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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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综述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综述

　　一、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历史还不到两百年[1]，但是学者们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却没有停止过。

同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一直也是饱受争议的对象。

语言教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经成为对外汉语学界的探讨话题，语言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紧密相关，很少有人去质疑它的地位（限于年代久远，本文所涉及到的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献为主）。

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的渗入，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迫进行对比，对二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的争论也未曾间断。

到21世纪，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定论――将文化作为教学因素导入对外汉语课堂教学。

因此，这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如何有效地将文化导入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为主。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主要盛行着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以纯语言教学为主，忽视了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影响。

并且提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教学不能离开文化的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也是一种文化教学。

因此，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升文化教学的地位，打破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纯语言教学，以此来建立一种新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语言文化教学或者称“文化语言教学”。

另一种则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本来就是语言的教学，文化只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辅助因素。

主张减少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确保语言教学的首要地位。

　　21世纪期间，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以及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依然是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的热议话题。

在这期间，由于孔子学院的开办，使得文化教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如何有效地将文化导入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为主。

总体上看，21世纪在有关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中重心已经开始偏移，具体表现为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争议探讨到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研究。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初探阶段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金路（1993）可以作为语言教学地位发生变化的正式开端。

文章明确提出了语言教学以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教学为主，语言教学是一种纯语言的教学，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2]。

并且认为这种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存在重语言轻文化的问题，即注重语言本身而轻视语言行为。

于是，开始提倡将语言与文化综合起来研究，甚至提出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思想。

　　笔者之所以将金路（1993）作为语言教学地位发生变化的开始，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间，金路首次明确质疑了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语言教学。

提出要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的思想，主张建立语言与文化一体的教学模式。

而更多的有关文化教学兴起的研究，也差不多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盛行的。

　　张德鑫（1989）谈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问题。

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是“以汉语为中心跨越文化的语言对比教学”，并且提出语言与文化一体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最佳模式[3]。

　　王钟华（1991）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应该是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他甚至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该区分语言与文化孰轻孰重，因为语言与文化是一体的[4]。

　　邓时忠（1992）强调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孤立的语言教学，文化导入是决定语言教学成功的关键。

因此认为应该把文化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部分[5]。

　　王魁京（1993）认为任何一种第二语言教学都是语言和文化的一体化教学，并且认为语言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6]。

　　研究者们分别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文化因素对语言教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论述了提升文化教学地位的观点。

张德鑫（1989）、王钟华（1991）、金路（1993）、等侧重于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强调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建立语言文化一体化教学的模式。

而邓时忠（1992）、王魁京（1993）等以文化因素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比如，以文化对语音、文字、词汇等语言教学的影响以及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的优势，论证了提升文化教学地位的必要性。

　　除了主张提升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建立语言文化教学模式外，还有“文化语言学”[7]的说法。

邵敬敏（1991）列举了三大文化语言学派，包括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及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8]。

三大流派不同程度是肯定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化教学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积极作用。

游汝杰（1987）认为文化语言学是文化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不仅体现于在文化背景下研究语言，还体现于利用文化研究语言[9]。

陈建民（1999）认为语言具有人文性，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是人们的言语活动，但要借助文化进行解释[10]。

申小龙（1987）则认为中国语言学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太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语音、词汇、语法等），没有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他认为在语言研究中，文化渗透是必然[11]。

　　这一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学界盛行着“提升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打破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建立语言文化教学理念”的观点。

但在文化教学日益膨胀，而语言教学地位岌岌可危的这样一种形势下，幸运的是，也有维护语言教学的声音。

　　周思源（1992）认为文化观念要建立，但是建立的目的在于服务语言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文章还提出，如果总是抓住“要不要发掘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个问题不放，就会陷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困境，甚至使语言教学地位受到冲击[12]。

　　胡明扬（1993）在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时，提出将文化因素注入语言教学的同时，不能喧宾夺主，把语言课当作文化课来上[13]。

　　吴仁甫、徐子亮（1996）将对外汉语教学分为基础汉语教学、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

在谈到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关系的问题时，文章强调了基础汉语教学，即语言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首要地位。

