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恩县刘氏寻根篇Word文档4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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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恩县刘氏寻根篇Word文档4课件

德州王打卦村刘氏由来

（四）

“饮水思源，追根问祖”。

我们常问：

我现在是怎么在这里生活？

我们家族从从什么时间而来到这里？

我们的先人又是怎么来得？

他们是从哪里而来？

一共迁徙了几次？

这些就像历史问题一样，我们都很困惑思考着这些问题：

“源头”在哪里？

根系何方？

全国之内只有几个大的家族中，保留着历史脉络的信息（家谱），多数家庭对家族历史迁移、家族继承传递都或多或少出现断层。

今天我就把我们王打卦刘氏从哪里而脉络往前梳理一下，仅供同族参考，中间难免也会出现一些因资料的缺失引起理解判断的失准，也希望大家海涵指正。

寻根要有线索，要有依据，要有历史资料为依托。

我在此就以“始祖移民至此”为中心，以“家谱”人脉传承为依据，以“红洞大槐树移民”为历史资料做依托，但历史流传的信息丢失，也只能说明我们祖先来自山西，但不能说明具体位置。

现在通过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比较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今聊城市，二是今菏泽市、兖州（当时菏泽隶属兖州）。

关于今聊城市的洪洞移民，明朝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

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

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这一建议，很快作出决定：

“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

”明廷立即着手对山西平民实施了一次向外移民行动。

“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临清，辖丘县、馆陶两县，隶属东昌府。

实际上，明政府划定的山东移民区不只是临清一州，而是整个东昌府。

洪武二十二年（389年）八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称：

“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次移民影响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

于是，“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整分田结之。

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

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这里的“山东”应指东昌府。

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

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还京。

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

至是还报。

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文献中记载的往东昌移民，从洪武二十一年起，至洪武二十五年止。

（永乐年间也有零星移民，或自发的个人移民，还有永乐年间来自胶东移民）。

明朝东昌府辖3州15县。

3州是：

临清州（州治今山东临清），辖丘县（今河北丘县东南）、馆陶县（今山东馆陶东北）；高唐州（州治今山东高唐），辖恩县（今山东平原西南）、夏津县（今山东夏津）、武城县（今山东武城）；濮州（州治今河南濮阳东北），辖范县（今河南范县西南）、观城县（今河南清丰东北）、朝城县（今河南南乐东）；聊城县（今山东东昌）、堂邑县（今山东东昌西北）、博平县（今山东茌平西）、茌平县（今山东茌平）、莘县（今山东莘县）、清平县（今山东高唐西南）、冠县（今山东冠县）。

今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夏津、武城、东昌、茌平、莘县、冠县一带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比较密集，印证了文献记载。

为什么山西就成移民输出地呢？

这个问题还的探讨山西在宋金元时期的华丽转变。

国家再次初步安定已经到辽宋西夏金鼎足时期。

山西是北宋对西夏、辽国的前沿阵地，所以涌现出脍炙人口“杨家将”“呼家将”的保家卫国的传颂故事，但还是地窄人稀之地。

入金以后，宋金战线南移至淮河一线山西由战争前沿变成后方,这种时局稳定使得山西的经济文化呈现出高度的繁荣局面。

因此,宋金之际是山西地域角色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金时河东路不再是边防地区,文风渐渐兴盛起来,山西地域角色在此间经历了一个从“武”到“文”的转变。

在传统宏大叙事的通史中,金元两朝由于是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先进的中原社会遭遇了破坏,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而且,按照王朝更替的历史观,蒙元取代金人统治割裂了地方历史的发展进程。

但具体考察山西金元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两朝,其经济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一向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宋代,山西因其以边防要地而呈现的是浓重的军事色彩;另一方面,通史一般笼统地认为蒙金交替时期的“贞之乱”严重地破坏了华北社会的正常发展,但我们从山西中南部的具体历史情景中得知,这里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因此而断裂,由于蒙元保留并继承了金朝在这里的许多统治策略,因此在山西,我们看到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地方历史的连续性。

