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生平与艺术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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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生平与艺术历程
王铎生平与艺术历程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
因而，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
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
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郁郁不得志，挥毫慨叹。
世间传有美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书法之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小屋里写就《寒食帖》名篇；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独创赵体；明末清初之际，由社会黑暗转入战乱，既而改朝换代。
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清贫力学 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蒿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
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
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
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
先人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然不幸早逝，年仅49岁。
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
王铎的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
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
王铎家原“有田二百亩”，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
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
王铎有四个弟弟，即镛、鑨、镆、镡，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家境贫困艰难之时，“不能一日两粥”。
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
“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
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
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
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王铎青少年时期，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
俗话说：
“陋室出公卿”。
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千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
王铎有诗序云：
“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
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
而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
王铎14岁读书，从学习古文开始，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
16岁读书。
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
王铎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
“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
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当然还有倾其所有、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
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
翌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
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
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
明天启二年进士。
明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
崇祯帝死后，他事福王、唐王，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
明隆武二年，殉节而死。
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书风“险怪”。
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
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
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
黄、倪、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
“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
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
《明史》记载，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侯太史遂园诗集•卷首》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
而《王铎的政治生涯》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刑部左侍郎乔允升。
但无论推荐者是谁，总之，王铎这位“田舍翁”瞬间成为朝中的“士大夫”，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然而，纵观王铎的一生，做为庶吉士，即“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是当之无愧。
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
真可谓：
福兮？
祸兮?
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
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
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
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
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
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并在北京创立了“首善书院”，以讲学为契机，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
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冯从吾志濂洛之学，吕维祺则深研经义，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也是河南籍。
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
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睐，曾为王铎的《拟山园初集》撰写了《叙王觉斯太史初集》。
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
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
以后，《三朝要典》由大学士顾秉谦、杨景辰主持完成，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
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
王铎与其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
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
“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之金陵”。
明崇祯十年初，王铎被召回北京，任少詹事。
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铎为其中之一，但未能获任。
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
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
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
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
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
“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
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
好在“上亦不加罪焉”，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
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
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
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又触怒了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
“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
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
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
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
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
不过，得罪权臣、拂逆龙颜，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
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明崇祯十一年）秋冬季先后夭折。
他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获准。
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明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
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
翌年初，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
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
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
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
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
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摄生阁”。
二月，李自成攻陷北京，该地也成危势，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沛、清江浦一带。
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贫困潦倒之艰辛。
他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中记道：
“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
买墨，墨不嘉耳，奈何!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逐渐销蚀了王铎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
王铎，这位明王朝的孤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
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
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
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迎福临即位之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他们认为福王昏庸，便于操纵。
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
当时，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对他们多有帮助。
如今，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称监国时，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
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
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
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
“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
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
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
特别是当马士英、阮大铖要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时．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
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方保无祸。
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
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从而引起朝中“太子”是真是伪的争议。
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
“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
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
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曰，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
可见王铎在“太子”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处置此事，把“太子”押解入狱。
当时，认定“太子”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执言仗义、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太子”是伪。
《弘光实录钞》卷四六也说：
“已而拱乾、学濂、宗正、元龙、国弼回奏，皆曰伪”。
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
“具见忠诚大节”。
皇帝满意了，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
日后，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
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
而武昌左良玉更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未成声势，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
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
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
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
至于出奔之福王，不久以后，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
公元1646年遇害。
南京城破之际，宫里宫外一片混乱。
《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
“帝既出，宫门大开。
内外鼎沸，宫女杂走。
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
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
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
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
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
”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太子”。
百姓从中城狱扶拥“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
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
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
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
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终未能获准，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
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
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
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
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
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
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
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
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
《清史列传》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
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
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
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
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
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如限令汉人剃发，明令“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冠’必置重罪”。
从剃发来测验人心，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
民间有“留发不留头”的说法。
剃发尚且如此，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
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
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
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
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
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
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
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
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
为叔孙昭子耶?
为魏公子无忌耶?
