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文版传播史述要精选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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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文版传播史述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在被捕流放时期，于18951899年创作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该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呈现出两次传播高潮，且传播特点具有代表性。

该著作的翻译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两次传播高潮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1899、1908年出版了俄文第一版、第二版单行本，之后列宁仍未停止修改。

该著作从农业、工业、机器应用、国内市场等方面详细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该著作传人中国后，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出现了两次传播高潮。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播高潮

　　第一次传播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这一时期，该著作中文单行全译本被多次重印和再版，同时也借助其他渠道扩大了传播范围。

　　1.节译本形式传播。

　　1932年8月，高希圣、郭真翻译了列宁著的《经济学教程》一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经济学教程》节译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几乎所有重要章节。

1940年2月，上海言行出版社重印了该译本，该译本于1946年11月、1949年3月、1949年8月由原出版社重印三次之多。

　　四川经济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编译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未署出版日期），其中节译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书与上述《经济学教程》均是根据同一俄文版翻译的。

　　1942年12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收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该部分由何锡麟等人节译，张仲实校。

　　2.单行全译本形式传播。

　　彭苇秋、杜畏之译本。

1930年10月12日，春秋书店出版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译者彭苇秋、杜畏之。

从目次看，该译本只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上半部分（第1-4章）。

该译本于1932年8月、1934年7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屋重印两次。

该著作下部（第5―8章以及附录部分）直到1933年4月10日，才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1936年，新生命书局在《食货》杂志刊载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出售广告，称“本书和《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都为乌氏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焦敏之译本。

1948年12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焦敏之翻译的单行本。

该译本第一版仅发行215本，收入“中苏文化协会丛书”系列。

但在1949年7月的第二版中，该译本发行量急剧增至3500本，是第一版的16倍之多。

　　3.借助其他方式传播。

　　首先，借助《列宁家书集》传播。

1937年12月，《列宁家书集》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译者徐懋庸。

该译本于1938年5月在广东重印。

列宁在家信中具体谈及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创作、出版等基本情况。

其次，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传播。

1939年2月，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审定并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1938年版）开始出现中译本。

该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博古任总校阅，竖版倒排。

《教程》提到了列宁早期反对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随着《教程》在中国的传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反对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观点，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和认识。

最后，借助《列宁传》传播。

凯尔任采夫著的《列宁传》用了很多笔墨来介绍、评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创作过程、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

1934年俄文版《列宁传》的中译本最早出现于1940年，是企程、朔望译自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英文本，该英文本是以俄文本第2版修正本为根据翻译的。

1949年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了第一版。

同年，大?

B读书出版社也出版了中文版。

　　根据张静庐的统计，从1921-1949年，列宁著作共有184本中译本，其中就包括影响很大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从1937-1949年，列宁著作中译本比其他年份都多，共有123本，占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67%，如果加上1930年到1937年之间的出版数量，所占比例的数字会更大，这也成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第一波传播高潮的间接证据。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高潮大致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除该著作中文单行全译本被多次重印和再版之外，收录该著作的《列宁全集》中文专卷本也开始面世发行。

　　1.单行本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焦敏之译本。

1951年5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再版了新中国成立前焦敏之译本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该译本的第三版，这是焦敏之译本的最后单行本。

　　曹葆华译本。

1949年11月，解放社出版了曹葆华译本，该译本竖排编印，印数10000册，影响甚广。

1952年8月、195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三版；1954年1月，人民出版社又进行了第4次印刷，印数为22001-27000册；1957年，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第4版、第5次印刷，印数为27001-41600册，编排设计由竖排版面改为横排版面。

　　中央编译局译本。

该译本系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所载译文排印。

全书40.7万字。

该书出版于1960年3月至1962年11月，为5版8次印刷，印数为5000册。

　　变化一：

单行中译本发行数量出现了明显萎缩，甚至消失。

表现为：

一是收录该书的《列宁选集》、《列宁专题文集》的出版和发行。

截止200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和《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于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分别为949万部和1109万部。

”据新华社统计，截止2010年12月22日，《列宁专题文集》发行一周年已突破两万套的发行量。

二是由于《列宁全集》第三卷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著作专卷，随着中文《列宁全集》一版、二版的大量发行，单行中译本似乎显得没有必要再版了。

经笔者考证，该著作单行中译本最终止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高潮期，其后日渐式微，未见新版。

　　变化二：

在含有“经典著作”字样的出版物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见不到踪影。

在“读秀知识库”、“ACDAL”、“国家图书馆”的中文书库中，以“经典著作选编”、“经典著作选读”、“经典著作选介”、“经典著作导读”、“经典著作研读”、“经典著作读本”、“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等为搜索项进行搜索（截止到2013年8月11日），得到了大量冠有“经典著作”字样的专著、教材或者教辅材料。

在费时逐个阅读了不同版本的目次后，至今鲜有发现其中摘编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鲜有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解读或者介绍的。

即便书名中冠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书籍也同样如此。

但与此不同的是，一些学术性的经济学专著，却逐步转向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主要内容了。