首先山西在金代经济的繁荣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金朝统治稳定后政府推行的经济重心北移的政策。

在金人南侵对北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之时,唯山西尤其是南部地区以其地非兵家要冲,免遭战争破坏而得以休息恢复。

其次,山西工商的繁荣有赖于当时的煤炭广泛使用、兴起，冶铁业发展。

再次金代是山西水利出成绩的一个朝代。

汾涑河以外的小型河流以及泉水利用程度逐渐提高,比如洪洞临汾一带通利渠和霍渠的开凿。

金元时期山西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平阳府为最。

元人郝经言金朝“平阳一道甲天下”,认为平阳是金朝境内最发达的地方,他详细描绘说“金源氏有国,流风遗俗,日益隆茂。

于是平阳一府冠诸道,岁贡士甲天下,大儒辈出,经学尤盛。

虽决为科文者,六经传注皆能成诵。

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

带经而锄者,田野相望。

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

所以平阳之地人口开始急剧膨胀。

到至元年间,平阳地区已是“地狭人稠,食不足”,而需要“上党之粟”的接济。

。

即使后来蒙金交替，明元交替，也是没有受到战争影响。

所以明初山西平阳也就是人多地少，无地之人甚多。

也就成了移民之地。

我们还是找到证明我们祖先迁移时间地点例证：

1，迁移始祖来自山西移民，而不是山东胶东一代。

根据《恩县县志》等有关资料，在洪武年间大规模移民后，到永乐年间又有红洞移民以及由山西签到河北枣强，再由枣强迁入恩县小规模自愿移民、还有在永乐年间来自山东本省移民，本省主要来自安乐、昌邑、莱州、潍县、诸城、安丘等地，迁来后建村（如宋口村、王杲屯、姚园等），这都是因有叛乱才被强行迁移，明确记载来自胶东一代。

原有居民多在县城以西以北，东面原有当地人少（如：

邹庄、白佛寺、翟庄），移民多在县城以东杂居。

这样在当地形成三大群体：

当地原居住人、山西移民、胶东移民。

因为我们家族有在村前院内种国槐传统，一直保持的解放后（在家谱续中有记载）。

其实村西原有关帝庙更能说明我们来源于山西，关公因忠义之名被历代王朝加封各种封号，明朝更是空前，为“帝”，但自古从山西出来人供奉关公，多以家乡之神位供奉，庇护一方百姓。

这些信息可以证明我们来自山西移民。

2、移民时间问题。

《大明实录》中记载朱元璋提倡“以孝传天下”，主张“父子慈孝，长幼有序“，已改前朝人名字难分辈分尊卑，通用三字名即姓+辈字+名。

使得辈分鲜明，同辈人认同。

从大量史书、流传家谱等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其中细节统一变化，如一代移民多是贫下农民都是两个字，而都了第二人以及往后的人名都改为三字的名字，这就说明这是政府教化百姓的统一行为。

从家谱图中看出吾祖先名讳也是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也就辩证说明吾始祖移民的时间段于洪武年间。

而且从二代祖先开始留下辈“字”连起来读，可能更有一番深意：

富、宗、膺、喜；

天、（修）商、国、佩；

大、明、肇、藻。

这样我们时间大体清晰了，来地方位是：

山西移民主要今晋南与晋东南一带的太原府、平阳府、汾州、沁州、泽州、潞州、辽州等。

这个范围虽然虽小，但还是大的很。

这就要找重要的线索，来进一步缩小范围。

我们祖先都有“重土安迁”的思想，即使迁移也要留下某些文字记述或口传，或者某些物件以使留念或怀念，并以传递给后人或多或少的信息。

我就把这个线索就锁定在村名上，原因很简单，过去一个人在小范围内，遇上陌生人，就常问：

你是哪个村呢？

村名就是一个代名词，是区别一个个人们群居的重要信息，也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村名就是承载着一群人公认重要历史信息，其中也柔和了一定姓氏家族信息。

