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孤军抗战庐山孤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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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孤军抗战庐山孤军

【庐山孤军抗战】庐山孤军

25日清晨，日军对九江城发起猛烈进攻，胡家位要求官兵“抱必死之决心，以保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

两保安团与敌军在九江城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直至26日下午，当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撤到安全地区时，他们才向庐山撤退。

随后九江沦陷，28日两保安团全部退守庐山……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江西大门豁然洞开。

日军出动海陆空，溯江而上，他们企图先夺湖口、九江，再夺星子、德安、南昌，西取长沙，截断粤汉铁路，迅速对武汉实施包围。

　　　　保安团奉命守庐山　　　　1938年5月，白崇禧来九江视察，决定把庐山划为国际难民区。

随着战事的推进，7月2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到庐山莲花洞并召开师长以上会议，讨论作战部署。

这时日军波田支队与第一O一师团在兵舰、大炮和飞机的配合下，联合进攻九江，对布防在长江、鄱阳湖之间三角地带的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约四十万军队形成钳形包围。

陈诚觉察这一不利情况。

请示最高当局并获得批准后，为避日军锋芒，保存实力，退至田家镇布防，并派人携带亲笔画出防线的庐山地图，星夜赶往驻防在九江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十一团指挥部，命令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率领第三团、第十一团连夜布防，拖住日军，掩护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安全转移，然后退守庐山打游击，牵制日军西进，作为战略配合武汉会战的重要步骤。

　　25日清晨，日军对九江城发起猛烈进攻，胡家位要求官兵“抱必死之决心，以保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

两保安团与敌军在九江城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直至26日下午，当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撤到安全地区时，他们才向庐山撤退。

随后九江沦陷，28日两保安团全部退守庐山。

　　当时的庐山处于无政府状态。

庐山管理局和警察局等行政机构，已撤至南昌，九江及周边各地的三四万难民云集于此，无人过问，而且战事极为紧张，需要统一指挥，这时杨遇春将军正由汉口到第三战区去，薛岳因他擅长游击战而把他留了下来，请他担任庐山游击队的指挥。

而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也计划发动全省的游击战，便商请杨遇春担任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职，专门负责在庐山打游击。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

8月11日，杨遇春临危受命上庐山，与他同来的有原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警察署长刘汉东及全部警察，那时通往山上的七八条路都有日兵把守，庐山基本被包围，杨遇春一行只有从隘口经庐山垅惟一的一条小路上山。

8月中旬，杨遇春在河东路32号（原朱培德别墅）组建了“庐山孤军作战指挥部”，将两保安团统一起来指挥。

牯岭仅留一个工兵连和一个特务连，其它分派各登山道路驻守。

保安三团守前山，分兵把守小天池、好汉坡、剪刀峡、石门涧、土坝岭一线，团部设大林路；保安十一团守备后山，分兵把守芦林、女儿城、太乙村、五老峰、三叠泉一线，团部设庐山图书馆。

　　平时只有四五千居民的庐山，这时却聚集了三四万难民。

杨遇春认为不仅不利于打仗，而且围困久了粮食也会发生问题。

于是就制订了“疏散难民政策”，下令居民及难民疏散，但遭到庐山上“老九会”的阻挠。

“老九会”系九个老年人的组织，他们不但年高，而且有相当地位，山上居民大多看他们的行动。

由于固守庐山责任重大，杨遇春毅然派人将九个老人一起拘捕，送往江西省政府发落。

第二天，疏散令就生了效，不到一周，就疏散了三万多人。

杨遇春呈请省政府拨款十万元救济，成立了“庐山难民疏散站”，总站设在牯岭，并在沿途的庐山垅、隘口、德安等地设立分站，为难民提供食宿，并派政工人员把老弱难胞护送到南昌。

　　由于组织得力和有良好的办法，几万难民得以到达安全地带。

庐山从此进入战时状态。

　　　　蒋经国庐山升国旗　　　　8月30日，从庐山垅方向那条羊肠小道上走来几个人，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亲往迎接。

原来是时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来庐山慰劳孤军。

蒋经国上山时“足踏草鞋，身背驳壳抢，一身普通士兵的装着”。

到达孤军指挥部后，他详细询问了情况，提出：

“要亲自到庐山最高峰举行升旗典礼，让敌人看到我军还在山上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

”　　第二天，守卫庐山的全体官兵登临大月山，蒋经国主持了升旗礼。

伴随着远处隆隆的炮声和天空盘旋的敌机，在军乐声中，国旗徐徐升起。

蒋经国神色凝重，训示官兵：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主权，国旗在什么地方，主权就在什么地方，现在庐山升起国旗来了，我们要拥护这国旗，保卫国家主权，誓以血肉，粉碎敌人对庐山的进攻。

