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视界与辩证的识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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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视界与辩证的识度

生存的视界与辩证的识度

一一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征（论纲）

2005年07月01日15:

53来源：

《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会议论文集（上）》作者：

张曙光

　　生存的视界,但充满歧义;辩证的识度,但贯穿着吊诡,这大概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l,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和历史演变的逻辑。

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最突出的性质是自相矛盾即悖论,这一自相矛盾或悖论,所反映的,归根到底是“不得不”进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生活实践—性状。

本来,自我相关、自相矛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特点,所以,中外哲学家都把“认识自己”、“自知”视为人的最高智慧.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自我矛盾不仅极其严重,而且成为结构性的社会存在状态,使得中国人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左右为难的两难选择;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哪怕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近世历史因而充斥着悲剧色彩。

而诸如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新生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等等似乎完全对立的方面,在我们这里却彼此纠缠并相互转化着.这种情势最容易产生的是极端对立或折中调和的思维与态度,然而,前者导致的是表现为“怪圈”的两极展荡和反复折腾,后者则只能造成无是非善恶的混沌或恶俗状态.这可以说都是由于我们对自身和整个社会的悖论性质缺乏充分的正确的认识和对待而使悖论呈现为负面的作用。

而所有上述二律背反的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既要成为革命性实践主体而自身又是革命性实践对象的双重性.。

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自救之道只能是通过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肯定（如所谓“新民”、“立人”）,而这首先需要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觉悟即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自我认识”。

正是走出上述两难困境的历史需要和认识自身的极端重要性,使得来自于西方文明而又对西方文明给予历史性批判、超越东方文明而又代表了东方文明之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的指导思想。

　　2,可以说,生存的视界与辩证的识度,正是马克思的思想的特质.生存,作为由人自己的生产和交往活动造就的生存,本然地具有自然和文化、个体与社会的双重性;马克思则自觉地把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实践一一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从人的现实的生活活动出发来观察和解析人的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因而,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中,人的生存的“形上”层面即宗教、国家、哲学等等,都植根于并反作用于生存的形下层面即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

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也首先是作为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作为人的历史运动的辩证法而存在、而发挥内在.不错,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我友”一这在表面卜看来,现代中国的性质似乎不是自相矛后,而是‘革命者”与“革命对象”的关系.其实,中国所谓的“封建制度”就是中国人历史地造就的社会存在方式,而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更是存在于中国人的大脑和现实生活中.“反帝”则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的“老师,和“敌人”的双重关系.更重要的,中国的革命者不是天生的、现成的.而正是在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实践中历史地生成的,他们只有战胜自己才能真正战胜敌人。

l（lJ中国革命的外向性’J革命队伍内部齐种各样的斗争、分化与合作更足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02的批判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生产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实际上都是人类生存活动自身矛盾的历史运动形式,只要把这些逻辑贯彻到底,它们就会扬弃自己并实现质的转变。

背负着“中西古今”这一历史“十字架”的近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更是长期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既是自然生理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人的生理肉体生命与社会文化生命是相互依托、相互转化的,而中国人的这两重生命都遭遇厄运;中华民族能否存亡继绝的关键所在,是其社会文化生命亦即自身的生存方式能否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

而实现这一历史性转换所要解决的,则是极其尖锐复杂的中国人的自身矛盾,而矛盾的辩证性甚至达到了某种戏剧化的程度。

但从根本上说,它并未逸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生存的两个层面的理论,原则上适用于解答中国人生存的生理肉体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

而越是随着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它就越发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的中心。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华民族的最大助益,也许就是使中华民族越来越自觉地进入自身的矛盾—由现代历史境遇所强化、所规定的矛盾—之中,经由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把自己确立为自主自为的存在。

如果说,悖论消极的负面的展开是恶性循环,那么,悖论积极的正面的展开就是良性循环。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由恶性循环逐步转向良性循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指导作用。

而这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革命批判性的把握与运用,显然是分不开的。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制约,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也远不是一徽而就的。

大致说来,我们在本体论层面的哲学运思,是从实体本体（“物质”）出发,到将实体本体扬弃为主体本体,再到本体与功用的生存论整合。

而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则经历了从“知”与“行”的传统界说,走向“理想”与“现实”、“规律”与“选择”的语境,再到从“理性”与“价值”两方面理解实践的三段式。

　　3,被我们所接受和表述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是一定程度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某种程度的“儒家”或“法家”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它不能不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的某种适应与利用,反映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诉求,从而赋有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特征。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原理与特殊经验”的二重性,其实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相通”“一致”的一面,和“对立”“异质”的另一面。

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两个方面并妥善地解决由此产生的负面问题,我们就会要么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水准和品格,丢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引导性、批判性,要么就会教条主义地让实践削足适履,造成实践的失败。