　　变化三：

2004年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又有了新变化。

是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由中央编译局具体负责和承担经典作家著作的编译、翻译等任务。

在此背景下，该著作的出版传播呈现可喜苗头：

其一，2012年中央编译局将“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作为社会科学基金。

其二，国家出版基金全额资助了“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列入了“中央编译局文库”。

其三，新世纪以来，报纸杂志上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虽然数量不及20世纪30-50年代，但较之于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有所增加。

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当前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它应当引起重视的程度，进一步推动该著作的研究传播，任重而道远。

　　（三）该著作传播特点的总体分析

　　通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翻译、出版和传播的基本情况，其传播特点总体如下。

　　特点一，通过两种方式传播。

一是主动传播。

单行本以及《列宁全集》、《列宁选集》、《列宁专题文集》等，可视作主动传播。

对于单行本而言，读者可选择性不大，单行本是主动的。

《列宁全集》、《列宁选集》、《列宁专题文集》带有官方背景，它们的发行是主动而为。

二是间接传播。

即通过其他著作、专著、教材、传记等读物，《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而被携带传播至―些读者群中。

　　特点二，始终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

即便早期的节译本和单行本，这些译者基本上是在追求共产主义道路上，开始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有些人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的翻译出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举全国之力翻译《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等，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

　　特点三，与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紧密结合。

该著作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得益于它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始终结合在一起。

它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相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该著作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击碎中国的民粹派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三大改造”时期，该著作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对于利用价值规律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该著作的方法论价值以及该著作所凸显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对纠正当前学术浮躁具有现实意义。

　　特点四，从翻译为主到学术研究逐步过渡。

在20世纪30-50年代，该著作主要以翻译出版为主，这已由两次传播高潮所印证。

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学术界对该著作的关注逐步转移到学术研究，一些关涉与此的经济学著作和列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性研究逐渐深入，并且研究成果具有了多层次、宽领域、多视角的特点。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多是政治性的话，那么，当今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更多的是思想性和学术性的。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三大改造”后，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

社会形态的改变，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任务就转变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历史任务的改变，直接引起了为历史任务服务的思想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的书籍被大量地出版和传播，比如《论粮食税》等不仅有了官方单行本，而且在以包含“经典著作”四个字的专著、选读、导读、选介、选编、读本、研究等书籍中，更是被大量收录进去。

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热火朝天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逐渐萎缩，与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党解决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密切相关。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促进了《资本论》的中国化速度。

《资本论》中文译本要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发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文章后，《资本论》影响日甚。

到1930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出现节译本的时候，国人对《资本论》已经不再陌生。

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遗留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俄国土地制度”问题，彻底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实现论，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同时“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著作中引用《资本论》的地方最多――五十一处。

”这就增加了国人对《资本论》的了解熟悉程度。

突出表现在焦敏之的译本，他认为，该著作从多个方面继承发展了《资本论》的诸多思想，甚至将该著作誉为“资本论第二”。

同时，一些列宁的传记书籍在介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也常常突出列宁在被捕流放时期研究宣传《资本论》的情形。

“列宁的同时代战友在回忆中都突出记述了他在彼得堡秘密团体中讲解《资本论》并进行有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也始终没有忘记探讨它与《资本论》的关系。

可以说，该著作的传播明显地促进了《资本论》在中国的熟知速度。

　　第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该著作运用的科学抽象法，对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刘永估认为，该著作“带有方法上的创造性，为科学抽象法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同时认为，“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分别从工商业和农业两个方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

在这种探讨中，充分体现了他对科学抽象法的深刻理解和具体运用。

”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抽象，对于我们正确?

J识“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

二是该著作充分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经济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在该著作中，列宁不但核对修改了官方统计资料，也对民粹派的统计方法进行了纠正，指出了他们统计方法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该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列宁阶段的标志，列宁的统计学方法，对于新中国之后的经济统计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我国的统计效率。

三是该著作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萧国亮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俄国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研究。

学习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仍有极大的启示。

”

　　第三，促进了列宁经济思想的中国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早期经济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列宁主义阶段的开端。

该著作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列宁经济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焦敏之曾指出他翻译该书的目的，“译者翻译这本名著，简单地有三个目的。

第一，我国目前的经济，有若干地方类乎俄国的革命以前，列宁对俄国经济的分析，很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参考。

第二，我国也有一些类乎民粹派的经济理论家们及波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引者注），我想这本书之后，至少可使这些先生们急起直追，努力猛醒：

免去了做中国的民粹派波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引者注）或托洛斯基（托洛茨基――引者注）的危险。

第三，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了这本译书之后，用新的科学方法努力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及研究，像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者一样，在最近将来写出一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希望。

”由焦敏之的这段话，可以推知该著作在促进列宁经济思想中国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如有学者所说，“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具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使劳动社会化的历史进步作用。

列宁的论述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总之，系统梳理该著作的中文传播史，既可有效避免版本考证、译本考证中的重复劳动，也有利于澄清关于列宁思想中国化的某些论争，更加有利于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帮助人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和演变轨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