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与文学专业论文 论曹禺笔下的多余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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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与文学专业论文论曹禺笔下的多余人

论曹禺笔下的“多余人”

摘要

曹禺，剧作家，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着最高的成就，他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塑造了一个个经典难忘的形象，同时，中国的话剧也由此趋于成熟。

曹禺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形象丰满，也令人印象深刻。

本文本着对曹禺笔下人物的研究为基础，着重探讨了其作品中“多余人”的形象、性格及特点。

通过第一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来分析曹禺多部名作中的“多余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呈现在曹禺的作品中的，他们是如何成为“多余人”的。

同时，对其他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同样做了一些浅析，以此来分析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多余人”和曹禺的“多余人”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关键词】曹禺；“多余人”；人物形象

目录

摘要1

前言2

一、“多余人”的形象浅析2

（一）“多余人”的概念2

（二）历史上第一个“多余人”3

二、曹禺作品中的“多余人”3

（一）曹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3

（二）曹禺作品中的“多余人”5

1.《雷雨》中周萍的形象5

2.《北京人》中曾文清的形象6

3.《原野》中焦大星的形象6

三、“多余人”在其他作家作品中的形象6

（一）郁达夫笔下“多余人”的形象6

（二）巴金笔下“多余人”的形象7

四、“多余人”的形象比较7

（一）国内作家作品中“多余人”与曹禺作品的比较7

（二）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与曹禺作品的比较9

前言

“多余人”由于身份等原因的限制，屈服于话语支配者的权势，借助他们来获得不错的生存状态，或者来养活家人。

此类形象，是在曹禺早期剧作人物形象画廊中，内心敏感度与命运幻灭感极深的男性存在。

“多余人”一般是针对强势男性的子女而言，从小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难免会造成性格的弱点，既想脱离父亲独自去打拼，又想过父亲提供的理想舒适的生活，这种摇摆不定的心态就决定他们生活表现就是优柔寡断、天真烂漫、缺乏生存能力，往往一点小小的打击就能摧毁他们的自尊心。

曹禺作品中的其他几个“多余人”的个性是非常明显的，如焦裕禄大兴“失败者”、“替罪羊”，双方都不讨好、性格软弱，江泰喧嚣嘈杂，玩世不恭，最终仍是一事无成的外强中干的性格特征，周萍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他的性格具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曹禺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些有共性又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揭示了他们是当时社会两种思想意识相交融时的必然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吸取经验教训，逐渐摆脱身上的弱点，开始成熟起来。

这之后也就有了觉民、觉慧、林道静等人勇敢地冲出封建大家庭。

走到革命队伍中来。

1、“多余人”的形象浅析

（1）“多余人”的由来

“多余人”的提出是由俄罗斯作家亚力山大赫尔岑1851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得来的。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

贵族出身，社会不满，谈论得很多，但做得少。

这些人当时所有的进步意义只有在对专制不服，又不喜欢上流社会的浮夸奢靡，但他们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斗争，如罗亭——屠格涅夫《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

在那个时代“多余人”有其进步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

[1]“多余人”的进步作用就失掉了，空洞的言词让位给革命，没有结果的愤慨逐渐由积极斗争的行为所代替，人们开始以批判的态度来评价“多余人”了，如冈察洛夫对他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就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

“多余人”在我国的产生是有其时代社会的因素的，二三十年代许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五四”运动资产阶级各种新思想的影响，不满于自己所生活的家庭和社会，想要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他们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同时又不具备从那个社会摆脱出来所需要的性格上的足够力量，所以，他们到处碰璧，一事无成，进而神情沮丧，精神苦闷，思想陷于矛盾、空虚状态。

他们变得玩世不恭，用各种方式麻醉自己，成为那个时代我国的“多余人”。

在我国反映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中，有许多“多余人”的形象，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昌纬甫，鲁彦《胖子》中的大少爷等。

（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余人”

贾宝玉之所以成为了“多余人”，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出身贵族又处于封建社会，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贾宝玉矛盾的性格。

他无法摆脱阶级和他出生的束缚，这些外因使得他感到虽厌恶不满却无力逃脱；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降低自己去苟且于下层阶级。

因此，他只能是无奈的成为了“多余人”，这也与当时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大环境相关联。

也是因此，贾宝玉无可厚非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

[2]因此，他的生活是无奈和寂寞，他找不到作为精神支柱的家园，他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所以他只能成为一个“多余人”，“被社会抛弃的同时，他们也抛弃了社会”。

2、曹禺作品中的“多余人”

（1）曹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当西方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禁开始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检视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社会中普遍的等级关系引得人人可以清醒认识，却很少有人能够提出改变的措施，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优劣的观念太过深入，根本不是一时一人所能解决。

