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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启迪国内外泰国瑶族人研究溯析

困境与启迪:

国内外泰国瑶族人研究溯析

  自泰国步入现代化发展之路起,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频发,因而泰国的民族问题受到中外学界的较大关注。

研究者的视界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两大方面,以此为线索来探讨民族问胚对泰国整体发展的影响以及民族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与对策。

其中一部分研究者将目光投注于泰国北部地区的瑶族人,希冀通过研究泰国瑶族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反映泰国瑶族人在迁徙历程中所发生的嬗变,进而阐释解决泰国山地民族问题的若干途径及得失。

由于受条件所囿,笔者难以有赴泰国实地调查的机会,因此仅就所见资料对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情况和主要研究成果做一粗浅综括,并就该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浅见,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批正。

  

  一、研究情况和成果概述

  

  外国学者对泰国瑶族人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而中国学者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方有机会前往泰国北部山区地带进行田野考察,从而参与泰国瑶族人问题的研究。

下面分别对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泰国瑶族人研究情况和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1.外国学者的泰国瑶族人研究情况和成果。

外国学者开展的泰国瑶族人研究多在清迈山地部落研究中心(1964年成立)的规划范围内进行,除了综合性研究以外,还在泰国瑶族人的历史迁徙、宗教信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婚姻等专项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仅就笔者所搜寻到的信息,外国学者关于泰国瑶族人问题的专著主要有:

洛伊丝?

M?

考勒威(LoisCallaway)的《瑶族――远古以来的邻居》(曼谷,斯瓦斯蒂出版社,1965年)、差博?

卡差?

阿南达(ChobKaehaAnanda)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谢兆崇、罗宗志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金少萍、朱桂昌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保罗?

刘易斯和伊莱恩?

刘易斯(PaulLewisandElaineLewis)的《金三角的民族》(PeoplesoftheGoldenTriangle:

SixTribesinThailand,NewYork:

ThamesandHudson,1984)等。

这些专著有的涉及瑶族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则注重某一侧面的研究。

从这些成果中不难看出,在此项研究中,泰国以外的研究者占据主导地位,泰国国内学者仅有以差博?

卡差?

阿南达为代表的少量学者参与。

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泰国国内还编辑出版了一些类似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的手册及统计资料作为介绍瑶族人等山地民族的基本读物。

  另外,外国学者还撰写了若干篇关于泰国瑶族人的学术论文,主要有:

比?

查拉潘(P.Chaturaphun)的《瑶族导论》(载《曼谷世界》,1970年第3期),蒙空?

沾塔般隆(MongkolChantabumrung)的《瑶族部落的婚姻传统》(载《山民研究院季刊》,1986年第2期),差博?

卡差?

阿南达的《瑶族人口结构――坤兴村个案研究》(山民研究中心,1974年)、《瑶族迎神仪式》(泰国内政部公共福利司山民福利处,1970年)、《瑶族家庭制度》(暹罗学会,1972年)、《泰国瑶族的政治生活》(罗宗志译、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彼得?

坎德尔(PeterKandre)的《社会制度的自治和融合:

优缅山地人口及其邻人》[载彼得?

康斯达特(PeterKunstader)编:

《东南亚部族、少数民族和民族》(SourestAsianTribs,Minorities,andNationsPricetonN.J)第2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cetonUniversityPress),1967年)]、《瑶族宗教研究与生态学及经济学的关系》(载《华南瑶族》,巴黎,盘古出版社,1991年)、《优缅财富积累、祖先崇拜和家宅安宁等方面的情况》(暹罗学会,1965年),白鸟芳郎(ShiratofiYishiro)的《泰国北部瑶族宗教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日本,国家人类学博物馆,1976年),等等。

此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所进行的泰国瑶族人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在下面提到的李建及胡起望两位先生的著述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做续貂之笔。

  前辈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坚实基础。

从差博?

卡差?

阿南达对泰国瑶族人各方面的研究,到彼得?

坎德尔对泰国山地民进行的综合研究,再到白鸟芳郎及竹村卓二结合华南民族史研究所进行的探讨,均从不同方面搭建了一定的研究平台。

  

  2.中国学者的泰国瑶族人研究情况和成果。

中国学者对泰国瑶族人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从学者们有机会对泰国北部山区的瑶族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但由于条件所囿,后续研究工作没有跟上,所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现今笔者所见关于泰国瑶族人的研究专著仅《泰国瑶族考察》一书,学术论文也仅见以下几篇:

胡起望的《近代国外瑶族研究概述》(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黄方平的《泰国瑶族生活考察点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李建的《泰国瑶族概述》(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玉时阶的《泰国瑶族的“招郎入赘”》(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4期)、《泰国瑶族的婚姻家庭制度》(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泰国瑶族的历史和文化》(载《民族论坛》,1993年第1期),王黎明的《近三十年来泰国民族问题研究评介》(载《东南亚》,2006年第2期),覃彩銮的《泰国发展山地民族经济项目的考察》(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申旭的《泰国山民问题及政府对策》(载《东南亚》,1993年第2期),马菁的《东南亚民族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以广西瑶族和泰国瑶族的民居结构为例》(载《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l期)。

这些成果大多是作者在实地调研基础上而做的一些综合性论述,即使有对诸如婚姻制度等方面的专项研究,也是概述性介绍,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及。