中国现代实践的经验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而又改造、重建这个文化,中国才能不断地前进,才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俗性文化,我们由这一世俗性文化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既具有某种方便性,而又极易将其简单化甚至庸俗化。

马克思哲学无疑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批判了观念决定论,但这同样是扬弃而非抛弃,西方的形而上学理念论及其对人的精神的重视,早己融入西方人的现实生活之中;而我们却并无这样一个值得人批特批的历史对象;而在现代愈演愈烈的物化尤其是无原则的实用土义和机会主义泛滥的情势卜,我们的哲学土流依然只强调与观念论对立的现实论,这种哲学究竞还有多少现实批判性和真理性可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用头立地”到90年代以降的“屁股决定脑袋”,固然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如果我们不能基于实践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此来一个真止辩证的综合,那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在理论上究竞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沉思的。

另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也是相当发达的,正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中的“变易”“矛盾”“分合”“返本”“执中”“周始”“维新”“革命”等思想要素,成为中国人理解203并接纳西方近世进化学说、革命学说、社会发展理念和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桥梁。

但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与西方近世的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主要成型于中国先秦诸子的辩证思维具有明显的直觉性和经验性,虽然有一定的事物自己运动和自我决定的思想,但并未明确地立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的活动之上。

并且往往表现出亲“合”而惧“分”的倾向。

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不是老庄关于人生悖论的辩证思想,而是儒家崇尚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中庸在后世更是演为无原则的折中调合。

结果,对现实的认同超过了对现实的否定,人生中和的乐感遮蔽了人生悖论的悲感。

作为毛泽东思想有机构成的哲学是讲对立统一的,这由《矛盾论》为证;但毛泽东在更强调的是矛盾的“对立”与“斗争”,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对抗性矛盾的深刻反映:

但如果从中国文化上找原因,那么,这应是马克思的矛盾观点与中国法家思想因素的结合,后来这种“斗争哲学”实际上走向了另一极端。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和西方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视界交融”,在我们这里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产生并超越悖论的艰苦过程,这个过程大致是从“中道”开始,然后走向各种“分”（一分为二、斗争）“合”（合二为一、统一）之论,在上世纪末则终于形成“中介”与“张力”的思想。

总之,真正弄清中国的问题所在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加以主题化,我们的哲学才能切中我们自己的问题并显示出普遍的意义。

　　4,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直接阐释与继承者,是中国新儒家,而以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和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两个面相,一个面相突出的是“文化”与“情感”,旨在传承中国历史,树立中国人自信心;另一面相突出的是“社会”与“理性”,旨在与中国传统决裂,批判中国文化落后于时代的因素。

当然,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也一直受到中国许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西方的所谓诗性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分析哲学,因为诗性哲学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情感,而且能够激发我们求生的意志。

但就它们的问题而言,套用王国维的话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诗性哲学“可爱”而“不可（难）信”,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理性哲学“可信”而不可（难）爱”。

中国人的生存在这两类哲学中仍然是分裂的。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西哲学的对话与综合创新,将是中西哲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根本途径。

　　5,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实践的一大特点,是做人与做事的统一、道德与事功的统一。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做人和做事既讲求高度的统一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乏分裂;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既决定了做人统率做事,道德优先于事功的基本关系,大儒们甚至主张“明其道不计其利,正其谊不谋其功”。

而实际上,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看重的又都是自家的现实的功利,“家”与“国”的同构性及其利益的差异和对立,不仅决定了帝王们“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两面性,也使中国人做人的道德总有一定程度的“缘饰”性。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悖论。

鲁迅先生说,要了解中国,不仅要了解儒家的思想,还要知道道家的影响。

换言之,要了解中国,既要懂社会的“显规则”,还要懂社会的“潜规则”。

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做人和做事都有了新的内涵与规定,并获得了新的统一。

长期以来,中国最大的事功是政治,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也是最大的道德。

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一直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色彩。

由此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得力的推进者是具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或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学者。

现在,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经济建设,中国的马克思土义研究又具有了经济色彩。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和论题的转换,总是实现于中国现实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

这种情况,固然表明了中国马克思土义研究的现实性204和时代感,但也反映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即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短视和急功近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缺少自主性和自律性,这反转来又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正确预见和把握,阻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应有的分化和自组织机能的形成。

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方,就在于它在结构上性质上不是混然一统的整体,而是基于充分分化的有机体,社会分化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对分离。

中国人深深厌恶的自身的所谓“劣根性”,即在于极其世俗、世故而缺乏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与是非分明的理性态度,时下更是表现为物欲膨胀、见利忘义,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丧失良知,无视法纪,这固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缺少彼岸信仰和普遍主义的世俗性文化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仍是传统农业文明和家族式社会的产物,写只不过在社会转型期,在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家族式利己主义进一步异化、消解为个人利己主义而己。

