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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论文探讨主流经济学相关问题及其第三次危机
探讨主流经济学相关问题及其第三次危机
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受实践检验更为直接。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的“滞胀”,经济学分别经历了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两次大危机。
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又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彻底破产，主流经济学陷入第三次大危机。
二战以来主流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山口二郎所讲的：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以30年为一个大的循环周期：
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随后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和小政府时代；最近爆发的金融海啸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
文献梳理发现，在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过程中，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等命题，并就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全球蔓延带来的恶果、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
但总体而论，学界对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大危机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因此，笔者在拙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的基础上，对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危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本次危机的根源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危机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历史。
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指出资本主义存在内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当属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入手，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及根源，指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
马克思认为，当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经济危机便由潜在的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下的生产规模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从而破坏商品价值实现的市场条件，引发并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同时，以市场自发竞争机制为基础的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破坏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所依赖的条件，加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矛盾和失衡，最终必然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实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表明：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每隔10年左右便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并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彻底粉碎了当时居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神话，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即古典学派的危机。
面对长达四年（1929-1933年）的经济非均衡和非充分就业，西方经济学和政府当局开始由一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向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这一不争事实转变。
作为“大萧条”产儿的凯恩斯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系统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认为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所需要的总需求，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弥补私人部门的不足，避免经济危机和保持经济繁荣。
西方经济学继马克思经济学近百年之后否定了“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萨伊定律，主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一转变与变革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核心在于：
凯恩斯“极有贡献地提出了两个一直到70年代都还渗透于主流经济分析中的关键概念。
首先，他认为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
第二，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稀缺资源配置手段发挥作用。
”
而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验证和根本性彰显。
因为至少从市场状况和经济运行层面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是基本一致的。
而对于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
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
……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
”
与新千年不期而遇的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继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动摇了全球经济体系。
如同对大萧条的论争与分歧，对于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西方经济学至今仍莫衷一是：
国家干预主义认为是市场之失，经济自由主义则认为是政府之过。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看法殊异，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寻求问题的症结，而仅仅停留在市场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表面，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贯特点和根本缺陷。
我们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和分析问题，不难发现，虽然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呈现出与以往危机明显不同的特点，但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激化和爆发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面对资本主义70年代出现的“滞胀”困局，凯恩斯经济学束手无策，渐失主流经济学尊严与地位，引发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在此背景下，滥觞于二战之前且被长期边缘化的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兴风作浪，迈向历史前台，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和新的主流经济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是有效的且具有自我纠错的观点再次占了主流，不仅在保守的政治界，甚至在美国理论经济学界亦是如此。
”
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组织纷纷尊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借经济全球化之机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推行新自由主义，掀起一股强劲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
在新自由主义鼓噪的政策推动下，一方面，货币超长供给和低利率导致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加剧，产业空心化盛行，经济结构失衡，激化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另一方面，资产泡沫和信贷膨胀支撑下的借贷消费和华尔街的贪婪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和非理性繁荣，形成隐蔽性购买力不足和生产过剩，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错位与脱节。
“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这种金融驱动和信贷支撑型经济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一遇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崩盘这些看似突发的事件，就必然引发和导致银行贷款难以回收，信贷枯竭和流动性干涸，这时，以银行破产倒闭和整个金融体系几近坍塌为主要表现的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必然地发生了。
至此，新自由主义鼓噪和极力推行私有化、松弛市场管制、弱化金融监管的恶果最终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并导致如此深重的经济灾难。
“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业管制的解除酿成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跟着出现的经济衰退。
”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现实表明：
“华盛顿共识政策及其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
瑏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治理范式彻底破产了。
面对危机及其蔓延，新自由主义无论在解释危机的成因方面还是克服危机、拯救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方面都束手无策，主流经济学就此陷入第三次危机：
“经济理论的明显破产，即是，除经济学家外，对谁都显得最需要给予回答的问题，这种理论再次无言以对了。
”第三次经济理论危机的实质：
既解释不了就业水平也解释不了就业内容纵观经济和经济理论发展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都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有着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的“滞胀”导致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两次大危机。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早在1971年就对这两次危机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她指出：
第一次危机是由于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1930年代的就业水平产生的，因为充分就业均衡是古典学派不言自明的命题；第二次危机则是由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就业内容而产生的，凯恩斯主义为了维持“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忘记讨论就业所必需的去向”,单纯为就业而就业、为增长而增长，结果导致政府支出大量用于军备，军事工业过分发展（即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生态环境恶化；最终非但“没有对维持无通货膨胀的接近充分就业的问题做出解答”,反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泥潭。
而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的实质，在我们看来，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就业水平又不能解释就业内容而产生的危机，是比前两次危机更深重的危机。
1.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就业政策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重拾主导地位之后，西方各国的劳动就业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总趋势是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
具体表现在：
