关于这一现象，虽然现存文献无法查得明确记录，但考虑到西南面紧贴城墙内侧分布的成串池塘可以判读为内堑堙塞后的残余，况且直至1912年城西南隅还是城内偏僻之处——城内唯一的田园就在此处，所以，该处内堑的淤塞，可解释为具有航运作用的内堑较早丧失局部的交通功能所致。

至于无锡城“夹城作河”形制的形成时间，成书于南宋的《咸淳毗陵志》卷第十五就已提及“弓河，在县东运河侧旁，有九河号‘九箭’”，也就是说，弓河在南宋时显然具有联络城内东西向9条河道（自南而北依次名为“第一箭河”至“第九箭河”，图3）的城内环状水路的交通作用，可见城东的内堑河段——“弓河”起源甚早，由此推测“夹城作河”构造或许在筑城之初取土建城墙之时即已形成，这一筑城工学上的推断并非没有实证案例，笔者也曾在苏州、绍兴等城的“夹城作河”形制分析中加以证实。

事实上，“夹城作河”形制不是无锡城的特例，而是江南城郭都市中颇为常见且富有特色的一种筑城形制。

通过历史形态学分析，可以识别苏州、嘉定、绍兴、上海等城也存在（或曾经构筑）“夹城作河”形制，简要分析如下。

（一）苏州

尽管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众多江南名城的历史形态造成重大改变，但仍有不少古城部分保存着“夹城作河”形制，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都苏州。

图4是根据苏州最早的近代实测地图——清同治年间绘《苏城地理图》所表现的近代化之前苏州城池的形态。

由图中可见，环绕苏州古城的外濠保存完好。

外濠呈长方形，周长约15Km，其中在城东、西两面的中部，外濠略向外凸出，从整体上看仍较好地留存了史载“亚”字形城郭轮廓。

同时，城墙和内堑也是连续无缺的。

内堑、城墙和外濠三者的环套配置使苏州古城外廓呈现环礁状结构，构成“夹城作河”形制。

那么，这一构造源于何时呢？

关于这一点，笔者此前曾作专门详述。

概而言之，首先，从代表不同历史时代的苏州城绘图（包括刻于1229年的中国现存最早城市绘图——《平江图》等）来看，不难判别图上外濠、城墙和内堑的存在。

而且，根据河道走向、城门位置和街衢布列，亦可进一步确认苏州城“夹城作河”构造在1229年绘制《平江圖》的时点已经存在，并为后世所继承，直至现代。

其次，关于1229年《平江图》以前苏州古城的记载，当以成书于北宋1074年的《吴郡图经续记》为最早，书中提到，“郡城，梁龙德中，钱氏又加以陶甓”④；明洪武《姑苏志》提及梁龙德二年（922），“始以砖甃，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里外有濠”⑤，这里明确指出当时苏州城开始修砌砖墙、并且当时城墙的里外都有城濠这一事实，据此可将苏州城的“夹城作河”构造上溯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年）。

再者，综合苏州城营建以来的城市演化史与考古发掘，可以认为苏州城的“夹城作河”构造起源很早，说它出现在春秋时代建城之初也并非没有可能。

笔者推断，“夹城作河”形制中外濠与内堑的产生，除了出于城墙建设工程上的需要，即从城墙的内、外两侧就地取土这个一般论上的成因之外，也要考虑到当地水乡环境的影响，即从节约筑城成本角度来说，利用和整治城墙附近原先存在的天然水体这一成因。

对于这一推断，从苏州城的考古⑥和后述对绍兴城的分析中也可得到支持。

（二）绍兴

今天的绍兴古城，仅外濠基本保持原貌。

城墙的大部分在1938年战争中被拆除。

1950年代末，在原城墙基础上开辟今天所见的环城公路。

目前，仅在城西水偏门至校场段保存小段城墙残基。

内堑则因1960年代以来的城市建设而被填平，目前残存东部和南部的数公里。

而在晚清的1892年，绍兴城的城墙、外濠完整可见，内堑除了在蕺山、府山南麓、东大湖等几处因自然地形关系出现小的间断之外，也基本保持着环状样式。

从整体上看，城墙、外濠、内堑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夹城作河”构造（图5）。

关于绍兴城墙、城濠的记录始见于11世纪的北宋时期，但未确载当时是否已有内堑。

在南宋时的公元1223年，绍兴城得以重修，城周长24里，设9城门；而编纂于1202年的《嘉泰会稽志》中关于桥梁的记载显示同一时期已有架于内堑之上的清冷桥、拜王桥、校场桥、八仙桥这4座桥梁存在，⑦因此推断至迟在此时“夹城作河”形制可能已经存在。

与苏州相似，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都城，根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记载：

