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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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摘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除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是促成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纽带，是共产党的同盟军，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势力抗日战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间势力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介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被压迫的工农阶级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中间党派，以及开明绅士和地主实力派。

尽管中间势力存在一些不足，但其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中间势力的内涵与特点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中间势力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可追溯到土地革命初期。

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后，一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与部分从中国共产党脱离出来的人员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被称作“第三党”。

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既反对蒋介石的新军阀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走第三条道路。

因此，第三党的成立，标志着中间阶级和阶层开始初步形成一支新的政治力量。

其特点鲜明。

一方面，中间势力的主体是剥削者，他们同劳动人民有矛盾，害怕工农革命，当他们感到革命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容易同豪绅买办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妥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中间势力又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或当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压迫，能够在一定的时期或程度上参加到革命中。

中间势力的这种两重性特征使他们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激烈争夺的对象，而旧中国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因此，争取中间势力的进步和转变至关重要。

　　二、中间势力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参与者

　　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九一八事变之前，广大中间势力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依附于执掌南京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就其政治和组织力量而言，十分薄弱和分散，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治团体。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对中间势力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们进一步觉醒，改变了附和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走上了反蒋联共抗日的道路。

（一）政治上转向抗日诉求。

胡绳说：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失败了？

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1]p5。

国难当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他们组织救亡团体，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几天内，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汇聚北平，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组织救国请愿团赴京沪，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地方实力派也重整旗鼓，参加到抗日救国行列中。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5天，冯玉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3年春，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吉鸿昌等共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击日本侵略军。

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率领第十九路军官兵，在上海浴血奋战，挫败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

1933年11月，他们联合李济深和第三党发动“福建事变”，组建福建人民政府，讨蒋抗日，并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935年，阎锡山也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期间，要求国民政府“检拔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2]p253。

（二）组织上壮大抗日力量。

中间势力在全国抗日救亡洪流中崛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剧、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间势力进一步发展，由比较分散的抗日救亡行动发展到较有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由力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促使各实力派联合抗日。

1935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把联共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中心任务。

1936年2月，第三党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再三垂泪而道”：

“我们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

并“正式地向全国各党派、社团提议：

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全国的‘反日阵线’”，使其成为一个“超党的组织”，集结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3]p213-214。

　　新的中间党派团体组建，是中间势力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

1935年7、8月间，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布了《政治纲领》，中心是抗日、团结、反蒋，号召“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

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之际，又提出了“扩大民族反日阵线”的8条行动纲领。

　　三、中间势力是提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者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国内政治活动中的首要任务，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仍旧坚持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立场，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因而难承担起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起者的重任。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王明坚持的“左”倾关门主义却使其变成一个不完整的统一战线，其侧重点只是“下层统一战线”，统战对象只限于下层官兵。

而对在民族危亡面前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变化的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识不到有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可能性，甚至就连对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别都没有考虑联合他们抗日的可能性。

相反，却对其持怀疑态度，认为中间派别比国民党还坏，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党派”。

在福建事变发生期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领导人顽固地坚持关门主义思想，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共的合作只是为了求得一时的缓和、等待援兵的狡计，是“十九路军中若干领袖和政客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4]p133。

因而把同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谈判仅仅看做是一种宣传性的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通过谈判来争取更多的下层官兵，从而进一步揭露第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性”，并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力量。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又认为这是“一部分地主资本家军阀为挽救自己阶级的统治，为着要争取卖国的领导，为着要用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4]p133，没有去争取十九路军共同抗日。

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还没有及时、完整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立全民族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系统地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是在瓦窑堡会议之后。

　　与此同时，中间势力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国共联合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民主人士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今后国民，各抱决心，痛改前非，自赎自救，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并指出“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1931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师生通电指出：

“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

”9月26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著名民主人士朱庆澜呼吁团结御侮的通电，痛斥当局“忘覆巢之危殆仍萁豆之频煎”。

“呼请各方当冷静思维：

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

有何政见不可牺牲？

”并呼吁在“危亡在即，完卵难期”之时，应该“举国团结，一体奋兴，同舟风雨，共济艰危”。

在此期间，上海800多个团体20万人和北平250多个团体20多万人也纷纷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再次提出“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5]p908的要求。

以上说明，中间势力已经看到在当时中国的舞台上国共两党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国民党不能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能实现同共产党的携手合作，那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全民族抗战。

因此，他们一方面吁请国民党内部派系停止纷争和内斗；另一方面也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战争，与共产党休战，合作抗日。

　　四、中间势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动者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影响和决定抗战进程的重要因素。

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和保证。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全国人民和各个政治派别极为关心的一件大事。

（一）向国民党施加影响，要求抗日。

华北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亡加剧，国共两党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可能性。

面对这种形势的变化，中间势力奔走于两党之间，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极力斡旋。

1935年l0月19日和30日，蒋介石两次密电邀请冯玉祥去南京共商“党国要计”。

冯玉祥以蒋介石准备抗日为条件，11月1日到南京参加会议。

冯玉祥动员国民党民主派，坚持主张抗日，并亲向蒋进言，对国民党五大采取对日强硬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1月，属于国民党民主派的宋庆龄派曾经是中共党员的董健吾赴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蒋介石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

同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共同参与组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掀起了新一轮的抗日救亡运动。

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时他还主动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

（二）响应共产党号召，为国共合作铺路搭桥。

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中间势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受蒋介石排挤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主张抗日救国。

在正当手段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6]p1037同时，民主党派所发起的停止内战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对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呼吁全国同胞和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间势力极力响应共产党的呼吁，认为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刻不容缓地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中间人士身体力行，积极加入其中。

中间势力的这种态度和行动，在客观上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

　　（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间势力对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的亡国论和妥协投降活动进行了多次揭露和批判。

共产党联合中间势力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

“坚持持久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为我国政府反对日寇侵略既定方针”，“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7]p331-332。

整个抗战期间，中间势力都以加强国内团结、协调党派关系为政治纲领，多数人敢于冒杀头、坐牢之危险秉公直言，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

正是由于中间势力与共产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挫败了汪精卫集团企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利用参政会做媚敌工具的阴谋。

中间势力的这些艰苦斗争，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阵营中的分裂投降活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各中间势力纷纷发表讨汪通电和文章，与汪精卫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共产党和中间势力参政员的强烈提议和坚决要求下，参政会最后通过决议：

“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

”[8]p103○

　　参考文献：

　　[1]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民主革命时期）[Z].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印，1982.

　　[4]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见：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5]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电（上卷）[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7]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

　　[8]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