”　　那一年，蒋经国刚满28岁，从苏联回国仅一年多时间。

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情绪极高涨的他表示要留下来与杨遇春一起打游击，这当然是使不得的，但蒋经国的亲临却感动和鼓舞着每一位官兵，他们表示：

“决心以血肉保卫此庐山神圣地区，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　　两保安团属地方部队，其装备都很差，步枪五花八门，重机枪有几挺，轻机枪却一挺也没有，尤其是弹药因无法补充而成问题。

虽然如此，庐山守军在作战上却不逊于正规军。

他们一面要坚守庐山，阻挡日军的进攻；一面还要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突击队，策应国民党正面部队作战，破坏九星、德星、南浔各路交通，夺取敌人粮食、武器、弹药等。

1938年8月17日，守军四百余人下山至东清坂袭击敌营，毙敌二百余人，获马枪十余支，手榴弹、文件、军旗多件。

　　9月4日，日军炮轰东牯山、万杉寺等处，掩护步兵千人沿德星路进犯，庐山守军与日军激战一天，日军未能前进半步，反被歼二百余人，曾因侵华而获日本天皇颁发的三级金鸷勋章的少将司令饭冢国五郎也被击毙在东牯山道上。

　　10月28日，守军在九星路高垅一带捣毁日军汽车四辆，击毙七十余人，夺步枪2支，拆毁高垅大桥，破坏电杆电线数公里。

　　11月21日，守军袭击姑塘白石嘴，缴获日军船一艘，大米26包，罐头50听，毙敌6名。

　　1939年元月1日，趁日军庆祝元旦之夜，守军各大队派突击队下山袭击。

第一大队袭击罗家大屋，毙敌四十余人，缴获手枪3支，步枪7支，子弹3000余发；第二大队袭击蓝桥之敌，获步枪1支，破坏南浔铁路10余米；第三大队袭击李家河之敌，获机枪1挺。

　　在守军固守庐山的八个多月里，不是守军出击日军，便是日军进攻守军。

像这样的战斗有二百多次，缴获大量的战利品，其中轻机枪七十余挺，步枪、大炮、重机枪也很多，粮食及其它食品收获不少。

　　　　孤军固守渡难关　　　　1938年10月4日，日军为打通德星公路，联合步炮空军，从早晨1时到3时发炮三千猛轰隘口街，二百余栋房屋和店铺全部被毁，繁华的隘口街被夷为平地。

6日，交通通衢隘口失守，通往山上惟一的通道被日军占领。

29日，日军攻陷德安县城。

至此，庐山周围各县城及重要据点，全部被日军占领，庐山成为孤岛，守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军。

　　11月，国民党正规军转移到修河南岸，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为了尽快攻占南昌，排除修河北岸的威胁，消灭庐山孤军，日军派出大久保联队的第一、三大队共二千多兵力，携带野炮二十余门，从三叠泉、长脚岭、大洼脑等地向庐山进犯，遭到庐山孤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二百余人被击毙。

1939年1月12日下午，日军出动11架飞机，在投弹轰炸牯岭的同时，辅以机枪扫射。

后来日军还将煤油桶百余只、烧夷弹十枚投置牯岭，企图以火攻庐山，结果被孤军扑灭。

由于庐山范围大，树林多，敌机投弹也很不准确，多数炸弹落在树林或空地上，很少有被炸中的，所以日军无论是用火攻还是进袭，均被阻挡在庐山脚下。

　　11月23日，日军通过九江特务机关找来三名汉奸到山上进行诱降，他们带来三封信分别送给孤军的三位将领，“以保全实力”为名，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并许诺官兵加升三级，赏洋百万元。

杨遇春把诱降书撕得粉碎，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将三名汉奸就地处决。

　　在日军重围之下，守军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

庐山，时常云遮雾障，阴冷潮湿，与山下有10度的温差。

10月21日，杨遇春通电全国：

“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赤足单衣，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与敌周旋……。

”南浔线被日军占领，粮食无法得到补充，战士们几乎天天吃马铃薯和榨菜。

保安团上山时是夏天，到了冬天，棉服无法补给，下雪的时候，有的士兵还是短裤单衣。

在山上有钱买不到东西，香烟买不到，不少士兵熬瘾不过，卷柳叶当烟抽。

　　然而，孤军并不孤，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之时，得到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

　　山下的老百姓常偷运米粮，冒险送上山来，许多人因被敌人发现而遭杀害。

山上的居民自发组织保卫庐山，妇女们承担起洗涤补缀的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们组成青年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就在保安团退守庐山之时，《民国日报》特派战地记者孙家杰，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各战场进行实地采访，在《民国日报》发表了《庐山观战记》《保卫庐山的游击队》等多篇文章，大量报道庐山守军状况和战争进程。