绍兴在公元前490年建城伊始，设计者就考虑到了水乡地理环境。

如在城市选址上，以临江靠海、便于水路出行的“四达之地”为城址，合乎当地原住民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习性；又如在城门设置上，设水、陆门各3座；而到1892年，绍兴城9座城门中有水门4座、陆门3座、水陆两用门2座，这些都充分体现该城在设计上重视水路交通的特点⑧。

从“形态框架”角度观察绍兴“夹城作河”形制的形成，就可发现，该城东、西外濠完全利用了凤则江、平水江的自然河道，而城北微高地之内那条细长的内堑蜿蜒曲折、形状特异，但只要仔细比较它与北城墙的平行走向关系，就不难看出该处内堑的形成，一定是在取土建造北城墙之时，因构筑墙土所需随形就势开挖而成的人工河道。

因此，只要分段分析该城墙濠的不规则形态以及城濠宽幅的巨大差异，以及筑城前后自然湖沼的变化与河川痕迹等，就可识别或推测此城“夹城作河”之中外濠与内堑的起源——在于这座水乡城市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在修筑城墙从其两侧取土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城墙两侧的天然水体，通过对天然水体的局部埋填、局部挖掘的整饰，最终形成呈环礁状结构的紧匝城墙的外濠与内堑。

（三）嘉定

嘉定县成立于南宋，近年随着上海大都市圈的扩张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卫星城镇。

不过，现在的嘉定城仍然有完整的外濠和少量残存的城墙，而在民国时期嘉定县城图上，可以见到完美的“夹城作河”形制（图6）。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嘉定县城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但不能确定当时是否同时开凿了外濠、内堑；不过历史记录明确显示，在公元1358年，当时嘉定县政府有过重修外濠、内堑的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为方便船运，在公元1597年、1655年、1660年、1671年、1716年、1873年、1889年，均由官方主持了较大规模的外濠、内堑的疏浚事业。

因此可以判断，在历史上，由于人工疏浚事业的展开，嘉定城的“夹城作河”构造得以长期维护。

上述嘉定城的“夹城作河”构造、特别是其内堑的长期存在，与江南以外的古城建设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实际利用而言，在干燥的华北地区或者多山的华南地区，对于内堑的出现，即在城中修筑环绕城墙内侧的沟壑，不利于城市的防卫与交通。

不过在江南水乡，内堑有意识地得到维护，必然有它较大的实际用途，即为了维持城内外诸多水道的交通。

嘉定城有5条河道通往吴淞江和黄浦江，众多的桥梁和水路也显示城内的稠密水道网络，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内堑不是阻碍交通，反而作为交通水道发挥着它的功能。

更多研究揭示，除了这三座江南城市之外，历史上在其他如常熟、上海、宝山等许多江南城市之中，普遍可以识别出此种“夹河作城”构造。

因此可以说，江南古城形态中的“夹城作河”构造，迥异于在中国中原所形成的城市规划传统，不见于中国其它地区的古城营建之中，形成该地区城市历史景观之一大特色。

此种形制或其它的类似型式渊源甚早，可认为是在江南水乡的独特地理环境下原生的筑城型式。

究其成因，可从工程需要、地理环境影响、交通需要这三点上来得出结论。

在聚落四周挖濠，所掘泥土用以筑造城墙，从而形成环绕聚落的“外濠内郭”构造，历来是古代中国城市营建的重要传统。

不过通常的作法是只在城墙外侧取土，这是因为，在以陆路交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城市中，内堑通常被认为是阻碍交通的结构，但在江南水乡，水路交通的卓越，赋予了内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外濠、内堑同时又被作为交通水路，通过城市的水城门，使得城内水系与城外更大的水网相互联结，展现了水乡城市作为交通节点的生机与活力。

三、江南子城遗构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

子城，又称牙城、衙城、内城、小城，是指在地方府州级城市之中，以围护行政、军事等公共机构为主要目的、修筑于罗城（又称外城、大城）之内的小城。

在我国筑城史上，作为城市行政核心的子城以及由它与罗城组成的“重城”形制，渊源甚早、形态构造突出，而其遗存与形态框架，则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城市的布局与肌理。

不过，作为一种流行于中古之前的围郭构造，由于年代久远且因其多为现代城市覆压而难以实施科学观察，以至今人对其空间形态与时间累积变化都缺乏清晰认识。

近年来，虽然陆续在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等地陆续揭露了部分子城遗址，但在文献记录阙如、考古发掘难以全面实施的情况下，要系统认识并有效鉴别此种历史遗构，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手段。

为此，笔者考虑应该充分运用近代城市实测地图，尝试以历史形态学的手法，通过对城市的平面格局、地物组合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等的比较来加以分析。

根据康泽恩理论，子城的围郭可看作是一类典型的固结线（Fixationline），其强有力的线状防御设施及其所围护的功能性地块一旦形成，将对后续的城镇生长过程产生长期的、深刻的影响。

