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智力方向理论《教育学术月刊》第2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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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智力方向理论《教育学术月刊》第2期
儿童智力方向理论（《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
■武杰
摘要：
智力有水平性，同时具有方向性。
智力的方向性会造成儿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风格，或是倾向于主要依赖以感觉为核心的形象思维的文学领域学习，或是倾向于主要依赖以概念为核心的抽象思维的数学领域学习。
儿童音乐思维越好，即唱歌音准、节奏越好，形象思维越好，抽象思维越差。
反之，音乐思维越差，即音准、节奏越差，抽象思维越好，形象思维越差。
关键词：
儿童；智力方向性；音乐；理论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专业组重点课题“儿童学习天赋的教育特征研究”（12zyzzd005）。
中图分类号：
G40-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4-2311（2014）02-0003-15
作者简介:
武杰，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课程教材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研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查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
儿童智力与学习天赋，教育基本理论（江西南昌 330038）。
一、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由来
1985年本人承担原国家教委初教司委托课题“弱智儿童智力潜能开发研究”时惊奇地发现，弱智儿童语文学习能力大大超过数学学习能力；轻度弱智儿童通过教育可以初步掌握常用汉字和简单的语文知识，而数学方面他们最多只能掌握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且无法真正建立乘、除法概念；弱智儿童唱歌水平和正常儿童没有区别，有些弱智儿童唱歌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性令人惊叹。
[1][2]
弱智儿童由于大脑器质病变造成智力低下而少有正常儿童将社会因素掩饰或修饰个体生理因素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更容易体现包括智力发展在内的人的本质特征。
我们从弱智儿童智力发展特点上已经明显看到，文学（语文）与音乐的孪生关系以及文学（语文）对数学的排斥关系。
以上结论和认识忽然敲开了我对人的智力仅仅是水平式发展疑虑的研究大门。
弱智儿童表现出来的文学（语文）、数学、音乐方面的学习差异是否预示儿童智力发展除高低方面外还有其他什么差异？
文学（语文）、数学、音乐的学习特征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是否存在各自不同特性？
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文学（语文）、数学、音乐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此在我心头萦绕难断。
1990年代，我在进行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干预研究时进而发现：
语文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有数学学习困难，作文特别优秀儿童一定会有代数学习困难；数学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不会有语文学习困难，而数学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儿童作文都缺少文采。
文学思维对数学（“算术”和几何除外）学习有较大的抵触性，数学思维对文科学习有较大的兼容性。
一个人要么倾向文学思维，要么倾向数学思维，即使是文、数相兼思维特点的人，也还是会表现出两者中更加倾向一方的特点。
[3]
进入新世纪后，我的研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智力的水平性，没有认识到智力发展的方向性。
文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是儿童智力发展的不同方向。
音乐水平高低是衡量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4]
现在看来，文学智力与数学智力的区别还在于文学智力方向者的思维主要依赖感觉，而数学智力方向者则是概念。
[5]
二、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架构
儿童智力方向理论认为：
智力有水平性，同时具有方向性。
智力的方向性会造成儿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风格，或是倾向于主要依赖以感觉为核心的形象思维的文学领域学习，或是倾向于主要依赖以概念为核心的抽象思维的数学领域学习。
儿童音乐思维越好，即唱歌音准、节奏越好，形象思维越好，抽象思维越差。
反之，音乐思维越差，即音准、节奏越差，抽象思维越好，形象思维越差。
这里的核心概念有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音乐思维、文学思维、数学思维。
文学思维和音乐思维同属典型的形象思维，数学思维是典型的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抽象思维的基础。
我们从三个不同角度解析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上述架构：
一是人类思维发展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方向行进。
我们先大体回顾一下人类文化发展史：
五万年前，即第四冰期最高峰时期，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
