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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

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

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

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

等等。

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

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

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

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

柏拉图写道：

“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

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

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

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

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

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

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

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

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

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

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

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

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

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

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

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

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

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

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

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

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

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

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

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

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

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

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

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

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

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

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

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

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

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

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

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

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

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

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

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

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

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

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

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

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

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

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

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

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

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

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

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

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

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

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

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

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

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

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

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

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

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代理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

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

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

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