政府将促进就业的宏观需求管理转变为微观供给管理，通过减税刺激资本和劳动供给，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推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政策，减少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以此来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严格失业保障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这种劳动就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提高了就业率，如美国和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的“就业奇迹”。
但是，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
在就业方面，这种就业政策虽然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大部分新增加的就业属于不确定性就业，具有过渡或短暂性，劳动者又被排除在一般社会保障之外，导致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即“工作贫困”（workingpoor）；在劳工权益方面，随着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的实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少，工会力量逐渐削弱，以及集体谈判的分散化和低层次化，使得原本对劳动权益具有保护作用的机制遭到破坏，劳工权益不断受到损害。
再如：
结构性失业的加剧。
在美国，结构性失业起始于全球化浪潮，加剧于金融危机引致的衰退，“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使“金砖国家”为标志的新兴国家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尤其是美国制造工业的大企业为利用全球资源和提高竞争力，一边不断提高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一边加速外移和外包的步伐，使得国内就业机会日趋萎缩，却又没有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收那些被削减下来的工人，使得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并逐步加剧；在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就业政策给大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就业也带来一场灾难。
大规模失业加剧了“劳工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劳工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而不能进入较稳定的核心劳动力市场，使“边缘化劳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政治参与上和文化上长期处于匮乏之中。
此外，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虽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无疑是其重要原因。
“社会安全网的减弱”及“没有有效的劳工法来调节集体论价的权力”都促使了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总之，新自由主义在劳动力政策方面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主张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市场灵活化”政策，不仅给美国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事实上，就业与教育、医疗卫生等一样，属于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它完全交给自发调节的市场，已经被多次证明是不可取的。
因而，在就业政策方面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引入政府干预，对其进行调节。
2.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化、市场化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法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其着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中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作了全新的阐释。
他通过研究工业国家几个世纪来的财富累积及经济成长数据，发现资本创造的所得成长率是经济成长率的好几倍：
以近30年的情况而言，资本的年报酬率达到4%或5%,而经济年成长率仅1.5%左右；高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投资收入，而非薪酬。
因而，他认为：
长期贫富不均主要与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偏高报酬有关。
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无疑为皮凯蒂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IMF《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与全国财富之比：
20世纪70年代为10%,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上升至23.5%,到2009年又跃升至约40%.2013年，美国25位薪酬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赚到的钱，比美国全部幼儿园教师整体收入的两倍还要多，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就有：
上层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巨大鸿沟，直到里根政府时代才出现。
自里根执政以来，随着美国产业基础的衰退，其经济重心逐渐向金融经济转移。
汽车、钢铁和消费类电子工业等实体经济逐渐衰落，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高速扩张，全社会都热衷于投资股票、债券和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各种“金融创新”突破所有限制，把虚拟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弱。
同时，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号在全世界重新构建经济秩序，使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自由地活动，这种扩张助长了资本贪婪的逐利本性，使巨额的投机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在全球快速流动。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总体在加剧，特别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快速地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
贫富差距的扩大加速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反过来，资产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巨额财富者征收高额税收，是美国的长期传统，这一设计的本意是限制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同时增加财政收入。
然而现在一旦提到要恢复这个传统，就会面临这样的阻挠：
对富人征税是有破坏性的，是不道德的。
有破坏性是因为，这样会使就业岗位的创造者降低工作积极性，会减少就业岗位的提供；不道德是因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赚到的钱，富人同样如此。
因而，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后的2010年，资产达到450亿美元的美国富豪巴菲特，当年的纳税税率为17.4%,而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纳税税率却高达33%至41%.这样的税率制度显然无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初次分配向金融资本、管理和技术倾斜，再次分配的减税政策使得财富迅速向高收入人群和资本所有者移动，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反而积累了巨大的收入差距。
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60年代反越战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群众抗议示威是当下美国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表明普通民众对经济低迷、就业艰难、前途无望的愤怒已集聚到需要集中爆发的程度，证明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懈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最终破灭，凸显出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导致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和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在保罗·克鲁格曼看来已不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的崩塌。
3.声名狼藉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课题
有人认为20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尽管环境问题由来已久，但大规模、高速度的生态环境恶化，只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出现的现象，并非历史的常态。
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作用几乎渗透进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分配资源、劳动力、资本和税收，决定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并不断催化和指引人类对物质繁荣的执着甚至极端追求。
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被普遍地忽略，破坏生态环境的短视行为随处可见，使得区域性环境问题更为突出、全球性环境问题出现并日益加剧：
全球气候变化、温室效应、酸雨、物种灭绝、土壤沙漠化、森林绿地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等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趋狭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性难以为继，“这个世界已经基本上没有空闲的公共空间可供倾倒废物了”。
对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常用“外部性”的托词轻描淡写地进行开脱，让人们相信这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付出的必要成本和代价，并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典型例证。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治理不足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
诚然，“市场缺乏内在的机制来断定哪些决策后果在人类正常的生存时间内是可以逆转的，哪些是不可以逆转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我们可以观察到，伴随着近几十年的经济迅猛增长，一方面，资源被过度地消耗且使用效率也没有经济学家宣扬的那样高；另一方面，向环境中倾倒的废物越来越多，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这种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甚至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环境成本趋于外部化，另一方面，所换来的利益并没有惠及所有人，反而是仅让少数人暴富。
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环境斗争的背后，比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保护日等的设立，都是一场全球反对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斗争。
因而，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作为目前资源配置的支配性原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辞其咎。
在21世纪的开端，人们有种种理由相信，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如果继续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巨额利益，那会如马克思所说，将“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制约发生冲突”，“它在引领人类逐渐站到自然的对立面的同时，也为自身的灭亡挖掘着坟墓”。
4.持续增长的军费开支无助于持久的充分就业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观念上的、经济体制上的或者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推动、经济周期的外在压力等原因，美国一直把军事凯恩斯主义当作其政策的重要支柱，军事战略成为其追求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面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下行风险，为了挽救经济，同时为了打赢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政府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
金融危机前后，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得到变本加厉的实施，以至军费开支激增（图1），并在2011年超过7000亿，占当年GDP的4.7%,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1%.