曹禺认识到封建文化糟粕对新一代青年的茶毒，也感到社会反动和愚昧的力量要远远超过要求进步和革命的力量。

他的剧作中纳入了西方许多种观念，希望用西方的新知识来改变、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希冀促进自强、和谐、博爱、勤劳、友善的中国启蒙精神的觉醒。

这都是支撑他剧作的核心价值与文化基础，也是这些经典戏剧人物背后所深蕴的良苦用心。

[3]

曹禺一直试图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可以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不义的答案。

在《雷雨》中他首先写到命运观念，但他似乎觉得命运根本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命运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

《原野》则是弥漫着一些基督教情结。

当然，曹禺剧作中充满基督的影子，不单单是在《原野》中有所体现。

曹禺越是寻找所谓的答案，越是想要简解答心中的疑惑，就会发现疑团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扩展开来，根本无从寻起。

之后，他的剧作便转向人自身，从内省的角度寻找个人悲剧的由来，也写出他渴望的人格。

在对曹禺戏剧人物书写的分析中，除了看到强烈主题文化观念的灌注，更看到深入人物心底的深度拷问与灵魂内省，以及对人物角色的人格特质的精到把握。

在中国戏剧进入上世纪末的先锋转型后，因受到现代主义审美风尚的影响，戏剧人物出现了平面化、扁平化、庸常化等特征，不少人物因在创作过程中刻意去除深度因素与情感负重，出现了某种程度“精神贫血”的符号化、解构化倾向。

在这一飞速的艺术实验转型过程中，曹禺所代表的经典性现代戏剧精神，与被他注入强烈内部矛盾与隐含深蕴的人物形象，无疑依然有着丰富的借鉴价值与重读收获。

曹禺早期的剧作人物都以死亡的命运在剧中结局。

有的是自杀，有的意外，有的被杀，很少人物会得到幸福的结局。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结底，应该可以说是曹禺自身对于生命的困惑，或者说是他对生命本身荒诞性的一种反思和抵抗。

他理解不了苦难、卑鄙、软弱、无奈这些东西出现的根源，他想要寻找到一种让所有人都能达到幸福的途径，得到幸福的方法。

他力求让贫困中挣扎的人获得食物，让犯下罪过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盼望幸福的人得到梦想的幸福。

他呼唤真正的人，具有基督精神的人，具有传统儒家操守的人，盼望出现热情如火的人，盼望真诚待人如己的人，而他的盼望最后都落空了。

[4]他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然而能够夺得人眼球的人物永远都是那些痛苦的人物，那些矛盾的人物，那些活出真性情的人物，如鲁侍萍、陈白露、周朴园、焦阎王、周冲、曾文清、繁漪、仇虎等等。

不管这些人物在剧作中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怎样的精神蜕变，怎样的人间惨剧，离开剧本本身他们便是一种无，而剧作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却是可以看得见，剧作者的痛苦却是有迹可循。

曹禺创造这些生动又引人怜悯的形象，是让读者更加关注现实，体会社会中的真善美，从细微处发现美，获得努力生活的信念。

我们应该珍视曹禺先生的希冀和期望，沿着他所叩问的方向，实现个人的、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公”、“平”和“义”。

如上文所述，戏剧艺术如果单一地向先锋派或某种纯粹实验艺术倾倒，那么戏剧本身所蕴含的社会观照意识与公共承担价值必然受到大幅度的削弱。

曹禺早期经典剧作中对社会文明存在体系的审思与呐喊，是其剧作人物能长久进入到我们研究参照视野内的重要涵义。

延续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恒久性思考，延续对启蒙精神的信念与传扬，延续对社会结构的主观介入意识与建构理想，这不仅是对曹禺先生本人的最高尊重，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尊重。

（2）曹禺作品中的“多余人”

1．《雷雨》中周萍的形象

周萍出身于资产阶级封建式的大家庭中，父亲是资本家、暴发户，靠卑鄙手段起家，在家中是个暴君，对家庭成员实旅独断专行的封建家长作风、父亲为了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送他进大学，学习矿科专业。

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希望过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但家庭的压抑使他这个出身豪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子哥并不开心。

[5]同样的境遇。

使他和与他年龄相仿的继母有了一段后来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光彩”的事。

这件事不仅没使他的心情有所改变，反而使他陷入更大的苦恼中去，因为他骨子里那种传统思想让他愧对其父他为使自己从痛苦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又抓住了侍女四凤，四风虽然貌美年少有热情，但毕竟地位低下，所受教育极少，不能使他满足。

