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eat or not to be eaten.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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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atornottobeeaten
群体中的集体风险监控
作者：
龟田达也&田村亮TatsuyaKameda&RyoTamura
摘要：
在现代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风险监控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通过对动物觅食和人类群体行为生态模型的考察，这篇论文考察了人们是如何来共同监控这些风险的。
就像动物在被掠夺的风险下必须去搜寻食物一样，人们必须在觅食活动和风险监控活动之间分配可用的物力和精力。
我们预测，群体情境中的博弈会使资源分配中的权衡决策复杂化，最终在群体中产生一个混合均衡。
当达到均衡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成员参与了风险监控活动，而其他成员则会搭便车。
在适度风险下参与觅食的实验组对这种预测提供了支持。
但是当风险水平被设置为更高时，羊群效应（遵从主导者的行为）妨碍了均衡的产生，随后我们讨论了这对风险管理的启示。
简介：
在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现代风险都是集体性的，同时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
脆弱的金融市场，国际贸易中的道德风险，有毒物质污染，都是同时影响很多人的风险的很好例子。
这些集体风险能对相当多的人造成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而对这些风险监控不足的例子数不胜数。
然而，尽管这一问题对现代社会很重要，几乎没有心理学涉及研究这些风险是如何被集中监控的。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以群组设定的方式研究了人们怎样监控集体风险，重点关注在风险监控中潜在的搭便车问题。
我们的理论观点是要么选择能动适应，要么选择博弈。
特别地，我们将在风险下动物警戒和觅食的行为生态模型扩展到了人类群体中，通过一种交互的实验室实验，检验了源于博弈论模型的假设。
一风险监控-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
在许多重要的课题上，关于心理风险的研究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
其中一个主题涉及到了在判断和决策中的风险概念的详细内容。
此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对风险的概念做了正式的精练阐述，关于其在个人决策和小组决策中的作用方面得到了重要的实证结果。
另一个主题涉及到风险感知和风险交流,研究者发现很多因素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验证了在专家和普通大众间，促进其在涉及风险的科学问题或政策问题方面的有效交流方式。
和其他的关于健康风险的应用研究一样，这些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包含各种风险的人类行为的认知。
然而，虽然风险监控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重大，但是在先前的心理研究中似乎存在着一项明显的疏忽。
国际商务中的一则轶事或许可以帮助说明，在现代社会中风险监控的是何等的不可或缺，其重要性日益显现。
1995年2月，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巴林银行，因为其新加坡的一个交易员的行为倒闭了。
在仅仅的三年时间里，交易者尼克·李森给整个集团带了极其巨大且难以复原的损失，这一系列未授权的交易总额累计达8亿7千万英镑。
这些交易都涉及错误账户的问题（期货交易员难免会在交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况。
因此，他们一般都会开设一个特殊帐户，用以暂时存放那些错误的交易，等待适合的行情出现时再挽回损失。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交易者的伤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监视。
尽管一些巴林集团的审计员们报告了一些可疑的活动，但这份报告并受到忙于其他紧急业务的伦敦总部的足够重视，他们未能成功地重新系统化配置资源上，从未能有效监控新加坡支行的潜在风险。