此种影响，将以其特有的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即以“形态框架”的形式客观反映在近代化之前尚且维持传统城市格局的早期实测地图之上。

因此，解读此类近代城市实测地图，追溯子城的具体形态变化、进而识别其历史景观也就成为可能。

例如，苏州的子城，相关记载较多，正德《姑苏志》卷十六《城池》云：

子城在大城内东偏，相传亦子胥所筑。

周十二里，高二丈五尺五寸，厚二丈三尺。

历汉、唐、宋皆以为郡治。

张士诚僭窃时为太尉府，继经败毁城，夷圯略尽，今独存南门，颓坦上置官鼓司更，覆以小舍及列十二辰牌按时易之，郡人呼为鼓楼。

城四面旧有水道，所谓锦帆泾也，今亦多淤，其东尚存故迹称为濠股。

子城制度成熟于唐宋时期，运用与苏州子城类似的手段，充分利用湖州、宁波等地的古地图或子城考古发掘成果，绘制江南子城所在城市的平面复原图，将其置于同一比例尺下加以比较（图8），由此归纳获得中古时期江南子城的特征。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江南的子城，普遍存在于该地区府、州、军级城市中，在县级城市极为罕见。

这类子城均自前代或更早时代继承而来，虽然江南城市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吴越纳土归宋之际受到拆城的影响，但由于实际需要，子城却得以重修或维持，直至元初系统实施毁城之时方告终结。

从形态上看，此类子城的规模大体以半里为径，周长在二里左右，其形状较为规整，以近南北向的矩形结构最为常见，因此较多体现了人工规划的意志，这与这些子城所在的罗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围郭构型较为自由，更多体现了自然地形与经济的影响。

就子城与罗城的空间关系而言，虽然从整体上看，子城位于罗城的北部或西北部较为多见（如常州、无锡、江阴、湖州、宁波、绍兴等均属此列），但也不能因此归纳得出此种配置是子城修筑的固定规则。

而像宁波子城所表现出的子城内道路、街区，与其周边罗城内路网形态、街区尺度的协调排列等现象（图8），强烈显示该城之中子城的产生，应该是原有的城市聚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而之后构筑的子城，在选址与布局受既有城市形态的影响，在结构上不得不接受早期形成的城市肌理所致，否则就难以解释该子城实际所见的坐落方位偏置现象（东北向倾斜约25°）。

也就是说，这类城市中的子城，从历史形态来看并非是城市最初的定居点，而类似的子城与周边街区、路网或河网的被动调适现象，在无锡、嘉兴等城市之中也能找到，因此推断先有城市、后筑子城可能是江南子城形成初期较为普遍的规律。

结语

通过本文考察，可以获得如下两方面的认识。

一方面，就有关城市历史形态的传统史地研究而言，《考工记》等经典所见城市理想模型曾广泛运用于实践，对我国城市营建带来深远影响。

不过，当前城市形态研究面临的问题是：

由于资料、思想与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大量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诸如基础几何形态（方形、圆形）、功能区划分、基本区位状况、中轴线等少数几个角度，使得我们对城市历史形态的认知难以深入。

而在事实上，若要全面认识中国这样广域范围之中的城市面貌与演化历程，除笼统理念外，更需具体考究各类城市形态中的深层构造（如原型、特定组块与地方构型等），这就要求通过深入的城市历史形态学分析，探查其历史景观形成的“形态基因”，把握各种模式与构型的起源与特质、区域性与类型系谱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

另一方面，江南的城市渊源甚早，历史景观内涵丰富且富于特色，相关的文献资料也相对较多。

不过，若要深入研究其空间形态的早期发生学规律与演化系统性，则与之相匹配的文字史料少之又少，尤其对地方城市而言则更显稀缺，使得传统的城市史地分析时时陷入举步维艰、捉襟见肘的境地。

因此，充分利用地图史料，尤其是我国城市近代化转型之前的早期实测或准实测系城市地图，开展如本文所尝试的形态框架、固着线等相关比对分析，将为城市历史景观的深刻鉴别开辟新的途径。

说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15ZDB03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早期近代城市地图的我国城郭都市空间结构复原及比较形态学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这4座瓮城在明清府县志中多有记载，其中万历《常州府志》所收《无锡县城图》还详细绘出各门的形制，民国年间陆续拆除了4城门与瓮城。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胶卷。

②成一农曾总结明清时期方志记载的“子城”主要就是指城门之外修筑的瓮城，参见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③例如乾隆《金匮县志》卷三《水》之“弓河”条云：

自北水门内分流，趋东稍北，为沙盆潭。

复东，绕城足，而南出便民桥合直河。

就新邑言之，恍如里、外城河矣。

”清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之“往迹”条，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明）王鏊：

《（洪武）姑苏志》卷十六“城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方志丛书》据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钞本影印本。

⑥钱公麟《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提到：

“汉代苏州城营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