　　中国共产党也密切关注庐山守军，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和社论，高度赞扬守军不怕困难、勇敢杀敌的牺牲精神，呼吁全国同胞迅速地设法给庐山守军以实际帮助。

　　11月17日，江西游击总部准备现款七万余元及大批给养，接济庐山孤军。

总部政治部主任陈洪时，冒着生命危险，将给养送到山上，山上军队极为欢欣鼓舞。

　　1939年3月3日，福州私立文山中学女生，制作棉背心56件、布鞋60双、毛巾85条、衬衫48件，送江西省抗敌后援会转交庐山孤军。

　　蒋介石曾几次致电奖勉，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致电嘉奖，国民参政会、各省参议会、全国各人民团体，也纷纷致电慰劳，慰问信有三万多封。

这些电报在简报上刊出后，将士们感到极大振奋，他们都说：

“长官没有忘记我们，全国同胞没有忘记我们，”纷纷表示：

“死守匡庐，为民族洒最后一滴血，慰我全国同胞。

”　　　　守庐山孤军立功劳　　　　在庐山居住的英、美、法、德、意等国侨民166人，因为战争爆发，交通阻隔而留在山上。

为避免日机的轰炸，他们将自家的铁皮屋顶用油漆刷上各自国家的国旗。

1939年元旦以后，日军对庐山轰炸越来越频繁，他们用飞机散发传单，威胁外侨，要外侨撤退。

当时驻九江的英美舰长曾来庐山交涉，谋划外人特别区，以免轰炸，遭到日军的拒绝。

　　元月31日，日军通知各外国领事，“限牯岭之外侨，于2月7日以前撤退。

逾期，对于牯岭之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即绝对不负责任”。

杨遇春召集山上侨民开会，商讨对策。

2月18日，九江美舰“欧湖”号舰长杰弗斯、英舰“安岛”号舰长司泰佛斯，由九江至莲花洞换轿登牯岭，到达守军防线，甘豫立前来迎接。

两舰长下榻美国学校，与外侨商量撤离事宜。

一些外侨因财产都在山上而不愿走，经做工作撤退了一百多人。

2月22日，牯岭外侨离山，我军与日军在莲花洞一线各让出岗哨，他们下山到九江后，搭乘各自政府派来的军舰转赴上海。

　　孤军固守庐山的这段时间里，与外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外侨很大的帮助。

外侨组织缝制组，将山上别墅中的棉被，缴获来的日军军毯改制成军衣；美国侨民仙岩饭店的老板都约翰，将家中储存的食品及生活用品全部销售给士兵；在孤军保安医院里，十分之九得力于外侨，他们或做医生，或做看护，自动拿出药品为病人伤兵治疗。

　　1939年3月27日，日军占领南昌。

之后开始从武汉、南昌方向抽调兵力回攻庐山。

　　4月15日，日军派出吉冈师团、大久保联队、佐藤联队，携带野炮二十余门，配合海陆空的新式武器及化学兵团，由大寨、莲花峰、好汉坡、月弓堑、土坝岭、铁船峰、十里埔、白衣宫分八路向庐山发动围攻，庐山守军立即环山应战。

　　17日早晨1时，日军以平均每分钟发炮三到四发的频率炮击庐山，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每路日军均以三四百人向山上进攻，守军奋起抵抗。

大寨、白衣宫一线，遭遇守军的迎头痛击，日军与守军数十回合的较量，均被阻止于山腰。

后因这一线防御工事完全被大炮击毁，子弹告罄，又无后援，不得不退守到小天池一带。

进犯东林寺一路的日军某联队长，在下午2时被守军打死。

日军在九莲公路和尚坟一带集中40门大炮狂轰乱炸，土坝岭一带的公坟完全炸毁。

就在日军逼近土坝岭时，守军某中队班长谢某，坚决不撤退，当时已经是弹尽援绝了，他手中仅剩一颗手榴弹，正好有七个日兵上山来，他掩藏在一山岩的后面，等他们靠近时，将手榴弹扔出去，七个日兵全部被炸死。

这场战役日军死伤一千六百多人，但他们的步兵还是在大炮的掩护下，一拨一拨地向山上进犯。

最后，日军施放了催泪瓦斯，守军伤亡很大，莲花峰、土坝岭等地相继失守。

17日晚，日军进占庐山山北小天池，牯岭已被日军完全包围。

守军被迫转进仰天坪、黄龙寺一带高地，继续抵抗。

　　第九战区司令部为保存实力命令守军撤出庐山，向岷山转进，并派出保安团第四团钟石磐部在南浔铁路附近接应。

18日夜晚，守军化整为零分别从张家山、碧云庵突围下山，他们白天躲藏夜晚行进，经过两天两夜最后在岷山会合。

　　4月18日，日军从小天池方向攻入牯岭，庐山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选自《百年潮》20__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