要解决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问题、培养健全人格,一方面,需要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关注社会价值秩序的转换和人的生活信念的重建,而另一方面,则需要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深入探讨社会的领域分化与整合、人的活动的合理划界、民主政治对中国人确立公共理性和公民意识的积极作用。

今天,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维性和多向度,对于上述问题的克服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如前所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质决定了它既非简单的一元论,亦非内在分裂的二元论或多元论,所以,在坚持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多元取向的同时,亦应注意整合并保持理论张力。

如此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自觉地实现德性与知性、理智与情感、科学与人文、手段与目的的矛盾统一。

笔者认为,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需要的,应是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维度,社会与个体的双重本位,现实与超越的双重视界,差异与包容的双重品格。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体现为它的鲜明的批判性或否定性,我们也一向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但是,过去所理解的这种批判性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作为人的外化的、非人格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的批判,而不是我们所接受并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自我批判。

因而,无批判的教条主义甚至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界的顽症。

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更新需要一再通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实现。

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他资产阶级理论的特质即在于,它立足于前进着的人类生活实践,在致力于当前运动的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而无论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还是当代世界的性质与面貌,都大大不同一于马克思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现代性虽然并非一场失败的谋划,但毕竞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现代性的出路和人类前进的新的方向,要靠人类借助全世界的思想文化资源共同探索,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特别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精神。

而强化之法,不仅来白T.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更为根本的,则是我们从自己的生存活动中领悟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白我超越的生命之道、社会之道、文化之道和白然之道,领悟在“道成肉身”即感性时间中的道之显现,并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活生生的思想营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己从根本上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越来越赋有良性循环的特性,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各种背反和两难的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到处可见中国文化的“小传统”“潜规则”的负面作用,可以感觉人们的外在物质生活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现代甚至某种后现代的性质,但内心世界的变化却并不与之相匹配。

因而,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悖论意识,井在哲学研究中进一步开拓通达并走出悖论的止道。

附:

论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和“文化”向度

（提纲）

　　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物质利益作为主导价值的经济社会,因而是与文化相对分离的社会.因此,是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成为现代学术的典范。

但由于现代社会在其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技术理性主导以及物化的问题,人们转而将目光投向文化。

唯物史观的范式转换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生活实践的“文化”维度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关系。

　　I,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而实践本身也是文化的,实践既需要知识、技术,也需要人的情感、意志、良知,即使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展开的生产、科学实验一类实践活动,也不能不讲规则甚至道德规范。

文化不止是观念,作为自在自然的扬弃,它是人特有的、具有一定价值自觉性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

就此而言,文化和社会并没有多大区别,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都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就是说,都是人的生产性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过程。

但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毕竟不同,我们用“文化”指称人们后天习得的超本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此,文化是相对于本能而言的,它意味着人从自然万物中的超越和人的自我超越,其机制我称之为“显”与“隐”（“显”即彰显、褒扬,隐即隐蔽、贬黔）,“显”人的生命活动的“旋律”“精神”“真谛”和希望所在,如人的生命活动的“善”与“美”;“隐”人的死亡或把人的生命活动引向死亡的东西,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恶”与“丑”。

就此而言,文化具有“纵向”或“垂直”的向度,它的作用旨在人的文明化,作为一种资源,它在社会的分配中并不均衡,由此导致人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即社会学所说的““垂直式分化”）。

而我们用“社会”指称人们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在此,社会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它意味着许多个人的联系和生活共同体,人们只有相互依赖、相互结合,才能克服个人的局限并使个人的能力得以发挥,在大自然中顺利地生存。

其机制我称之为“合”与“分”（“合”即整合、合作,“分”即分化、分工）,是合是分,如何合、如何分,端在于人们能否生活得有质量、有效率。

社会具有“横向”的或“水平”的向度,它的作用导致的主要是人们的职业分途（即社会学所说的“水平式分化”）。

显然,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文化的向度,文化也总要体现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社会与文化作为两种机制及功能,既有区别,也有相通和一致之处。

所以,传统社会的等级区分,既是文化起作用的结果,又具有社会分工和合作的意义。

　　2,历史地看,当着人们生活在人神杂揉、物我难分的世界混沌整体状态,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血缘、地缘关系,而宗教、伦理观念等价值观念直接引导着、调节着他们的行为时,社会与文化都处在最原初的生成之中,它们的区分也是刚刚开始。

社会与文化作为发挥不同功能的两种机制的显著区分,是在西方近世。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_L业革命一起造成了西方人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取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个人独立,随着马克思所说的“神圣的”、“天然首长的”、“宗法的”价值的消解或韦伯所说的“祛魅”,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由“生产的逻辑”“技术的逻辑”所主导,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一个由生产的分工与合作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是黑格尔所说的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围绕着私人的物质利益旋转的“市民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