这一时期，“也许他们根本不会说话，或是说得很少，少得还不成其为我们所谓的语言”[6]。
大约在五千或一万年前，最初是中石器，然后进入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磨光石器、开始利用植物和种子、驯养家畜、出现陶器和编织[7]。
这一阶段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中国的黄河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斯河流域的两河文化、尼罗河谷的埃及文化、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文化。
由此，“人类从群体定居之后，生活安定，彼此学习，文明由此而逐步发展”。
[8]大约从二三千年前到1700年—1800年前后，人类历经了主要以人力和兽力为动力的古代社会；其后，在蒸汽机、焦炭、钢铁的发明和生产带动下，人类从此步入现代文明的工业社会。
从中外考古研究中我们得知，人的相互表达，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都起源于形象思维。
我们不妨从新石器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陶器文化考古成果来了解这一起源：
“陶器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深深根植于原始社会的沃土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最早发掘出土了一批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
”“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字，刻划符号是‘用以标记他们对一定的客观事物的意义，与我国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
”[9]
陶器符号按其形式，可分为数字类、单字类和象形类三种。
数字类，即指类似数码的陶器符号，如“—”、“二”、“三”、“
”、“
”、“
”、“
”、“
”、“
”、“
”、“
”、“
”、“
”等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在大地湾、马家窑、齐家、辛店文化等遗址中有出土。
单字类，指不属于数目字的单个符号，属于这类数量很多。
其中，符号较规正的有“
”、“
”、“
”、“
”、“
”、“
”、“
”、“
”、“
”、“
”、“
”、“
”、“
”、“
”、“
”。
形象类，指自然景物某些物体形状的模仿，如“
”、“
”、“
”、“
”、“
”、“
”、“
”、“
”、“
”等符号，分别象征天上的太阳、月亮、云彩，地上的山川、丘陵、河流、波涛、树木、草叶等自然景物。
这些符号分别在四坝、辛店、寺佳文化有关遗址或墓地中出土。
[9]
另外，西安客省庄和张家坡的西周遗存中，发现了分别带记号“
”、“
”、“
”、“
”、“
”、“
”的数件骨镞。
无论古代和近代的原始氏族，人们在特殊场合或传递信息过程中，往往使用箭或是加刻了记号的箭，以此作为记事、表意的一种习惯方法。
[10]
另外，社会学家认为“图腾崇拜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形式，也即图腾崇拜应是人类宗教的起源”。
[12]什么是图腾？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图腾（toten）’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
[13]北美洲辛尼加部落的八个氏族分别以狼、熊、龟、海狸、鹿、鹬、鹭、鹰八种动物为图腾。
[14]“前人曾根据古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商代的金文‘论证过远古的商氏族是以玄乌为图腾的’”。
[15]可见，由古至今绵延不断的人类宗教同样起源于人们对形象的理解。
毫无疑问，人类智力发展不会停留在形象思维而驻足不前。
随着居住环境改善和生产工具的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质量继续提高，人类智力同样得到提高。
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古代社会开始之际，人类智力明显完成了由形象思维衍生出抽象思维的质的飞跃。
我们以最能表达人的思维形式的文字起源和发展来论证这一时期人的智力起源于形象，发展于抽象。
“史前人类在生产、生活、宗教和交往等活动中，为帮助记忆、表达意愿和传递信息，很早以来就出现了记事的方法。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具有单元形体的符号，系列刻划或绘写而成，绝大多数见于陶器，一般是在未烧之前的陶坯上完成的，刻划者之中也有些是在陶器烧成后所作。
”“图画记事是原始记事的另一种方法。
它与装饰性的形象绘画、几何图案不同。
作者是通过图像专门用以记事、留念或表达意愿的。
代表性的如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的‘水鸟啄木鱼图’、临汝阎村的‘鹳鱼石斧图’，秦安大地湾的‘四兽扑咬图’，都以陶器为载体，刻划或绘画几个具体或抽象的图画，形成一组画面，包含的内容远比单元之形体的符号要复杂得多。
上述有的动物图像很可能代表了先氏集团的图腾、徽号，它记录了集团间的重大斗争或正常交往的史迹。
”“除此外，我国相传有古老的结绳而用、刻木为契的原始记事方法。
中外的民族学材料不乏其例。
”[16]
“原始文字的发明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
原始记事方法包括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方面。
新石器时代考古明确发现的物证主要属于符号记事，其他也有少量存在。
”[17]
“总之，史前时期接近甲骨文的个别最早符号，目前所见在贾湖的龟甲契刻已初露端倪；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当属于原始方字范畴。
其中有的还有明显的合体字涵义，可能与祭祀、礼仪或族团标帜有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文化先进地区，以多字一起的句意文字为重要标志，文字在向成熟性方面发展中跨进了一大步，使用文字表达的能力也有提高。