就像这个例子描述的那样，在组织中风险监控不足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关涉到整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为了增加对风险监控行为的更好理解，我们从一个能动适应者的角度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探索动物警戒性的行为生态模型对人类群体的适用性。
二动物警戒性的行为生态模型
尽管我们总是倾向于考虑人文主义条款中的“风险”,然而风险的概念适用于整个动物界。
最近，学者们试图将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理论和行为生态学中的风险理论联系起来。
行为生态学已经在动物界中的风险监控方面，得到了许多关于风险监控的复杂模型和实验数据。
根据这些模型，许多动物的生活被觅食和规避被其他动物捕食所分割。
这两个活动常常是互相排斥的，在一种活动中努力的增加会减低对另一活动的可用精力。
因此，当一个动物觅食的时候，它必须将时间精力在觅食和保持对捕食者的警觉之间进行分配。
就像巴林集团的消亡展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人们面临着和原始社会中同样的适应挑战，即在觅食或摄入活动和风险监控之间寻找均衡。
生态行为学的文献认为，在这样的权衡下，许多动物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成本收益模型来近似估算。
对许多物种的实验室研究和实地观测（譬如一些啮齿动物和鸟类）显示，如果动物独居生活，个人优化模型基本上接近于他们的资产配置决策。
对人类来说，分配给警戒和觅食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近似的最大联合分布。
另一方面，对社会物种来说，博弈论复杂化了分配决策。
一起觅食的动物能够享受聚集经济效益，或者和聚合相关的利益，而这些对独自觅食者是不适用的。
（注释：
聚集经济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相同（类似）产业或互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邻近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产业群或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网络。
概括起来说，聚集经济效益主要是由“外在因素”（或称外在经济效益）所组成。
即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提高（或降低）其经济效益。
在一般情况下，当企业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会给企业和居民带来外在利益，即聚集经济效益）在一个群体中，有更多的眼睛来监视捕食者，这将允许每一个成员能将更多的时间致力于寻觅食物。
然而，正是这些特性对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激励，如果群体中已经有足够数量的警戒者参与监视，那么其中的一些警戒者可以选择放弃警戒而去寻觅食物。
葛瑞迪和卡拉科将这个相互依存的结构（包括警戒-觅食情况）命名为“生产者--乞食者博弈”。
（生物群的两种基本结构模型：
信息共享模型（Information—Sharing，IS）以及生产--乞食模型（Producer-Scrounger，PS）。
）在这个模型里，如果有很多利己利人的公共产品生产者，利用他人的努力每个成员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没有人去当警戒者，这些通过自身的风险监控得到的收益超过其投入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被捕食的概率相对于寻找食物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与社会困境博弈不同，在生产者-乞食（索要）者博弈中，倒戈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
一个策略的净收益并不是固定的（这两种策略都不是占优策略），而是取决于群体中替代策略的频率。
太多的参与者同时选择同一个策略会降低其收益率，而增加其替代策略的收益率，从而对成员策略的转换提供激励。
.既然这两种策略在收益上是相互约束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混合纳什均衡的最终出现。
在均衡时,该组织达到稳定态，即生产者和乞食（索要）者的共存。
在一个存在觅食风险的环境中，该群体是由两个类型的成员以一个稳定的方式组成，那些主要从事风险监测的成员以牺牲觅食为代价，那些利用别人监控努力，从而确保其安全的人主要专注于觅食。
三行为生态模型在人类集体风险监测的适用性
尽管风险监控的主题在理论上对社会科学很重要，然而几乎没有人试图将行为生态模型运用于人类的集体警戒。