认为文化只是语言教学的辅助背景，不是主体[14]。

　　徐甲申（1998）认为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问题在于没有看清它的学科性质。

对外汉语教学与其他外语教学一样，是语言教学，并且是第二语言教学。

因此，建议从其他外语教学中，汲取经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15]。

　　研究中研究者们明确反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过度提升文化教学的地位，坚决捍卫语言教学的首要地位。

分别从文化因素过多导入语言教学的不利之处、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性质三方面进行了论证。

周思源（1992）、胡明扬（1995）等从过多的文化因素导入语言教学的不利之处入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认为如果总是抓住“要不要发掘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个问题不放，太过于注重将文化因素注入语言教学，就会导致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变成文化历史课，甚至使对外汉语教学陷入困境。

而吴仁甫、徐子亮（1996））等强调了基础教育，即语言教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

且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还是语言教学，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始终占据首要的地位。

徐甲申（1998）等又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性质为论据，再次证明了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

他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是语言学的分支，区分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与汉语言文化传播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性质，从而证明对外汉语教学是不同于文化传播的一种语言教学学科，也证明了语言教学的首要地位。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对外汉语研究领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支持文化教学和支持语言教学。

两边的研究势力可谓不分伯仲，各有各的立场。

语言和文化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16]，那么读者就不难想象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给研究者们造成的争议了。

虽然这一时期对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二者孰轻孰重始终没有形成定论。

因此，仍然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二）发展阶段

　　21世纪开始，“文化导入论”[17]“语言文化论”[18]“文化语言观”[19]等开始大放异彩。

文化被抬至对外汉语教学的关键位置。

期间，虽然也有研究者强调重申语言教学的首要地位。

如：

邓时忠（2005）在对对外汉语教学问题的思考中，强调了基础教育，即语言教学的重要性。

认为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不同，不应该把对外汉语教学定性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20]。

何孟谦（2006）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是一种为促进语言教学的跨文化的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终归是语言教学，应该以语言为主。

不能无限制提高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21]。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日趋成熟，也有研究者从“学科性质”的角度试图重申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是语言教学，如朱志平（2000）明确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语言应用学科之一，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也肯定了汉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但是文章也强调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化对外传播史的研究内容，而不是对外汉语教学所研究的内容[1]。

但是，毕竟是少数。

　　21世纪初期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主要以促进文化教学的研究为主。

如：

张慧君（2003）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文化是语言教学的重要部分。

甚至于认为汉语学习者完全掌握汉语的关键在于文化教学而不是语言教学[22]。

胡清国（2004）从减少文化冲击、帮助学生学习规范汉语以及提高言语交际能力三个方面谈到了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强调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23]。

焦冬梅（2009）提出虽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是不懂得语言中的文化，就不能算真正学习了这种语言。

因此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把文化知识蕴含于语言学习之中[24]。

张继伟（2011）认为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文化起着主导作用。

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文化在语言、汉字、词汇等方方面面影响着语言的教学[25]。

谭庆林（2012）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但由于“对外”二字的限定，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一般的语言教学，而必须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

在语言教学中构建系统的文化教学模式[26]。

李杨（2012）认为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

甚至认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的基础[27]。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是紧密相关的关系。

虽然从共时的角度难以分出孰轻孰重，但从历时角度来看，在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二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分配比例是可以有所偏重的。

以当前21世纪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孔子学院也遍布世界各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教学势必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三）再探阶段

　　总体上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在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几近明确。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学界里涉及到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贯彻了文化教学关键说的思想，如：

刘晓娜（2013）[28]、姚篮（2013）[29]、孙莉莉（2013）[30]、张梦媛（2014）[31]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

比如：

林娴（2011）区分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提出了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本质不同。

认为文化因素与语言教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是主次关系[32]。

高剑华（2007）提出了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六大文化因素[33]。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教学”正在逐步取代“文化教学”。

这意味着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更加深入化和细致化了。

　　此外，近几年有关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有围绕“怎样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的问题展开。

赵坤（2007）认为文化的导入应该从语音、汉字、词汇多个方面入手[34];黄雅婧（2010）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原则以及策略[35];芦洁媛（2011）提出了针对文化因素教学的几点建议[36];申莉（2013）探讨了怎样构建语言文化一体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37]。