所以他又消沉下去。

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以此麻醉自己。

因此剧中出场时，我们见到的是个面色苍白，眼神暗淡的青年，打着呵欠，一副颓废的样子。

三十几岁的人事业上没有一点作为。

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

为了摆脱他的继母的纠缠才决心去到他父亲的矿上去做事。

然而，当他得知四凤是他胞妹，鲁侍萍是他的母亲，自己所钦佩的父亲也曾跟侍女有染并生下他……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了。

这个生来就迟疑、懦怯、矛盾的富家子弟终于向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

2．《北京人》中曾文清的形象

曾文清的“懒”与周萍疯狂的挣扎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他“太懒了，懒得动，懒得说话，懒得骄傲，懒得做任何费劲的事，他太懒，懒到即使生活使他厌倦与痛苦也不想去发泄心中的痛苦，他不想感觉我仍然有感觉。

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

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6]从作者的这段说明文字，可以看到曾文清已心如死灰，他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他的懒却非天性使然，“懒”是他经过思考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他的力量太单薄了而是现实生活使他彻底失望了。

他无力与传统力量抗争选择了轻松的道路，在浑浑噩噩中打发余生对于曾思懿的无理取闹干脆不予理睬就避，避不开就敷衍一句“你这是何苦?

”作为一场争执的终结。

3．《原野》中焦大星的形象

焦大星，代表生存于原野上、在邪恶的巨大阴影中痛苦呻吟的人物之一。

焦大星无疑是可怜可悲的，他处在妻子跟母亲之间抉择两难，他在仇家跟焦家之间不知如何抉择，活在情感的“三夹板”里，这让他透不过气来。

焦大星为不让妻子离自己而去，竟然能够对于妻子给他戴绿帽子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焦大星这样处于夹缝中生存，也造就了他性格里的懦弱，宁可委屈自己，只是一味地迎合别人而生活，只是为了那表象的“太平盛世”，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他将成为被社会淘汰的那种人，所以焦大星必然成为“替死鬼”。

[7]

若要提起“懦弱型”的男性形象，焦大星无疑是典型的一种。

首先他成长的环境就是封建专制的家庭，又是家长制度的家庭，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受儒学影响深远，也是的许多封建大家庭死守封建伦理道德，同时，生长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也被这些伦理道德深深束缚着。

他们缺少一种阳刚之气，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更别提他们这类人能有什么雄心壮志或是能有多大本事了。

他们畏惧、失意、落魄、屈服、萎靡不振的缺乏精神上独立人格的性格特征。

3、“多余人”在其他作家作品中的形象

（1）郁达夫笔下“多余人”的形象

“漂泊的流浪者”不仅是郁达夫笔下人物的典型特征，更是对其自身境遇一种抒情性的表达。

作家在日本学习期间，“独在异乡为异客”，面对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十分悲痛。

漂泊流浪、无家可归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郁达夫曾在《沉沦》中三次呼喊祖国要富强。

“中国啊中国!

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沉沦》第二部分“中国啊中国!

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沉沦》第七部分“祖国啊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吧!

”（《沉沦》结尾）祖国的赢弱让在外学习的国人深受嘲讽，漂泊感、孤独感、自卑感充斥着郁达夫的胸膛“漂泊的流浪者”正是作者对自我的一种表达，自叙性的文章将作者的流浪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8]

（2）巴金笔下“多余人”的形象

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中的周如水，骨子里就透着“优柔寡断”。

他深爱着温柔、稳重、漂亮的张若兰，当他每次鼓起勇气要对她表白时，话到嘴边又放下；当张若兰问他的未来计划时，他便开始和她讲述“土还主义”，以此转移话题，逃避现实，也隐藏自己的弱点；当他打算写情书给张若兰时，他写的尽是童话里“骑着云儿飞向天空”的废话。

[9]事实上，他与觉新都是生活中的弱者，都愿意向封建势力的低头、妥协，他们同样的也有年少，也对生活与未来抱着极大的希望，但他们骨子里的“优柔寡断”，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遇到挫折时，一定是不知如何抉择的，他们是那种只能活在自己理想世界里的人，他们最终还是一事无成“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面对张若兰的爱情周如水犹豫不决，不敢反抗父母给他的婚姻，最终独自痛苦。

他的性格正是“多余人”的真实写照。

4、“多余人”的形象比较

（1）国内作家作品中“多余人”与曹禺作品的比较

综观郁达夫和巴金有关“多余人”形象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他们作品中，“多余人”形象具有“新”的典型文化性格。

1.“漂泊的流浪者”和“长子玄孙”

从作品取材和人物形象而言，“多余人”形象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漂泊的流浪者”，另一种是“长子玄孙”型。

无论是巴金作品《家》中的觉新，还是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们身上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质---“长子玄孙”。

从古至今，历代推行传统儒家文化的“愚孝”，百姓长期受压抑的思想束缚。

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一大批新兴知识分子学习科学文化新知，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高高举起，然而长期浸入人们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