WirtzandWawra（1986）,Wawra（1988）,Dunbar,Cornah,Daly,andBowyear（2002）他们的实地研究却是例外。
这些行为生态学家研究人们在当代城市环境下的警戒性，其中包括包括在一个食堂风格的大型自助餐厅和一个开放式的公园的研究。
虽然有趣和富有创新性，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地提供有关人类风险监控的数据。
相反，他们对警戒性的处理由人们一般的四处张望组成，而且不仅仅限于我们设想的风险回避，譬如，配偶双方的搜索和保护行为被包含在警戒性行为之中。
考虑到能动适应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新颖性，一些因素可能是为了考量它对人类群体的适用性。
更具体地说，行为生态学的概念是如何与解释人类行为相关的？
当然，这最终是一个只能被计划性研究所能回答的实证问题。
然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能动适应观点和源于这种方法的复杂的正式模型，一直对跨越多个类群的动物行为认知的形成至关重要。
尽管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很少应用，然而最近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将它的范围扩展至人类社会行为方面，包括在不确定条件下我们致力于社会规范的发展，群体中多快好省（速度快成本低）的决策启发法，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社会/文化学习的作用。
四本文假设
本文从能动适应性角度探讨了人类群体中集体风险控制，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接近于觅食警戒权衡的实验室实验平台。
在实验室里，参与者在一个共同的潜在危险下，以六人为小组从事“觅食”任务（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任务赚取银两）。
执行任务的时候，参与者可以观察其他人是怎样将他们的时间分配于觅食和共同风险监测的。
如果实验模拟足够近似于生产者-乞食者博弈，而且假设参与者能理性地对待博弈结构，我们预期经过一段时间
在群体中将形成一个混合均衡。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如下：
假设1：
随时间推移，一个群体中的集体风险监控将达到一个稳定的混合均衡，其中一些成员将从事警戒行为（对于常见风险的监控，其他成员将作为乞食者（搭便车者），仅仅专注于觅食活动。
）
此博弈的预测是假设参与者是理性的，不会被非理性心理因素影响。
然而，社会心理因素可能会影响均衡的产生。
最为显著的是，如果群体一致性是在不确定性下运作，成员可能倾向于跟随他人的行为。
如果每个成员都跟随他人的举动，我们可以预测，经常出现的将是组员全是观察者或全是觅食者的均质小组，而不是混合组.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开始模型化和实证检验这些不确定条件下的羊群效应。
他们认为，理性计算将导致信息瀑布，借此人们在之后将统一他们的行为，同时忽视自己对环境的感知。
例如，汉葛和普洛特在一个贝叶斯判断任务中创建了信息瀑布。
在此项研究中，实验者从两个盒子选择一个（一个盒子有70白球和30个红球;另一个包含30白球和70个红球），然后给每个参与者一次机会，以抽取放回的方式从选择的盒子中随机地抽取一个样本，参与者被逐一要求说出他们对抽取到的样本来源的判断。
当顺序判断任务中的早期受访者表达他们偏爱时，随后的受访者更容易忽略从他们的私人样本得到的信息，跟随早前公开宣布的决定。
具有讽刺意味地的是，贝叶斯分析显示这正是人们应该做的，即忽视自己的私人信息，使自己的意见和前面成员的意见一致。
因此，在汉葛和普洛特的试验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实验发生了这种情况，即当领导成员抽取了具有误导性的样本时，他们的任务具有产生理性的（但错误的）信息瀑布这一危险性质。
信息瀑布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性恐慌，这种理性恐慌来源于在不确定性下，整合往往导致统计上正确的推论这一基本事实。
我们猜想噪杂环境下的集体风险监控，可能与上面描述的贝叶斯统计推断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
既然风险只能在不确定性下被错误地估计，邻居警戒行为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危险迫在眉睫，就像多元传感器集中预报地震活动意味着一个火山的即将爆发。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利用群体中高警戒行为发生的频率，作为一个统计暗示来推断风险的急迫程度，而这将导致组级别的羊群效应。
因此，我们有以下替代假说:
.