”[18]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偶见的一些符号”，[19]但是它们还不是“成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铜器上常出现几个符号，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个别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句”。
[20]“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
[21]
以上这些认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写下这样的话：
从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到古代社会的“文字”，既是人类智力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漫长过程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智力发展必由之路的最好见证。
另外，从近现代音乐、美术的发展变迁，我们同样能清晰地发现，以形象思维为根本特征的音乐和美术思维也都在经历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前行的过程。
如果说从“劳动号子”、“诗歌”至“歌曲”（山歌、情歌、民歌等），人类音乐思维还是处于非以词达意不可的具体形象思维阶段，从近代开始，无标题音乐、交响乐的出现，则标志着人类音乐思维开始摆脱具体形象思维的束缚，从形象思维的低谷开始攀爬抽象思维的高峰。
同样，从1930年代以来，以形象思维为根本特征的美术思维开始打破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出现了以抽象观念为基础的几何抽象和抒情抽象的绘画流派。
这标志着人类美术思维从古代的形象思维开始向现代抽象思维阶段的迈进。
还有，从群体来看，越是地处封闭的少数民族，越能保留以具体形象思维为特征的民族山歌、情歌，越能歌善舞；而越是生活在开放社会的人群，越会体现热爱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无标题音乐、交响乐的倾向，越会失去能歌善舞的人之本能。
从个体来看，越是处于低龄阶段，越是喜欢有具体内容的形象思维，越是高龄阶段，越倾向抽象的理性思维。
显然，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智力发展历程都同样证明：
人类智力是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方向进化的。
总之，在人类文化的漫途中，因为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人类智力经历了从混沌思维到形象思维，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再至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同行的过程。
个体智力因此而产生水平差异，同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以形象思维为主或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智力发展方向的特点。
这是我们今天对人类智力差异的新认识。
[22]
二是音乐思维与文学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孪生体。
从起源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音乐起源于人的主观情感。
音乐的起源，人们至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认识，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曾提出了不同的音乐起源观，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起源说：
（1）劳动起源说。
奥地利学者尼尔勒舍克（R.Wallsceks,1860-1917）在《原始音乐》（1893）中认为在原始的狩猎的舞蹈与强烈的节奏中，音乐得以产生；德国学者彪黑（KarlBücher,1847-1930）在《劳动与节奏》（1896）一书中，将音乐起源归为人类集体劳动。
（2）模仿说。
这种说法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模仿。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前322）就曾说“人由于模仿鸟鸣而学会歌唱”；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诗学》中也说：
“史诗、悲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
”我国古代著作《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也称：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觡蒙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
（3）异性求爱说。
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在观察雄性动物大都在繁殖期以鸣叫作为吸引异性的手段后，联想推演出人类可能以此为出发点而获得音乐能力，并认为音乐最初是作为引诱异性的工具而受到重视。
（4）巫术说。
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中说：
“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
”法国音乐学家孔百流（J.L.JeanConbarion,1859-1916）也主张音乐是从原始民族巫术中产生出来的。
（5）18世纪的席勒（J.C.F.Von.Schiller,1759-1805）认为狮子的吼叫、昆虫的飞跃、鸟类的鸣叫都是生命过剩的游戏。
而在人类身上，它上升为一种想象力的游戏：
喜悦的无规则的跳跃即成为舞蹈，不定型的手势会成为优美而和谐的手势语言，发之于情感的混乱声音得到发展，开始服从节奏而成为歌曲。
（6）信号说。
《吕氏春秋》中有记载：
“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
女乃作歌，歌曰：
候人兮，猗!