从理论上说，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增加军费开支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常备军的扩大，可以吸收大量缺乏生产技能的年轻人，缓解就业压力。
但是如上图所示，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其失业率并没有因为军费的持续增加而降低，二者并不具备明显的负相关性。
相反，政府和企业为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必然会增加科研经费，这些开支从本质上说是非生产性的，如果投入过多，势必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
这也许可以佐证为什么美国有高比例的军队预算，却无助于经济摆脱危机与衰退。
反而是奥巴马政府自2011年初宣布裁剪军费计划，将减少军备开支后节省的资金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投资社会发展项目，以应对衰退、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失业率才得以稳步回落。
美国推行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引起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长期平衡增长，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充分就业。
总之，对于与前两次经济理论危机相伴生的所有问题，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释与解决。
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等，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愈发加剧。
自由主义主张在西方经济学舞台再次获得充分表演的机会，却又一次证明它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经济顽疾；但如果再次向凯恩斯经济学回归无疑重走老路。
西方经济学“武器库”里的两大法宝轮流坐庄却都不能提出长期而有益的政策建议来避免危机周期性爆发，未来由何种经济理论主导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仍无法定论。
因而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是“既解释不了就业水平也解释不了就业内容”的双重危机，是比前两次更深重的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固有缺陷
西方经济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能避免经济活动周期性的非均衡，这或许由其理论的固有缺陷所导致。
1.西方经济学注重经济表象分析，回避生产关系研究
西方经济学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分析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回避生产关系这一本质话题，经济分析见物不见人。
这既是西方经济学的特点又是其固有缺陷，也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性区别。
萨缪尔森曾对经济学作如下定义：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瑐琐。
这个定义背后包含了经济学的双重主题：
稀缺与效率，关注的是稀缺性资源如何有效配置。
在对效率的无限追求中，西方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当成纯粹的物质技术过程来演绎，逐渐走上模仿自然科学的道路，从而忽略了其背后的人以及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经济活动中的资源并不是以它们的自然形态存在的，而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等，都是按照生产关系中的利益结构进行配置的。
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所实际享有的利益形式，而以此为基础的配置只能使控制资源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占有生产活动创造出的利益，其结果未必是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
因此，研究经济活动必须分析深层的生产关系，才能科学地解释呈现在社会表面的各种现象。
正如，如果不揭示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就无法理解这一事实：
那些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巨型企业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它们不仅“大而不能倒”,反而依然从这场危机中获得了财富和权力。
可见，这场危机所暴露的问题远非当前西方经济学所过分关注的“资源配置”、“效率”等主题所能涵盖。
西方经济学如果继续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仍然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作稳定不变的外部条件，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性危机仍然无法避免。
2.经济分析中数学化倾向日益严重
西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中的抽象化和数学化倾向由来已久。
伴随着边际革命与凯恩斯革命，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广泛应用并逐渐发展成一种趋势。
到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这种趋势推向极致：
通过对“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推理演绎和数学建模的量化分析，把复杂的经济活动高度抽象为几个很少的变量，然后对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与求导，抽象出事物之间的简单明了的联系，进而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诠释。
数学化研究方法充斥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之中，国际权威经济期刊大量刊载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型与数学推理，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活动、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这一“李嘉图恶习”成为经济学的时髦做法。
早在2000年，法国经济学学生针对经济学“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的现状发起一场学术运动，明确提出“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亨特也曾经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已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形式，“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所运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推理的数理逻辑越来越严密，但其思想深度却没有多大实质进展，并“没有显示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的更高明洞见”,反而距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
如果数学化了的经济学真的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那么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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