　　三、余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讨论就没有中断过。

只要谈到对外汉语教学就一定会引发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争议。

而关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妄下定论，只能说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所侧重。

就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情况而言，文化教学占据着更为关键的地位。

不得不说，学界对于文化教学的呼声与孔子学院近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许琳（2007）认为孔子学院定位为教授汉语，但更重要的是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成为介绍当代中国的平台[38]。

刘纪新（2014）也强调了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使命是传播中国文化[39]。

　　但是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的一次发言所说，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有夸大文化教学的倾向[40]。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固然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但语言教学始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文化传播也要依赖语言作为推手。

因此在笔者看来，时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把文化的教学置于比语言教学更高的位置似乎不合理。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语言教学在实际的汉语教学领域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过于夸大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势必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质”。

如今，孔子学院大呼停下脚步思考汉语教学的质量问题[41]。

赵金铭（2014）也通过分析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认为提升汉语教学水平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中吸引学生和留住学生的方法之一[42]。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无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孔子学院，在高速的发展之后，都应该停下来思考“质”的问题。

近年来，这种过于夸大文化教学或者说文化因素教学的模式是否真正保证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质”呢？

如果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当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呢？

这都是我们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接班人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培育基金项目校研字（2014）7号）

　　注释：

　　[1]朱志平.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的对外汉语教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

　　[2]金路.把文化因素引进语言教学――提倡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思想[J].复旦教育，1991，（01）.

　　[3]张德鑫.对对外汉语教学本质之认识[R].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9.

　　[4]王钟华.建立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1991，（01）.

　　[5]邓时忠.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6）.

　　[6]王魁京.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06）.

　　[7]邵敬敏.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语言文字应用，1992，（02）.

　　[8]邵敬敏.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汉语学习，1991，（02）.

　　[9]游汝杰.语言与文化学.语文导报，1987，（05）.

　　[10]陈建民.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语文建设，1999，（02）.

　　[11]申小龙.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学习与探索，1987，（03）.

　　[12]周思源.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观念[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03）.

　　[13]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04）.

　　[14]吴仁甫，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4）.

　　[15]徐甲申.对外汉语教学与其他语言教学的异同[J].语言文字应用，1998，（04）.

　　[16]刘薇.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04）.

　　[17]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03）.

　　[18]沈振辉.语言文化模式与对外汉语教学[J].复旦教育，1993，（04）.

　　[19]金郁.文化语言观与对外汉语教学[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9）.

　　[20]邓时忠.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的再思考[A].第四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1]何孟谦.谈谈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R].中国会议，2006.

　　[22]张慧君.对外基础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学科版），2003，（04）.

　　[23]胡清国.对外汉语中语言与文化的教学及其把握[J].广西社会科学，2004，（03）.

　　[24]焦冬梅.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J].文化学刊，2009，（05）.

　　[25]张继伟.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1.

　　[26]谭庆云.从对比分析角度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构建[D].兰州大学，2012.

　　[27]李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思考[D].黑龙江大学，2012.

　　[28]刘晓娜.对外汉语教学之文化教学研究[D].河南大学，2013.

　　[29]姚篮.中国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课堂研究融合研究[D].河南大学，2013.

　　[30]孙莉莉.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研究[D].河南大学，2013.

　　[31]张梦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建构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14，（05）.

　　[32]林娴.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因素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1.

　　[33]高剑华.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J].文化学刊，2007，（06）.

　　[34]赵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5]黄雅婧.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梯度与文化梯度的关系研究[D].云南大学，2010.

　　[36]芦洁媛.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关系探讨[J].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1，（04）.

　　[37]申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统一体的构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8）.

　　[38]许琳.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J]世界汉语教学，2007，

（2）.

　　[39]刘纪新.在语言桎梏中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J].理论月刊，2014，（06）.

　　[40]周质平.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议题[R].在“文化与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会议上的主题演讲，2014.

　　[41]阿克曼（德）.从歌德学院到孔子学院[R].在冬季思享会的主题演讲，2014.

　　[42]赵金铭.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与教学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