”德国音乐心理学家斯顿普佛（CarlStumpf,1848-1936）在其《音乐的起源》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类为了与远方联络，相互喊叫并保持一定的时间，便产生了音乐。
（7）情感表达说。
我国《毛诗序》中有此类记载：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法国哲学家卢棱（J.J.Rousseau,1712-1778）、英国哲学家史宾基（H.Spencer,1820-1903）也都认为人类在感情激动时产生的昂扬的语调即是歌曲。
[23]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引述我国汉代著名文献《乐记》对音乐的起源的专门解释：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这段话告诉我们：
“音”起源于人的心情；心情受外界事物刺激驱动产生“声”；“声”随“心情”而变化；变化形成规律即是“音”；随“音”而变化并配以各式头饰、兵器、旌旗而快乐，即是“音乐”。
《乐记》还明确地界定：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强调音乐乃由人心之“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24]
对上述音乐起源说稍作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人们提出了不同的音乐起源说，但不论上述哪种起源说，都没有脱离这一根本起源：
人的主观情感。
诸起源的差异只是产生情感的原因不同而已。
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客观结论：
音乐是通过声音对人的主观情感变化的直接表达。
我们再来看文学是如何起源的。
比较有影响的文学起源有以下几种：
（1）模仿说。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
英国的锡德尼，通过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学的论述，指出文学产生于含蕴着教育和愉悦意味的模仿。
（2）游戏说。
德国哲学家康德，把诗歌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
到了席勒，正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
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
（3）心灵表现说。
把艺术看成是人类心灵（包括思想、情感等等）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露出端倪。
19世纪,它广泛地为浪漫主义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
雪莱在其《诗辩》中说，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感情”，是一种“想象的表现”。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这种“情感表现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著有《艺术的起源》一书的希尔恩，把艺术说成是“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
近代美学家理德、艾伯克朗龙比、理查德等人，都赞同这种“思想表达说”。
这些典型的起源说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是人的心理的反映。
显然，与音乐一样，文学也源于人的主观情感。
音乐与文学都是人类内心情感的对外表达。
音乐与文学不仅同根，并且同生。
最初，原始人进行体力劳动，会在劳动呼声中加进一些没有意义的单词，如“嗨呀”之类，以协调大家的劳动动作，成为组织集体劳动的信号。
有时为了减轻劳动的紧张，就会重复声音以产生愉快。
而当人们不满足于声音的简单重复时,就会进入到韵律阶段，如“嗨呀，西里划啦打（搬、站、走）起来呀！
”韵律和节奏一样，都能给劳动者以听觉的快感。
开始时因为缺少足够的词汇，常常运用没有意义的衬词来押韵。
鄂伦春族一首原始狩猎歌曲：
“阿索亚，阿索亚，黑色的毕拉尔河呀！
阿索亚,阿索亚，沿着河道游猎呀！
”……这里的“阿索亚”就是用来押韵的衬词。
尔后衬词取消了,人们会把押韵的生活词汇组合在一起。
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卷九中有一首相传黄帝时代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那就是一首完整的诗歌了。
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音乐与文学同根而生早期事实。
不仅如此，古代的诗（文学）与歌（音乐）是分不开的。
诗是需要歌唱的，歌是需要配诗的。
中国古籍《尚书·舜典》说: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礼记·乐记》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毛诗序》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绝大多数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
流传在贵州剑河地区的苗族古歌唱道：
“用石头当锄头，折树枝当钉耙，划竹篾当撮箕，到山上去开田。
”演唱的时候，诗歌伴随舞蹈，舞蹈伴随诗歌。
[25]时至今日，山歌、情歌、民歌，无一不依然保留着“诗”与“歌”孪生的特征，就是音乐思维与文学思维是形象思维孪生体的最好明证。
三是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二维特征。
儿童智力方向理论不是放弃或反对智力水平理论（智商理论），而是将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只从水平性一个维度认识智力，改变为从水平性和方向性两个维度来看待智力的发展及其差异。
为直观起见，我们可借用直角坐标系来解释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二维特点（见图1）。