这样问题就有线索，但现在村名：

王打卦是后来才有的，它是有三个村合并得，其中的传说故事中由来，只能听下，不能为征，不在提了，但是需要重要声明的是：

在现存最古老万历版的《恩县志》中，所列村中并没有王打卦，提到了城东八里有刘家（老）庄,。

现在只提我们刘姓当初的村名是刘老庄。

这样从县志看我们就知道，经过几代人努力村名已经被认可。

我们就有重要信息了，刘是家族之姓，老庄就是村名了。

这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传承记忆。

现在就借用电脑地图搜找“老庄”，就有看到现有各个省份的分布与多少，不难看出这是个典型北方村名（600多年演变中，也有更名、并村或消失的，暂且忽略了），主要集中在河南中南部（洛阳、信阳、南阳）、山东西北部（聊城、德州、济南）以及胶东（潍坊）、江苏北部（徐州、淮安、连云港，以及长江中下游北岸一线也出现但不过长江南岸），安徽北部（淮河流域）、陕西北部西北河西走廊、山西南部。

接下来我们分几步展开探讨。

首先我们在知道祖上留下信息是“老庄”，那摩我们就锁定这个名字，来找它源头。

通过大量资料，它最早渊源在孟津。

我们还是从当地古老的传说故事开始：

在孟津县横水镇，一个名叫龙马古堆的地方，因是炎黄母族故里而名扬千里，每年吸引众多人前来祈福。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龙马古堆神树峰西南脚下，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老庄村。

有关此村名的来历，流传着一个和庄子游学传道相关的故事。

相传在战国时期，战乱纷飞，社会动荡不安。

当时，庄子为了躲避战乱，开始了离家游学的传道之行。

初夏的一天，庄子游至龙马古堆神树峰附近，远远看到在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下，有一间简陋的小屋，屋顶炊烟袅袅，飘来一股饭菜的香味。

经过长途跋涉，庄子早已饥肠辘辘，便赶紧走进小屋，向主人要了一碗蒜汁浇面吃了起来。

饭后，庄子在与主人聊天时得知了附近龙马古堆的来历，心存敬仰，便在主人的指引下，向龙马古堆方向前行。

行至半山腰，他被周边深谷里的青山绿水美景所吸引，便停下脚步，任凉风徐徐拂过面颊，盘腿坐在地上感受此情此景。

不一会儿，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从此经过，看到庄子坐在地上，此时天色将黑，老人心存怜悯之心，便邀请庄子到自家休息一晚。

　庄子见老人如此善良好客，便起身鞠躬感谢。

庄子跟随老人来到一间柴门大院，恰巧老人的家人做好了晚饭：

小米绿豆汤、玉米面饼、凉拌蒲公英……简单的饭菜，庄子觉得十分可口。

庄子被此处幽静环境和淳朴民风所吸引，便向老人请求，在此居住一段时间，老人欣然应允。

庄子在此隐居，生活过得很有规律。

他治学严谨，每天晨起修炼，上午读书诵经，下午出游传道，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还会攀上高山，到炎黄故居祭拜。

久而久之，庄子德高、好学的名声便在附近的村民间流传开来，村民们对庄子十分敬仰。

很多年以后，庄子向老人告别，说自己要到别的地方继续传道。

走之前，他特意向老人及附近居民表示感谢。

老人与其他几户村民商量道：

“既然人不能长留，临别时就把名字留下来吧，做个纪念。

”因此，人们就把当年庄子短暂居住的这个地方命名为老庄村。

现在村名渊源找到了，但与刘氏家族怎么相连系的？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第二问题。

东汉光武帝定都成为洛阳，东汉历代皇帝陵寝都位于洛阳西孟津一代，都有刘氏守陵园之人，东汉倒掉后，刘氏家族都散落至此，更有蜀汉刘婵一率领兄弟、子孙投降，东迁洛阳，也都落至此。