假设2：
羊群效应将描述不确定情况下人们的集体风险监控。
该群组将在警戒和不警戒之间频繁波动，而不是接近一个稳定的混合均衡，这时只有一部分成员从事警戒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报道一种互动的分组实验，用来检验这些假设。
提出的两个假设的正确性可能取决于在觅食环境中的风险水平，而这可以协调用于监控共同风险的战略。
为了探索假设1和假设2的边界条件，我们创建了两种风险水平不同的情境。
五方法
1参加者
参与者是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学习心理学入门课程的180名本科生（133名男性和47名女性）2综述
我们随机地将学生分为30个小组，每组六个人，在实验室通过局域网营造一个在风险下觅食的情境。
作为一个实验室觅食任务，在每个实验期间，每个参与者被要求单独解决尽可能多的简单计算问题。
对于每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参与者将获得10日元（大约10美分）作为实验奖励。
执行计算任务时，一个共同的危险可能会出现在每一个试验中。
如果成员未能避免危险，将从他的累积奖励中减去30日元（低风险条件下）或者50日元（高风险条件下）。
鉴于平均试验长度，，30日元的罚款对于抵消总收入（在当前实验中加上先前的收入得到的）是合适的。
50日元的罚款也可以抵消从先前两个试验中得到的收入。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高他/她的警戒水平来提高规避风险的概率，然而，如果选择提高警戒水平，意味着此人必须牺牲其觅食活动。
因此，在实验室模拟了风险监控中的（两个生存活动）警戒活动和觅食活动间的权衡.潜在的风险是集体性的，因为它同时影响着小组的六个人。
如果一个或者多个小组成员发现了风险，他们随后的规避行为可以拉响警报，以提醒那些最初没有意识到风险迫切性的其余成员，因此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这也提供了让他们规避风险的机会。
因此，作为观察者维持一个高水平的警戒，通常来说能够帮助那些专注于解决涉及自己利益问题的成员。
在实验室里关于监控常见危险的搭便车问题就被模拟出来了。
全程总共包括60组实验。
3步骤
每个小组的六个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条件中（低风险或者高风险），每个实验持续大约一小时。
每个实验条件各有15组参与（90名参与者）。
每个参与者一经到达，就坐在一个私人隔间里，通过计算机分别接收进一步指示。
风险下的觅食行为得到了解释，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在实验中得到的奖金将会根据他们的表现而异。
这个觅食任务是一系列简单的计算（两个3位数的加法）。
对于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每个问题，参加者每输入一个正确答案就赚取10日元。
每个实验的持续时间是随机决定的（M=30,SD=10s）。
超过规定的时间或者共同风险出现后，实验就结束。
4监控危险
试验中，共同风险出现的概率是0.3（此事项不对参与者说明）.每个实验期间，参与者可以得到关于当前风险水平的两种信息:
环境信息和社会信息。
提供这些信息的目的是帮助参与者调整他/她的警戒级别以提防危险。
（seeFig.1）.
环境信息
当前试验中，共同危险的急迫性是多少？
社会信息
有多少人正在积极监控共同风险？
决定
持续的计算任务（觅食）
切换到一个高警戒状态（高警戒）
Fig.1觅食时，参加者可通过两种类型的信息（环境信息和社会信息）调整他们的警戒水平。
环境信息由电脑上定期更新的柱形图组成，这些信息可以显示共同风险的急迫性。
这些环境信息包含随机的干扰信息，任何特定时刻的暗示价值（也就是柱形图的高度）以一个随机参数反映了真正风险水平的总和。
我们设置环境暗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参加者能够以平均32%的机率被警示危险的紧迫性（当危险存在时）。
在实验中的任意时刻，参加者可以提高他们的警戒水平，因此可以获得更精确的环境信息（即更少的干扰信息），将察觉风险的平均几率提高到64%。
然而，更高的警戒性也意味着更高的代价，参加者在剩余的实验中必须停止一切觅食活动。
除了环境信息，参加者也可以得到关于小组其他成员集体风险监控的社会信息。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定期报告会告知每个参加者转向高警戒状态的小组成员的数量。
结合两种类型的信息，参与者能够调整自己的警戒水平以抵御共同危险。
5逃离危险
为了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参与者必须单击一个逃跑按钮，一旦共同危险出现，这个按钮将会在限定的时间内拥有此项功能。
允许小组成员逃离的时间是被一个从1-3s的均匀分布随机决定的。
Fig.2总结了这一过程的实施.