这里，x轴表示智力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方向，y轴表示智力由低至高的水平；x轴的单位假设为﹣d（学龄前数学）、﹣c（小学低年级数学）、﹣b（小学中年级数学）、﹣a（小学高年级数学）,a（初中数学）、b（高中数学）、c（大学非专业数学）、d（大学专业数学），y轴的单位假设为﹣d（20以下）、﹣c（20－34）、﹣b（35－49）、﹣a（50－70）,a（71－100）、b（101－115）、c（116－130）、d（131－145）（括号内数字为智商）。
图1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示意图
我们先看P1。
P1的智商在Y轴的a（71－100）点上，说明P1智力处于一般水平，但是其智力方向在X轴上的d点上，表明P1可以胜任大学数学专业的学习。
从学科学习对抽象思维的要求来看，数学居首、物理居中、化学居三，从这一意义出发，能胜任大学数学专业的学习者，其物理、化学的学习成绩都不会差。
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高考制度下，类似P1者无疑会成为中考、高考的佼佼者。
我们再看P2。
P2的智商在Y轴的d（131－145）点上，说明P2智力处于绝对高水平，但是其智力方向在X轴上的－b点上，表明P2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有了数学学习困难。
这类儿童虽然非常聪明，但他们一定会成为当下中国中考、高考的失败者。
其实，他们中间不乏是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的良材。
再看一下P3。
P3的智商在Y轴的－b（35－49）点上，说明P3是位中度弱智儿童，但是其智力方向在X轴上的－d点上，即学龄前数学阶段，这一阶段正是人生形象思维的发达时期，特别能表现出个体的形象思维的天赋。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弱智儿童周舟毫不识谱，为什么却能浑然一体地指挥交响乐了。
最后来看P4。
P4的智商同样在Y轴的－b（35－49）点上，说明P3也是位中度弱智儿童，但是其智力方向却在X轴上的d点上，表明P4有非常好的抽象能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P4集智力障碍与高度抽象能力为一体，P4的这种智力特点使之成为“白痴学者”，他们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却如同电脑般瞬间准确无误地说出未来某年某月某日为星期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智力的方向性是建立在智力的水平性基础上。
以学龄前数学、小学低年级数学、小学中年级数学、小学高年级数学、初中数学、高中数学、大学数学、大学专业数学为标志，只是为了结合学校教育，更好地使我们理解智力由形象向抽象方向发展的过程。
智力的抽象能力达到了大学数学阶段，并不表示就一定能接受大学数学学习，接受大学数学学习还需要有正常智力以上的水平。
如“白痴学者”的抽象能力达到了“c”点，其智力却在“-b”上，无法接受任何阶段的学校教育。
我们还可以自己的优势手来体会智力方向性的二维特征。
我们以两只手的力量作为智力的水平，以优势手作为智力的方向，左利手表示形象思维，右利手为抽象思维。
当P1、P2两个人的两只手的力量都为50公斤时，表明两人的智力水平相同，也就是说，他们都一样“聪明”。
然而，P1左手的力量为40公斤，右手仅为10公斤，为典型的左利手，代表P1的智力方向为形象思维。
反之，P2右手的力量为40公斤，左手仅为10公斤，为典型的右利手，代表P2的智力方向为抽象思维。
当所提物体重量为5公斤时，P1、P2都无法区分出优势手，即分辨出智力方向；而当物体重量增加至15公斤时，立刻就能区分出P1为左利手、P2为右利手。
还有一种情形是，P3两只手的力量超常大，为100公斤，左手的力量为40公斤，右手的力量为60公斤，表明P3的智力水平高于P1、P2，也就是P3比P1、P2都“聪明”。
当P3和P1、P2所提物体重量同为15公斤时，虽然能立刻区分P1为左利手、P2为右利手，却无论如何也区分不出P3的优势手，而将所提物体重量提高至40公斤以上时，便可轻而易举地区分出右手是P3的优势手了。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有的儿童在小学阶段语文（形象思维方向）、数学（抽象思维方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不表现出智力方向特点的原因是，因为知识还处于低级（“物体重量太轻”）阶段，而到了初中、特别是高中阶段，就一定会发生数学学习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知识进入中级（“物体重量增大”）阶段后个人智力方向属于形象思维造成的。
这也很容易解释，有人分明有形象思维倾向，却依然能就读大学本科数学专业，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高。
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读数学博士、做数学研究（“不断增加物体重量”），是一定能区分出其智力方向的。
如同两只手的力量完全相等的情况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每个人的智力一定会存在方向性。
三、儿童智力方向理论对教育实践的解释
理论不是对客观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它是对客观事物变化的本质及其规律的集中表达，一定要经过对事物的长期观察与总结才能获得。
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成为对纷繁的客观事实作出合理解释的依据和指导实践向正确方向发展。
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南昌市洪都中学、南昌市新建县竞晖学校、南昌市阳明学校、吉安市永丰县恩江小学、九江市庐山区实验小学、南昌市育新学校、南昌市东湖幼儿园进行儿童智力方向理论的效应研究。
四年来，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智力特点儿童的学习案例无一不验证了儿童智力方向理论，即儿童智力发展过程中存有形象（语文）与抽象（数学）两种方向，前类儿童的思维主要依赖感觉，他们语文学习兴趣盎然，而对数学学习索然寡味、困难重重；后类儿童的思维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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