  

  二、研究特点综论

  

  各国学者所进行的泰国瑶族人研究,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

例如,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所遇到的普遍难题是语言问题,尽管有翻译,但肯定不如泰国本土研究者得心应手;而中国学者不仅面临语言方面的障碍,还有资金方面的难题,因而所进行的研究相当有限。

若对现有泰国瑶族人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的关注点、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略有差异且各具特点。

  

  1.关注点。

泰国本土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泰国瑶族人的人口分布、宗教信仰、婚姻制度、文化维系等方面,同时还会结合国家的局势及山地民族的发展走向进行一些研究,以便为政府制订民族政策提供一些学术方面的参考。

日本学者侧重整体性的民族研究,并秉持民族史研究的传统,除了探讨以上部分问题外,往往会结合中国瑶族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山地民族加以考察,企求达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境界。

中国学者对泰国瑶族人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研究的深度及广度自然大大落后于泰国学者及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水平,从现已发表的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学者的研究都是宏观方面的、提纲挈领式的基础性研究。

此实为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学者们前往泰国实地调查的机会有限。

中国学者的概述性文章主要涉及泰国瑶族人的婚姻制度、人口分布、迁徙情况、生活组织、经济与商业、加工业、宗教、教育及语言文字、医药卫生、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

  

  2.研究目的。

泰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双重目的:

实用性与学术性。

长期以来,泰国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影响国家稳定及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使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的经济跟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如何将泰国主流文化更好地灌输到山地民族中、如何加强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等都是国家当局需要慎重考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实用性特征。

同时,从事瑶族人研究的泰国学者自然也要以学术研究为本位,力求在研究中突出学术性。

其他外国学者进行的泰国瑶族人研究虽然有一部分成果也具有实用性特征,但更多的还是基于自身兴趣和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提升本国海外民族研究的水平,促进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

中国学者的泰国瑶族人研究大多是在政府间合作的范畴内进行的,因此其选择的田野调查点总带有较强的非主动性,自主选择的空间不大,这自然导致了关注点的狭窄及研究成果的粗浅。

因此无论从实用性还是学术性上来看,中国学者的泰国瑶族人研究水平尚不具备太多实质性影响力。

  

  3.研究思路和方法。

泰国本土学者充分发挥“在地化”研究的优势,占有较为翔实的资料,并借助政府相关机构的帮助,对瑶族人进行微观方面的考察,对其人口分布及结构特征、婚姻制度、社会组织结构进行阐述,并以此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

日、美等国的学者虽然也对泰国瑶族人进行微观视界下的考察,但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只能更多地利用一些翻译成日、英等文字的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他们一般注重结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理论性特征较为明显。

中国学者多数因袭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传统,对泰国瑶族人的各方面均有涉及,而且往往首先想及泰国瑶族人与中国瑶族在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某些关联,通过关注其迁徙历程,结合文献及调查资料,侧重探讨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析释

  

  从上述泰国瑶族人研究存在的差异现象中,可以想见如今泰国瑶族人研究所面临的难题抑或困境。

尽管中国和外国的众多学者对泰国瑶族人研究注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但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所以始终难以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首先,尽管各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不少,但大都是“学术借用”而非学理化的批判继承。

研究者在探讨泰国瑶族人的人口分布、迁徙历史、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时,大都会摘取前人的相关研究资料及成果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极少提到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自己以后的努力方向。

比如日本学者竹村卓二在探讨民族的共生问题时,不仅借用坎德尔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少资料也是引自坎德尔的研究成果,但在其著作中却难寻对坎德尔的理论做出应有的客观评价。

这种情况当然并非竹村先生独有,不少学者亦依循此道。

因此,在缺乏批评的研究领域里开展研究,自然难以体现出学术研究所应有的质变。

  其次,对泰国瑶族人进行研究的多数学者虽然意识到瑶族人的跨境及迁徙特性,却少有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瑶族人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作为跨境民族,瑶族人的足迹除遍布中国南方省区之外,还在不同历史时期迁徙到东南亚诸多国家,如越南、老挝、泰国等,另外在美国、法国等国也有少量瑶族人居住。

瑶族人的这种频繁迁徙特征向来为多数学者所关注,且在研究过程中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然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总是停留于对瑶族人迁徙时间及线路的讨论上,而不是更深入地探讨这些迁徙线路内含的社会因素及族群本身的生活要素及理念。

在瑶族人宗教信仰研究方面,研究者大都在基本的信仰体系及谱系分类方面达成共识,即瑶族人宗教信仰以道教为核心内容,同时兼及祖先崇拜及佛教、基督教等文化因素,却少有学者将泰国瑶族人的宗教信仰与越南、中国境内瑶族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比较。

如此一来,针对不同主题所进行的研究便难以整合为共同比较研究的平台,这样就从实际上割裂了瑶族作为一个实在族群所应具有的整体性。

  第三,无论是泰国本土学者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许多人总会用人类学中所谓“落后的他者”的眼光对泰国瑶族人进行研究,由此产生描述性研究的无效叠加与理论权威下的过度阐释两种客观后果。

带有猎奇色彩的面相描述是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种现象,也是民族志书写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不应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基调和终极目的。

泰国瑶族人由于迁徙之初便生活于山区,自然环境的制约使其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泰国其他地区的民族,加上其文化上的多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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