的确,不管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充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的看法是否准确、全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逐步生成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即以利润为目标以技术理性为手段展开的竞争。

与此同时,新教伦理也越来越世俗化,前现代社会的整个传统文化也逐步嵌消解,失去了过去作为人们生活的向导和支柱的作用。

正如韦伯本人所说,凯歌高奏的资本土义白从有了机器的基础,便再也不需要这种土张）y俭的新教伦理的206支持了.作为它的继承者的启蒙运动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的消褪。

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人是社会的动物”或“人是上帝的选民”,在此变成了“人是经济的动物”.应当说,首先发生于西方的现代人类实践,虽然有其强有力的、优越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这就是功利和效率的逻辑对超功利的交往逻辑的排斥,因而也是对文化中的情感、信仰因素的排斥.

　　3,诚然,现代社会的产生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这一点,马克思曾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肯定。

并且,现代社会己经并仍在形成自己的文化,一种通俗的大众化的消费性文化一般来说,这种文化在给人以娱乐和官能刺激的同时,也发挥着扬菩惩恶或劝诫的作用,以及一定的审美功能.大众文化在文化的普及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较之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经典文化,这种文化毕竟让人感觉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终极性的精神维度、撼人心魄的生命力度、意组牧长的隽永及其对人的心灵的荡涤与安顿。

现代人似乎认为,人完全可以不需要所谓的终极关怀、心灵的安顿,物质利益就是一切,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些学者也论证说,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没有什么固定的本性;观念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利益或权力。

据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被简单地庸俗地解释了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必须回答,马克思为什么对古希腊的文化情有独钟并认为希腊艺术和史诗就某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黑格尔为什么说古希腊是所有欧洲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难道说正在“现代化”的中国人就不需要也不能从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即从老庄孔孟、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等中,寻到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相通之感吗?

不能汲取做人的道理并使精神得到某种提升吗?

当然,现代人的思想情感与古代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一样要生老病死、身心成长,一样要纠缠于社会与个体矛盾之中的每一代人,在心灵深处都渴望着生命的某种永恒的意象,做人的某种永恒的理念,而这些东西原则上早就由先贤们道出.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

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在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而无论从客观还是从主观上看,人类生命活动的循环往复和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相反而相成,是单线的历史“进步主义”所包容不了的。

而现代单线的进步主义所依据的正是工具理性和自然科学技术。

_工具理性和自然科学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却不能直接地解决人的情感与精神问题,解决人的社会归属和认同问题。

人从来就是具有精神性的生物,而越是随着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丰富,越是随着自由度的扩大,他就越要成为精神性生物。

人作为精神性生物,自然地渴望着一个完满的意义世界,而这特别需要具有终极价值向度的文化来满足。

而作为人的生活共同体的社会,也决不能完全靠竞争与效率来牵引,不能完全靠作为诸恶之妥协的游戏规则来维系,人类社会如果不想成为一个零价值的纯粹的形式或符号,那它就必须由人自己注入有热度的情感、信任和善与美。

顺便指出,现代人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尽管极可宝贵,却并非人类最高的或最后的价值,也不等于人生意义:

自由只是人们获得生活意义的必备条件和意义的重要构成元素。

　　4,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类的文化能否为白己建构一个完满的意义世界,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直接基于人们生活的白然环境的差异性,在农业社会,人们生活的时间与空间都具有自然的特点,前者具有周而复始的自然节律性和循环性,后者具有因地制宜的多样性。

而在工业社会,时间和空间都被纳入到一个模式之中,所以,便有了统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在这种历史情势一「,指望传统文化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仍然成为人的精神家园,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文化本身无疑有一个随着人的生存能力和环境的变化而演化的问题,正如人本身在演进着,人的文化也在演进着,各民族的文化同样如此。

事实上,现代I:

业在全世界扩展的同时,它本封就首先在两方被超越了,这就是信息社会的到来:

如果说,!

.业在到处制造着同207一标准的话,信息产业则既制造着标准而又制造着差异和特殊。

当前,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也并不能消解作为其另一方面的“地方性”,人的生命存在的身体性和有限性决定了人的生存总有经验的、有限的一面,与超验的、无限的一面相反相成（笛卡尔就认为人的自我可以区分为“超验的我”和“经验的我”）,因而,世界文化的产生并不等于民族性地方性文化的消灭。

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确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相。

　　5,中国要现代化,固然首先是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这既是为了中华民族生存能力的提高和民富国强,也是为了中国人民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化和个体化.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能不要求中国文化赋有现代性,我们不赞同把社会与文化完全分离开来的观点,也不赞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完全走着不同的路向、永远不会相交的观点。

笔者认为,包括现代性制度在内的制度属于社会,也内在地关联着文化并具有文化的意蕴,因为建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