[10]封建宗法观念和封建礼教的影响，使当时社会上生活在没落的名门望族、学习到科学文化、思想觉醒的青年怯于反抗，只能独自痛苦、无奈地生活，成为被旧社会抛弃、又无用于新社会的“多余人”。

他们从小被灌输“愚孝”思想，听从长辈的一切，不反抗，不敢追求自己的权利和幸福生活，甚至婚姻都只是家长的一句话。

狄德罗曾说：

“人物的性格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长子玄孙的特殊身份、处境促使其成为怯弱的“多余人”。

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在西方文明的洗礼下，青年们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

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然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长子玄孙”在面对家族长辈的封建说教时不得不停住前进的脚步。

2.怯懦、自暴自弃和自卑的文化性格

从作品主人公形象和性格春“多余人”具有怯懦、自暴自弃和自卑的文化性格。

郁达夫创作小说的时候，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共同压制下的人们，生活的痛苦与无奈，苦闷、仿徨成为一种“时代病”。

“读过郁达夫作品的读者都应该明了，郁达夫的作品充满着浓浓的感伤，这也说明他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作家。

”正是作家的感伤气质，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忧郁色彩。

无论是《沉沦》还是其他几部小说，如《秋柳》《蜃楼》《瓢儿和尚》等，都可以感受到“多余人”悲观和自卑的心理《秋柳》中的“于质夫”自怜自艾:

“我这样还不是一个畸零无用的人么”；《南迁》中的“伊人”悲叹道:

“唉，可怜我的一生。

可怜我长失败的生涯。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里的主人公们都具有孤独、敏感内省、喷世嫉俗的气质和性格。

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为祖国的繁荣而报国无门的渴望，不甘沉沦而无法自拔，自暴自弃，无力改变现状.不仅如此，中国的弱小更让在外流浪的国人产生自卑心理。

如《沉沦》的“他”。

“当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笑，他总是怀疑他们嘲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

”当时中国地位的特殊性，使得从俄国“迁徙”到中国的“多余人”具备了独特的文化性格。

[11]

3.生活体验的差别

同是描写“多余人”形象，郁达夫和巴金笔下“多余人”形象的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不同。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性格偏重于忧郁、自卑和孤独，而巴金笔下的“多余人”偏重于怯懦和善良的双重人格。

这是由作家人生际遇和生活体验的差别造成的其笔下“多余人”文化性格的差异。

（2）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与曹禺作品的比较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冈察洛夫创造的奥勃洛莫夫形象等都是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

毕巧林是一名贵族，是一名军官，他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很失望，但又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环境，所以他很苦恼，甚至显示出玩世不恭的态度。

他狂热，有时甚至有些人格分裂。

但是毕巧林比奥涅金性格更鲜明，因此他的悲剧性也更深刻一些。

罗亭是一个聪颖、热情、思想开放、善于言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但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上他远离人民、又缺乏毅力，没有精神支柱，所以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他都双双失败，毫无收获，绝望之际，他默认了自己是一个“多余人”，最后在巴黎墓战中默默地牺牲了。

说到罗亭，他“夸夸其谈”，“坐而沦道”，缺乏实干精神。

[12]奥勃洛摩夫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他的思想更是耀耀不堪。

由于他家有祖传的庄园，还有300多个农奴供他使用，所以他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因此使他变得碌碌无为，醉生梦死，就这样侮天躺着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

作者通过罗亭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13]

这种类型的“多余人”的形象，在我们国家的文学史上也是有的，这不能算是一种巧合，“多余人”在社会变迁与发展中应定会产生的，而“多余人”就是历史进程中、社会变迁下的产物。

[1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的“多余人”，比如说鲁迅《伤逝》中的的涓生、巴金《家》中的觉新、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还有曹禺《雷雨》中的周萍等形象，都是“多余人”。

从《伤逝》里的涓生到《雷雨》里的周萍，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从还有一丝微光到愈发不见天日，各个阶层的矛盾也演变得愈发激烈，这些“多余人”也就随之变得越来越可恶、可恨了。

而这一切又与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很吻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的相似性，作家的背景、经验和思想也十分相似，创造了一些“多余人”的典型相似的文学形象。

[15]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差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相似的。

参考文献

[1]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译林出版社，1996.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4]曹禺.日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曹禺.《雷雨》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曹禺.北京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曹禺.原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吾人.倾听郁达夫[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9]巴金.雾[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10]王德禄.论中外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兼对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探讨[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14（5）:

77.

[11]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3]桑淑钧.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J].济南大学学

报，2013,（12）:

23.

[14]施旭升.艺术创造动力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15]方汉文.屠格涅夫与巴金创作风格论[J]国外文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