至永嘉之乱后，刘氏多流落民间。

至今还有许多古老像刘家堡等村名，现都成孟津的文化故事。

即使到匈奴人建立政权也是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史书记载是优待汉室刘姓，但又实行“胡、汉分治”政策。

所以在大批南迁之后留下的刘氏都退出洛阳，居住洛阳之西孟津一带，洛阳以及东部都是匈奴刘氏。

这就是这个时代刘氏进入山区老庄村，多数是为避战乱。

如史料记载：

刘永，刘备次子。

生母不详。

先为鲁王，后封为甘陵王。

与刘禅宠臣黄皓不和，被刘禅疏远。

蜀亡后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

 刘理，刘备三子。

母吴皇后生。

先为梁王，后封为安平王。

早卒，谥为悼王。

 刘辑，刘理次子，蜀亡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乡侯。

其刘永、刘理两人曾皆拜诸葛亮为师，深受诸葛亮影响“静以修身”之思想。

所以刘永之子孙南迁，繁盛。

刘理之子刘辑，永嘉之乱后，其后代多隐秘于民间，不详。

这种隐秘于民间，隐居于山林，明哲保身。

洛阳西孟津正是理想之地，也符合黄老思想“清静无为”，老庄村名字正好符合避乱思想的归宿感。

“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就讲明白了刘氏一支暂时隐居于孟津老庄。

至于是哪一枝刘姓皇室还是普通家人都以并不重要，重要是历代先人星火相传的过程，以及明哲保身恪守田园的处世心态。

再接下问题就是，它怎么传播出去的？

这就是移民潮一次次开始与汉文化的“重土安迁”之思想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再把中国历史打开，看看大的几次移民潮，首先是西晋发生内乱，接下是“五胡犯华”，中原打乱。

一批汉人家族南迁，先到南阳、荆州一带，最后过江东；别一批西迁，陕西、河西走廊一带，也是相对安静一地（这点史书记载相对较少，但对北方汉文化保留完整性比较好）。

再就是留守不走之人，虽然战乱对他们影响最大，人员也减少多，但为了生存多数人也会聚集一起，形成像刘家堡之类的小的自保方式，更有甚者可北渡黄河在山西南部太行山中，退居山林之中。

不管哪一类，人们心里总念着心中家，村名就是要回家标志，所以重复性村名不断出现，就是为了心中的家。

隋唐社会盛世，人口经济还是以洛阳长安一带为中心，南迁也有开始回迁的，隐居深山的也开始出来。

唐朝后期一直五代十国，又一次出现战乱，又自发形成移民潮。

留下还走，隐居山林更保身。

可以这样说刘氏祖先多在黄河两岸移动，如国家安定是就趋向中原政治经济中心，国家动乱时多居于山林，黄河北岸山西南部最为适合，在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北宋时期多定居山林之中，晋城、长治等之深山老庄村里，到金元时期，其中的分支开始向平阳府移动，这也符合经济发展趋向。

再把明初移民的目的地画出来，这样可以看出，明初的几次人口迁移分布的扇形面就出现了，“老庄”村名密集区就移民目的地惊人一致。

我以目的地山东为例：

聊城地区这个村名出现最集中、最多的地区，聊城现有老庄村24个，（当初我们刘老庄隶属恩县东昌府）。

这就也就证实移民于东昌府。

再看迁出地山西，临汾市现存不完全统计老庄11个包括安泽（7）红洞

（2）浮山

（2）乡宁；

（1）长治市（3）晋城市（3）运城市（5）。

从现有地图看多集中安泽附近多则10个。

也就可以说，迁出一家，到目的地就自立一村，经历六百多年风雨飘摇、经历过多次地战争劫难、数不清个天灾人祸，以及解放后整合，还能保留下来这些有信息村庄，已经很难得了，可想当初是何其多。

我们通过这些分析虽不能直接找到祖先来的切切迁移路线，但这为我们指明一个探索的方位，根来源于何方。