Fig.2.每个成员逃离危险所需的步骤
发现危险
低警戒水平的成员发现危险的概率是0.32，高警戒水平的成员发现危险的概率是0.64
在限定的时间里成功逃脱
电脑上的逃跑按钮在风险出现后被激活，并持续1-3s
如前所述，个人对危险的发现是概率性的。
如果一个或多个小组成员察觉到了危险，他们随后规避的行为，可以提醒起初没有意识到危险急迫性的其余成员。
在剩余的时间里这些成员仍然能运用逃跑按钮。
根据允许时间的总长度，和察觉到风险的成员的反应速度，仅仅通过对小组里的其他成员的行为作出回应来逃避危险是可能的，尽管有不确定性。
（1）
（1）高警戒成员的存在对小组的好处可以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高警戒成员能更有效地发现风险，（相对于低警戒水平的0.32而言，0.64足够高），因此提高了逃离危险的整体概率。
第二，因为在高警戒状态下觅食是不可能完成的，高警戒成员对危险警报的反应应该更快，给低警戒成员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逃跑尝试。
因此，由于公共利益的可提供性，搭便车的动机就形成了。
6绩效回馈
每五次试验后，参加者将收到一个列着各成员累积奖励的总结表，其中包含他们自己获得的奖励。
然而，由于其他成员在表中是无法辨认的，将个体的警报记录和其收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
这种反馈可以让参加者根据他们在小组中的表现衡量其战略的效率。
对每个参与者奖励（以日元为单位）的计算方式如下：
奖励=10*解决方案的数量－罚金*逃跑失败次数
在低风险条件下和高风险条件下的罚金分别是30日元和50日元，总共有60组实验（其中18组存在共同风险。
实验结束后，支付给参加者一些津贴，然后将其解雇。
六结果
参加一小时的实验，参加者平均能挣到1130日元（约合11美元），标准差是499日元。
这大约是大学生做兼职平均每小时工资的两倍。
会后采访显示，这个实验中参加者有动力去最大化其金钱收益。
在论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对参加者的平均警戒比率和得到的平均奖励额提供一个综述。
我们之后将报告详细的统计分析，来检测这些集中模型能否更好地反应一个稳定的混合均衡的产生（假设1）或者风险下的羊群效应（假设2）。
（1）综述：
平均警戒比率和奖励
1平均警戒比率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将60个实验分成三块，每块由20个实验组成，Fig.3描述了每个小组中提高警戒等级的成员的平均数量。
不出所料，参加者在高风险条件下比在低风险条件下的警戒性更高，参加者提高他们的风险监控和因未能成功规避集体风险招致的罚金成比例。
当在2（条件）·3（块）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检测时，对条件的主效应是显著的[F（1,28）=6.15,p<.05]。
对[F（2,56）=24.49,p<.001]块来说也有主效应,这表明警戒活动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假设）鉴于风险水平在60组实验中一直保持不变，结果表明参与者随着时间调整他们觅食和警戒的行为策略。
2平均奖金额
为了观察这种行为调整对适合性操作的影响（货币结果），我们仔细研究了参加者通过这三个实验块得到的平均奖金，发现奖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Collapsedacrossthelowandhigh-riskconditions，第一实验块的平均奖金额是340日元，第二实验块的平均奖金额是357日元，第三实验块平均奖金额是433日元[F（2,56）=43.62,p<.001]。
这一增长表明，在风险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能更加有效地均衡觅食和警戒这两个关键的生存活动。
不出意料，对环境来说也存在着主效应[F（1,28）=22.11,p<.001]，意味着当因未能成功察觉共同风险而上缴的罚款越少时，平均奖金额就会越高，在低风险条件下平均奖金是1327yen，高风险条件下是933yen。
对我们的探究更重要的是，在本研究中，风险条件下觅食是否真的有生产者-乞食者博弈的激励结构。
在生产者-乞食者博弈中，对每个战略的报酬不是固定的，恰恰相反，报酬取决于群组中另一个策略的频率。
利用足够数量生产者的努力，个人的境况会更好，但是如果生产者太少，他们自己也应该转而去生产公共物品。
在当前是试验中这个条件是否充分满足呢？
Fig.4显示了每个试验中警戒者和觅食者的平均个人报酬，作为其他从事高警戒工作的警戒者数量的函数。
（2）
Fig.4.Meanindividualpayofftoawatcherandaforagereachtrial,asa
functionofhowmanyotherswereengaginginhighvigilanceduringatrial.