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
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
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
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如来权、张玉调、戴明说、孙承泽、周亮乙、粱清标、丁野鹤等人。
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
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
凤会迁流 规模自树
艺术家的创作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
王铎的一生主要活动在“明末清初”之际。
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明末清初”指的是从明万历三十年到清康熙四十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大约有一百年左右。
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转变。
早在明代中期，整个运行周密的封建政治体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误差。
到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对朝政更加荒疏倦怠，生活也极其奢靡。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由于讨沦“三王并封”之事与政府不合而被割官爵，回到无锡，约了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书院集合讲学：
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日后形成了东林党势力。
《明史》云：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
此后朝野内外党争严重，相互攻诘，整个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直至明代的灭亡．到明熹宗朝，宦官势力逐渐得势，就在王铎登三甲进士的那一年。
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窃取朝中权力，勾结党羽，扩充势力．当时的内务六部、四方督抚皆为其朋党，吏治腐败随即从中枢发生，直至糜烂全国各地。
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乡绅横暴，整个国家民心变动。
明代的最后几年，明帝国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强大势力，东北有满州的军队进攻。
明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时在煤山自缢。
李自成进驻北京不久被迫逃离。
紧接着是清军人关，社会经济由此造成浩劫，国家政治亦是动荡不堪。
这几十年间的时局，实在是变幻巨大，太险恶艰难了。
“但是，或许就是这样的国家、社会的崩解，像是春秋战国群起的先秦诸子一般，明末清初这一大解放的时代也促使许多读书人开始沉思各种问题，反而使他们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大无畏的求知精神，在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
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守仁（1472～l528）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高标“良知”、“知行合一”．发展和代替了程朱理学。
紧随其后的李贽（1527～1602）在此基础之上发扬了离经叛道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提出了“童心”的人性理想。
他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作品均出自童心。
“夫童心者，真心也”。
“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这些观点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汤显祖、袁宏道兄弟、冯梦龙等伟大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贴近现实、抒发性情、张扬人欲的优秀文学作品。
在书法发展史上也率先出现了一位敢于离经叛道的大书家徐渭（1521～1593）。
他以行草书见长，从米芾入手，而不为前人羁绊。
其性灵所至，笔墨纵横散乱，章法无端无绪，云雾纷绕，一派狂放不拘的气魄。
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说：
“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宠）、文徵仲（徵明）之上。
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陕客也。
”这应对徐渭最准确恰当的评价。
徐渭认为书法及一切艺术是为了“寄兴”，为了表达个人的主体意识，即使幕仿古人，他也强调要有“真我面貌”，“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
他的所为给明末清初艺术家以重大的启示——要冲出传统的牢笼，获取一颗自由的心灵。
王铎也必然会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左右，受到那些果敢进行艺术实践的大师们的影响。
对王铎思想形成有着更直接影响的则是东林党人，主要是在他未入仕途之前和步人仕途之后所结拜的师长，如前所述的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人。
对于东林党尽管历史评价尚存争议，但就整体来看，就其为国为民勇于舍身救义的大无畏精神而言，是足以为后人称颂的。
《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一则记道：
“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
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
‘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
闻者莫不笑之。
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发，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
回顾王铎早期的政治生涯，不难看出他思想性格与东林精神的相通之处是：
他敢于直言劝君、弹劾权贵，面对“庭杖”大祸而从容不迫。
这种大胆进取的思想性格又表现在他的书学理念与实践上。
甚至在接受文人自由学风和叛逆精神财富的影响后，仍然不脱离传统精神而保持了继承与革新的动态平衡。
因此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的美学思想是“魔鬼美学”。
同时认为王铎的创作也是根植在对传统的回归与裂变相互交织的温床上。
王铎的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此外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
目前发现的《吴养充墓表》写于1619年，王铎时年28岁。
作品文雅端庄，钟繇笔意为多，参以王羲之圣教序面貌。
但通篇循规蹈矩未出钟王窠臼。
应是王铎早年学古的本来面目。
同在1625年书写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为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等两件作品是王铎自l3岁临习《圣教序》后，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作品。
前者的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以与古人比肩。
更不知高于阁帖多少倍。
可以佐证王铎所云：
“《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
”不为虚言。
后者虽仍有临书求似的意思，但笔势飞动，线条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法。
是由行楷书演化成行书的样式，已有意临味道。
他以钟王为宗主，取法魏晋，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渐次把定门庭，立牢脚根，奠定出他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
此间流传作品虽然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是不言而明的。
王铎的临习与记忆程度近似神奇，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
“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
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钱氏所言，我们不妨在《临兰亭并律诗帖》中得到印证。
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气度。
然而王铎书后，对自己并非满意，在卷后跋中论道：
“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
”他所说的习气，是自己的笔法习惯。
是对魏晋风度有更深的理解，还是力不从心难以表现，则不得而知。
但这至少是王铎要超越自我的一个信号。
而且王铎对自己是信心十足的。
跋中接着写道“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
”王铎学习古人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着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的对传统精神的把握。
无论誉之、谤之，他都为之不动。
王铎的师古临帖是独具特色的。
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从呀呀起步至老到成熟之年，可谓退笔成豕，积纸成山。
本书收入百幅作品就有三十余件临帖之作。
二是，他的临帖拟古方法有两种指向，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不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
“他临王羲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
三是，王铎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
他在58岁那年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声明：
“予书独宗羲、献。
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动曰某学米、某举蔡。
又溯而上曰：
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
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寻+获），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
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是发源于此。
那么更深的寓意尚不仅仅在此。
笔者以为这既是王铎的书法史观又是他自我评价的潜台词。
唐宋诸家是“羲献”源头之流，王铎独宗“羲献”，自然要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同出师门．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
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书画家名迹上还留有他的题跋。
这既可做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也是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
同时，其中所含内容是他书画方面的记述，反映出他的博览和鉴赏水平。
本书收录有《米芾•天马赋跋》、《李成小寒林跋》等，从中可窥一斑。
以后，他遍游中原和苏、杭、南京等地，留心书艺，见闻增长，他曾说：
“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
”游历与博览大开了王铎的眼界，学书的范围随之扩展，取魏晋唐宋大家，逐一临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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