注释2计算如下，对每个试验，我们检验了7个可能的小组组成的出现。
小组组成可能是（0,6）,（1,5）,（2,4）,（3,3）,（4,2）,（5,1）,or（6,0）,（n,6-n）表示在一个试验中由n个警戒者和6-n个觅食者组成的小组。
在低风险和高风险的条件下，我们分别计算了7个群体构成中的警戒者和觅食者赚取的平均奖金金额。
这意味着在图4描述的内容源自这些计算。
例如，当没有其他组员从事高警戒工作时，警戒者的平均报酬和在含（1,5）组分的试验中警戒者的平均报酬有关，当没有其他组员从事高警戒工作时，警戒者的平均报酬和在含（1,5）组分的试验中警戒者的平均报酬有关，而当没有其他组员从事高警戒工作时，觅食者的平均报酬和在含（0,6）组分的试验中觅食者的平均报酬有关。
试验中当没有其他成员从事高警戒工作时，这种比较能让我们看到哪种策略对个人更有利，是去警戒还是去觅食。
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低风险和高风险下，当一个组中有太多的觅食者时（看图的左侧，其他警戒者数量比较小的地方），警戒比觅食更加有利。
然而，当组里的许多成员充当警戒者时，觅食更加有利。
因此，我们的实验设置看起来符合生产者－乞食者情况。
正如预期,一个战略的净收益取决于小组中其他策略的频率。
如果有太多的参与者选择了同一个策略，切换到其他策略，每个参与者的境况会变得更好。
3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稳定的混合均衡的产生（假设1的验证）
如图3所示，在货币结果方面，参与者对警戒的使用随着时间调整变得更好。
当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这些集合模型是反映了群体中一个混合均衡的出现（假设1）还是被羊群效应支配（假设2）。
我们已经验证了觅食任务有一个激励结构符合生产者-乞食者博弈。
此外，Fig.4也验证了在低风险条件下，警戒和觅食的相交点1.1的支付函数，在高风险条件下，相交点1.8的支付函数。
这说明当一个小组中只有一个成员从事警戒任务时，切换到高警戒状态的成员的境遇变得会更好，但是当有两个成员在警戒时，其他成员应该继续觅食。
因此，在给定的试验里，博弈均衡要求从事风险监控的成员大约有2个。
在第三块观察到的警戒行为的平均比率（低风险下0.26，高风险下0.37）接近于的Fig.4均衡比例（.33=2/6）。
虽然这些结果和均衡的概念一致，验证假设1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
考虑到这一假设的时间性质，我们需要关注参与者的行为随时间的变化。
特别地，如果随时间的变化，集体警戒水平接近一个稳定混合均衡，我们可以预测两个结果的出现：
第一，在之后的实验块中，每个小组中警戒人员的比例将会变得趋于稳定；第二，包括专注于觅食的坚定的搭便车者和从事风险监测的利他的警戒者在内的成员，其角色分工将会产生。
我们将依次验证这两点。
4每个小组中警戒比率的多变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戒者比例的组内方差应该随比例接近均衡而降低。
例如，在每个六人小组里，警戒者的比例在早期试验时高度可变（例如，第一个试验中，80%是警戒者，在第二个试验中，20%是警戒者等等），但是在之后的研究中应该保持相对一致。
为了判断这是否正确，在这三个连续板块的20个试验中，我们计算了警戒者比例的组内方差。
Fig.5显示了每种条件下组内方差的均值。
和假设1一致，每个小组中警戒者比率的波动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3板块中条件2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measuresANOVA），对F（2,56）=12.09,p<.01]块和condition[F（1,28）=5.78,p<.05]产生了显著的主效应。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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